场域关联与关系再生产：返乡创业青年的雇工逻辑

农村青年返乡创业正在成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的新动能。如何解决乡土经营中的雇工难题，使经营实践嵌入乡土是青年返乡创业需要应对的重要问题。下文以一个返乡创业青年经营的电子厂为例，剖析其雇工逻辑，探究返乡经营得以嵌入乡土社会的内在机理。

原文标题：《场域关联与关系再生产：返乡创业青年的雇工逻辑——基于鲁西南Z村电子厂的个案研究》

作者：董怡琳

来源《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1年第1期

摘要

返乡创业是农村青年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而处理乡土经营中的雇工问题则是青年返乡创业的重要内容。基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以鲁西南Z村电子厂为例，通过对雇工实践中招募、管理和提拔等环节的考察，揭示返乡创业青年的雇工逻辑，探究工厂扎根乡土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雇工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返乡创业青年对三个场域主要关系的处理，分别为工厂场域的利益关系、乡土场域的乡土社会关系和家族场域的亲缘关系。具体而言，青年通过一些行动策略协调利益关系与乡土社会关系的冲突，密切与普通工人的关系，工厂场域与乡土场域在实现内在契洽互联的基础上促发紧密的乡土利益关系的再生产；鉴于利益关系与亲缘关系的天然张力，青年虽借助亲戚帮忙招工但却较为排斥亲戚工人，工厂场域与家族场域呈现相对独立、较为浅显的关联状态，实现松散的亲缘利益关系的再生产。随着越来越多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内”“外”身份兼具的特征要求其必须协调好多方关系，经营实践才能扎根乡土。

关键词

返乡创业青年; 乡村工厂; 雇工逻辑; 场域关联;

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乡村出现“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等凋敝之观。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关键在人，特别是青年人，而青年人助力乡村振兴的一条重要路径就是返乡创业[1]。2019年《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明确指出，“青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建设者”，要积极引导“外出务工青年返乡就业创业，培育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2]。近年来，顺应沿海制造业向内陆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转移的趋势，一些外出务工青年在外打拼多年后，凭借前期积累的资金、技术、市场关系等资源，返乡开办劳动密集型工厂[3]。相比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低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是制约这一类型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乡土社会的劳动雇佣与管理又普遍存在着经济理性与乡土伦理之间的冲突[4]。在此背景下，研究返乡创业青年在乡土经营中的雇工问题具有现实必要性，这对于理解返乡创业如何扎根乡土，进而助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界对乡土经营的雇工问题已有广泛深入的探讨。不少学者认为，不管是在农业还是工业领域，乡土经营始终存在着监督和控制劳动力生产速度和劳动质量的难题[5,6,7]。学者们对于这一困境的成因主要归纳为“农业特殊主义”、规模经营方式本身、外来资本与当地劳动者的冲突、本土工人退出成本低等诸多方面[8,9,10,11]，这些解释多指向乡村社会经济活动的特殊性以及农民特有的行动伦理和乡土逻辑[12]。面对困境，不同经营者有着不同的应对机制。其中，本土经营者依托既有的家庭、家族、“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等关系形式，遵循乡土社会伦理，通过行动者之间“将心比心”“和稀泥”等交际过程将经济行为嵌入社会[4]。鉴于“外来性”特质，外来经营者则通过利用或营造通用于乡土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伦理关系以及地方性传统以实现顺畅管理[13,14,15]。

