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一天上午，冯玉祥正怒气冲冲的去往蒋介石住处，手中还大摇大摆的拿着一个灯笼，当时正是白天，路上的行人都目光怪异的看着冯玉祥。
到了蒋介石家中，冯玉祥拿着这盏灯笼，唉声叹气的对他说：“唉，这世道太黑暗了！”，蒋介石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两人最后不欢而散。
冯玉祥白日打灯笼的用意是什么？两人是如何从亲如手足的结拜兄弟变成拔刀相向的敌人呢？这一切还要从蒋介石单方面撕毁停战协议开始说起。
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日本终于侵略者投降，中国迎来了久违的和平，各地都是人民群众庆祝抗日胜利的欢呼声。
就在举国上下沉浸在喜悦中时，国民党的阴谋已经悄然而至。
蒋介石为了挑起内战，特地准备了一出“鸿门宴”，美名其曰：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谈。
中国刚刚结束战火，当务之急是贯彻“和平、民主、团结”的统一原则，把伤痕累累的家园建设起来。一旦爆发内战，无辜的百姓将会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即使知道蒋介石心怀鬼胎，毛主席还是坚定地说：“可以去，必须去，由于有我们的力量、中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论难、外国干涉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于是毛主席带着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希冀，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重庆谈判之旅，期间国民党多次表现出不愿合作的敷衍态度，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据理力争，双方终于在1945年10月10日的下午签订了《双十协定》。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人，不愿意让出解放区的政权，执意要将西部地区的主力军队调回华南、华北和华东地区，与共产党形成势均力敌的对峙局面。
但碍于举国上下期盼和平的统一局面、毛泽东等人对内战的强烈抗议，国民党只能在口头上表示要与共产党和平相处，避免内战。
《双十协定》对国民党并没有多少约束力，他们将此次重庆谈判的战线拉长，就是在为主力军的回归争取时间，实现他们夺取国家政权的阴谋。
就这样，在重庆谈判的掩护下，国民党一边不声不响地为内战做准备，一边利用权力压榨百姓，既没有遵守团结合作的协定，也没有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
蒋介石独裁专制的丑恶嘴脸引起了许多爱国人士的不满，就在重庆谈判后不久，郭沫若就作为民主党派的代表，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他提出：
“人选权在主席，即使增加的国民党政府委员都是党外人士，那他们也不仅没有决定权，连建议权也没有，恐成伴食大臣，参政会即食一例，政府既有决心和诚意，应决心使政宪达到。”
国民党的独裁压力俱增，他们只能假意同意民主党派的要求，背地里派出特务阻挠他们的集会、演讲。
当《和平建国纲领》在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后，郭沫若决定带领一众追求民主的爱国人士，在校场口召开一场热血沸腾的政协成立大会。
1946年2月10日上午9点，郭沫若作为代表准时上台发言，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马寅初等人站在主席台侧面候场。
此时的校场口已经挤满了观看大会的群众和学生，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对和平、民主的向往，正是他们的力量支撑着民主党派一往无前。
就在郭沫若准备开始演讲的时候，突然发现前排有些身着中山装或是长衫的人，他们既不像普通群众，也不像稚嫩的学生。
郭沫若敏锐地绕会场看了一圈，发现主席台的两侧也有这类着装的人，他们脸上的表情凶神恶煞，一点儿也不像是支持的样子。
此前在参加小型演讲的时候，郭沫若就曾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攻击，这些“格格不入”的人引起了他的警觉，于是赶紧让人把参会的小孩儿和老人送到安全的地方。
等到主席团的成员全部上台后，那些观察已久的国民党特务一拥而上，想要扰乱政协成立大会的召开。
其中一个叫刘野樵的人冲上主席台，冒充市农会的代表人上台讲话，会场瞬间乱作一团，有人高声大喊：“不准扰乱会场秩序！不许扰乱会场秩序！”
李公朴、郭沫若等人试图控制住现场的秩序，没想到那些人竟然在衣服里藏着铁棒和木棒，他们一股脑跳到主席台上，矛头直指民主党派。
趁着现场混乱不堪，这些人把攻击重点都放在了李公朴、马寅初、章乃器等人的身上，郭沫若见状想要阻拦，却迎来施暴者更激烈的殴打。
