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的一天，周恩来召开了一场参加人数极少的机密会议，与会人员包括贺龙、陈毅、张爱萍等军队高层。
会议进行到快要结束时，其中的张爱萍突然站起了身子，向周总理请假，“总理，今天晚上我还安排了外事任务，必须要我亲自到场，能不能请个假？”
会议请假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况且张爱萍是有正当理由的，按照常理来看，谦谦君子风格的总理没道理阻拦。
然而，正当张爱萍准备拉开椅子走时，周总理却突然站了起，伸手把他拦了下来，“爱萍呐，你身上有没有带这次会议的秘密文件？”
看到总理一脸严肃的模样，张爱萍愣了愣神，拍拍口袋说：“什么也没有。”
但这一句话并没有让周总理满意，随后，总理向张爱萍问出了一个极其“刁钻”的问题：“要不翻一翻你的口袋看看？”
为何一向随和的周恩来会做出如此举动？在此次事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背景？
事实上，之所以周恩来会如此严格，理由很简单，此次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即将到来的新中国第一次原子弹试验。
1964年九月，新中国的原子弹研究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只差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便是发射试验，可是，在什么时候发射，什么条件发射，依然有待商榷。
有人认为，目前美苏两国虎视眈眈，应当韬光养晦，也有人认为，应当尽早发射，毕竟只有核试验成功，国家才有基本的安全保障。
最后拍板的还是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毛主席表示：“原子弹是一个吓唬人的东西，但既然我们要拿它来吓人，那当然要早点拿出来。”
最终，原子弹的发射时间被敲定在了1964年10月19日，这个日子避开了国庆节，能够有效放松美苏的警惕，避免节外生枝。
此次试验，无论是中央还是科研单位都采取了极其严格的保密，甚至连当时的贺龙、陈毅、张爱萍等将帅，也是在距离发射的前一个月的这场会议上才得到消息的。
这场会议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提前通知，让解放军部队在近期做好防空准备。
原子弹不是小事，它的诞生对世界局势都会产生深远影响，最好的结果是各国之间相安无事，维持巧妙的均衡，最坏的结果可能就是敌人出动飞机，直接对我国的核试验场进行破坏，不得不防。
对国防方面进行安排过后，周恩来用极其郑重的语气对现场的将领们说道：“同志们，这是改变国家命运的一刻，这场会议的全部信息必须严格保密，不允许任何人知道，保密无小事，你们的邓大姐也是个老党员了，我连她可都是保密的，你们也一定要注意呀！”
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女性党员，觉悟和工作能力都极高，与总理相伴的数十年里两人也感情深厚，可是，就连她也不知道这个消息，由此可见，国家对于原子弹的保密程度。
在强调完原子弹的重要性以后，张爱萍刚好在此时起身请假，正因如此，周恩来才会提出要“搜他的身”。
之所以要搜张爱萍的身，倒并不是真的怀疑张爱萍，要知道，张爱萍是两弹一星的领导组成员，也是原子弹项目“中央专门委员会”的核心成员，甚至在早期研究过程中，张爱萍还曾经身穿防化服在现场进行调查记录，如果他要泄密，根本不需要这种方式。
周恩来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警示现场所有人，用一种最为生动形象的方式来加强与会人员的印象：保密无小事。
当着与会人员的面，张爱萍当场将自己的口袋翻了出来一个个展示，确定自己没有带任何会议文件。
直到这时，周恩来才拍了拍他的肩膀，放行让他离开。
原子弹研究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整个研发过程中，它需要成千上万人的协调，因此，其保密工作难度是极大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新中国研发原子弹是世界上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一项保密工程。
从1958年到新中国创办了第一座核武器研究院，再到1964年原子弹成功试爆，在此过程中，有无数人为其隐姓埋名，默默耕耘，可以说，这场行动本身已经超越了一切影视大片。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国家在青海省海晏县的金银滩草原成立了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院，负责原子弹和氢弹研制组装工作。
为了能够保守秘密，外界只知道这里的一个称号，那就是“221厂”。
221厂位于金银滩草原的中心位置，但是其保密范围却涵盖了整个草原，面积约为600平方公里，只要踏入这里，任何人都必须要坚守着一个原则：“不该问的不要问，知道的也不要说”。
绝大多数接受征调的科研人员直到工作多年，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搞原子弹。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甚至还有科研人员向当时的核武器研究院长李觉询问：“咱们国家的原子弹究竟是在哪造出来的？”
原子弹研究工作最高峰时期，人数可达八千人，这么大的一支队伍，免不了会与后勤人员、保卫人员接触。
为了避免泄密，当时的221厂有一条“一问三不知”的准则，有人问干什么工作，就回答不知道，有人问在哪里上班，也说不知道，有人问地址，还是要回答不知道。
即便是与家人的信件，也不得透露任何工作信息，发送之前还要经过有关部门的重重审查，稍有疑问便会被打回。
正因如此，当时的科研人员书信大都有两个特点：字数少，内容简单。有时候仅仅只有一句，“工作顺利，一切都好”。
221厂的信件是有出无进的，就算有亲人想要写回信，也不知道具体地址。
1958年，邓稼先奉命调往221厂时，回家只对妻子说了一句“要调到保密单位了”，就收拾东西离开了。