通过梳理发现，既有研究对农业和工业领域乡土经营雇工困境的成因及应对机制进行深入探讨且成果丰硕。然而目前研究对经营者身份特质的刻画不够细致具体，只是简单以“本土性”“外来性”进行类型划分，这可能会遮蔽主体面临的现实境况，从而导致对其雇工逻辑分析不全面。具体而言，“资本下乡”相关研究往往关注“外来”经营者对乡土社会关系的处理[16]，而针对乡镇企业、乡村工业的研究则或关注“本土”经营者对乡土社会关系的处理[4,17]，或侧重于家族亲缘关系与企业正规经营之间的矛盾[18,19]。对于返乡创业青年而言，虽然其“生于斯长于斯”，却长期“离土又离乡”，长期在外务工的状态致使其乡土社会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松散和断裂状态[20]，但是家族亲缘关系又成为其返乡创业可加以利用的“先赋性关系”[21]。青年的身份呈现“内”“外”兼具的混合特质，这也反映在其经营策略和行动逻辑上。基于此，本文以一位返乡创业青年经营的电子厂为例，通过从招募、管理和提拔三个环节对其雇工实践进行考察，剖析其雇工逻辑，探究返乡经营得以嵌入乡土社会的内在机理。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来源于鲁西南Q县Z村依照学术惯例，文中涉及的所有地名、人名均进行匿名化处理。'>1。2020年10月，笔者跟随调研团队前往鲁西南三县、豫北两县开展田野调查，了解到不少村庄存在农村青年结合自身外出务工经历返乡创办工厂的情况。2021年3月，笔者再次前往鲁西南Q县就这一主题展开深入调研，调研期间共计走访17个村庄，对返乡创业青年、工厂工人、村干部以及乡镇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深入访谈，Z村电子厂作为本文探究返乡创业青年处理乡土经营雇工问题的典型案例以作呈现。

案例分析

（一）县域背景：返乡创业潮

Q县位于鲁西南四省交界地带，距离市区40千米，远离省级行政中心。在地理位置上，Q县虽地处我国东部地区，却属于东部省份的西部地区，发达省份的落后地区，呈现出典型的中西部农村地区特征。Q县工商业不发达，农业以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为主，主要种植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迫于生计压力，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Q县就有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前往省内青岛及省外江浙一带务工，土地则主要由留守在家的老人和妇女耕种。该地区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

在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导致“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等问题日益严峻之际，农村青年的反向流动随之兴起。顺应国内产业转移趋势，加之当地政府对返乡创业的大力扶持，Q县各地出现一波返乡创业的高潮。青年大多结合自己在外务工经历，回乡创办技术含量低但对劳动力需求量大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工厂经营内容包括电子、藤编、服装等诸多加工行业。这一创业类型契合于当地乡村社会的人口结构特征，即留在乡村的主要是留守妇女及老人。对于返乡创业青年而言，通过利用家乡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开展生产，实现返乡创业，而对于乡村留守妇女、老人而言，其在兼顾家庭照料和农业生产的同时获得一份额外收入，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二）个案呈现：Z村电子厂

本文的主要研究地点Z村位于鲁西南Q县的西部，距离Q县行政中心19千米，有11个自然村，共计3 000余人。Z村与县域内其他村庄一致，皆属于人口外流严重的传统农业型村庄。Z村电子厂由本村返乡创业青年张强于2015年创办。张强，36岁，高中学历，2005年毕业后前往苏州打工，起初在苏州某打印机公司工作，后来跳槽到另一个工厂做生产线长。在苏州工作几年后，张强发现苏州一些工厂的简单订单开始往内陆转移，于是便萌生了返乡创业的想法。2015年，张强回到Z村创办了一个电子加工厂，工厂占地面积560平方米，主要从事耳机线、数据线的加工。张强从上游客户那里拿到原材料，在工厂进行线束代加工，之后再返回给客户。起初，张强通过自己的亲戚招募到村里十几位留守妇女进厂打工。随着工厂经济效益的显现，工人增加到70余人。后来工厂订单越来越多，张强又在邻村陆续开设两个分厂，占地面积皆为200平方米，工人都在40人左右。截至目前，张强返乡开设工厂已经6年，三个工厂皆运转良好，他本人也被评为当地“优秀返乡创业青年”。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后两个分厂的开设承继于第一个工厂的经营，所以后续论述以第一个工厂的发展历程为主。

