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翼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美国传播理论史研究”（项目编号：17BXW006）的研究成果。
20世纪20年代，建制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学在美国渐渐起步，几乎在同时这一学科就受到了当时迅速崛起的自我标榜为研究人的“科学”的心理学的影响。法国的群体心理学、德国的精神分析思潮和美国本土的行为主义实验心理学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对整个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当时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是人类学都受到这些理论或多或少的影响，尚处襁褓之中的传播学当然也无法例外。这些心理学说迅速成为早期美国传播学者看待传播问题的理论视角与方法论。依循这种视角与方法，传播研究者们“看”到了传播学独特的“学科使命”：科学地测量传播内容对个体与群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这种主张，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一直主导着传播学的发展。然而，这种研究范式到底是心理学的分支学科还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学呢？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敢直面这个尴尬的问题。而这恰恰是今天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
心理学崛起时代的传播学奠基者
传播研究在大西洋两岸的崛起，大约可以回溯到20世纪初。当时的社会科学，除了经济学以外，也都还起步不久。社会科学正急于从哲学形而上学中摆脱出来，寻找研究人与社会的科学方法。借助这一趋势，在社会科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研究的心理学（目前，它在美国的专业目录中确实也属于自然科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
1872年冯特在莱比锡创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开始了实验心理学的早期研究。但在不到半个世纪时间中，这种内省心理学就被华生认为是不够科学的研究手段。将条件反射的原理引入心理学，并宣称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可以测量的行为而非不可测量的意识，使华生自认为开创了彻底科学的实验心理学。行为主义和强化理论也因此成为美国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主流。
心理学的另一支非主流思潮也几乎在同时发端。以塔德、勒庞为代表的法国群体心理学很早就发现个体处于集群状态下与独处时的心理完全不同。这些观点在遇到了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后，与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发生了各种化合作用，并渐渐形成了大众心理学的各种观点。然而非经验性的潜意识甚至比意识更加难以捉摸和难以测量，甚至连个体本身都不能证明其存在。因此在行为主义看来，弗洛伊德主义与群体心理学完全是非科学的野狐禅。在科学话语主导的心理学版图中，大众心理学自然是登不上台面的边缘学说。即使不站在行为主义的立场上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大众心理学中很多的内容确实是对群体或大众的偏见。
然而，作为现代性社会的产物，作为一种新崛起的社会力量，大众是当时社会科学不得不面对的研究对象。尽管科学的心理学自认为已经能够科学地解释个体的心理活动，但似乎对于大众心理，始终没有什么好的研究路径。一旦涉及大众心理的研究，大众心理学的无意识非理性假设似乎就更有阐释的力量。因此将行为主义中刺激—反应、环境—主体的因果关系推断应用到大众的研究中，寻求对无意识无理性的大众心理的理解和控制并成为当时一些新兴社会科学如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时髦。就这样，行为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便在美国合流了，这种合流导致对大众非理性的共识，并认为大众并非是民主主义的理性主体，需要管控。这种混搭的大众心理学就这样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也正是在那个时代，传播学（也就是大众传播学）在美国发端了。这种混搭的大众心理学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当时传播学研究者的知识基础，或者更像戈夫曼所说的传播学者们的“初级框架”。
