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侵略者的“肆意践踏”下，除了我军战士们浴血冲杀之外，我数万万中华儿女们毅然同仇敌忾、奋起反抗！
在那个通讯匮乏、交通不便的动荡年代，曾有无数地下情报工作者在背后默默奉献，他们坚信“情报比生命更重要”！即便敌人再凶险、再狡猾，这些“红色特工”仍坚守心中的那份信仰！
上世纪60年代，一位老大娘在子女的带领下，来到山东菏泽历史革命老区博物馆内参观。当经过一处陈放着一个“针线包”的展柜时，老大娘“愣”在了原地，泪流满面、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老大娘的举动让子女以及周围人不解，工作人员也跑来询问情况。然而老大娘却缓缓说道：“这是我的！”
这位在博物馆展柜前语出惊人的大娘，便是被授予特等功的“红色特工”朱文起！
眼前的针线包与她又有着怎样的渊源？今天，就让我们走近朱文起，一同感受属于她的那份“隐秘而伟大”的革命生涯！
1905年，朱文起出生于山东定陶县（现菏泽市定陶区）仿山镇游集村，祖辈都是贫苦大众，朱文起的家庭条件也并不富裕。
在各种势力交替、多路军阀横行的那段年代里，最苦的莫过于像朱文起这样的普通百姓。
由于家里的人口比较多，朱文起自出生以后，便过上了食不果腹的生活，为了能够让孩子们有口饭吃，父母们不得不上街“乞讨”，向地主们借粮。
反观当时地主们的生活，与普通老百姓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地主们不仅能够吃饱，而且还能吃好，生活得十分滋润，因此年幼的朱文起开始变得“仇恨”这些地主，她想要改变这种局面，但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下，朱文起慢慢长大，值得注意的是，她并没有实行“裹小脚”的陋习。
1925年，朱文起在家人的安排下，嫁给了同村的游兰馨，虽然婚后的生活过得还是比较艰苦，但是毕竟能够与爱人携手，朱文起还是感到比较欣慰。
之后朱文起相继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一家五口也算是其乐融融。
为了能够让妻子和孩子们吃饱肚子，游兰馨每天要做很多工作，而朱文起便担负起了照顾孩子和家庭的任务。
就在一家人的生活正在慢慢变好时，“意外”却发生了。
1940年，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到处都是日本人和伪军的身影，而此时定陶也开始爆发了饥荒，很多人开始变得无饭可吃。
游兰馨也因为这场“灾难”，染上了疾病，最终也没能“挺”过去。
家里唯一顶梁柱的倒下，对于朱文起以及这个家庭来说，绝对是“致命”的打击，解决孩子们吃饭的问题，也全然交到了朱文起的身上。
为了能够找到食物，朱文起被迫开始四处“乞讨”，艰难地生活着。
这样的生活让朱文起一眼便望到了头，对未来她不敢有任何的期盼，如何能够抚养孩子们长大，才是她最担心的问题。
1941冬天的一个夜晚，朱文起家中传来了阵阵敲门声。
自从丈夫走后，她们家的这扇木门便很少再有人敲过，难不成是日本人打了进来？
朱文起小心翼翼地来到门口，透过门缝观察，才看清敲门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侄子游文斋。
此时的游文斋已经投身革命事业，并且已经算得上是一位资深革命工作者。“你啥时候回来的？”朱文起关心地说道。
“队伍在附近执行任务，我顺道回来看看，四婶，家里一切都还好吧？”两人走进屋里坐下。
“还好，还好，就是日子过得有些艰苦。”朱文起苦笑道。
谈话间，游文斋起身环顾四周，又出去检查了一遍房门已经锁好，便来到朱文起的面前开门见到道：“婶子，时间紧任务重，我就直接跟你说了，这次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你能够帮我们一个忙，做我们的交通员。”
朱文起虽然没有读过几天书，但她也清楚侄子口中所说的“交通员”到底是做什么的，但还是不免为侄子的“邀请”感到吃惊：“我都不识字，怎么当交通员。如果做得不好，耽误了你们可就坏了。”
看到朱文起有些犹豫，游文斋就当时的局势分析起来，原来当时当地的抗日力量与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并且之前派出了传递情报的人员大部分也被日本军抓获。
没有了情报员，地下工作基本处于了瘫痪状态，情况比较危急。“四婶，你就负责送情报，叫你送给谁，你就送给谁。”在游文斋的再三劝说下，朱文起还是同意了侄子的请求。
