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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玉器鉴赏—新石器时代玉器的文化和地位
 
中国玉器鉴赏—新石器时代玉器风貌(上)
2008年06月10日 星期二 18:26

    新石器时代,是指从各占陶器出现开始直到青铜器问世为上的一大段历史时代。我国占代人类大约是在距今1万年左右进入到新石器时代的。

 

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在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玉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中石器时代。河南许多灵并石器时代遗存中的尖状器、雕刻器、斧状器、石核以及扇形细石器等,即属下这一时代的器物碑征。尽管我国境内,目前所发现的中石器时代的遗址还不是很多,但这些遗存无疑开拓了新石器时代的先河。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过各占工作者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国发掘了大员史前时代的玉器调存,向世人展现出在世界远古史上也独具异彩的中国玉文化几貌,折射出我国新石器时代深刻而又丰富的文化内涵令今天的人们下得不从一个更高更新的角度来重新鄙视这个时代的文明。从时间概念而言,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玉文化遗存的代表有距今7500年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和距今8000—7000年的内蒙古赤峰市放汉旗兴隆洼文化遗址的玉器;属干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方文化遗存代表;有距今7000——6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如河南南阳、西安半坡、临值美赛等地出土的疗器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文化遗存代表,有东北的红山文化玉器、山东的大汉口文化玉器、汀晰的进译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等。从地域概念而言,新石器时代玉器遗存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较多地集中于四大地域,一是辽河流域二是黄河中下游流域;三是长江中下游流域、四是东南沿悔地区。尽管各大地域发展并不平衡但经过长期缓慢的历史整合,为后来最终形成面向中原的中华玉文化一统的辉煌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东北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玉器

辽河流域地处华北平原与东北地区的交接处。它的卜游包括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教来河渚流域尼西南——东北走向,然后从通辽平原逐步转向南流,进入下辽河流域经铁岭、过盘锦、下辽东湾,最终汇入渤海。辽河流域包含河北、内蒙、吉林、辽宁四省十多个县,是我国六大河流之一,全长1400多公里。

辽河流域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多,在东北地区届新石器时代文化发达较早的地区,地域范围较大,占玉遍存相对单中。不但数量较多,文化层次亦较高,故而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玉器当中处于一个较重要的位置,较具典型的是新乐文化玉器。

新乐位于沈阳北郊遗址中心面积约4000平方十,距十约7000多年,自1973年起经文物部两次发掘,先后出土数百件玉、石器制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五件玉器分别为:墨玉斧式雕刻器一件,造型扁平,一端有刃,长9.5厘米、宽2.6厘米、厚0.8厘米。墨玉圆齿式雕刻器一件,黑白花纹,上质细腻,长10.3厘米、宽1.1厘米。青玉双刃斧式雕刻器一件,造型扁平,两端磨刃,长5.9厘米、宽1.9厘米、厚0.8厘米。

碧玉双刃台式雕刻器一件,玉质晶莹,打磨光亮,造型长直,断面呈椭圆形态,两端有刃,刃口锋利,长5.9厘米、宽1.3厘米、厚0.9厘米。鼓形墨玉珠一件,高1.4厘米、腹径1.6厘米、孔内径0.5厘米。

在上述几件玉器当中,除一件鼓形国五珠而外,其他四件都带有强烈的实用工具特征,甚至既可以视其为以玉材琢成的工具,亦可以视之为以实用工具为造型题材的玉器,这是从低级石器向高级玉器过渡阶段的产物。占代先民并不是从最初接触玉材开始一下子就制成艺术品的最早的艺术应该是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些玉器就是从玉工具走向玉工艺的实例也是新乐史前玉器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点。

新乐史前玉器遗存的第二个特点,是出上遗址表现为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和玉器共存。

细石器产品在该遗存中竟出土400多件,具体品种有石核、刮削器、石钦、尖状器、石叶等。制作原料以玛瑙为主,亦有蛋白石、除石、碧玉、玉髓等,颜色有暗红、橙黄、乳白、淡绿、暗灰色等,多为今曰公认之玉材;在考古学中这些东西被称为细石器。它说明我们的祖先已经发现了玉树,并开始用它来制作器物。

新乐史前玉器遗存的第三个特点,是出土遗址为原始玉、石器生产的重要集散地。从发掘情况来看,新乐遗址原是房址。在一座应为公共活动场所的史前遗址当中,五六百件玉、石器同时而出,制成品和废弃物又同时存在;显然是一座专门的玉,石器作坊。如此规璜的生产场所不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需求量之大,还能反映出玉、石制品向周围各地扩散的生动情景。人们曾发现这种情况,在当时大片的区域之内,在多处不同的地点,出土了造型相的玉器。新乐史前玉、石器作坊的发现;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了。

新乐遗址的这些特点在东北地区其他文化当中亦有类似表现,如新开流、昂昂溪、兴隆洼、小珠山文化等玉器遗存,都程度不同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特点。这类相似的地域文化必然会汇集成流,对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东北地区的史前正文化的发展,产生推动性的影响,以至后来出现了以红山文化为代表东北新石器时代玉器的精彩风貌。

红山文化是东北地区著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是一支以玉器遗存为主要内容的史前文化。20世纪30年代发现于内蒙占赤锋市红山故名。其主要分布独围是:北起内蒙古昭鸟达盟的鸟尔木伦河流域,南到辽宁朝阳、凌源和河北北部,东至哲四木盟与锦州地区;广及东北三省、内蒙占等地。红山文化的主要遗址有阜新县胡头沟、喀左乐山嘴、凌源县三官甸子村城子山、建平县牛河梁、内蒙古动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等。红山文化的主要内容是随葬玉器遗存,当然也有陶器和陶制人像等物。红山文化有发掘品,也有零星出土品。由于出士的玉器工艺独特、技艺精湛,遇并于同时代其他遗存,代表了东北辽河流域文化遗存的最高水平。

红山文化出土玉器的品种主要分三类。一是动物类,有玉旭、玉鸟、玉鹃、玉蝉、玉猪、玉龙等;二是佩饰类,有勾云形玉佩、鱼形玉佩、虎形玉佩、玉珠坠、玉环、马蹄玉箍。棒形玉等;玉是打器类成礼器类,有兽形玉、双龙首玉钺、玉努、双联玉维及三联玉璧等。在牛梁河的祭祀遗址“女神庙”中还出土了一件真人头大小的人头塑像,眼睛用玉片镶嵌,是一件研究远古先民宗教及艺术活动的珍贵实物。从形制上看,红山文化玉器除了同时代其他文化所常见的璧、琐、珠、环一类,最具特色的是鸟兽形葬玉的出现。在辽河流域属于红山文化近万平方公里的地域范围内,出土的兽形玉件都非常相似。这说明红山玉器决非单个随意创作,而是循够一定的观念形态按着一个比较严格的规炬制作而成,宗教含义毕现无疑。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其他墓葬中还很鲜见,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激烈动荡时期玉器文化的风貌特征。

2、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玉器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地区,也是我国最早发现玉器遗存的地区之一。施于黄河流域的裴丰岗文化,据联十四测定,已上溯到公元前7350年,距今已有10000年左右的历史,是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在裴李岗文化遗存当中,就有用绿松石制作的玉坠和玉珠,这是黄河流域早期玉文化遗存的实物证据。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玉器以仰韶文化、大汉口文化、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为代表。仰韶文化最早发现了河南泥地仰韶村,其分布范围以河南、山西、陕西为中心,西到甘肃、东到河北、北到内蒙、南到湖北渚省的部分地区。自1921年发现以来,已先后发掘遗址1000多处,出土了大员陶、石、骨、牙、蚌等材质制作的器物。仰韶文化出上的正器表现了玉文化早期的特征,多以小形装饰件为主。如:1957年在河南偃师汤泉沟仰韶文化遗址中出上青白色玉动一件1972年在临江姜黎少女墓中出土了两件绿色的玉坠;20世纪80年代湖北均县十家占仰韶文化遗址亦发掘出绿色的玉坠、这些小形装饰玉器虽然分别山土于被省,却具有相同的特点:器身平陆造型完整,打磨光滑,穿孔吊挂。及至仰韶文化晚期,在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了用和制作的正斧,在河南南阳黄山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墨绿色的独山玉斧。