整个主席台都是散落的鞋靴、眼镜、碎纸片和大片的血迹，郭沫若等人被打得鼻青脸肿，身上的衣衫也破烂不堪。
这场精心准备的会议被打乱，国民党的阴谋得逞，有一些围观群众实在看不下去，主动向周边的宪兵队求援：“这可是政协代表，打不得，你们必须得保护他们！”
主席团成员这才在宪兵队和群众的保护下安全离开暴乱现场，转危为安。
即便被国民党威胁至此，郭沫若仍然没有放弃争取民主，他负伤参加了中外记者招待会，控诉了国民党在校场口的恶行，忿忿不平的说：
“今天惨案的发生关系到政府的威信，因为政协的五项协议是在蒋主席主持的会议上经全体起立，很严肃的通过的，像今天这种行为，实无异于对蒋主席本人的侮辱。”
郭沫若的发言引起了大众对国民党的强烈不满，各界针对校场口暴行谴责蒋介石的独裁，冯玉祥得知这件事后，气得火冒三丈，不日便打着灯笼来到蒋介石家中。
蒋介石听到守卫通报后来到大门口迎接冯玉祥，好友手上的灯笼吸引了他的注意，蒋介石好奇地问：“盟兄，你白天打着灯笼干什么？”
冯玉祥做苦恼状，扶着额头说道：“唉！这世道太黑暗啦，不打灯笼，我啥也看不见！”说罢也不去看蒋介石呆愣的神情，径直就往院里走。
冯玉祥比蒋介石年长5岁，是他的义兄，进到房中也不管主人的态度，大剌剌的坐在椅子上，又对蒋介石说：“老弟，还是你屋子里亮堂，我是专门来你屋里寻光明的！”
说完这句话，冯玉祥才吹灭手里的灯笼，玩味地看着他。
蒋介石这才反应过来，冯玉祥此番前来是在用灯笼，讽刺国民党的黑暗呢！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又不好当面发作。只能派人拿出两杯茶搪塞过去。
两个人在屋中各怀心思地喝完茶，闹得不欢而散，这对曾经亲如手足的好兄弟，终究不是同路人。
“我是说明了的，你若真正为实现三民主义，我们就在一起干；你若不拿人民当主人，而拿人民当奴仆，我是不能同你在一起的，不但不能在一起干，是非打倒你不可。”
这是冯玉祥在彻底决裂后给写蒋介石的回应。
自古兄弟反目的戏码屡见不鲜，而冯玉祥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朝恶化的，从他们结盟时的初衷便可窥见一二。
冯玉祥自小家境贫寒，11岁起就挂名当兵，15岁就入了伍。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士兵，升任为国民党军事部长，一路上披荆斩棘、历遍艰辛，是真正能体会到民众苦楚的将领。
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追求民主、和平是冯玉祥的毕生信仰。
1926年，饱经风霜的冯玉祥从苏联考察完毕后回到中国，并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将退守在绥远的国民军凝聚起来，举行了轰动全国的誓师大会。
最终，他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率领全体将士加入国民党，成为北伐战争中最重要的主力军队之一。
而蒋介石与冯玉祥的成长经历恰恰相反，他从小上学堂、入军校，受过正统的军官教育，与基层人民接触的机会很少，用“平步青云”来形容他的参军之路再合适不过。
北伐战争爆发时，蒋介石正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等冯玉祥加入国民党后，蒋介石第一时间派出孔祥熙前去拜访。
两个人的第一次会面是在徐州，那时蒋介石只想让军事实力雄厚的冯玉祥为他所用，不惜带着大队人马，乘车20多里地提前到达黄口车站，耐心等候他的到来。
冯玉祥一出车站，便看到了姿态谦卑的蒋介石，后来回忆起两人初次见面时的场景，冯玉祥说：“总司令地位甚高，而如此谦下、如此周到，真是从学养中得来。”
不论是出于怎样的利益考量，两人的第一次见面确实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屋子里的讨论声一直到深夜才停下。
这次谈话后，冯玉祥对蒋介石大加赞赏，他称：“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会晤，见其风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至此，两人开始了密切合作。
蒋介石被逼下台的时候，冯玉祥急忙找到第三集团军的总司令阎锡山商量对策，并公开表明自己坚决拥护蒋介石的立场。
当时冯玉祥还特意发了一封电文，里面义正言辞地写道：“介公一身紧系党国安危，无论如何艰辛，无论如何谤毁，必须努力完成革命工作。”
有了冯玉祥及其第二集团军的支持，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势力更加稳固，继续统领国民革命军。这时候，两人的兄弟情谊正浓，北洋军阀彻底覆灭后，他们做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
1928年的一天，蒋介石和冯玉祥在在第二集团军司令部互换兰谱，正式结成异姓兄弟。
冯玉祥的谱书写道：“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敬奉介石胞弟惠存，谱兄冯玉祥谨定。”