游文斋之所以会想到让朱文起来帮这个“忙”，绝不是一时兴起，其中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一、朱文起的身份比较有利，敌人不会想到一个经常沿街乞讨的老太婆会是一名地下交通员；
第二，朱文起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做起事来非常利索、非常机灵，大局观念也比较清晰；
第三，朱文起比其他女人更有优势的一点便是她没有裹小脚，在传递情报时能够更快速。
游文斋将他的想法告诉了支队里的同志们，得到了大伙的一致认可。
在地委的批准下，朱文起担任起了临时地下交通员，也随即开启了她的“抗日之路”，她的那双“大脚”也将会遍布整个根据地以及敌占区！
自从成为定陶特支的一名地下交通员之后，朱文起便开始设想将来在传递情报的路上将会发生的情况，毕竟提早有了准备，到时候才能够得心应手地解决。
很快，朱文起便迎来了她革命事业上的第一次任务——将一份秘密情报送到鲁西南地委。
接到任务后，朱文起便挑起自己当年使用的讨饭篮上路了。
临走时，领导同志再三嘱咐朱文起，一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要巧妙地应对随时可能会发生的突发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更好地伪装身份，朱文起此次还携带了一个针线包，用来将秘密情报藏在里面。
朱文起的这一做法十分巧妙，因为在当时针线包基本上算是每位妇女的必备物品，哪怕是随身携带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而传递的情报也大多数能够装入针线包中，针线包可谓是为朱文起执行传递情报任务而量身定制的。
在前往鲁西南地委的路上，朱文起需要经过一处伪军临时设立的岗楼，这也是她执行此次任务路上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很快，朱文起便走到了岗楼前，她深深吸了几口气，若无其事地继续向前走。
期间，有一位伪军一直盯着朱文起看，这让初次执行任务的朱文起感到了一丝丝紧张。
为了给自己“打气”，朱文起瞪大了双眼盯着那名伪军，没想到朱文起的这一举动，却将对方给“激怒”了。
“那个讨饭的，过来！”伪军一脸不屑地吼道。
知道自己这下躲不过去了，朱文起只能硬着头皮过去接受检查。“你这篮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开打看看！”
眼看情报就要被伪军发现，朱文起赶忙从针线包里掏出几根纳鞋底的大针，在几名伪军面前晃来晃去。
这几个明晃晃的大针，着实让几名伪军吓了一跳！甚至有一个人差点摔倒在地，“好你个臭要饭的，赶快滚！”
就这样，朱文起有惊无险地完成了第一次传递情报的任务。
还有一次，也是在给鲁西南地委运送情报的路上，经常来往于此的朱文起还是引起了伪军的注意。
因为按理来说，作为一名乞丐，不应该会走得太远，并且经常往返于同一路线。
伪军直接从朱文起的手里将竹篮夺了过来，进行检查，好在当时藏情报的针线包被她藏到了身上。
然而让朱文起没有想到的是，伪军虽然没有找到证据，但还是坚持要将她带回去审问。
见此情形，朱文起立刻躺在地上大喊起来：“你们这么多人，欺负我一个要饭的老婆子，大家快来评评理。”
这些伪军本来干的就是不得人心的勾当，在朱文起的吵闹下，越来越多的百姓开始在一旁指指点点，这样一来伪军们的面子也有些挂不住，便匆匆将朱文起给“放”了。
传递情报的工作时时刻刻都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朱文起所在的部队里的交通员，很多就是倒在了敌人的手里，一名叫做杜克敏的交通员，就是惨遭敌人的活埋。
可想而知，朱文起这一路上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危险。
之后朱文起又顺利完成了几次上级派给她的任务。1941年，朱文起凭借着在情报工作中的出色表现，被定陶特支正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42年，定陶县委成立，自此朱文起便担负起了县委以及县大队与地委、军分区之间的情报传递工作，每天走个几十里地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随着朱文起在情报传递工作中渐渐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建立一个以朱文起为骨干的情报网络，以此来更快、更精准地传递情报。
1942年，日军在我国境内的侵略行动迟迟难以取得进展，便企图封锁我国获取国际援助的通道，与此同时，日军开始在我国境内大部分地区开始“扫荡活动”。
9月，定陶县委再次派给朱文起一项艰巨的任务——向日伪敌占区定陶县运送一批革命传单，以此来向城内百姓宣传积极思想。