这两件玉斧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和前期文物相比,就大不一样了:一是证明早在六、七千年以前,新倡软玉即已东进中原;二是从石斧到玉斧,决不是简单的用材更换,而是一次意识形态重大飞跃的体现。

仰韶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其玉器尚处于我国玉文化“只几个石头磨过”的“小儿时代”、大汉口文化距今约6500多年以前,其自身约有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1959年因大江口遗址在山东泰安被发现而补名。大汉口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的中南部和江苏北部地区,其影响所及达河南中西部、安徽和山东的北部,最东一直到黄恋之滨、自大汉口文化被发现以来,先后发现遗址200多处,发掘墓葬2000多座。考古成果显示大汉口文化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母系制日益解体、父系制逐渐兴起的时期。大江口遗址原本是一处氏族公社的公共墓地,由于墓葬之间叠压和打破现象较多,反映该墓地延续使用的时间很长,出土随葬品十分丰富。

除石、骨、角、陶、牙诸器而外,大汉口墓葬出土了一大批精致的玉器,有玉铲、玉凿、玉锨、玉摸、玉哈、玉弃、玉管、玉臂环、玉指环以及罕见的绿松石骨雕筒等,这些都是新石器时代后期氏族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阶段的重要遗物,是文明即将到来之前文明意识及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体现。

大汉口文化的全部墓葬,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玉器从少到多、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从大汉口墓葬发掘资料来看,在早期的30座墓葬中,平均每墓葬品7件;在中期的67座墓中,平均每墓葬品17件;在后期的18座墓中,平均每墓葬品剧升为45件。在大汉口墓葬群的早期几乎无玉随葬,例如属于早期的编号为M26的典型大墓,共有各种随葬品60多件,不谓不丰。其中精美的透雕象牙梳和置放于墓主头部和肩部的象牙琮,反映了墓主的显贵以及大汉口早期居民艺术创造力和原始宗教的发达程度,但就是没有一件玉器。在另一座同期的编号为M7的中型墓中,在女墓主的左耳下发现了一枚小绿松石片。在编号为M22的墓中发现一件戴在手指处的镶绿松色的骨指环。这一切都表明在大汉口墓葬的早期和仰韶文化时期相似,玉器尚处于起步阶段。

大汉口文化的晚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玉器生产已很发达,随葬玉器的数量增多,品质提高。如编号为M10的晚期大墓,墓主为一名50—55岁左右的女性,手臂戴有玉环,手指戴有玉戒,胸前有一串绿松石片,右股间放置一玉铲。此外,头上还戴有象牙梳和三套珠串,右股处有一骨雕筒。在弹具之外还放有一对兽骨和玉指环。在同期的MS墓中,发现一枚绿玉努,还发现有绿松石片。这些都反映了在大汉口文化晚期,用玉为费已成为一种葬俗,玉器工艺已发展到一个崭新的水平,社会财富平均分配的历史已不复存在,贫富差距已进一步拉大,阶级社会即将来临。

属于大汉口文化早期的克州玉因遗址,先后经过五次发掘,清理墓葬800余座,其中凡早期墓大多根本无随葬品,而叽期墓大部分都有随葬品。玉器葬品有五环、玉田、玉坠等。

编号为M214墓中出土的青玉铲异常名贵。大汉口文化其他地区的随葬品,如陇县、邻县、大墩子、山东野店、新沂花厅、由旱西夏侯、胶县三里河等,都验证了这一重要的特征。

龙山义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末地,系由大汉口文化发展而来,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以山东境内为主体,其覆盖面积和影响所及与大汉口文化相仿。因1928年在山东省历城县(现属章6县)龙山镇城子崖最先被发现而得名。

龙山文化玉器主要出土遗址有历城城子崖、日照两城镇、胶县三里河、渚城呈子、东海峪、仕平尚庄、泗水尹家城、武莲县丹上村等地。山东境外著名龙山文化玉器遍存有陕西神木石卯等。龙山文化出土玉器的主要品种有穿孔玉斧、刻纹玉等、斧形玉刀、玉销、玉铲、玉珊、锻形玉玲、玉钺刀、玉兰刀、玉坚、玉横、组合玉佩、玉用、玉答、玉别、玉管、玉液巩、阳彩玉器、几何形玉器、人头玉雕像以及嵌绿松石的骨器等等。这些玉器大多琢磨精致、造型优美、晶莹圆润,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龙山文化和大汉口文化玉器相比,在意识形态和礼仪特征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这跟龙山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组织形态是相适应的。龙山文化时期的生产及制过技术有了明显的突破当时的人们在制陶时已普遍使用陶轮,开始学会制造铜器,造屋已采用挖槽起基和夯土垒墙技术,并学会了打并,纺织制衣亦有了很大的改进。龙山文化时期出上的大量石锨反映了一定的军事组织的存在,考古中还发现有早期建筑城堡,这一切再和带有原始宗教性质的玉器及象征社会集团礼仪的玉器汇会在一起;暗示着龙山时锁已进入军级民主时期。

齐家文化位于黄河上游,是一处以甘肃省东南部的“半璧江山”为主要分布地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其地域范围东自径、清二河,南至北龙江流域,西起惶水一线,北至内蒙古阿拉善左旗。自1924年在甘肃广河县齐家坪最早发现以来,巳先后发现遗址350多处,浦理发掘墓葬500多座,出土了玉斧、玉铲、玉璧、玉琮等一批精致的玉器。

齐家文化最负盛名的玉器为武威皇娘娘台遗址所出,这是一处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较单纯的齐家文化遗址。自1957年起至1975年先后组织过四次发掘,共清理墓葬88座,获得了相当一批重要的玉器文物。其中精彩的器件如:

玉铲六件。梯形扁薄造型,制作规矩,锋刃锐利。并且通体磨光。靠背部处穿一孔,以便配置铲柄之用。皆碧绿色和乳白色玉材琢制,质料细致坚硬。玉质感较好。长约10—20厘米、刃宽4—5厘米。

玉锛五件。长方造型,锋刃锐利,打磨异常精致。侨宽3—4厘米,显得小巧玲现,皆碧绿色玉材琢制,给人以美的享受。

玉璜五件。扇面形态,两端有孔,便于系挂,乳白色玉材琢制。

玉璧。皇娘娘台发掘的玉壁形制较为特别,有圆形、椭圆形和方形三种,多用绿色玉材和汉白玉琢成。1975年第四次发掘中出土264件,为研究古代王璧的用途提供了一大批最直接的资料。在齐家文化时代,王肇被用来敬祭天地,但当时工璧首先是一种财富。或者直接就是一种高档次的货币。先民们用财富祭祀天地,也在情理之中。这和后来《周礼》中所讲的“礼天”含义应有所区别。《周礼》中玉璧礼天,包含有用玉璧代表天的功能。齐家文化中的玉璧恐怕没有这种功能。天只有一个,同一地方的史前人类恐怕不会用三种造型来代表天的形象。

玉珠。多以绿松石制成,呈长条或扁圆形态。中间有孔,便于穿缀悬挂。

我们在皇娘娘合众多古墓的出土文物中看到,当时玉器的琢磨技术已较高,选料也较精良,反映出这里已经盛行葬玉习俗。例如在编号M38的双人墓中,男女墓主日内各合绿松石珠三枚,男子贴身玉壁五件,女子也有三件。在编号M24的墓中,两个女性颈部都佩戴钻孔的绿松石珠数枚。玉在齐家文化居民的心目中已经有了重要的位置。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没有能力随葬玉器的人家,常在墓中放几片粗玉片、粗玉石块或小玉石子。他们不随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陶、角、骨、石等物,却宁愿把不成造型的玉石块带人墓中,联系到墓葬里卜骨的出现,说明迷信心理和占卜习俗在那里已相当浓厚。

齐家文化玉器遗存除武威皇娘娘台以外,还有甘肃永靖秦魏家、大何庄等遗址,但大多出上绿松石珠、玛瑙等装饰品,其他玉甚少。

齐家文化距今约3500年左右,相当于商代早期。由于地处偏远,中原地区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时,这里还停留在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居民在此长期居住和繁衍,这是齐家文化墓葬规模和保存情况所反映出来的史实。但是,当时的社会形态毕竟已进人到军事民主时代的最后阶段,它必将最终汇人到中华民族的共同体之中。

