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谱》解读：
【原文】
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1，晋末称二王之妙2。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3，其馀不足观。”可谓钟、张云没4，而羲、献继之5。
【注释】
1.钟：指钟繇，字元常，三国魏颍川（今河南许昌）人，汉末举孝廉，任尚书。至魏朝封定陵侯，官至太傅，世称“钟太傅”。以曹喜、蔡邕、刘德升为师，博采众长，兼善各体，尤精小楷。结构朴实严谨，笔势自然，开创了由隶书到楷书的新面貌。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其书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和晋王羲之并称“钟王”。他幼年曾从刘德升学写字，在外十六年未曾回家一次。尝言：“吾精思学书三十年，读他书未终，尽学其字。”平时与人闲谈时，常用物画地长数步；在床休息时，常用指在被上练习笔势，日久被服因此戳穿。钟书自成一家，所书正楷字形较扁，近似隶书，惟笔法已改方为圆，笔画清劲遒媚，结构茂密雄强。历代书法家称其“高古淳朴，超妙入神。”钟繇善写隶书，所以他写楷书有隶体风韵。清乾隆帝说：“钟书全以隶法行之，非规矩楷画也。”钟繇字帖不多，最好者有《宣示表》、《力命表》、《荐季直表》及《墓田丙舍》等帖。他的书法精巧古朴，自然天成，产生了自然美和力度美的书法飞跃。钟体的书法风格为：用笔方圆兼使，笔画浓纤肥瘦皆备，结构疏朗茂密俱全。张：指张芝，字伯英，后汉著名书家，酒泉人。卫恒《书势》载：“张伯英精草书，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其草书率意天然，神妙绝伦，名冠古今，为草书之祖，世称“草圣”。
2.二王：指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王羲之（公元303-361年），字逸少，浙江绍兴人，东晋著名书法家，精通古代各种书体，艺术成就很高。曾任会稽内史，官至右军将军，后人以其官名尊称“王右军”。行书经王羲之的创新，成为当时士大夫中最流行的一种书体。王羲之的楷书脱尽魏晋以来用笔滞重的写法，创造出俊逸、雄健、流畅的书风，被奉为“书圣”。年轻时，为张芝临池学书的勤奋精神所感动，便立志苦学，他常常利用各种机会刻苦练习书法，家中的墨池亦因日夜习字不辍而变黑，足见他习字用功之极。王羲之所书正楷，笔势清圆，笔画遒美、清丽，结构特为谨严。卫夫人说：“逸少甚能学卫，真书咄咄逼人，笔势洞精，字体遒媚。”梁武帝以“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来形容他的书法。王体正书字帖最好者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曹娥碑》、《遗教经》等；行书字帖最好者有《兰亭集序》、《千字文》等。《快雪时晴帖》（唐双钩填墨本），乾隆年间藏于养心殿，被称为希世珍宝的三希之一。王献之（公元344-386年），字子敬，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世称“王大令”。他的书法，兼精楷、行、草、隶各体，尤以行草著名。幼时从他父亲学书，后来取法张芝，别创新法，自成一家，与父齐名，人称“二王”。南朝宋、齐、梁、陈之间，人多崇尚他的字。其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如大家闺秀，姿态妩媚雍容。其行书以《鸭头丸帖》最著。草书名作《中秋帖》，列为清内府“三希”之二，笔划连续不断，世称“一笔书”。
3.顷：历时不久。信：诚，确实。绝伦：谓论类中无可与比者。
4.没：隐也。如乍出乍没，犹言乍见乍隐。
5.羲、献继之：谓羲、献继承前人之志。继，续也。
【译文】
自古以来擅长书法的人，在汉、魏有钟繇和张芝的卓绝书艺，在晋末是王羲之和王献之并称精妙。王羲之说：“我近来搜寻众多名家的书法作品，钟繇、张芝的书艺确实是独一无二，没有人可与之相比的，其馀的都不值得关注。”可以说自钟繇、张芝之后，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继承了前人的事业。
【解读】
自古以来善书者多矣，而张芝、钟繇和羲、献父子却代表着草书和行书由起步走向成熟的两个极点。张芝是章草向今草转变初期的代表书家，钟繇是确立楷书地位的书法大家，他用隶法写楷书，完成了隶书向楷书的转化，而王羲之则是将今草推向成熟的代表人物，《书谱》作者推崇“钟张”、“二王”，可谓慧眼独具。
魏晋时期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是一个完成书体演变、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其间真书、草书俱臻完善，汉字的定型、美化始于此。而完成这一书法史上空前壮举的当首推钟繇、王羲之二位大家，尤其是王羲之，他把散见于前代和当代的书法作品中的一些用笔、结字的优点完美地融合并统一在一种全新的书法创作中。正是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才揭开了中国书法崭新的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其影响之大及于以后的历朝历代，乃至于今天，人们学书莫不宗法“钟王”。
