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先民的后裔今何在？

红山文化的先民，在当时的历史年代中是一支强悍富庶的原始部落，这一点从遗留下来的山城等遗址均可证明。就是这样的伟大部族是因为什么原因南下？他们的后裔究竟是谁？ 

    在红山先民当时的活动范围内，有旧石器时代猿人向早期智人转变的证明（营口金牛山），有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居住的石屋，像本溪庙后山和喀左鸽子洞；也有大量沿着河流遍布的原始艺术杰作——岩画群；加之沿老哈河流域及上游英金河、阴河地区，密布几十座具有防御性的石城遗址，不仅表明红山文化末期——夏家店下层文化，早在四千年前就已经开始建造称之为“长城原型”的古城，而且也证明了彼时该地域已经进入了城邦式的奴隶制地方国家阶段。按照叶伟夫和叶芃论文的观点，红山文化所属领地，当年已经进入了联邦制古国阶段。其预测，这个古国可能就是“华夷集团”的部落联盟，抑或是中华民族夏朝之前的“华”朝——华胥部落（联邦古国）。他们有自己的庙宇、庞大的村落（华夏第一村），还有公共建筑遗址所折射的古城规划与设计。完全有理由大胆揣测，这就是华夏民族的“华”，比起夏（黄帝部族）朝而言，所出土的物据要更加丰富，更加贴近现实。遗憾的是红山古国——华胥部落——华夷集团——以“华”为核心的强大部族所积聚的联邦制古国，没有在后来史籍中留下只言片语，但是，这恰恰证明历史发展的特征所在，因为此时，玉神之器就是这一古国的文字。况且有文字和物据表明，红山古国这一“华夷”部族部分南下，与中原黄帝部族“夏族”融合，才最终合流并构成了伟大统一的华夏民族。

    据史载，当时北方各族部落近千。中原黄帝与华夷集团的首次战争就以“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讨”的不征之过降罪于炎帝神农。阪泉之野炎帝战败，黄帝又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今北京西郊）。蚩尤氏族是“铜头铁额，食沙石子（奈曼旗至阜新盛产麦饭石，可食之），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的凶悍部落。以至于黄帝也无可奈何，只能仰天而叹。禽杀蚩尤部落后，戎菽（胡豆、大豆）也由此带到中原耕种，“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八方万邦皆为弭服。”这种蚩尤画像的图案，或许就是商周时流行饕餮纹饰的雏形，统治者常借助于这种狰狞恐怖的图符寓意，表示其神圣而威严，炫耀的同时已经初具厌胜涵义，抑或是当年厌魅的钟馗吧！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有正确连续的纪年始后，其考据更为确凿。当时有几支强大的北方氏族部落，也有从中原迁徙北方安家或北方南下定居中原。其中强大的部族有：山戎、荤粥、獫狁，其祖先是夏族的后裔，秦汉时改称匈奴，元代统一蒙古其帝国名扬天下；乌丸，东胡族（因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分支部落，后为鲜卑，北朝魏国曾经统一北方称帝。史书上说他们是秦筑长城时逃往塞北的徒役之士；乌桓，东汉时“三郡乌桓”称霸辽西，公元207年曹操率军过白狼水（今大凌河）讨伐，于白狼山（今喀左）斩蹋顿及名王以下，余族北迁。其族人“俗随水草，居无常处……父子男女悉髡头为轻便也”。这种髡发也是辽代契丹人的典型发式，在墓葬壁画中极为常见。上述列举的几支部族都是华夷集团的主力军，其祖先均发祥于此地。东胡发源于西拉木伦河（潢水）；乌桓名都白狼城（喀左县），辽代契丹人的中京城（宁城）和上京城（巴林左旗）也在此地……，他们的祖先都是红山文化的先民，“世居北方蛮夷之地，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为用食。……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鋌。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有史以来北方华夷就与中原对峙，烽火不断。史前记载虽然断断续续但也清晰可辨；共和元年之后也数不胜数。历史上著名的老马识途的故事，从侧面反映出孤竹国被歼灭的史实。