 

马蹄形玉箍—红山文化

马蹄形玉箍—红山文化

勾云形玉佩—红山文化

马蹄形玉箍—红山文化

勾云形玉佩—红山文化

马蹄形玉箍—红山文化

马蹄形玉箍—红山文化

勾云形玉佩—红山文化

玉龙—红山文化

璜形玉龙—红山文化

龙形玉—红山文化

玉龙—红山文化

龙形玉佩—红山文化

玉龙—红山文化

玉龙—红山文化

龙形玉佩—红山文化

龙形玉—红山文化

玉龙—红山文化

玉龙佩—战国

兽面谷纹璧—战国

 
 
中国玉器鉴赏—新石器时代玉器风貌(下)
2008年06月10日 星期二 18:28

 

3、长江中下游流域新石器时代玉器

从现有的考古发掘材料来看,这一地区进人新石器时代的时间要稍晚于黄河流域,但在玉器方面,其分布范围之广、玉器遗存之多、品种内涵之丰富及

艺术境界之高超,均为世人所瞩目。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玉器以四川巫山大溪文化、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安徽潜山薛家岗文”化和含山凌家滩文化出土玉器为代表。

大溪遗址位于巫山翟塘峡南岸,大溪文化的范围西达川东、东临汉水、南至湘北、北抵荆州。起始年代大约为公元前4400年至公元前2700年,延续了大约1700余年。早在1959年考古工作者就对大溪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有玉钺、玉玦、玉环、玉坠及纽形饰等装饰品1975年底至1976年初进行了较大规璜的第三次发掘;清理墓葬门3座,发掘玉、石、蚌、牙、陶制装饰用品100多件。其中玉器产品有三类:一是耳饰类。出土有块形、梯形、方形、圆形等各种耳饰多件;二是臂饰,即玉锡三是项饰类,有小型的玉浪、玉肇、玉坠等饰物。大溪文化早期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晚期则刚开始十人父系氏族社会。从墓葬发掘情况来看,当时凡能获得的材料都曾用于制造装饰品,由此可见彼时人身装饰风气之盛。

玉器在大溪文化之中似乎还只是装饰品,还没有上升到礼器的范畴。

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瓮棺葬及其众多的出土玉器,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玉器的一个重要特色。

所谓瓮棺葬是以陶制武、缸、盆、钵、罐等容器为葬具,将两者相扣构成瓷棺,安葬死者及置放随葬物品。石家河隶属于湖北天门县境内,自20世纪50年代起至70、80年代,考石工作者对这一地区先后进行多次发掘发现了许多重要遗址。特别是1987年至1991年期间抢救发掘肖家屋脊遗址发掘面积达6700多平方米先后发现墓葬109座,其中有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瓮相葬16库。在编号为M6的最大武棺之中出土随葬玉器56件,计有玉人头像6件、玉虎头像5件、玉盘龙1件、玉坤11件、玉飞鹰1件、玉珍2件、玉管10件、玉坠1件、玉珠5件、圆玉片2件、玉等2件、玉柄形饰5件,另有碎玉玦5件。该墓出土玉器数竟占16座墓出土玉器总数的一半以上,且囊括了石家河文化出土玉器的大部分品种。在其他瓮棺之中同期出土的品种还有玉羊头、玉鹿头、玉牌形饰、玉长方形透雕片饰及玉纺轮、玉锅、玉刀等等。

石家河文化晚期墓葬的总体特征是以玉为主,或曰以玉检葬。从上述肖家屋脊109座墓葬观察属晚期者77座其中有随葬品的武棺16座。这当中除M6有一只阳杯外,所有随葬之物全部都是玉器而没有其他任何生活用具。有的墓虽无玉器却放入了上—3枚残玉或碎片。石家河人的祖先宁愿在墓中放入玉石碎片,也不放入其他生活用品,反映玉崇拜的心理比较强烈。这些出土的玉器大致应分三类:一是工具类,相玉纺轮和玉制颌、刀、二是装饰类,指珠、管、坠、璃、等等物三是人头像和渚种动物头像。古代先民不会无缘无故地琢制生灵形象这当中必有一种神圣的说教。我们也可将这第三类玉器视为神灵崇拜玉器的范畴。石家河文化晚期出土的这100多件玉器,器形都很小。除养系固发专用,最长者也不过6.5厘米而已。其他所有玉器长度都在1—5厘米之间,而且大多有样孔,或背面有四槽,作固定之用,可穿绳、可插嵌、可胶粘,可固定在衣物上或吊挂在人身上,说明这些玉器的使用方式是通过装饰来表现崇拜心理。这些玉器的造型非常优美,加玉技术比较成熟,巫灵观念比较突出,显示玉文化已较发达。但是,石家河时代玉器的统治特征还很不鲜明,一件玉刀只有1—2厘米大小。

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1979年至1980年曾先后进行过三次发掘。玉制品多出于薛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之第三期当中,该期共发掘墓葬80座,计有玉铲11件、玉环18件、玉根18件、玉管85件、玉琮2件、玉饰33件、无名玉器1件。在这批墓中,随葬品最少的只有两件器皿。最多的(M44)有46件,其中玉制品达30件。薛家岗文化距今5000多年,在葬俗及其他文化特征方面和南京北阴阳营文化、上海青浦赵泽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当时佩戴玉器风气盛行,琢玉技术已经成熟,以玉装饰、随葬巳成习俗,玉崇拜意识已较突出。薛家岗件石铲、石销及多孔石刀非常引人注目,有一件十三孔石刀长达51.6厘米,宽有12厘米;器形规整,刀刃锋利,孔距相等;磨制精细。有的玉刀、玉铲还在钻孔周围绘有红色的花果图案,既能实用,又作礼仪之具,这在新石器时代是不多见的。而玉制礼器仅有两件玉珠,高仅2厘米,孔径只有1—6厘米。此件恐怕只能作为装饰之用,不能作为札神之器,这一切说明当时还没有进人到玉礼仪时期。

安徽合山凌家滩位于安徽东部,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出土新石器时代玉器的一处重要遗址。早在1987年对该处就进行了发掘,发现墓葬47座;出土玉器96件。主要品种有玉珊、玉璧、玉决、玉环、玉璜、玉管、玉等、扣形玉饰、纽彩玉饰、茵状玉饰、刻纹玉饰、半椭圆形玉片、长方形玉片、三角形玉片、玉勺、玉龟、玉人、玉斧形器等。所用玉材有玛期、帕玉、水晶、玉润。相当于大汉口文化中期。该处玉器琢制精美,技术高超。墓葬反映当时用玉习俗盛行,具有较典型的宗教和礼仪特征。

长江下游地区玉器遗存是以河姆渡文化、马家饭文化和良给文化为主要代表。其中马家汉文化还分为马家演和泡泽两期。除此以外还包括相当于马家演文化时期的南京北阴阳营文化。这几支重要的考古文化遍布浙江、江苏和上海的大片地区,出土了大量精美无比的玉器文物,显示出新石器时代末期我国玉文化的盛况。

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县和宁波市之间,最初发现于1973年夏,同年11月开始首次发掘,1977年10月至1978年初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出上遗物十分丰富,共有玉。石、木、骨、陶各种文物6000多件,其中玉石器数以千计。属于纯玉共有玉环、玉玦、玉管、玉珠四大品种。这在当时属于装饰类玉器,这些装饰品多为低档玉和荣琢制。荧石亦属玉材类,半透明、半玻璃光泽,莹可爱,易于加玉。

河姆渡遗址是我国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油之一,占地面积40000平方米。根据北京大学者系实验室所作的测定,它距今约6900年左右,早马家演文化和近泽文化,相当于黄河流域的仰文化时期。玉器遗存亦如仰韶文化、尚处于早狲饰品阶段,具体特征表现为;一玉、石混用,同样造型的装饰有玉质的,又有石质的;二是觎粗糙,雏形不甚规整;三是品种调,除装饰用外,尚未出现其他别的玉器。