运用这种大众心理学进行大众传播研究的奠基性学者便是1920年代的李普曼和拉斯韦尔，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精神分析心理学的热情与兴趣。李普曼的《舆论》和《幻影公众》是大众心理学的典范之作。从《舆论》开始，李普曼就坚信公众的观念来源于两个并不可靠的起点：其一是传媒所营造的虚拟环境，这一虚拟环境或关于世界的图景成为了每个不能亲历事件的个体的行为依据；其二则是成见或者是刻板印象，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是人们接受信息不能摆脱的先在。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不能相信公众的决策行为是理性的。公众是如此地不能令人信任，以至于到了《幻影公众》一书中，李普曼干脆把公众比做了聋哑观众：“当今的普通公民就像坐在剧院后排的一位聋哑观众，他本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但却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李普曼，1925/2013：3）
比李普曼走得更远的是拉斯韦尔。据说拉斯韦尔的叔叔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将弗洛伊德1909年在克拉克大学的演讲集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使之对精神分析学说产生了长达一生的兴趣。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政治学的过程中，拉斯韦尔受到导师梅里亚姆的深远影响，后者建议他的学生们用“科学”手段来研究政治问题，而那时的政治学家所能想象的科学就是心理学。受到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梅里亚姆主张政治学不应当被历史的、法律的或哲学的方法所支配，而应当转向计量心理学。也就是说，政治行为以及政治态度而不是政治思想才是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尽管梅里亚姆一生都没有真正使用科学手段研究政治问题，但拉斯韦尔坚定地执行了他导师的设想。深受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影响的拉斯韦尔，从一开始便同样对宣传这样的政治行为和公众政治心理这样的心理问题充满了兴趣。其实他以后一直都在试图回答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拉斯韦尔成为了美国以心理学方法研究政治行为的学者中最知名的一位。”（威斯布鲁克，1991/2010：298）“拉斯韦尔创建了政治心理学领域。他1930年的著作《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在着手将心理学和政治学进行交汇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出版物。”（罗杰斯，1994/2002：217）
在其著名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拉斯韦尔指出：以往政治学的思辨研究是一种错误，从研究问题到研究方法再到理论运用都需要检讨，他所研究的宣传技巧，就是对思辨研究及其对象的一种反拨。用拉斯韦尔的话来说，他对战时宣传的研究并不是一次离开理论去度假，而是探寻正确理论的一次操练。在他眼里，宣传就是一种大众心理操控术。“宣传关注的是通过直接操纵社会暗示、而不是通过改变环境中或有机体中的其他条件，来控制公众舆论和态度。”（拉斯韦尔，1927/2003：22）因此，宣传与大众之间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刺激-反应”框架。而对于公众本身，拉斯韦尔则完全承袭了精神分析和法国群体心理学的看法。在他看来，公众是低智商的，他们对信息刺激的反应是非理性的和情绪化的。他宣称：“这个世界上的公众相对说来还比较弱小和不成熟，部分地是由于它得服从情绪领域，而在该领域，政策是不允许争论的。……那些情绪集团形成一个网络，他们的行为构成集群，容不下异议。”（拉斯韦尔，1927/2003）对此，威斯布鲁克的评价是：“拉斯韦尔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直接对积极参与活动的人进行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公开的政治行动是私人、无意识、非理性心理内驱力的投射。”（威斯布鲁克，1991/2010：300）所以，在现代社会中民主是危险的和不现实的，用宣传控制非理性的公众当然是极有必要的。对于拉斯韦尔而言，民主学说只不过是一种盛行的政治意识形态，其虚伪的本质会暴露在科学宣传研究的追问之下。他深信民心是可以操控也必须操控的，就像他借别人之口所说的那样：“民主国家（事实上所有的社会）是由一个看不见的工程师控制的。”（拉斯韦尔，1927/2003：178）
拉斯韦尔将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式作为其宣传研究的框架，又将精神分析用诸于讨论公众群体的接受心理，最后居然将两者统合在一起，从而奠定了此后在他身上发端的美国早期传播学的研究基调。这样做既可以借助“心理学”的科学性，同时又能有效地面向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非常适用于当时传播学的研究使命与任务。因而早期的传播学就其实质而言，受到了大众心理学研究的支配。