【原文】
又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1，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2，然张精熟3，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4，未必谢之5。”此乃推张迈钟之意也6。考其专擅7，虽未果于前规8，摭以兼通9，故无惭于即事10。
【注释】
1.抗：抵，敌。此言水平相当，不相上下。
2.雁行：谓相次而行，如雁之有行列。比喻前后相列，位居其次。
3.精熟：粹美而娴熟。精，粹美。
4.寡人：寡德之人，古诸侯自称之谦辞。耽（dān）：乐也。引申为着迷。
5.谢：凋落，花落曰谢，比喻落后于人。
6.推：推崇。迈：过也。
7.考：研究、推求。如言稽考。专擅：谓不禀命而行，以个人之意思处理事务。《抱朴子》“事无专擅，请而后行。”擅，专也；据而有之。今称独娴其技者曰擅长。
8.果：究竟。前规：前哲之遗范。
9.摭（zhí）：拾取。兼通：犹言融会贯通。
10.无惭：犹言无愧。惭，羞愧。即事：就现前之事物而言，指书法这项事业。
【译文】
王羲之又说：“我的书法和钟繇、张芝比较，与钟繇水平相当，或者说略超过他。与张芝草书相比，则居于其次，张芝的书法粹美而娴熟，他临池学书，把池水都染黑了，假如我对书法也用功到这个地步，未必落后于他。”这是推崇张芝，自以为超越钟繇的意思。研究王羲之所擅长的书法，虽然尚未究竟于前哲之遗范，但能撷取众长、融会贯通各种书体，因此是无愧于书法这项事业的。
【解读】
王羲之“推张迈钟”不观其馀，不取缄秘之旨,尽显大家风范。张芝与其父张奂，长期生活于敦煌，著书立说，志存高远，刻意用工于书法。张芝更是心无旁鹜，勤学苦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终于成为一代大师。难怪逸少看古今书家，只把钟张放在眼里，且对张芝更加佩服。
【原文】
评者云：“彼之四贤1，古今特绝2，而今不逮古3，古质而今妍4。”夫质以代兴5，妍因俗易6。虽书契之作7，适以记言8，而淳漓一迁9，质文三变10，驰骛沿革11，物理常然12。
【注释】
1.四贤：指钟、张、羲、献。贤，对人之敬称。
2.特绝：才华出众，无法超越。特，才之出众者。《诗》“百夫之特”。绝，甚也，极也。伦类中无可与比者，谓之绝伦；超出尘俗之上者，谓之绝俗；过人之才，谓之绝才；山之最高处，谓之绝顶。
3.逮：及。
4.质：朴也，文之对。《论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妍：媚，丽，美好。
5.兴：起也。《诗》“夙兴夜寐”。此言兴替。
6.俗：风俗。
7.书契：文字。《易》“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8.适：只，仅。
9.淳：清，朴，与“醇”通，指厚酒。醨（lí）：薄酒。以酒之厚薄喻民俗。
10.三变：《论语》“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韩诗外传》“周公事文王，行无专制，事不由己，可谓文；成王幼，抱而立朝，诛赏无所顾问，可谓武；成王壮，北面而言，请而后行，可谓圣。孔子云：‘周公一人之身，能三变者，所以应时也。’”
11.驰骛（chí wù）：犹言奔走。《史记》“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沿革：沿，仍旧制；革，改旧制。亦曰因革。
12.物理：谓事物之理。《晋书》“元帝聪明机断，尤精物理。”
【译文】
评论者说：“这四位有德行的大家，是古往今来无与伦比、无人超越的绝才，但是今人尚不及古人的地方，还在于古人的书法质朴，而今人的书法妍美。”质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兴替，妍美因循风俗的变化而更易。虽然文字的创作，只是为了记录语言，但随着民俗的变迁，或质朴或华美的风格也会不断地变化，致力于传统的继承并有所创新，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解读】
中国书法注重神韵，古今书家莫不心领神会,一以贯之。所谓“晋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明人尚美，清人尚变。”道出了不同时代书法艺术风格的变化及特点。而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说法，莫过于吴郡的这一番高论了，“质以代兴，妍因俗易。”“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以发展的观点从书法美学的高度言及书法的本质，蕴涵丰富的哲理。