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许多公雕刻,皆栩栩如生。例如一件又雕刻‘双鸟朝阳”中间以一鳅心圆构成似有动感的太阳,用喷发光芒与烈焰。两边配有一仰首相望的双鸟,长邮勾时,引啼唱。精湛的雕琢技艺使人难想象这只是一件原始时代单纯艺术品。这件牙雕很容易使人’想到远古的图腾。河姆渡文化艺术造诣和玉器早期的幼稚价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荧石的硬度并不比象牙力多,为什么牙雕丰富精彩而且则既粗糙又甚少,合理的解释该是:当时有关玉的宗教概念、这里尚未形成。中国史前玉标繁荣,决不单纯取决于原始人雕琢技艺的高低。它的兴旺发首先在于玉崇拜意识的兴起。于玉文化观念的兴起。自河姆渡文化以后、再过千年左右,同样发生在浙江大地上的良渚文化Z器,以其浓烈的崇拜意识和大量精湛的雕琢,河姆渡玉器形成强烈的反差。

马家浜文化是环太湖地区范围内与河姆渡文化平行发展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年代亦和河姆渡文化相当,距今7000—6000年之久。其分布范围东自东海之滨,南至太湖流域,四起宁镇山脉,北达江淮之间。马家浜文化最早是在1959年3月发现于浙江嘉兴南7.5公里处的马家浜。当年发掘面积213平方米,获玉玦两枚,一件乳黄色,一件乳白色,直径分别为3.2厘米和7厘米,在墓穴中都置于头骨旁边,似作耳坠用。此后经多次发掘,先后发现的主要遗址有吴江县梅堰镇遗址、苏州市西南郊越玉城遗址、吴兴县太湖边的邱城遗址、武进县戚墅堰镇西南的圩墩遗址及该镇西北方位的潘家城遗址等。出土玉器住要有玉璜、玉玦、玉镯、玉管及玉坠等。所用玉材有白玉、青玉、蛇纹石玉料和玛瑙。马家浜义化玉器通存状况与河姆渡文化相仿,属玉器文化的初起时期。但是,这一切都为以后玉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继浙江河姆渡和江苏马家浜之后1000多年兴起的崧泽文化在玉器方面则有了很大的进步,显示了长江下游地区玉文化发展的强劲势头。崧泽文化年代为距今5300—5000年以上海市青浦县崧泽遗址为其代表。分布范围仍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基本上和马家浜文化相一致。本要遗址有吴县的草鞋山、张陵山、武进县的圩墩村、松江县的扬村庙等。崧泽文化早期的玉器通存亦很贫乏,墓葬中寥寥无几,品种上多玦少璜。到了中期,璜、环、珠、坠诸器毕现,器物走向精致。发展到崧泽晚期,出现了较大型的玉镯、玉璧和超大型的玉斧。器形规整,器表光洁,打磨精致,钻孔熟练。墓葬中许多女性都配有玉璜和玉镯反映崧泽女性佩玉已成风气。

崧泽玉器在产品造型上富于变化。如1974—1976年崧泽遗址第二次发掘中出土的玉琀,发掘报告是这样描述的:玉琀三件,分三式;I式:一件(M69:10)。淡绿色,圆饼形,一侧穿一小孔,直径1.7厘米;Ⅱ式:一件(M82:4)。淡绿色,璧形,直径3.7厘米;Ⅲ式;一件(M92:4)。墨绿色,鸡心形,中穿一孔长4.2厘米。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新石器时代玉琀有:龙山文化之胶县三里河,以玉镞为琀,齐家文化之武威皇娘娘台,以绿松石珠为琀;南京北阴阳营,以雨花石为琀。崧泽遗址这三件玉琀应是史前玉琀中最早者之一。其形式非常独特,一下子出了三个造型,特别是Ⅱ式,外形为鸡心,中孔比较大,不像是挂坠或佩饰,在同时代中也没有相应的玉件,这使人相信或许是专用的玉琀。同样,崧泽的玉璜也表现出丰富多样的特征。璜是新石器时代玉器遗存中的主要品种。各个地域文化出土多多矣。大多为半弧状,均大同而小异。崧泽玉璜有半环形的,也有半璧形的,更有两件仿鸟鱼之形的玉璜。此为崧泽时期所仅见,造型不仅生动而巨含蓄,必是当时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崧泽时期大约已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的晚期,其熟练的琢玉技术和较发达的琢玉业为后来良渚玉器开拓了先河。

北阴阳营文化遗址地处南京市内,是新石器时代的一处氏族公共墓地。该遗址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即被发现。新中国建立后先后经过四次发掘,发现有住宅、灶穴、灰炕、墓葬诸多遗址。出土石、玉、陶骨、铜诸文物3000多件,其中玉器近300件,不但量大,且器形规矩,说明当时制玉业已很发达。玉器品种有玉玦、玉璜、玉珠、玉管、玉坠。

这是史前玉器装饰品中最基本的造型。”在墓穴中,玦多出于人骨之耳际,是为耳饰;璜多呈半环形,置于人的颈部,当为颈饰;管呈柱形,多出于人的胸部和腰部,作为人身的装饰。玉器用材多为玛瑙,亦有透闪石、阳起石及蛇纹石玉材。

北阴阳营文化遗址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一是以天然雨花石作为玉琀,摆放于人口中,这是国内独一无二的现象。雨花石形纹俱佳、天生丽质,属玛瑙类,玉器行业中称之为雨花玛瑙。以北阴阳营史前人类制玉之技艺,琢制玉琀当不费难。然却以天然雨花石子为之,足见玉为石之美者、石之美者即玉。二是有一个屈肢人骨怀抱着一只彩色陶罐,罐内放着玉器和玛瑙器九件、以缶藏玉,此之为宝。这是《说文》中古“宝”字的来源。这个有趣的现象居然在南京的史前墓葬中得见,证明前人所说不虚。

长江下游地区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及南京北阴阳营文化中的史前玉器都以玦、璜、管、珠为主要特色,反映了这一地区史前玉文化发展脚步的一致性和继承的关系。在这些文化的基础上,经过了较长时间的相互影响和磨台,我国史前玉器终于迎来了一个新时期——良渚文化时期。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砌一支重要的考古文化,自1936年浙江省立博物馆施昕更先生在余杭良渚镇首开发掘,至今已历60多年时间。经过几代考古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终于向世人展现了一幅以环太湖流域为中心,东阳舟山群岛,西达宁镇一线南从宁绍平原、北至苏北地区的良渚文化玉殓葬原始风貌,展现了良渚先民以其卓越超群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震惊世界的玉文化千秋伟业,以至于在国内外掀起一次又一次研究良渚文化的热潮。

良渚遗址是指包括良渚、安溪、长命、北湖四个乡在内的大型史前遗址群大小遗址有40余处。

而在环太湖流域所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总共已有100多处,已发掘30多处。其中著名的遗址有浙江瓶窑镇的反山、汇观山、吴家埠、莫角山、安溪下限村的瑶山、嘉兴的雀幕桥。江苏境内有吴县的草贴山、张陵山,常熟的三条桥,武进的寺墩,海安青墩,上海青浦县的福泉山等。已先后清理墓葬数百座出土了一大批精美无比的玉器文物。

良渚文化墓葬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这些古墓都以随葬玉器为主体玉器数量在出上文物中所占比重都在80%—90%以上而且造型规整、打磨光亮、纹饰精致、文化内涵深邃。

张陵山遗址属于良渚文化早期,距今5000年左右。遗址所在地为江苏吴县角直镇。当地有两座土墩东西分列,相距百米。1977年发掘了两山墓葬,清理早期良渚文化墓5座。其中四号墓出土了20多件玉器,有玉璧、玉琮、穿孔玉斧、玉镯、玉坠、玉蝉佩及玉锥形饰等物。多透门石、阳起石琢制。该墓出土的玉璧和玉琮属国内同类玉器中年代最早者。值得介绍的是一件编号为M4:02玉棕,形似手阈,外径10厘米,高3.5厘米,是玉琮的早期形态。该琮的外圈璧面上有四块等距离相对称的凸形平面。