原子弹搞完，还要接着搞氢弹，氢弹搞完，原子弹又要更新迭代……最终，邓稼先这一走就走了整整28年。
在这28年里，邓稼先回家次数不超过十次，每次见到妻子都要反复强调，不要向单位的同事说自己的事情，也别让旁人到自己家里来，就仿佛自己不存在一般……
可以说，不单单是草原上的科研人员做出了贡献，这些人的家属们，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即使是在221厂内部，人们也会自觉的避免谈起“敏感信息”，在当时221厂的人们相互都称其为“草原人”，后来工厂内部创办了报刊转载国内外新闻，也用了这个名字，叫《草原工人报》。
这些“草原人”大都来自于不同地方，不同单位，在整个原子弹研制期间，全国26个部委20个省市区、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均不同程度的参加了攻关。
但是，从1958年机构成立，再到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参加研制的八千人没有任何人走漏一点消息，完美完成任务。
为了同一个目标，这些人坚守在草原之上，正如同毛主席所说的那句话一样：“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正是他们持之以恒的坚持，使得新中国拥有了自己的剑和盾，使中国人从此直起了腰杆。
1964年10月，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行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此时此刻，保密工作也已经到了最为紧要的时刻，如果在这时出现差错，泄露消息，那么后果将难以估计。
为了这一关键时刻，周恩来为此可以说是操碎了心。早在几个月以前，他便召集了解放军、国防科委、公安部三大机构负责人，抽选精兵强将，组成保卫保密小组，并且集中进行特训。
参训人员不单单要熟练背诵了解保密准则、保密知识，还要对运输、防震、防空、防爆等知识进行学习。
虽然不知道具体时间具体地点，但整个流程他们已经演练无数遍，从火车站交接，伪装，再到进场，他们都一一进行了反复试验，并做好了一切紧急情况备案，甚至连各单位车速、车距，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为了避免消息泄露，此次保密行动还在领导小组中建立了一套类似黑话的“暗语”：原子弹实弹的代号是“邱小姐”，装配流程代号是“穿衣”，如果实弹还在装配间，那么就算“住下房”，如果实弹到了发射塔上，那么就被称之为“住上房”……
整本暗语手册的内容相当丰富，其中还包括安保、组件等诸多专业名词，这些名词很多可能永远都不会被使用，但相关人员还是为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准备工作之严谨，可见一斑。
1964年10月19日当天，工作人员终于收到了事先准备好的暗语：
“邱小姐在梳妆台，八点梳辫子。”
翻译过来就是：“原子弹已经抵达发射台下，八点接上了电缆线。”
到了当天九点前，第二句暗语收到：“邱小姐住上房。”也就是说原子弹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发射。
此时此刻，试验现场的所有人员已经悉数撤离，这是新中国改变国运的一刻，也是成千上万科研人员的努力开花结果的一刻，成败在此一举。
随着指挥室“十、九、八、七……”的倒计时，所有人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终于，当电台里传来“发射！”的口令，一道光划破天际，罗布泊中心，传来了一声巨响，光亮过后，一朵遮天蔽日的蘑菇云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中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
在申报成功的同一时间，新华社，人民日报向全世界郑重宣布这一消息，1964年10月19日，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世界局势，由此发生了惊天逆转。
原子弹试爆只是一个开始，在之后的日子里，我国继续前进，先后在西北戈壁完成了三次核试验，这标志着中国核技术已然走向成熟，从此，再未有任何敌人敢于踏上中国国土。
为了纪念这一伟大成就，在1966年的时候，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专题纪录片《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预备在当年国庆节全国上映。
1966年9月30日，在电影上映之前，开国中将罗舜初向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件：“为了配合影片公映，现采取四张核试验现场照片进行公开，是否要发表，请审定。”
在罗舜初的信封里，附带着的是由摄影记者孟昭瑞拍摄的核武器烟云、火球等照片，如果审查通过的话，这四幅照片将是电影的最好宣传画。
单从摄影技术来看，这四张照片是十分精美的，角度、光线都十分到位，然而，看着看着，周恩来的眉头却紧皱起来。在当天晚上，照片摄影师孟昭瑞被紧急叫到了中南海，会见周恩来。
此次谈话中，周恩来对照片的一个细节做出了建议：“为了避免我们核试验场地泄露，我建议应当裁去照片底部的地面部分，放大蘑菇云上方天空的高度。”
对于总理的建议，孟昭瑞当然毫无保留的采纳，在回到住处以后，他连夜加班，最终在第二天国庆节凌晨，将裁剪好的照片送往了人民日报编辑部，顺利发表。
这起事件给孟昭瑞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要知道，在当时中国已经三次进行核试验，相关信息也已经脱密，但是，总理还是一眼能够看到问题所在，老一辈革命家的那种事无巨细，细致入微的态度，令人钦佩。
参考资料：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内情-文摘报-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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