追溯我国三千年书法艺术发展演变的轨迹，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书法的发展总是与国家民族的发展同步，与时偕行并真实地反映出每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商周时代的甲骨文和金文，是中国最早较系统的文字，这些古老的文字已经具有了书法形式美的一些因素，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远古先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形。秦汉时期的篆书和隶书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后来的书体演变奠定了基础。
中国书法的第一个高峰在魏晋时期，这个时期产生了一批划时代的书法家，其作品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此之前，是汉文字书体逐渐发展、演变直到完备的时期。到了魏晋时期，书法的审美功能不断彰显，书法也成了人们刻意追求的一门艺术。这个时期是我国文学艺术的自觉时代，书论、画论层出不穷，论述也多采用比附，以传神达意。“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王弼）。我们所看到的一方面是那种自然流露的人格精神和自由奔放的思想情感，以及表现在生活态度上的任情恣肆和狂狷；另一方面又是尊重儒教，“稽古复礼”、“宪章旧典”的理趣，表现在书法创作上则是强调“人的自觉”、“文的自觉”。与此同时，玄学兴起，人们仰慕高古，黄老思想以及老庄哲学之浸润与书法理论的滥觞，更使得书法艺术摆脱了旧习，呈现出空灵绝秀的高迈风格，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家，将隶书推进为行书，将章草演变为成熟的今草，最终把我国书法艺术推向了第一个高峰。“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理也。”（姜夔《续书谱》）。
到了唐代，又形成了中国书法的另一个高峰。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书法艺术自晋以来，经多年蓄养、累积至唐代又臻高峰，书坛面貌焕然一新。其间名家辈出，前后辉映，扛鼎之作灿若银河，流光溢彩，熠熠生金。大家如握天地灵珠，恣意挥洒：或倜傥风流，或蕴藉含蓄，或意气风发，或舒卷自如，或上追“钟张”、“二王”，深谙法度，或自出机杼，开百代雄风，或“文质彬彬”，尽善尽美……随着艺术实践及理论研究的深入，书法家不再仅仅满足于依靠自然之物来比喻书法之美，他们开始从书法本身去探索美的原则，发现规律和秩序，而唐代楷书的成熟为这种探索提供了条件。其影响也涉及到行草书的创作，唐代著名书家，几乎都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楷书。尊崇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李邕、颜真卿、柳公权、怀素、张旭，无一例外，他们都用楷法来写行草，其点画用笔皆“文约理赡，迹显心通。”可谓“会其数法，归于一途。”正如姜夔所言，唐代书法直接师承魏晋，秉其“法也”。
当悠久的书法艺术达到了秦篆、汉隶、唐楷那样登峰造极的顶点，书坛上出现了王羲之、颜真卿、怀素那样出类拔萃的大师之后，书至宋代，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时代内容，宋代行书亦臻圣境。两宋书法家在继承晋唐风格的基础上，把行草推向了新的高峰。随着文化的大发展，儒、释、道思想的融合，对书法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苏轼、米芾为代表的文人书家，把书法“尚意”的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意”者，心所计虑也。异乎寻常的意态、意趣，融会贯通于书法作品的字里行间。宋人书法张扬个性，强调个体的感悟。“尚意”使宋代书家的审美观念迥殊而又各骛其极，作品的个性非常强烈。苏之飘逸，黄之奇宕，米之潇洒，蔡之淳美，林林种种，截然不同，无法用一种情调或趣味来加以涵盖。这个时期的作品注重表现形式，并努力去丰富其各种对比关系，强调疏、密、浓、淡、俯、仰、欹、侧的表现方法，营造强烈的视觉效果。宋代书法的创新，标志了行草书从追求技巧的时代跨入了超越技巧的时代，它特别强调作为书法创作主体的书家本身，应博学多识，融会贯通。正如苏轼之言：“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这是书法艺术观念的一个重大发展。
明代书法“尚美”，融诗、书、画于一炉。书法艺术千姿百态，臻于化境。这个时期的许多书家，其画艺也是炉火纯青。明代书坛跨越元人，向上取法唐宋，名家众多。其中，明中期的沈周、祝允明、文徵明、唐寅并称“吴中四家”，代表了明代书法的最高成就；而明后期有邢侗、张端图、董其昌、米万钟并称“明晚四家”。明代书家运用行草书这种艺术性最强、变化最多的书体抒情达意，将书法逸美之态尽呈于世人眼前，开创了体现时代精神的尚美书风。如：由元入明的“三宋”之首宋克，其行草间杂章草波势，健美挺劲；解缙的草书，流畅轻松；李东阳的行草，大度端庄；祝枝山的狂草，气贯长虹；文徵明的行草，翻折运笔，练达秀劲；王庞的草书，宽博、曼丽、轻捷；最负盛名的董其昌，常因势盛意足笔未到而出奇制胜。（郑丽芸《明清书风初探》）。张端图、王铎、倪元璐等诸多名人杰构，毫无保留地透露了明代主要书家的底蕴，他们酷好行草，擅长行草，他们将源之于帖学的文人素养，竭尽全力地融入了书法艺术之中，可谓“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蔚为壮观的尚美书风正式诞生了。它们或端庄笃实，或清秀丰伟，或遒丽畅达，或圆畅婉丽，或变幻诡谲，或天真烂漫，美轮美奂，不一而足，各家书体兼收并蓄，尽善尽美。