每个平面上都有一个阴刻兽面方形适合纹样。重圈圆眼,阔嘴獠牙,面目狰狞可怖。琮系由镯演变而来,越是早期的琮越像手镯之形。该琮的造型和纹样都显示了良渚早期的特征。

寺墩遗址属良渚文化中期,距今大约4500年左右,地处江苏武进县。编号为M3、M4的两座良渚文化墓葬,共出土玉斧3件、玉璧25件、玉琮33件、玉“格式’(即玉杖首)1件、带槽玉器1件、玉镯3件、玉镯形器一件、玉锥形器2件、有糟玉器坠3件、玉珠32枚、玉管8枚、玉锥形饰1件。

这批玉器皆为透闪石琢制,显示了良渚时期相当高的琢玉技艺。就其规璜而论,如果没有一批长期从事琢磨玉器的艺人工匠,断不能有此成就。

上海青浦县福泉山遗址原是一处占代丛葬之地,是在距今4000多年前,由良渚人在崧泽文化遗址和墓地上运土堆筑专门建造的土山墓地。其处除有新石器时代马家浜、崧泽、良渚等时期墓葬而外,还有战国、西汉及宋代各墓,该遗址曾于1982年、1983—1984年分别作了两次发掘,发掘面积1350平方米。清理墓葬7座,获玉、石、陶、骨等随葬器具555件。其中纯玉器455件,占82%。这些玉器有玉斧、玉璧、玉杖首、玉带钩、玉镯、玉纺轮、玉环、玉璜、玉佩、玉坠、玉钻形器、玉角形器。玉靴形器、玉锥形器、玉管、玉珠、玉饰片、玉菱形饰等。总的来看,玉器品种与早期相比,已大为丰富,雕琢也更加精致美观。在编导为T27M2的墓中出土文物170件,其中玉器139件,占92%。各种随葬玉器在墓中摆放的位置是:墓上的头肩部位摆放玉珠、玉菱形饰。胸部摆放玉项饰、玉锥形器、玉管、玉环、玉坠、玉靴形器等。腰腹部放置玉斧、玉杖首、玉佩、玉纺轮、玉锥形器、玉钺及玉管等。腿脚部放置珠、上汝、管及锥形器。良渚文化后期墓葬的特点是规璜较大、随葬玉器数量众多、品种亦比较齐全。

在良渚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还是良渚遗址中的大型祭坛遗址。反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位了杭州余杭县长命乡雉山村,1986年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进行了首次发掘。在650平方米的范围内清理墓葬11座。这些古墓全部位于一座人工堆筑的‘高台土冢’之上出前人为地筑这葬身之用的祭坛竟运土20000立方米。这次发掘所获玉器不但数量大,而且质量高,其中更有具玉权意义的器物在国内数十年新石器时代文物考古发掘之中无有出其右者共出土玉、石、陶、漆等器1200余件;其中玉器1100余件(套)占全部随葬品的90%以上。若以单件计算,随葬器件总数竟达3200余件,平均每基有300件之多。这种盛况不但在全国新石器时代墓葬中难得一见即在良渚遗址目前所知的墓葬群中也属翘楚。

这些玉器的品种为:玉璧5件、玉琮21件、玉钺5组(连同玉冠饰、销身和玉端饰)、玉璜4件、玉镯12件、玉带钩3件、冠形饰9件、锥形饰73件、圆牌形饰131、镶插端饰19件,此外还有七状器、杖端饰(分带样杖端饰和带卯技端饰)、串控制合管、珠、坠相互搭配出联而成),单粗品种有竹节形管、束腰彩管、鼓形人珠、小珠、束腰形珠、球形珠、个圆形珠。坠饰有球形管。串缀饰有鸟4件、鱼1件、龟1件、蝉1件。此外还有镶嵌件。以上所列举的这些玉器皆用软玉琢成色泽多样,打磨光洁,可谓尽背上品。

综上所述,可以较清楚地看出灵塔玉器发展的步履。良治人器早期品种还不算很多,玉面朴素无效,造型也相对简单。良猪中期以后玉器品种极大丰富造型纹样复杂多变,神权及玉权意识更加突出。良话玉斧,扁平扶梯形,下端为圆形斧刃部有固定用孔造型非常完美。玉组皆府平圆形,朴素无级以玉质之美冲击人们的视觉感官。玉也有乳黄、淡行、褐红、取缔、灰白、淡绿、黄褐、黑褐。最大者直径26厘米,孔径3.6厘米加之大多打磨光亮使玉之美色尽现。玉栋在良治渚玉器中数量很多,全部用透门石软玉琢制,造型分迹式短筒形和内国外方柱体形。外璧或饰以形象背面纹或雕琢象征背面效。良治玉器雕琢的精细程度令人赞叹不已,加寺墩遗址一件编号为M4:1的玉棕,发掘报告称之为“史前玉器的代农作品”。该琮高7.2厘米、射径8.5—6.7厘米,孔径6.8—6.7厘米。暂不论其形态如何单说在其形象的面效的周围雕琢了许多极其细密的云纹、凸孩纹这些纹样弧形的、细小的短直线组成,一个2毫米的圆竟由七八个别小的直线衔接而成,一条2—3毫米的直线也以数点相联而成刻纹最细的仅0.7丝米,必须用高倍放大镜才能肉眼观察,堪称鬼斧神卜之作。这些高储尖的玉器刨作反映墓葬的规格相当高给了人们极人的艺术享受,还折射出当时社会发展的脚步。我们从这批出土玉器的用途和象征意义上,可谁知墓主所掌握的神权、军事统帅权、氏族领导权和大量社会财富的支配权力。

4、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

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以广东曲江石块文化、台湾卑南文化为该地域之代表。

曲江石峡遗址位于广东北部,因地处曲江西南狮子山的狮头和狮尾之间的峡地,故得名。该遗址面积30000平方米,最早于1972年被发现至1976年底已先后发掘1660平方米,出土各种遗物2000多件其中有41座墓葬发掘出土玉器163件。玉器的品种有玉璧、玉综、玉钺、玉泱、玉瑶、玉环、玉鲜、玉管、玉珠、玉坠及各种动物造型的玉装饰品。所用材料有蛇纹石玉类、高岭玉、汉白玉、软玉、绿松石、水晶等玉料。这些玉器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装饰品类,二是礼玉或机玉类。曲江石峡文化中有二次迁葬的习俗,在一座墓中同时具有最初葬器和迁葬用器,这在新石器时代文化当中罕见。这些墓中随葬玉器的数量自然增多,器形也较优美。石块文化的年代为距今6000—4000年之间,属原始社会晚期。玉器形制和加玉技术都可和长江下游地区媲美。发掘报告称:石峡M105出上的大玉琮竟和江苏吴县草鞋山出土的大玉琮在玉料、内孔特征、纹饰上几乎一摸一样,两地相距两千公里,却如此雷同,值得注意。这至少说明石峡文化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渚原始文化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史前人类相互交流的地域范围如不是以出土实物为据,难以令人置信。

卑南遗址位于台汗东部卑南山区,属台自市,距今大约三四千年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曰落遗址。自20世纪80年代起经多次发掘先后清理墓葬1500余座。其中随葬玉器墓数目座出上玉器1000多件。该彻安葬方式是以石板为棺、埋于住屋室内陆下;这种习俗十分罕见。从玉材来看,大多使用花莲玉、蛇纹石类玉多为台湾当地所出。卑南遗址出土的古玉主要有三大类。一曰装饰类,其中著名的文物有菱形玉珠穿级的头饰,大量各种各样的玉制耳环,玉制珠、管、捧出连的项链、江队,环形成喇叭形的手迹等。二曰不具类,有玉饮省及端刃器,往往刃口锐利使用痕迹消晰。三曰兵器类,主要有玉矛和镞,对称锋利,中脊坚挺,形态优美。