    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制初期，华夷集团的进步与强盛是有案可考的，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孤竹国（其前身是华夷集团的部落王国之一），孤竹国国都的重镇——今喀左，就出土了87件大型青铜文物，其中不乏燕侯盂和孤竹国君微亚的百斤大鼎。足以说明史书中称之为“蚩尤”部族是一群“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的凶悍部落（孔子《三朝记》），也正如《管子》所言：“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此孤竹国的领地，包括今八百里旱海的翁牛特旗一带的沙漠；在孤竹国并入燕国领地之前，经历了由强盛到衰败的过程。当然，有的部族（如农耕部族）南下迁徙之后留守中原，成为后来华夏民族的一部分；也有的中原部族移民（如东胡族）北上迁徙，融汇于游牧民族之中，成为后来北方主要民族之一。

    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北方游牧民族崇尚英雄行为，生活物质以猎取为手段。因此，纷争割据、分庭抗礼，不可避免。其马戈烽烟从华夷部落的先帝（昊帝伏羲、炎帝神农）与中原黄帝战争开始，一直持续到北元时当地喀喇沁蒙古帮助满清（肃慎族人后裔）王朝入关，并把塞罕坝（今河北省围场至赤峰喀喇沁旗）这块坝上蒙古高原、坝下原始森林的咽喉要道献给康熙皇帝，作为“木兰围场”供清廷秋狝为止。其必知：塞北高原漠南骑兵由此过关进京，只需快马三日，而路径只有喀喇沁南下围场至古北口、喜峰口到避暑山庄这条坦途，其余燕山屏障，大海阻隔，难以逾越。战国时代燕国亦筑长城，从中原的上谷郡妫州（河北省），至襄平（今辽阳市;另有一说是铁岭市）。并设置上谷、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右北平（今朝阳市）、辽西（红山文化文物集中出土区域）、辽东郡（包括沈阳新乐文化），以此抗拒燕北东胡、山戎。然而，塞北的茫茫草原可栖身养生，北方部族各分散居于谿谷，他们自有君长召之即来，正是凭借特殊地理环境和民族习俗，与中原打了几千年的持久战和游击战，与此同时也留下了诸多的聚落遗址，神庙祭坛，长城残垣，历史名胜古迹。在此辽阔的区域之内，各部落以部族为领袖，最终形成了联邦式的奴隶制北方强国，由此而来也开始了与中原地区各王朝之间的碰撞、融合的漫长岁月。这一在北方历史中，以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因领地意识而表现最为突出的矛盾，直到女真人统一北方各部，于盛京（沈阳）称帝，入主中原后的清代王朝为止，才使得冲突地区（红山文化中心地带）矛盾缓解。由于该地域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背景，在文化方面，相互促进，对立统一，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主流部分。

    从廿世纪卅年代起，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起源问题就被中外考古专家提出质疑，甚至尖锐批评。为此，多少志士仁人踏遍神州，历尽千辛万苦，探索求证。半个世纪过去，收效甚微。在红山文化发掘之前，中国文明史的地下考古可资证明，支持年代只有四千。而夏代以前的历史追溯，主要凭借人云亦云类的传说和凤毛麟角般的文献推测，自然是存疑勿论者多，以理物服人者少。所以，国际上只承认中华民族形成国家的时期，是在四千年前的夏代，这就比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埃及文明晚了1500年，比印度文明也晚近千年。至于夏代之前的华氏民族，乃至三皇五帝的来龙去脉，均无考古佐证，就只能停留在传说阶段。诸如此类，都像谓之曰“龙的传人”一样，有其流而未见其源。

    只有红山文化却以不争的事实证明：我华夏民族的起源与有序承传。并表明早在五千年前，北方的华夷部落集团早于夏朝在先。这不仅将中华文明之根源确切地前置了千余年，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上可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河摩亨觉达罗古文明媲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所承担了人骨检测的研究课题，这种科研课题的成果在于：反证红山文化的考古证明。我国北方从远古时期起，就游弋着一支强悍的部族，他们繁衍生息，代代传承，并且在物质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向中原挺进并与之摩擦、融合，最终汇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所针对红山文化地区的先民遗骨DNA检测证明：红山文化的先民属于古华北人，亦即世居黄河以北、长城以南的部族。早在石器时代他们就游弋驰骋于华北平原以及蒙古高原之间，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玉雕杰作，这就是神圣的红山文化玉神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