清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主要发展时期，是被称为“书道中兴”的时代。清代书法家或精研篆隶，或涉猎金石文字，取得了很大成就。清代帝王也喜欢书法，康雍乾三位皇帝都有名作流传。任何一个时代的特殊情感都会引导出与这些情感相吻合的一致的艺术形式，清代碑学的兴起，皆因此产生了书法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一睹清代书风，内敛、稳健的学者风度中总是透露着厚重沉着的金石气息，篆隶的厚重沉着为清朝代表书风的形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创作样式。清代书法以“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导其源，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康有为助其澜，始成巨流耳。”（丁文隽《书法精论》）。包世臣被奉为“清代第一书家”，邓石如、杨沂孙、范永祺、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无不以古朴凝重见胜。清初，书家们意识到前代的大家已经把帖学做到了极至，他们便在山重水复之中旁搜远绍，上下求索，发现了碑版的价值，并将其上升为“碑学”，获得新的理解，得到新的阐述，促进了中国书法艺术向更新、更深入的方向发展。清初，康熙皇帝偏爱“空灵优雅”的董其昌书法，得“香光神髓”者倍受推崇，董书始风行天下；到乾隆时，高宗弘历喜欢赵孟頫的书法，士子们纷纷效尤，舆论也为之改观；乾嘉时期，人们将取法的眼光从“二王”法帖转向唐人碑版，兴起一股复兴唐碑的风气，并出现许多有关的研究著作。清人“尚变”，是因为他们参透了书法的本质，变出了新的面貌。不随波逐流，积极进取的精神正是书法艺术发展的灵魂，也是中国书法几千年来绳厥祖武、绵绵不绝地发展演变的活水源头。
今天，中国的书法作为一种无与伦比的高级艺术，其影响已遍及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书论】
“古人以书名者，必旁通它法，然后结构淳古，使转劲利。如蔡邕、张芝、钟繇、梁鹄、韦诞等，皆若日月宣光，山川布理，巨细隐显，纵横高下，不容一毫私智为之。而方圆钩杀，温润雄俊，错综开合，粲然成章，非天地自然之文，其孰能与于此。篆籀所以为诸体之本也。今人所喜效而习之者，或云笔画老硬，或云行间整媚，或云用墨鲜秾，殊不知老硬者，古所谓怒张倾仄，非盛德君子之容也；整媚者，古所谓状如算子，便不是书也；鲜秾者，古所谓无筋无力者，谓之墨猪也。然则今之所喜，古之所恶；古之所忌，今之所趋，古今不同，如昼夜寒暑之相反，岂不信然。”（丰坊《笔诀》）。
【原文】
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1，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 何必易雕宫于穴处3，反玉辂于椎轮者乎4！
【注释】
1.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既能继承传统，又能与时偕行；既能追求时尚，又不趋附于流俗。古，不趋附流俗。如人品之言古道，文字之言高古。这里指继承古人的优秀传统。乖，悖也，违反情理。今，现在，引申为时尚。弊，恶也，指弊端。
2.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质朴的内美，胜过文饰的外美，就未免浅薄；文采的外美，胜过质朴的内美，就未免虚浮。只有文采与质朴和谐地结合，才是君子的风度。文，文采，修养。质，朴实。文质彬彬，形容人既有文采，又很朴实。后多指人举止文雅，态度从容。可以理解为既文雅又朴实。彬彬，文质备也。这一句话在这里可作为书法创作的“内容和形式”、“内在美与外在美”的审美标准。君子，才德出众之称。《论语》“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古代指在位者而言，后来指人格高尚的人。
3.雕宫：雕饰精美的宫室。雕，刻镂。宫，室也。穴：土室。
4.辂（lù）：大车。《论语》“乘殷之辂”。玉辂，指精致高级的座驾。椎轮（chuí lún）：车轮之无辐者。《文选序》“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谓事之草创，而非完美者。
【译文】
书法最可贵的地方，在于既能继承传统，又能与时偕行；既能追求时尚，又不趋附于流俗。正如孔子所谓“文采与质朴完美地结合，才能彰显君子的风度。”何必为泥古而舍弃雕饰精美的宫室去居住土室，为追求精致高级的座驾而放弃简陋的牛车呢！
【解读】