卑南玉器遗存中最具特色的品种当属玉环。从形制上来看,向快形、椭圆四突形、外方内圆四突形、长方形、几字形等这当中除圆形而外其他造型作没少见。更有“人皆形’和‘多环人的形”耳环,抽象造型,十分奇特,应是古代神灵意识的一种物质体现,不能单纯地看作一种装饰。从整个面上来看,在几乎所有的墓中,随葬玉器的数量相差都不是很大。比如耳环,墓中多者4件,少者1件。比如钢凿,多者2件;少者1件,说明当时贫富的分化还不是十分突出卑南遗址中发现有大形贝类工艺材料——车磲,并且和玉石同出一窟,这反映在上古时代车谋就作为美石雕琢使用,可证古传车谋为玉属之说不虚。

台湾地区出土玉器的遗址除卑南外,还有垦丁、圆山、芝山岩、丸山、加路兰、平林等地。这一切均说明台湾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重要的古玉出产地,对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璜—

双联璧—红山文化

三联璧—红山文化

玉龙—红山文化

鸟嘴玉龙—红山文化

玉龙—红山文化

玉梳状器—红山文化

玉鸮—红山文化

神鸟玉璧—红山文化

玉鸟—红山文化

玉鸮—红山文化

玉鸮—红山文化

玉鸟—红山文化

璜形玉凤—红山文化

人面鸟神—红山文化

玉马蹄形器—红山文化

三联璧—红山文化

三联璧—红山文化

兽面玉璧—红山文化

三联璧—红山文化

龙首斧形器—红山文化

锥形器—红山文化

匕(勾)形器—红山文化

刀形器—红山文化

小玉龙—红山文化

 
 
中国玉器鉴赏—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品种和工艺特征
2008年06月10日 星期二 18:32

 

依据考古资料分析,我国新石器时代玉器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大约是进入新石器时代开始到距今6500年之间。目前发现的主要玉器遗存有内家古兴隆连文化、辽宁阜新变海遗址、中原的裴李岗文化及早期的仰韶文化、浙江的啊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等等。这一阶段尚处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或曰新石器时代早期,玉器出土的数量还比较稀少,形制简单,多倾向于工具原型件装饰。打磨程度也较基本无装饰纹样。这一切奇怪,当时尚处于涉足玉域的初期。从实用的角析,玉石一般都比较坚硬磨不易,在生产力极度假条件下,还不太可能利用、制造大量的工具。从社会角度而言,当时的物质这不够丰富,社会等级也尚芽,母系氏族之间也较少战争和杀伐。因此,除少饰而外,以财富、炫耀、礼仪等社会统治心理为内其他玉器显然还不具备证条件。这一阶段的墓葬中仅仍有单件坠饰出现,代品种是玦、璜、珠、琀、坠后期大约是在距今6500—4000年之间,这一阶段,我国史前玉器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从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文化比较当中,人们可以发现,新石器时代玉器也是经历过一个从简到难、从小到大、由浅入深的客观发展过程。最初,我们在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早期的墓葬中,只能是零星地出土一些玉件,有时候发现一两只玉坠。但再发展到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阶段,动辄即有成百上千的玉器出土。这一阶段玉器遗存的主要代表有东北的红山文化、山东的大汉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华中的大溪文化、长江中下游的潜山、含山遗址和辍泽文化、良渚文化、华南的石峡文化、台湾的卑南文化等等。可谓已遍布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大江南北。玉器除保留早期的品种而外,新创造了反映后期观念特征的五大代表性品种;璧、琮、斧、钠、刀,更出现了玉人像、玉对像、玉动物形象、玉制器用物品、玉宗教器皿和玉仪仗器皿等等。品种造型极大丰富,平面走向了立雕,紧身装饰了纹样,粗糙变成了明洁亮泽。在玉器的使用上从前期的人身装饰跃入到后期以神权政治为核心的礼仪性用途。正是这一实质性变化;铺垫了后来在文明社会中、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中国玉文化的最初基石。我国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工艺特征主要表现在四大方面用料方面、造型方面、装饰纹样方面、钻孔形态方面。

用料特征主要是以片状玉器为主体,这是当时的琢玉工艺所决定的。古人在择料时,首选的是片材,或以整料开片,然后再下料琢磨。故一般而言,无论是哪一个玉器品种,都是在玉片的基础上成型的。在琢磨过程中,由于靠近边缘的地方打磨比较方便,所以最终器形多中间隆起而四周较薄,或边缘成坡状。这是新石器时代单件玉器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造型特征以简练和概括为主要风格。基本形态以几何形与像生形为主体,几何形中又以圆形与方形为主体,例如墨、环、璜、锡等器都是在玉片的基础上制成圆形主体,而斧、钠、刀、铲则是在玉片的基础上琢成方形主体。至于玉琮乃方圆与立体并用,涵史前宗教哲学思想观念,是更高一层的造型创意,很值得后人借鉴。像生类造型含各种动物及神人神兽造像,动物形体一般比较简单,着重头部的造型,身体部位则作高度的概括或于脆省略,全身突出头部,头部又突出眼睛,目纹和臣字眼是新石器时代像生形玉器的一个突出的艺术特征。

线纹特征是以线刻纹样作为玉器表面的装饰,这也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的一个很鲜明的艺术特征。线纹的类型有阴刻直线、阴刻直线网纹、阴刻曲线纹样及阴刻没粗线纹。更有一种减地凸雕,其做法是先琢浅刻阴线,然后再将线条两边的玉面沿刻线的边缘逐渐向外磨四下去,形成凸起的浅线纹。这是一种很有立体感的凸起线,很富有装饰意味。

钻孔特征是以两面对穿为主要钻孔方式。由于当时施钻工具耐磨性能不高,所以钻孔外面的直径较大,里面的直径较小。孔圆有时也不够规矩甚至呈腰圆状。在两面对钻的过程中由于对钻位置经常不准,造成对口错位,两孔接头处还留下台阶。这都是原始玉器的重要特征。

 

玉马蹄形器—红山文化

矛形器—红山文化

玉猪龙—红山文化

玉猪龙—红山文化

玉鸟—红山文化

 
 
 
中国玉器鉴赏—新石器时代玉器的文化和地位
2008年06月10日 星期二 18:55

 

1、新石器时代玉器的伟大成就

根据考古的发现,在我国,演变为现代人类祖先的古眼化石,经测定距今约有一千多万年,而从真正的人类出现到现在已有两三百万年的历史。像我国这样古老的国家,进入文明社会是从夏、商政权的建立开始计算,这也才只有4000年的历史。千百万年的进化历程和区区4000年的文明史之间,真正接近文明的孕育过渡阶段,也只能从进入到新石器时代、大约1万多年以前算起。因此,从探索我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角度来看,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这数千年上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中,我国新石器时代玉器创造了非常伟大的成就。

无论是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决、璜、珠、晗、坠,还是属于其晚期的璧、琮、斧、铀、刀,或者是其他类别的玉器品种,尽管各地出土的玉器千差万别,但大类品种和总体形制则是完全统一的。这反映了一个重要的史实:我国先民用玉的历程已从原来个别部落的行为,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规璜的玉崇拜风气。中国古玉的门类品种和使用方式,再也不是一时一地的行为。而是统属于全民族的习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中国远古玉崇拜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在全境范围内拥有一批共同的产品,这些产品基本形制相同,具有统一的功用;二是拥有共同的玉文化观念,这当中包括代表远古意识形态的玉器造型和代表天地神灵的至尊地位。三是具有共同的使用方式,其中包含有代表统治地位的用玉礼仪、代表社会地位的佩戴方式,包含礼葬先人的规矩和礼祭先祖的程式。这三大特征构成了中国玉文化的最初框架。这都是以大量的史料和出土文物为根据的。例如:在葬玉习俗方面,甘肃皇娘娘告和湖北石家河文化墓葬中都发现了一个相同的现象,贫困人家用不起玉器人葬,便取碎玉缺埋入墓中,这应是典型葬玉习俗的反映。以玉为哈是中国葬玉的一大习俗,但各地所用玉晗的造型并不完全一样。

在玉器形制方面,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和良精文化出士的玉琮造型完全一致广东石峡出土的大玉练和江苏吴县草鞋山出土的大玉珠完全一致。陕西神木石卯发现的玉漩巩和辽东四平出土的漩巩完全一致。玉琮的独特造型和它所蕴含办古宗教含义,在中华国土地域之内历来是统一的,是不能随意更改和替代的。