雇工实践：嵌入乡土的行动策略

乡村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具备各类物质资源，还需要有可依托和调动的社会基础。社会基础在关系的形式上呈现为家庭、家族、熟人社会或者社区共同体，在关系的内涵上包括日常的、细微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心态以及与之有关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22]。基于熟人关系网络，张强遵循当地的生活生产习惯与乡土价值观念，通过采取不同的雇工实践，成功地将经营活动嵌入到乡土社会中。为方便论述，将张强的雇工实践分为招募、管理和提拔三个环节。

（一）招募：依靠亲戚与“不打亲情工”

创业初始，张强采取非正式的劳动雇佣策略，即通过周围亲戚帮忙介绍进行工人招募。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因为张强常年在外打工，乡土社会关系呈现松散甚至断裂状态，对于刚返乡不久的他来说，在村庄周围招募村民来自己的工厂干活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这些年都在外面待着，人家跟我不熟悉，他们不可能给我干的，谁知道我干完活给不给钱啊？”一开始张强试图自己在村庄附近招募工人，但因多数村民对其不信任，招工成效微弱。张强毕竟是本村人，从小生活在这里，村庄中有远近亲戚。在张强招工困难之时，亲戚借助自身关系网络帮助张强招募到10余个工人，工厂才得以运转。尽管初期招工是依托熟人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的，但张强却没有雇佣村里的亲戚。对此，张强解释道：

“不打亲情工。尤其是在工厂刚开始的时候，更不打亲情工。刚开始工厂制度还没建成，亲戚在工厂，自己在管理上会受拘束。再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工厂）实力太弱，亲戚过来了他们也会受拘束。初期亲戚的帮助主要在资金上。我创业资金最早的一批就是跟亲戚借的。一开始自己没有一定的实力，银行不会贷太多钱，最多贷个5万10万的，也不管用。所以自己通过亲戚借了二三十万。”

（访谈记录：20210316-ZQ)

张强这一排斥亲缘关系的雇工策略显然蕴含了双重考虑。一方面，在乡村开设工厂意味着一套企业制度落地乡土。尽管基于现实，工厂劳动管理体制呈现“非正规化”特征，但是一个工厂要想顺利运转，必须要有一些严明的管理规定，比如工资核算标准、生产质量规定等。为了将这些规章制度更好地落地工厂，张强采取“不打亲情工”的雇工策略，尽可能地降低雇工亲戚身份对工厂管理制度的干扰，以此防止亲缘关系遵循的特殊主义交往逻辑冒犯甚至抵触工厂管理的制度逻辑[23]。如果说上述考虑在于维系工厂的常规运转，那么第二重考虑则隐含着张强与亲戚“将心比心”式的理解。“将心比心”是一种“拟情式”地了解他人处境、态度和情感的基本方式，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理解[24]。张强之所以“不打亲情工”，原因之一就是认为工厂初期实力较弱，不能为亲戚提供较好的发展空间和待遇保障，不愿亲戚来这里“受委屈”。后来，随着工厂经营规模越来越大，工厂工人也越来越多。张强开始接纳部分亲戚进入工厂打工。“现在工厂有老亲戚（主要指父母辈的亲戚）、自己的亲戚、亲戚的亲戚，非得说至亲亲戚的话，也有几个。”这时张强之所以愿意接纳亲戚进入工厂是因为初期“不打亲情工”的顾虑已经消除。一方面，随着经营步入正轨，工厂的管理制度已健全明晰，这个时候亲戚进入工厂干扰管理制度运行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前期刚开始不打亲情工，后期工厂的规章制度健全了以后也可以用亲戚了，因为别人咋样他跟着咋样就行，自己也不会因为一个亲戚来就改变自己的制度。”另一方面，随着综合实力增强，工厂能够为工人提供的工作环境和待遇保障也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亲戚也能瞧得上了”。