被贝雷尔森、施拉姆等人看作是传播学奠基人的其他几位学者，基本都对大众心理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也都以此为起点展开关于传播的研究。霍夫兰本人就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他的研究视角自然脱离不了他的母学科；而拉扎斯菲尔德和勒温两位欧洲学者也同样为大众心理学范式的确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于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看上去曾是文学专业一个很出色的作家，但他的博士学位同样也是心理学，他在依阿华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时，勒温正在那里任教。笔者曾经指出：“所谓四大奠基人的多学科取向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说法，他们被编入传播学的研究成果都只有一个单一的学科取向，那就是社会心理学。之所以如此，与施拉姆和拉斯韦尔构建的以效果为中心，以态度测量为方法，以社会控制为学科精神或价值偏向的实证主义学框架是有关联的。这一点可能连施拉姆也没有想到，因为他所规划的四大奠基人从形式上看学科分布极其多元，但从内容上看全都来自单一的学科——社会心理学。”（胡翼青，2014）今天看来，这种表述还不是太精确：其一是社会心理学本身具有多元范式，用大众心理学可能更能概括四大奠基人的相似性；其二是不能认为施拉姆是在无意中编织了四大奠基人的神话时，因为他们其实是一个大众心理学的学术共同体。
勒温身处格式塔心理学的阵营，对行为主义心理学自然不能认同，也对精神分析心理学没有什么好感，然而为了在美国的学术环境中生存下去，勒温的研究越来越具有应用心理学而非理论心理学的特质。在努力适应美国学术环境的过程中，勒温不断地从理论心理学转向应用心理学，不断地承接各种项目来维系群体动力学研究团队的生存与发展，从而发生了从“德国勒温”向“美国勒温”的转变，并渐渐将其心理学取向融入了大众心理学的框架中。在这一转向的过程中，勒温将复杂的社会心理场简化为一个个具体的社会流程，将心理学的理论问题转化为应用性的社会治理问题，从而与强调社会控制和专家治国的拉斯韦尔越来越近。他最先提出的把关人理论也可以被看作是利用群体心理学进行社会管理的开端与典范，社会大众的管理从此变得可能。
拉扎斯菲尔德一直被莫名其妙地看作是奥地利的社会学家，这大概是因为他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缘故。然而应用数学背景的拉扎斯菲尔德没有受过任何欧洲社会学的训练，真正的起点在于应用心理学，因此他的第一份学术职业便是在维也纳大学心理学系担任“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负责人，他从定量研究市场心理学开始步入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当拉扎斯菲尔德因为广播项目涉足到传播研究领域时，他根本没有采用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他关心的是公众的行为和态度。通过经典的问卷调查，拉扎斯菲尔德不断探索舆论的规律并试图寻找到提高传播效果的方法。也许可以这么说，在李克特量表和盖洛甫民意测验的基础上，拉扎斯菲尔德对大众心理学方法的成型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也正因为如此，拉扎斯菲尔德这位公认的社会学家，把传播学变成了一门“科学”的大众心理学，他用方法的科学性掩盖了大众心理学的伪科学性。拉扎斯菲尔德所发明的成熟方法，帮助大众心理学范式完成了最后的闭环：通过测量了解公众的行为方式和真实态度（或者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舆情），通过提高传播的效能，通过说服等方法对其实施社会管理。
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和“集大成者”都是心理学家，这绝非巧合。从学理上讲，心理学似乎能够给当时所有新兴社会科学注入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自信，使他们能够找到管控社会的科学办法，而弱小的传播学比任何学科都更需要这种自信。如何将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到国内外舆论的管控中，在当时对美国传播学的合法性意义重大。然而，光有这些还不能真正解释传播学的奠基人们为何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大众心理学。
二
心理战与大众心理学范式的强化
1938年，拉斯韦尔辞去芝加哥大学的教职到纽约投奔萨丕尔，准备与后者共同运营一个精神分析心理学的研究机构，然而萨丕尔的突然去世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突然征召改变了拉斯韦尔的后半生。即将打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敏锐的美国军方意识到了拉斯韦尔的价值。拉斯韦尔对一战时期宣传的深入研究给美国官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需要拉斯韦尔以及一支更为庞大的社会科学智库团队为他们的国际国内的社会管理提供依据。
很多年以后，学者们才意识到美国军方在当时已经意识到要跟敌对国进行一场“心理战”，而这场心理战从1930年代末开始，直到苏东巨变才逐渐告一段落。美国学者辛普森对心理战：“处理各种战争问题的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应用手段，其中包括战争前线的宣传、针对友邦力量的思想改造，以及在国内提升士气和纪律性的手段。”（辛普森，1994/2017：10）心理战说到底就是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的一场世界观之战，它之所以如此受到美国安全机构的垂青，是因为它被认为比战争更安全、更理性甚至更有效，而且成本低廉。在二战期间，心理战是战争的有效辅助手段，而在冷战期间，心理战则是维持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国内政治秩序的管理工具。