接到上级的命令后，朱文起便开始着手准备，由于此次运送的传单数量较多，所以隐藏工作一定要做好。
经过反复研究，朱文起决定将传单放到菜篮的最底部，传单上面再放上鸡蛋、蔬菜作为掩护，制造出自己是前去赶集的一种假象。
就这样，朱文起带着被自己隐藏好的情报前往定陶县城。
果然，在进城的岗哨前，伪军正在对过往百姓进行严密的检查。
朱文起老远就看到伪军检查得比较严，便早早地亮出了自己的“良民证”，并且为了向这些伪军示好，朱文起更是连连鞠躬。
朱文起这一顿操作下来，获取了伪军们的不少“好感”，当临近岗哨前时，朱文起听出其中一名伪军的口音和自己很像，应该是自己的同乡。
见此情况，朱文起计上心头，主动与这名伪军“攀起”亲戚来。
“大兄弟，先检查我的，我还有急事！”朱文起用流利的家乡方言说道。
而那名伪军也被朱文起给“唬”住了，并真的认为朱文起就是自己的远房亲戚，便先对她进行了检查。
既然是自家亲戚，伪军自然不可能仔细检查，顶多也就是做做表面工作，便放朱文起进城。
就这样，朱文起又一次凭借着自己的智慧，顺利地完成了组织交给她的任务。
也正是因为朱文起及时送来的这批宣传单，让定陶城内的伪军变得人心惶惶，极大程度上扰乱了敌人的军心。
朱文起与伪军的较量仍在继续。1943年，朱文起又接到了组织上派给自己的一项紧急任务，需要她在第二天务必将此情报送往地委。
与之前的情报不同，此次的情报数量比较多，朱文起以前常用的针线包以及菜篮子已经不能够装下。
面对这种情况，朱文起只好将这些情报藏到自己的贴身衣物内。
藏好情报之后，朱文起便再次穿上自己的那套“乞丐装”，在行走到定陶和菏泽的交界处时，朱文起遇到了在此设立检查岗的伪军，朱文起和其他行人接受了对方的检查。
不知为何原因，伪军这次的检查格外严格，朱文起随身携带的竹篮也被翻了个底朝天，结果伪军并没有发现可疑的物品。
但是伪军仍不死心，并要将朱文起带到炮楼去继续检查。
朱文起的心里深感不妙，若是被伪军带去检查，自己一定会暴露，从而影响组织上的进一步行动安排。
面对眼前凶神恶煞般的4名伪军，朱文起再次使出了以前的策略，开始坐在地上大哭起来：“你们有种就去战场上杀日本人！欺侮我一个老婆子算怎么回事！”
随着周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伪军无奈只好将朱文起放走。
当天夜里，朱文起顺利完成了此次传递情报的任务。
在返回县委的路上，朱文起特意绕了一条远路，以免引起伪军的注意。
这次能够顺利完成任务，也算是有惊无险，而也正是从这次任务之后，朱文起被组织“保护”起来，执行情报任务的次数也明显减少。
但遇到一些重要任务时，组织还是第一时间想到朱文起。
随着抗日战场上局势的变化，日伪军队已经明显处在了劣势一方。当时在定陶县与菏泽地区的交界处，有一处日伪军组建的据点——高庄据点。
此据点像是一把“尖刀”插在当地八路军的“心脏”，非常影响当地八路军组织相关活动，并且经常破坏八路军根据地，以及对当地百姓进行扫荡，可以说是无恶不作。
1944年的一个清晨，朱文起从鲁西南军区连夜赶路，将一则重要消息带给当地的八路军。
原来，在高庄据点的日伪军大批出动，前往附近的梁山县去执行扫荡任务。
当地八路军指挥员经过分析，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对高庄据点发起进攻。
在定陶县大队八路军的突袭下，高庄据点很快就被突破，并且还摧毁了敌人在附近建设的炮楼，成功缴获了大批武器，此役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当然，其中也有及时传来情报的朱文起的一份功劳。
除了在消灭日伪军上做出了贡献，在消灭汉奸时，朱文起也积极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1945年，日寇已呈节节败退之势，抗日形势一片大好。
与此同时，定陶县的抗日根据地也在日益扩大，这便对当地的汉奸头子王子杰造成了直接的威胁。
王子杰是当地的兵痞，土匪出身的他被国民党任命为定陶县县长以及保安十五旅旅长，在当地可以说是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无恶不作。
当时定陶百姓中曾流传着这样一条口头语：“天上有个老天爷，地上有个王子杰。”足以看出，王子杰对人民百姓的压迫到底有多深。
不仅如此，王子杰还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日本人的走狗。