（二）管理：嵌入乡土与非制度性弥合

与城市不同，乡村工厂雇工来源主要是村中留守妇女和老人。这一类劳动力具有很强的“非正规性”。雇工日常安排集中于农业生产和家庭再生产，时间呈现“碎片化”特征，这一点与工厂按时上下班的时间管理要求相违背。同时，雇工常年生活在乡村，从未或很少接受工厂的正式劳动规训，所以短期内难以接受正式的工厂管理制度。基于乡村劳动力的特征，张强积极调整在外务工时习得的工厂管理制度，采取嵌入乡土的劳动管理策略。一方面，张强调整了工厂的劳动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张强摈弃了较为严苛的管理模式，采取人情化的管理策略。“人情化管理”是指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委婉周到地把人之常情或人情世故予以充分考虑[25,26]。区别于城市工人“原子化”的个体特征，乡土社会中的劳动力更加在意“面子”和“人情”关系，如果不顾乡土伦理，一味地对其苛责规训，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在张强的工厂中，即使工人犯错也不会对其直接进行言语批评，而是委婉地提醒，以免伤其自尊心。

“现在工厂的这一套管理制度是当初外出打工学的，但是做了一些修改。在外面学的大体是这个意思，但是回到家不能照搬，需要做一些调整和改变，得让制度适应家里的情况。比如出勤，外面工厂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家里考虑到有些员工得接送孩子，照顾家庭，一般在5点或6点下班。再一个就是迟到的早退的，在外面是不行的，但是在家里是可以的。现在工厂工作形式主要有两种，除了上面说的固定在车间上班的，还有一些零散工，员工什么时候有空都可以随时来车间上班，或者把零件拿回家里去加工，这样可以方便员工照顾家庭，实现家门口就业。”（访谈记录：20201008-ZQ)

“城市工人都是怎么说怎么听，毕竟都是出去打工的，服从管理是必须要做到的。但是在家里，大家都是同村的，管理的时候就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是她（工人）做错了什么事，不能守着其他工人的面批评她，这样她脸上也挂不住。一般这种情况下，就私下跟她说一声，都是乡里乡亲的，她意识到也会不好意思，下次就改过来了。”（访谈记录：20201006-ZQ)

正是通过客观上适应工人劳动的时空特性、主观上顺应工人的乡土道德伦理，张强工厂的管理制度与乡土劳动力的特性实现了共融，生产经营得以嵌入到乡土社会中。对于工厂后期进入的亲戚员工，张强在劳动管理上也有自己的考量。“亲戚员工可以在制度以外特殊照顾，比如他们家里有啥事了，自己能帮助的肯定会主动帮，另外过年的时候还会给他们发个大红包。但是平时在制度已经说明的情况下，别人怎么样他也要怎么样。”在工厂视域下，面对亲戚和普通工人，张强采取一视同仁的管理策略。一方面，所有员工都遵守管理规定才能保证工厂长期良性运转；另一方面，一视同仁也能规避普通工人因亲戚受优待而可能生发的不公平感，从而维系工厂内部和谐融洽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开展管理。“亲戚在这里打工是一样的，不讲亲戚，只讲质量。也不分亲戚和外人，一律平等。要是给亲戚的活好，还不舍得批评，亲戚太多，别人会受不了的。”在工厂视域外，张强通过尽全力帮忙、年终红包等“制度以外的特殊照顾”弥合其因工厂管理造成的亲缘关系的疏远与离散。通过这种“非制度性弥合”，张强不仅保证工厂管理制度的有效贯彻与实施，还在工厂之外维持或修复自身的亲缘关系。

（三）提拔：择优提拔与排斥亲戚

2016年和2017年张强先后在附近两个村庄开设分厂。随着工厂数量增加、经营规模扩大，张强忙不过来，他开始从各个工厂提拔管理人员。张强对于管理人员的选拔标准是“干活好”。一方面，“干活好”能够服众，另一方面，工人技术熟练也便于指导和监督其他员工。但是张强认为即使亲戚干的再好也不能做管理人员。目前三个工厂共有7名管理人员，均非张强的亲戚。对此，张强的解释是：

“亲戚干这个活更难做，就是同等能力，亲戚也做的更差。因为同等能力的情况下，亲戚说话跟管理人员说话，她们站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管理人员就是单纯站在老板跟工人之间的一个岗位，她是老板跟工人之间最公正的一个人。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你的亲戚，大家就会认为她的位置是偏向于老板的，她自己可能也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访谈记录：20210315-ZQ)