谱书中写得清楚明白，冯玉祥结盟只为“主义”，没有一字虚言。反观蒋介石的谱书：“安危共仗，甘苦共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敬奉焕章如胞兄惠存。”
这份用词华丽的“海誓山盟”，与冯玉祥的真情实感形成了鲜明对比，从结拜的兰谱中便预示了两人注定不和的关系。
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暂时恢复宁静，这对结拜兄弟最开始的相处倒还融洽，只是冯玉祥手握重兵的事实，让蒋介石十分忌惮。
为了不让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蒋介石开始处处打压冯玉祥，试图挑起各个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
冯玉祥在北伐战争中立下了卓著功勋，第二集团军牺牲巨大，平津理应交由他统治。但蒋介石却让阎锡山（第三集团军司令）平白得了这块地盘儿，任命他为平津卫戍司令。
冯玉祥得知这个消息后，气不打一处来，时常宣扬蒋介石的背义之举：“我可认识蒋某人了，我们死人，别人做官，真不是东西！”
紧接着，蒋介石又往军中塞了许多战斗力参差不齐的杂牌兵种，继续瓦解冯玉祥的军中势力。
国民党政府也随之发布了《军事善后整理案》和《军事整理案》，认为各个军事集团每年要花费的资金实在太多，这些“超负荷”的开支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经济压力。
蒋介石把这张“同情牌”用得恰到好处，把“独裁”的自私行径上升到了国家利益。
趁着人民群众反响热烈，蒋介石又提出了“淘汰制”的裁军方案，除了由他统领的第一集团军之外，其他的军队都要按照比例裁军。
这还不算完，蒋介石筹备妥当后又在南京召开了全国编遣会议，阎锡山和冯玉祥分别提出了意见相左的方案，蒋介石为了一己私利，当众否决了冯玉祥的意见。
刚正不阿的冯玉祥看不惯蒋介石两面三刀的做派，不愿继续参加会议，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拂袖而去，这对兄弟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编遣会议之后，蒋介石想要正大光明地夺取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李宗仁等人的实权，用“非正当理由”大肆裁撤各大集团军中的精兵。
蒋介石如此行事，无非就是想一家独大，将所有的权利都收归中央管辖，实现他独裁专制的目的。
面对蒋介石不留情面地敲打，冯玉祥等人终于奋起反抗，拒绝履行这份专断的裁兵协议，吹响了中原大战的前奏。
蒋介石知道冯玉祥的实力不可小觑，与他硬碰硬不是明智之举，于是在开战之前，蒋介石就让手下四处散播冯玉祥和苏俄勾结、企图占领山西推翻阎锡山的言论，让他腹背受敌。
眼看冯玉祥失去了阎锡山的支持，蒋介石又开出诱人的条件笼络他的心腹，结果两人还没等到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冯玉祥就连连失利。
在中原大战爆发后，各军阀领导人成立反蒋联盟攻击南京国民政府，试图挑战蒋介石的权威。可惜这场军阀混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冯玉祥引以为傲的西北军也没能逃过溃败的命运。
蒋介石接二连三的背信弃义、专横独断，已经让冯玉祥失望之极，他的军队交由国民党改编，自己也迫于形势不得不放弃手中的职权，隐居在山西一带，这对结拜兄弟的缘分看起来走到了尽头。
直到日本关东军故意制造九一八事变，让东北三省乃至全中国都岌岌可危时，蒋介石才重新招揽冯玉祥。
要想有力打击日本侵略者，光凭蒋介石一方的力量是不够的，他与汪精卫只能暂时放下恩怨，联起手来与日军抗衡。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对冯玉祥、阎锡山伸出了“援手”，公开表示：“冯、阎等人实际上并未背叛本党，反对攻击者，系对我蒋某个人……故对党内同志、对总理，我承认是有罪的人，而今忏悔，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党国，赎我罪恶。”
此番道歉言辞恳切，冯玉祥对他的态度也开始松动。
没过多久，冯玉祥就收到了蒋介石亲自发来的电报：“一切请以国事为重，请大家到南京赶紧商议救国大计，倘于国事有利，我随时准备下野。”
为了证明自己请冯玉祥出山的决心，蒋介石又派出孔祥熙去拜访他，表面上诚恳的致歉和邀约打动了冯玉祥，当即便回他：“我们一定要抗日，以往的事情，可以不追究。”
这对分别一年有余的结拜兄弟终于再次见面，那段剑拔弩张的过去仿佛没有发生过一样。
蒋介石如初见一般站在车站迎接冯玉祥，一见到他的身影便扑过去握住他的手，状似后悔的说道：
“过去都是我做兄弟的过错，把国家闹到这样地步，可是大哥也有不对的地方，那就是太客气，不当面指出兄弟的缺点。现在国难当头，我们必须精诚团结，才能挽救危亡，希望大哥随时指教，不要再客气了。”
性情耿直的冯玉祥，看这位义弟能在国难当头认清形式，便觉得可以和他恢复此前的合作关系，联手抗击日本侵略者。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又挑起了淞沪战争，蒋介石派出十九路军与第五军与敌军作战，日军在国民党的炮火下节节败退。