这里的“古”、“今”，“文”、“质”，都是相对的哲学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以彻悟“天道”为最终旨归，尚“体”、“用”之学。而“道不离人伦日用”，书法作为一门艺术，作为文字这个载体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传承民族文化，诠释古老文明方面产生了其他艺术形式无法替代的作用。正是有了书法艺术，文化的内容与形式才得以完美地结合，有了文和质的和谐与协调，才有了中华文化的高度发展。哲学认为，内容是指事物内在要素的总和，形式指事物内在要素的结构、组织和表现方式。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容和形式，而且内容总是某种形式的内容，形式总是某种内容的形式。同一种内容，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同一的形式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体现不同的内容，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
只有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高度统一，才是一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理想追求，书法艺术何尝不是如此。文和质的协调，才与德和谐、完美的配合，则是高尚的君子境界。人类倘若没有文化的积累，就象原始人一样粗野、浅薄、落后。我们要发展人的本性，提高人的素质，弘扬书法文化，就必须不断地充实人文内容，提高人文修养。这种文，不是为文而文，而是为质而文，为提升人的品位而文，使文质均衡发展，才能达到高尚人格的目标，进而把握人性的根基。
【原文】
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犹逸少之不及钟、张。”意者以为评得其纲纪1，而未详其始卒也2，且元常专工于隶书3，伯英尤精于草体4，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
【注释】
1.意：心所计虑。引申为权衡。纲纪：治丝者张之为纲，理之为纪。《诗》“纲纪四方”。犹言治理之。
2.详：审也，悉也。始卒：事件的原委。
3.元常：钟繇字元常。专：壹，诚，纯笃。工：巧，善其事也。隶书：汉字字体，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汉朝的隶书笔画比较简单，是汉朝通行的字体。《辞源》有详细的解释，称隶书为秦下杜人程邈所作，邈为狱吏得罪，幽系云阳，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为之。始皇善之，出为御史，名其书曰隶书，定为八体书之一，以便官狱职务。唐杜光庭谓“隶书实起于周代”。《左传》“亥有二首六身，亥字必从今文，方合二六六六布算之式。”又《水经注》“临淄古冢有太公六代孙胡公之棺，所题惟三字古文，馀同今书，此又在春秋以前，知隶书非程邈所创。”（见《书苑菁华》）。
4.伯英：张芝字伯英。精：专一，粹美。指张芝的草书精萃而纯一。草体：即草书，《说文·序》“汉兴有草书，赵壹曰：‘起秦之末’。均不言作者姓名。盖草书之称，起于草稾，各字不连绵者曰章草，汉魏之草书也。晋以后相连绵者，则谓之今草，亦通称草书。”
【译文】
评论者又说：“王献之不及王羲之，就好象王羲之不及钟繇、张芝一样。”权衡这句话似乎评论得有些道理，但还没有详细地道出其中原委。钟繇的隶书纯笃而巧妙，张芝的草体精粹而纯一，他们两人的优点，王羲之则兼而有之。
【解读】
隶书是由小篆减省而成的一种应急字体，开始于秦，因多为徒隶所用，所以叫做“隶书”。秦代篆隶并用，小篆是规范的正体，隶书是俗体。隶书把小篆的长圆字型变为方扁，把小篆圆转勾连的线条变为方折平直，并且大都是散开的笔画，因而引起了字型的变化。隶书的结构也比小篆简化，隶书的产生，打破了古汉字象形的传统，奠定了现代汉字的基础，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钟繇书法博采众长，兼善诸体，尤精隶书，结构朴实、严谨、笔势自然，开创了由隶书到楷书的新面貌，其书法为历代学人所重视；张伯英善草书，世称“草圣”；王羲之是我国东晋时书法之集大成者，人称“书圣”，他出生于当时的世家大族，司徒王导是他的从父，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候就师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故自幼就得到很好的历练。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观摩熏修，“兼撮众法，自成一家。”受益于元常、伯英者尤多。故吴郡曰：“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其伯父王敦曾称之为“吾家佳子弟”，庾亮称赞他“清贵有鉴裁”，其书法独步古今，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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