在提拔管理人员时，张强的行动策略暗含对亲缘管理模式的排斥。尽管在企业中使用“自己人”管理能够使其在利益和亲情的双重激励与约束下，比非家族成员做得更好，而且家族成员间较高的信任度和了解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经营成本[27]，但是这一企业模式并不符合现代化经营管理原则，企业可能会因亲情规则纠缠造成的内耗而难以形成持续成长的源泉[28]。基于这一考虑，张强干脆直接将亲戚排除在管理队伍之外，以此维持工厂的相对理性化经营。这一举措也招致工厂内一些亲戚员工的不满，“我干的不比其他人差，都是亲戚，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对此，张强依然以“非制度性弥合”来宽慰亲戚员工，而不肯将其提拔为管理人员，“像有些工厂，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是家族式管理，但是真正的家族式企业都没有发展起来。别管哪个公司哪个工厂，最后还是要做到正规化管理。要是没有正规化，就是游击队，长久不了。”

从现实层面看，通过采取有针对性的雇工策略，张强顺利地完成工人的招募、管理和提拔，有效化解乡土经营中的雇工难题。那么从理论层面出发，张强的雇工实践得以奏效背后隐含了怎样的逻辑呢？工厂得以扎根乡土的内在机制是怎样的？

扎根乡土：场域关联与关系再生产

张强在乡村经营工厂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糅合雇佣关系、亲缘关系、乡土社会关系的新共同体构建的社会过程，涉及到不同场域之间的关联与叠嵌。根据场域理论，社会由大量分化的场域组成，这些场域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其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逻辑和必然性。在社会中，不同场域之间必然会产生一些联系，那么一个场域会与哪些场域发生联系？其又是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与其他场域发生联系的？实际上，不同场域的关联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只有通过经验分析才能解决[29]。

在借用场域理论分析之前，需要先对相关场域进行概念界定。结合韦伯的理想类型分析工具[30]，联系张强的雇工实践，对相关的三个场域进行阐述（表1）。第一个是工厂场域，空间范围主要是工厂内部，场域界限相对明确。行动主体包括工厂老板（自己）、管理人员和普通工人，老板与后两者的雇佣关系/利益关系是本场域的主要关系，行动者的行为主要遵循经济理性原则。第二个是家族场域，场域以“己”为中心，遵循差序格局扩展至家族范围。由于中国传统意义上“家族”概念伸缩性极大，既可以指父子、夫妇，也可以指家族、宗族，还可以将各种社会关系通过“伦理化”的方式看作家庭成员[31]，故而该场域的界限相对模糊，这里所指的家族范围以张强个人认知为依据，场域中的行动者包括张强和他口中的“亲戚”。张强和亲戚之间是基于血缘和姻缘的亲缘关系。区别于过去乡土社会中人们按照男系血缘来决定自己和他人关系的远近亲疏[32]，近几十年农村社会“家族关系的泛化”表征为母、妻两方面的姻亲关系进入过去只包括血缘关系的同心圆中，并且也可按与配偶的血缘远近而分出关系的亲疏。因此，此处亲缘关系涵盖与生育相关的血亲群体和与婚配相关的姻亲群体，在社会结构中属于传统的先赋关系范畴[18,19]。张强与亲戚在交往互动时遵循特殊主义逻辑，即按照亲疏远近的原则对彼此特殊对待，此逻辑区别于无差别的普遍主义原则。第三个是乡土场域，场域以“己”为中心，遵循差序格局扩展至本村及周边村庄。这一场域的界限也相对模糊，行动主体包括张强、邻居、同乡及邻村乡亲。张强与他们之间是基于地缘的乡土社会关系。尽管不如家族场域的行动者关系紧密，但该场域的行动者共处乡土熟人社会，在人际交往时遵循乡土逻辑，如讲人情、重面子等[33]。针对后两个场域，值得说明的是，按照以“己”为中心向外扩展的差序格局，乡土场域应该涵盖家族场域的诸多行动主体，但是此处对于场域的界定和划分侧重强调不同场域的运作逻辑以及行动者之间的主要关系，故将家族场域独立于乡土场域进行论述。