在祭祀方式方面,东北的红山文化、宁夏的何庄遗址及江南的瑶山、反山都以祭坛用玉。地以高山作通天之路,以石块筑坛行佩玉祭玉之环山东大汉口的祭祀坑和四川广汉的祭祀坑;同样都是以坑埋大量玉器来礼祭山川神灵。在如此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在相隔千里之外的不同地区里,其用玉习俗何其相似。

玉崇拜原是一种宗教文化意识,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事实证明,这种意识形成于中国古代国家建立之先。由于它和古代宗教理念天然地结合在一起,逐渐在上古思想领域中占据一个神圣的地位,发展到后来在国家统一的思想意识中也成为一项重要的内容。国家是在氏族的荒原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它必先具有统一的文化意识和地域意识,最终才会有统一的民族意识。文化意识是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逐步建设积累而成。

地域意识有时候会伴随着掠夺、杀伐、吞并,通过不断的战争逐渐归并形成。有了统一的文化意识和地域意识,才会最终向着更高的民族意识飞跃。大一统的民族意识一旦形成,便不是哪一个外来者轻而易举就能征服的。

从石器到玉器,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次重大的飞跃,是从物质创造走向了精神创造。

史前玉器无论从单件来讲,还是从总体而论,都有一个从诞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都要经历从识料、选料、构思、琢磨、成型、抛光的制作过程,都有一个从吊挂镶嵌、配套装饰的初级使用方式发展到象征地位、显示权力、祭祀天地、随葬入土等高级使用璜式,也就是从人身装饰到政治运用。它曾代表过图腾意识、宗祖意识、鬼神意识、天地意识、军事联盟和氏族社会的权力意识,继而走向了国家的政治意识,最终在全民族的心目中树立了十远不朽的玉龙和中国曾经的上帝一一玉皇大帝的形象。玉器代表了史前文化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在加玉技术方面还是在观念形态和哲学深度方面,它所代表的思想内容都是后来走向中国国家礼制的重要基础之一,是走向统一的立国和建国意识的先驱。在新石器时代的所有地域文化当中,有哪一项物质文明能和玉器相比呢?

人们或许以为新石器时代毕竟属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毕竟是属于原始人群的范畴,故对新石器时代的玉器自然会冠以“原始’的认识。现在我们从田野考古所展示的新石器时代玉器风貌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玉文化的盛况,应该使我们对古代玉器’原始’的认识有一个根本的改变。商代妇好墓中出土的玉器共有四个大类,但这些类别在新石器时代早已具备。良渚文化的葬玉在加玉创作、艺术境界和思想意识上的高度,比3000多年之后封建社会晚期的玉器并不逊色多少,清代文人还以仿制古玉为高品位的雅乐,即便是现代玉器的造型创作也往往根植于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土壤之中。我们可以大胆地说,纵观新石器时代玉器,特别是其晚期的盛况,说明中国史前玉器并不“原始’,它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

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中国玉器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从发展史的角度来说,它是中国玉器的基础期或奠基期。从规璜和水平来说;它是中华玉器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新石器时代玉器对史前文化意识、地域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形成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我们从史前玉器和玉文化之中能够较清晰地看到步向文明的足印。田野考古的大量成果不仅显示了新石器时代玉器的伟大成就,它还向世人证明号称札仪之邦的中华古国的礼仪典章;正孕育成长并崛起于这玉文化的土壤之中。

2、从古史传说的角度看玉器的历史作用

早在母系族社会,部落中就流行着这样一中习俗:在每年的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场合,由氏族内部的权威妇女,比如女酋长或女巫岖之类的物,凭借记忆或以结绳、刻本为辅助工具,向民全体成员宣讲本氏族的历史和重大事件。这种俗一直保留到文字产生以后有了史官记录音事止。这就是口耳相传的古史传说。

根据古史传说,我国古代若干部落在经过了时间的斗争和联合之后;最终形成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称雄的格局。以炎、黄二帝为首脑更集团居住于黄河中游一带,并逐步向东扩展。太晚、少昊、量尤为首的东夷集团,居住于黄河下游。在炎黄联盟战胜了量尤以后,东夷和华夏走向了融合与同化。以伏在、女娟著名的苗蛮集团,所居地域以湘、鄂、陆为中心。三大集团时而争斗,时而共处,最终同韶文化是高度发达的母系氏族文系氏族文化。大江口文化是由东夷苏北一带远古居民所创造的文化。

社会场景中,窥视当时玉文化的风貌,并与考古成果相印证,从中看到古代玉器在国家建立过程中发挥过的作用,藉以较全面地探求中国玉文化的渊源。五帝时代是我国古代国家建立以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生产力已有较大的发展,贫富差距加大,阶级面临分儿、社会激烈动荡,必然导致以保护社会上层利益和走向集权为目的的重大变革。五帝时期发生过三次重大的变革,认识和研究这三大变革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代玉器在文明孕育当中发生过的重大作用。

第一次重大变革,是黄帝统一中原,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世代为人们传颂。这次变革的结果是原先的血缘部落励台同化为地战部落,部落集团大联盟取代了过去氏族间的杀代与动荡,加速了史前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程,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古史传说中对黄帝的功绩有这样一些叙述:“考定纪年,始造书契,服贫垂衣,故有充龙之颂”;‘吹玉律,正须密,置四史以主图籍”;“泛河沉璧,有泽马群鸣山车满野”;“乃胜世于昆台之上,留其冠剑佩思焉,昆台者;鼎湖之极幢处也”;昭使百辟群臣受德教者,先列圭玉于兰蒲,席上燃沈榆之香,容来宝为屑,以沉榆之胶和之为泥以涂地,分别尊卑华戎之位也”。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古传的功绩实际上是黄帝为巩固中原的统一而实行的重大举措,考定纪年、编造书契、制定冕服、确定音律、统一度量衡、设置史官,这都是开国始祖初创大统必不可少的制度。令人回味无穷的是,传说中的这些内容跟玉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而田野考古又发掘出大量五帝时期的玉器。

我们不妨先以玉律漩衡而论。古史传说中我国最早的音律和度量衡制度出于黄锺玉律。

当初黄帝命隶首定数,命伶伦送律吕,用黄玉琢成玉律管,称为黄罐玉律。以黄擅长度为标准产生度制,以黄撞容积为标准产生量制,以玉律管之音为十二音之首产生音律,由是一只小小的玉管产生了我国最早的音律和度量衡制。以至后来的《说文》中还流传“舜之时西玉母来献其白请’,反映五帝时期西域方国向中原进贡了玉律管。商用“横黍尺”,周用“周玉尺”,以后历代玉朝各依玉律管制度定其度量衡标准。可见佳话流传之长,黄帝功勋之高,亦可见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也。

泛河沉璧和献世昆台。以玉璧沉河,祭水川之神。以玉冠、玉剑、玉佩埋于“极峻”的高山之巅,行祭天之礼。祭与祖乃国之大典,是古代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古史传说中是这样讲的,考古发现的高台祭坛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真实场景。神话为遗迹所证实,遗迹为神话所诠释。

至于“百辟群臣”、“列圭玉于兰蒲”、“分别尊卑华戎”,是说明黄帝时代建立了圭璧制度,以此规定宫廷和臣属官员的等级。我们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成果中得知:史前玉器多用于祭葬,也就是说多用于鬼神之事。自黄帝始,将玉器施于政治场合,施用于氏族部落联盟的等级制度。这是国家玉礼仪制度的初始,无疑属一项重大的创举,也可以说是用玉方式的一个重大的转折。正因为等级用玉的开始,才可能有后来西周、春秋玉器在国家殿堂上的重要地位和人格化的重大作用。