后来日军找到了防守较弱的浏河，集中火力从这里突破打得国民党措手不及，只能退回第二道防守线。
谁知蒋介石在这个关键时候，竟然选择了不抵抗政策，还主动与日军谈判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这场伴随着流血、牺牲的荒唐闹剧结束后，蒋介石和汪精卫不仅没有选择一致对外，反而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对共产党进行大力围剿。
冯玉祥得知蒋介石卖国求和的无耻行径后才反应过来，看似感人肺腑的致歉恐怕只是为了利用他制衡汪精卫，“攘外必先安内”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
蒋介石在国家存亡面前，竟然只顾自己的得失？冯玉祥猛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这个惯会“装模作样”的义弟。
冯玉祥不屑与这样的人为伍，他负气来到泰山调整思绪，重振士气建立了抗日同盟军，与共产党站到统一战线上。
“谁抗日谁就是我的朋友，谁不抗日谁就是我的敌人。”这句话就是他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最有力的回击，他还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对蒋介石媚外独裁的不满，两人之间的关系一度降到冰点。
后来经过西安事变，国共两党终于统一了抗日战线，蒋介石与冯玉祥剑拔弩张的关系这才有所缓解。
抗日战争期间，冯玉祥为了顾全大局甘愿听从蒋介石的调遣，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他都愿意做，只是当蒋介石表现出独裁行径时，他还是会直言进谏。
好不容易熬到了抗战胜利，中国马上就要进入和平建国的关键时期，蒋介石却在美国的煽风点火下决定发动内战，这件事直接导致了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关系彻底决裂。
国共相争受苦的还是无辜的人民群众，冯玉祥虽是国民党将领，但始终站在“和平建国”的一方，坚决反对蒋介石挑起战争。
1946年6月，蒋介石不顾人民追求和平的共同意愿，单方面撕毁了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议，内战全面爆发。
尽管冯玉祥念着往日的情分，规劝蒋介石不要把共产党当成敌人，两党和平相处才是对国家和人民最有利的，蒋介石还是铁了心要“一家独大”。
冯玉祥劝说无果后愤然离去，只身前往美国生活。
国内的战火愈演愈烈，平津的学生联合起来组成“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短短五天的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多名爱国学生积极响应号召，到南京举行反战游行。
蒋介石不仅没有悔改之意，反而派出国民党官兵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此时的冯玉祥远在美国，看到这则新闻后还是被蒋介石的恶行气得暴跳如雷，他立即在《世界日报》上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强烈斥责了蒋介石对待爱国学生的暴力行为，公开“反蒋”。
这对旧时的结拜兄弟正式决裂，蒋介石也迅速反击道：“在党国艰困之际，却反过来辱骂我们的党，骂我们的领袖蒋先生，这是叛党行为，是无人格、无骨气。他这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津贴！”
国共内战期间，冯玉祥高举“反蒋”大旗，集结爱国人士建立了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带领美国的华人同胞们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宣传和平民主，反对美国政府支援蒋介石打内战。
他还公开在《民族报》上发表自己与蒋介石决裂的原因，严厉申斥道：“蒋政府是所有中国坏政府的顶点，无论多少外国金钱也不能挽救他的垮台。”
冯玉祥身在大洋彼岸，心却与中国同胞紧密联系在一起，即使被蒋介石断绝一切经济来源、开除党籍，也没有放弃对和平、民主的追求。
冯玉祥和蒋介石因战争结下不解之缘，他们走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霜雨雪，也从无话不谈的好兄弟变成势不两立的仇敌。
1948年，66岁的冯玉祥和家人乘坐苏联客轮“胜利号”，准备回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行进途中轮船突然失火，冯玉祥和女儿不幸在事故中身亡。
这对隔着太平洋的“宿敌”，最终还是由冯玉祥率先退场。
“要敢说、要敢做，要为人民受难，要为人民死。”这是冯玉祥提前给自己立下的遗嘱，这个顶天立地的爱国将领，最终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国家。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