上述场域具有各自的运作逻辑，且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逻辑。那么，在不同环节的雇工实践中，这三个场域是如何关联与嵌套的？在此基础上，场域不同个体与群体之间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其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进行再生产？针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旨在理顺返乡创业青年的雇工逻辑，揭示工厂得以扎根乡土的内在机制。

（一）场域关联与紧密的乡土利益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社会关系像石子投入水中之后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32]。张强的乡土社会关系由近及远分别为家人、亲戚、邻居、同乡及邻村乡亲等。在村庄开设劳动密集型工厂需要在附近招聘工人，意味着要将雇佣关系（利益关系）建构于乡土社会中。张强之前常年在外打工，村庄社会关系较为薄弱，但其“生于斯长于斯”，通过借助村庄亲戚的熟人关系网络完成工人招聘。这一招工策略可归纳为工厂利益关系沿差序格局选择性嵌入乡土社会的路径，即基于以己为中心向外扩展的差序格局，途径亲缘关系，与乡土场域中的村民建立起雇佣关系，从而实现利益关系在乡土社会中的嵌入。

利益关系嵌入村庄表征为一些村民进入工厂打工，工厂与乡土社会在空间上实现交织与部分重叠。这两个场域的核心运作逻辑是不同的，工厂场域奉行经济理性至上原则，乡土场域则遵循讲人情、顾全面子等乡土逻辑，二者之间存在冲突。为了协调两个场域运作逻辑之间的矛盾，实现工厂雇佣关系在乡村社会的良性嵌入与再生产，张强采取多样化的劳动管理策略。比如，为了缓解雇佣关系对乡土逻辑的可能冲击，张强从工厂管理制度入手，不仅结合员工实际情况在工作时间和空间上作出让步，还采取人情化的管理方式。另外，为了构建更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张强还将优秀员工提拔为管理人员，工资与工厂整体业绩挂钩。这些措施有效调和工厂利益关系与乡土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村民在进入工厂后很快适应工厂的工作环境，与老板张强之间也保持着融洽的工作关系。一位在这里干了5年的员工说道：“在这里工作特别舒心，平时来这上班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而且每个月10号准时发工资，从来不拖欠。只要没啥大的变化就想一直跟着他（张强）干。”工厂场域和乡土场域在实现空间部分重叠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了内在的契洽互联，而这种叠嵌也促发了关系的再生产[34]（图1）。张强与员工之间从最初松散的基于地缘的乡土社会关系、初入工厂时的雇佣关系，最终再生产为彼此认同、合作共生的紧密的乡土利益关系。

（二）场域关联与松散的亲缘利益关系

在农村新的经济结构启动和发育过程中，亲缘关系是信任结构建立的基础，也是实际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诸多企业经营资源的获得是直接或间接的亲缘连带关系所带来的[18]。张强在创业初期也是通过亲戚帮忙完成了工人的招募，但是相较于与普通员工的互动，张强在用工方面对于亲戚工人整体持排斥态度，其表现在创业初始“不打亲情工”，后来即使接纳亲戚进入工厂，也坚决不提拔优秀亲戚员工。