为了赢取日本人的好感，王子杰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对定陶县抗日军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面对作恶多端、为害一方的恶霸王子杰，鲁西南军分区决定集中多方力量，彻底歼灭王子杰这伙邪恶势力。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发展”，王子杰的部队早已突破3000余人，武器装备也要比我军好得多，如果选择在正面直接发起对抗，我们并不占优势，甚至还会吃亏。
并且，如果想要在此战役中取得完胜，就必须要对王子杰集团的兵力部署做到了如指掌。
他的警卫排长秦锡爵，就是我方安插在他身边的一名情报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工作，秦锡爵对王子杰手下的兵力部署已经了如指掌，但如何将此情报运送出来，便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而如此艰巨的任务，便再一次落到了朱文起的身上。
朱文起对于此次任务非常重视，如果成功，我们将能够顺利打掉王子杰这伙邪恶之徒，但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便不堪设想。
在以往运出情报时，朱文起扮过乞丐、“攀过亲戚”，但此次要深入王子杰的军营内部，这些身份显然不便继续使用。思前想后，朱文起想到了一个绝佳的身份——媒婆。
朱文起化好装扮之后，便起身前往敌人的军营内部，在接受检查时，朱文起声称自己是特意来给秦锡爵说媒的媒婆，士兵一听原来是给排长说媒的，便立刻将朱文起请了进去。
来到秦锡爵的住处，里面人头攒动，显然不合适交接情报，朱文起特意扯了扯嗓子：“锡爵，那门亲事，你到底愿不愿意！人家姑娘早就等不及了！”
朱文起的话语引得众人哄堂大笑，而秦锡爵也立刻明白了朱文起的身份，便顺势带着朱文起来到一处无人的地方“商讨”起来。
就这样，朱文起顺利从秦锡爵那里得到了王子杰手下的兵力部署图。
在秦锡爵的护送下，朱文起顺利走出王子杰的营房，之后便立刻将此重要情报，转交给组织。
4月5日，我军根据朱文起带回来的敌军兵力分布图，顺利将王子杰的4个团围困在裴河一带，成功歼灭王子杰部2000余人。
尽管王子杰带着剩余的1000多人逃跑，但最终还是被我军成功抓获。
并被执行了公审、枪决！为人民群众消灭了为恶一方的地主恶霸！
在歼灭王子杰的战役中，朱文起及时获取敌人的兵力部署图，可以说是为此次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军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伤亡。
朱文起也因此被上级授予特等功一次。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朱文起便接受了组织上的安排，从情报工作转战到了从事妇女思想解放工作中去。
并且在朱文起的以身作则之下，她的两个儿子也都纷纷加入解放军，为我国的解放事业奉献出自己的力量。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之后，朱文起也就此光荣退休。
在回到山东老家的日子里，朱文起对谁都没有提起过自己当年的“光辉岁月”。
后来有一次，在儿女们的带领下，朱文起来到当地革命博物馆进行参观，当她再次看到当年那个与她一同“出生入死”的针线包时，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内心激动的心情，“没想到，还能再见到它！”
虽然最终人们还是知道了朱文起的真实身份，但是朱文起并没有因此变得“沾沾自喜”，在她看来，这些都是她应该做的。
在朱文起老人的晚年生活中，她一直都在农村度过，这样既平凡、又惬意的田园生活，才是朱文起心中的理想状态。
1982年10月，这位荣获特等功的“红色特工”朱文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直到去世，她都没有向国家提过一次要求，哪怕生活再困难！
从一介女流，到后来的特等功臣，朱文起的革命生涯也许不是个例，但却为冀鲁豫边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朱文起用一个“针线包”、一双“解放脚”，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为我们中华民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样的革命先辈，我们怎能让她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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