不言而喻，与心理战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就是以宣传和劝服公众为研究对象的传播学，而大众心理学范式与心理战的诉求有着完全一致的意识形态诉求。所以，在美国的安全机构看来，心理战的核心任务就是成功的大众传播：“美国军方、宣传机构和情报机构……将大众传播视为一种说服和统领目标群体的工具。他们理解的传播不过是一个信息传送通道，一旦你掌握了所需技巧，其中任何类型的信息都可以被用来达到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者军事的目的。”（辛普森，1994/2017：4-5）而若大众传播要更加有效，就必须了解大众心理，所以投资进行大众心理的研究在美国各种安全机构看来很有必要。
随着美国安全机构对心理战不断追加的投资，大众传播学迅速发展起来，而大众心理学则迅速成为这些研究项目的主要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从1940年代开始，美国军方、国防部、情报署、中央情报局以及与他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基金会向传播研究提供了绝大多数的资助。而多数获得这些资助并因此巩固了他们学界地位的学者便是那些运用大众心理学的视角与方法进行研究的所谓“传播学奠基人”。“如今被界定为美国主流大众传播的学科，其研究重镇得以存续的关键就是心理战项目的资助。心理战项目还是许多所谓传播学奠基人学术生涯的支柱。事实上，‘奠基人’被选择和指认的过程，就是心理战项目的科学资助源源不断供给特定应用型研究项目的过程。”（辛普森，1994/2017：9）无独有偶，笔者也曾经较为情绪化地指出：“施拉姆与四大奠基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二战期间均曾经为美国军方服务，战争使他们变成一个真正的学术共同体，用特别不中听的话来说，他们都是美国政府的御用文人。”（胡翼青，2012：206）
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大众心理学研究范式在传播学中的地位日渐巩固，传播学的其他研究范式如芝加哥学派、修辞学研究以及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则变得越来越边缘。一种知识体系的胜出往往出自于社会需求尤其是强力的主流意识形态需求而未必是学科发展本身的必需。美国的大众传播学就是一个明证，与其说这是一门独立的学术知识体系，还不如说这是为支撑主流意识形态而制造出来的一种应用知识体系。这种研究范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因为拉斯韦尔的团队所做的研究被美国上层所关注，而随着此后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这种研究取向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得到不断地强化。美国传播研究和心理战之间的关系正如辛普森所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美国心理战项目一定意义上是大众传播理论的应用形式。
第二，政府心理战项目为整个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的大众传播研究提供了大部分经费。
第三，有数据显示政府项目并没有决定什么是科学家应该说的，但却强烈影响了谁具有话语权（辛普森，1994/2017：134-135）。美国传播学的大众心理学范式与心理战之间的磨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方对早期传播学家的集体驯化；第二个阶段是冷战期间美国安全机构对传播学主导范式的持续扶持。
尽管在战前美国已经通过像洛克菲勒研讨班这样的活动将传播学者们组织在了一起，但真正大规模将其组织在一起为心理战服务还是在二战开始以后。以美国士兵的系列研究为例，军方将当时最好的实验心理学家组织在一起，在霍夫兰的领导下开展研究。研究所能调动的经费、人员和其他各种资源都是不可想象的。罗杰斯曾经描述过一些战时机构是如何组织社会科学家为军方工作的。他写道：“战争造成联邦文职官员在1941—1942年间以每个月9.7万名新雇员的比例激增，包括众多的社会科学家。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华盛顿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小的世界，由三个主要的研究机构组成，这三个机构又由一群普通的顾问连接起来：（1）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由S·A·斯托弗领导；（2）战时新闻局（OWI）调查处，由E·C·威尔逊领导；（3）美国农业部（USDA）项目调查处，由R·利克特领导。每个研究小组都由近100名社会科学家组成，由像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那样的顾问将之彼此连接起来。……美国的战争目标将这些学者团结在一个共同的事业之中，并将他们带入一个将会贯穿其生涯始终的关联网中。”（罗杰斯，1994/2002：11-12）
这种研究显然不是一种学术训练，它要求这种研究必须看上去很“科学”，必须快速有效，而且还不能出错，否则就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这样一来，用调查数据和实验数据说话的“大众心理学”范式显然更有优势，这种研究路径逐渐成为那个时代传播研究者的共识。