费孝通认为，“亲属是自己人，原则是应当痛痒相关，有无相通的。但是亲属尽管怎样亲密，究竟是体外之己；虽说痛痒相关，事实上痛痒走不出皮肤的”。要想维持与亲属之间的亲密关系，“必需避免太重叠的人情”[32]。亲戚可以帮助张强招募工人，但是如果让亲戚长期在工厂打工，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极有可能失衡。这种失衡，究其根源在于工厂场域的经济理性原则与家族场域的特殊主义逻辑之间的极大张力难以通过一些简单的策略实现弥合。一方面，亲戚希望得到特殊对待的意图与工厂正规化管理标准相冲突，可能会破坏管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基于此，工厂往往将亲戚拒之门外或对其明确提出正规化管理要求，实行非特殊主义的安排[19]。另一方面，经济理性至上的工厂逻辑会对亲缘关系产生冲击。当亲缘关系中掺杂过多的理性计算，行动者之间易于产生各种利益纠缠与矛盾纠纷，甚至导致原有关系走向松散、断裂[35]。因此，基于维持工厂运转与维系亲缘关系的双重考量，虽然工厂场域和家族场域实现部分叠嵌，但对比工厂场域与乡土场域的内在性深度互洽，此项关联程度较弱（图1）。在此情况下，张强与亲戚工人之间再生产了较为松散的亲缘利益关系。值得说明的是，这一关系是在工厂与家族场域关联视域下的关系，并非张强与亲戚仅有的关系。实际上，张强返乡后在空间上与本村亲戚距离拉近，相互交往增多，而且在创业过程中也承蒙亲戚的多方面照顾，比如提供借款、帮忙招工等，张强也对进厂工作的亲戚以非制度性弥合的方式进行补偿和慰藉。所以张强与亲戚之间的原亲缘关系是更为紧密的。

张强基于既有的差序格局，经由亲缘关系开展招工，从而顺利实现利益关系在乡土社会的选择性嵌入。之后，通过拉近与员工的关系，工厂场域与乡土场域实现内在的深度叠嵌，继而再生产出紧密的乡土利益关系，以此维系工厂的顺畅运转。此外，鉴于经济理性原则与特殊主义逻辑之间的天然张力，工厂场域与家族场域始终保持着相对独立、较为浅显的关联状态，促发了较为松散的亲缘利益关系的再生产。正是通过调和不同场域的逻辑，各个场域之间能够实现不同程度的关联，再生产主体之间多重的社会关系，最终雇工实践顺利开展，工厂得以扎根乡土。

结论与讨论

作为农村青年在乡村振兴中实践青春建功行动的具体形式，返乡创业正在成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的新动能[36]。如何解决乡土经营中的雇工难题，使经营实践嵌入乡土是青年返乡创业需要应对的重要问题。以鲁西南Z村电子厂为例，从工厂招募、管理和提拔三个环节对返乡创业青年的雇工实践进行论述，继而结合场域理论梳理返乡创业青年的雇工逻辑，探析返乡经营得以嵌入乡土社会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雇工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返乡创业青年对工厂利益关系与乡土社会关系、家族亲缘关系的协调处理。创业初期，工厂实力较弱且管理制度尚未健全，青年坚决“不打亲情工”。常年在外务工的状态致其乡土社会关系较为松散，故青年经由亲缘关系开展招工，实现工厂利益关系在乡土社会的选择性嵌入。紧接着，青年通过一些行动策略协调利益关系与乡土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工厂场域与乡土场域在空间部分重叠的基础上实现内在的契洽互联，促发紧密的乡土利益关系的再生产。鉴于工厂场域的经济理性原则与家族场域的特殊主义逻辑的极大张力，青年在用工方面对于亲戚工人整体持排斥态度，工厂场域与家族场域在实现部分重叠后呈现出相对独立、较为浅显的关联状态，青年与亲戚工人之间实现了较为松散的亲缘利益关系的再生产。由此，乡村工厂实现工厂与乡土社会的良性互动。

区别于一般的本土或外来经营者，返乡创业青年作为“内”“外”身份兼具的主体，其经营实践嵌入乡土社会时既需要应对乡土社会关系，又需要对家族亲缘关系进行权衡与利用，这就要求其必须协调处理好多方关系，才能使工厂扎根乡土，实现良性运转。结合现实，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选择返乡创业，然而返乡只是创业的前奏，如何能够将经营实践真正扎根乡土，实现顺畅运作才是返乡创业的关键所在。此外，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返乡创业青年及其经营产业如何在实践中助推乡村振兴也应当成为后续关注的重要研究命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