第二项重大变革,是颇项实行“绝地天通”,垄断神权政治,推动社会进步。在古史传说中有一位太腔,乃东夷集团的始祖。相传他有四位妻子,其中与有部氏姜源结合,生弃,后来成为周族的始祖;与有戎氏简狄结合,生契,后来成为商人的始祖;与陈丰氏之女庆都结合,生尧,后来成五帝之一、千古圣贤;与挪皆氏之女常仪结合,生少昊(亦称少娜),后来成为黄河下游以鸟力图腾的强大氏族首领,其所属部落皆以鸟、鸠、雉、扈等名为官。帝须项号高阳氏,是少昊嫡系部落风马氏之后裔。这个频项非常了得,他所实行的“绝地天通”是当时推进宗教进化——亦即古代政治进步的一项特别重大的举措。颁项当政于原始社会之末、氏族社会即将解体之时,也就是说处于国家即将诞生的前夕。早在颛顼之前,原始宗教已经过了长时间的运作,巫术相当流行。家家都有巫祝,人人都可行祭祀之礼。无论哪一个氏族成员随时都可通过并卜祷告祈求上帝的旨意,人人都可传达天意。这就容易造成意识形态上的混乱,从而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当社会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极需加强神权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治理。颛顼毅然实施“绝地天通”,将祭神活动和治人活动决然分开,由专人专行祭子巳占卜事宜,民神分开的实质就是实行神权政治的垄断。垄断了神权就是垄断操纵了意识形态的大权。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有利于维护氏族上层集团的利益,有利于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分化,有利于加速氏族公社的解体,有利于国家政权的早曰诞生。通过权力实施垄断,在今曰看起来并不希奇,但在从猿进化成人类之后,第一个实施垄断的就非常了不起了。即便我们以今曰之思维设想一下当时的情景,仍令人可钦可叹。

“绝地天通”并非不让“通天”,而是不允许普通百姓擅自“通天”罢了。中国古代宗教思想的核心,是以天为主宰,世间万物均在普天之下。山川大地及人鬼生灵当另具各个不同的等级,国家的统治者为上天之子,渚臣百姓须各守等级本分,这一切都取决于天意,而获取天意须行巫术以沟通。古之巫师沟通上天的方式有多种。如:高山乃通天之路,大树乃众神上下之道,甲骨乃天地显灵之具,动物乃通天之助手,歌舞音乐乃媚神之手段。酒类、大麻等可食之物固有麻醉功能,吃多了便晕晕乎乎。史前先民认为多吃能见鬼、久服通神明。与上述方式相比,玉器在古代宗教活动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显得更加突出,这在龙山、良渚等文化当中获有清晰明确的证据。

颛顼部落源于以鸟为图腾的少昊部落,从少昊到颛顼属五帝时期,相当于考古上的龙山文化时期。东夷集团的活动区以山东和苏北为中心,在这一点上文字史料和考古资料完全印证。前文介绍过的龙山文化一些著名玉器,如胶县出土的组合鸟形玉佩,曰照出土的鸟纹石镇,故宫收藏的鹰攫人头玉雕,应都是东夷部落马图腾的生动体现。我们还从龙山文化出土的古玉当中,看到了帝撷须时代用玉礼仪的盛况。龙山文化后期出土的玉斧、玉刀、玉铲、玉钺、玉璧、玉根、玉别、玉佩等等,无一不是礼仪用玉或仪仗用玉。特别是刻兽面纹玉钺和双面兽面效玉斧,更是具有典型玉权特征的玉器,显示龙山文化后期礼仪用玉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成熟的程度。这一点毫不奇怪,祭祀活动一旦为统治集团所垄断,必然会更增加它的神秘性。行祭的规格会更高程序会更加隆重,用玉的数量会更多,用玉礼仪的程式会更加周全。‘绝地天通”也会大大地推动玉崇拜观念的保儿和史前玉器的迅猛发展。颗硕二字古吉原与‘瑞玉’相同,难怪古史传说中称撷顶是以瑞玉为图腾的民族,这垄断祭丰巳的权力跟以瑞玉为图腾显然是有密切关系的。

龙山文化玉器是黄河下游玉文化的杰出代表。而良渚文化属于哪一个部落联盟集团呢?它跟颛顼实施的“绝地天通’有没有关系呢?从考古发现来看良渚文化玉器比龙山文化玉器显得更加发达;良渚文化出土玉器的数量比龙山文化更多更集内其次,良渚文化出土了许多重器,而龙山文化却站鲜见。比如,在龙山时代还尚未见到成形球类三器,头戴冠冕和垂挂类饰物也很少见。再有良员玉器纹样装饰很是发达,而龙山玉器多素身无纹?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区别。但是,这两者也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从玉器形制上来看,虽然良话少决、龙山无球,但作为史前玉器的代表性品种如珍、珠、管、坠及斧、铀、刀、铲等器的基本形制皆大同小异。从用玉习俗上来看,以玉礼天、以玉随葬的意识也是完全相同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刻有很多生动的鸟纹,如良渚文化反山墓地出土的编号为M12:100的全玉钺,袖身上琢有良渚神徽和神鸟图像。同在此墓中出土的编号为M12:98的琮玉,琢有16只相同的神鸟图形。作为良渚神徽的神人兽面像,其神人的脚是三爪鸟足之形,神人的冠帽琢有羽毛纹样。从良话玉冠的结构上来看,良渚人有在冠帽上插饰羽毛的习俗。这一切说明良渚人是崇尚鸟的氏族,鸟正是良渚氏族的图腾。从大汉口文化到龙山文化是属于以鸟为图腾的东突部落,这在古史传说中讲得很清楚。良请人属于哪一个部落,传说中并不明确。那么,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左传•昭公十七年》曰:“我高祖少昊,骛之立也,凤鸟适至,固化为鸟,为鸟师而鸟名。”讲的是少昊在东海之滨建立起以鸟为图腾的部落联盟。这东海之滨的地域概念,最东自然是以大海为界。然南北地城究竟有多大?以前一般学者都认为应包括山东全境及苏北地区,它的政治经济中心及少昊之墟在山东曲阜一带,少昊部落联盟的香火延续到领顿时代,至少也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时间。这当中不但延续了鸟图腾的习俗,更大大地发展了用玉文化。近年来有学者通过研究考系,认为少昊之墟不在曲阜,而在江苏的连云渚羽山一云台山一带这就把少昊的统治中心南移了数百公里。如果这样推算,少昊领地的南界恐怕也相应从苏北延伸至江南,这就和良给文化的杭州湾相接,或根本就囊括其中了。其实,苏北地区及浙江沿海的一些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还是汪洋大海,后来寸变成陆地,才逐渐有人挪居住。因此他们更有可能是从北方东灾部落逐渐迁徙过去的民族。

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早于良渚文化2000多年的河姆渡文化时期,这一带就是崇尚鸟的部落。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牙雕便是一件物证。我们相信,在如此相邻的两个地域大约不可能有两个相同图腾的部落,否则就可能要打起来;直打到剩下一个为止。由此看来,良渚文化和东突文化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颛顼是我国一前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所实施的烟革对文明的进鸭影响非常深远。地垄断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术中的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后世历代玉用所共同尊崇的仪条。颗颌本身就时合了华夏、东夷两大文化,他的变革在当时波及的地域也非常广阔,其影响所及涵华北、华中以至于华南。像良渚文化玉破获及高台之家的葬祭规璜,属于明显的神权垄断性质,所以东夷和良渚,应既有历史上的传承关系,更有“无远弗届”的‘绝地天通”的影响所至。

我国古史传说的第三项亟大变革便是大禹治水。治水是为了平定水患,让人民什养生息使社会获得发展。这件事本身并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不应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但在古史传说中它也上升为神话,说大禹获得了神灵之助,授玉简丈且天地才获得了成功。这便是通过神话的形式使一件纯粹属于玉程性的行为跟玉文化硬联系在一颁了,其实说穿了这也是玉崇拜心理的一种反映。

 

龙形玉—红山文化

玦形玉兽—红山文化

勾云形玉佩—红山文化

马蹄形玉箍—红山文化

马蹄形玉箍—红山文化

勾云形玉佩—红山文化

勾云形玉佩—红山文化

玉龙—红山文化

兽面纹玉饰—红山文化

勾云形玉佩—红山文化

玉马蹄形器—红山文化

双龙形玉佩—

玉鹰—红山文化

玉马蹄形器—红山文化

玉马蹄形器—红山文化

玉龙—红山文化

玉鹰—红山文化

玉凤鸟—红山文化

龙形玉饰—红山文化

玉龙—红山文化

马蹄形玉器—红山文化

玉神人—红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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