默顿曾经这样描写他与霍夫兰在战争局陆军研究处的那段合作：“这不是精致的科学，可以小心谨慎地检验事物。我们是在手枪指着我们脑袋的情况下进行理论研究；我们所面临的是全新的环境，即我们不仅要经得起评判，而且还必须在额定时间内将其付诸行动。”（默顿，1949/2006：763）这一冷幽默式的表述从一个侧面呈现出心理战项目的研究特点，正如辛普森所说的：“心理战项目当然需要表面的科学准确性和学术完整性，但在核心目标上，它们是服务于狭义的政治或军事目标的应用研究，必将为此削足适履。”（辛普森，1994/2017：9）同时，默顿也很形象地向我们揭示了战争时期的合作是怎样把美国的传播研究者型塑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这种在巨大压力和责任感下的合作，可能是驯化知识分子的最佳手段。无数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家就这样心甘情愿地被团结在心理战的平台上研究传播与宣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未给心理战划上一个句号，相反由于接踵而至的冷战，使心理战的合法性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世界战争打破了美国人的地理安全感，使美国抛弃了奉行多年的孤立主义，使其更积极地介入世界秩序的重建。“造成20世纪下半叶出现不同结果的原因，不是生产力方面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而是美国对国际体系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加迪斯，2005/2013：109）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想要建立的秩序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拯救和保护，同时意味着对他们认为的那些专制政权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权的遏制，而这很快便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不满，不同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当然，这种冲突其实在战争还未结束之前便已经存在：“由于英美同苏联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之前就已经陷入互不信任的旋涡，所以很难准确地说冷战是何时开始的。他们之间没有发生突然袭击，没有对彼此宣战，甚至没有断绝外交关系。但是，在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的最高层中，一种不安全感却在不断上升……一个危机导致又一个危机，结果一个分裂的欧洲成为现实。”（加迪斯，2005/2013：30）在双方均默认尽量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提，一场旷日持久的意识形态对抗开始了。
在冷战大幕拉开后，无论是美国政界还是学界，都意识到在这场意识形态的战争中，心理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传播强化自身的立场并瓦解对方的阵营，几乎是唯一可以采取的行动，而通过了解大众心理有针对性地对其加以控制，则是这一行动背后的“科学指针”。这种想法在拉斯韦尔那篇经典的论文《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今天，世界政治的权力结构深受意识形态冲突和美苏两大国的影响。两国的统治人物都把对方看作潜在的敌人，不仅认为国家之间的分歧可能要通过战争来解决，而且紧迫地感到，对方主流意识形态会诉诸本国的不满分子，削弱本国统治阶级的权力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各方的统治集团都非常警惕对方，并把传播作为保持权力的手段之一，传播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关于对方的行动和实力的情报。由于害怕自己的情报渠道被对方控制，导致情报被截留和歪曲，于是出现了诉诸秘密监视的倾向。因此，国际间谍活动的强化走出了和平时期的通常水平。还努力封锁消息，以对付潜在敌人的侦察。此外，传播还被用于积极地同对方境内的受众建立联系（拉斯韦尔，1927/2003）。
战后，尽管学者们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校园，但美国安全机构对心理战的大量经费投入，使他们继续延续着以往的研究。在辛普森和罗杰斯的书中都提及，拉扎斯菲尔德的应用社会研究局（BASR）在1949年前后时已经入不敷出，然而随着冷战局势的加剧，军方和宣传机构加大了对研究局的投入。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初，该研究局又恢复了勃勃生机，来自美国高层的经费投入已经占据研究局总预算的80%以上。当然，受益的远不止于拉扎斯菲尔德和他的研究局，包括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芝加哥大学民意研究中心、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在内的多家机构都受惠于这些项目的经费投入。而威尔伯·施拉姆、勒纳等知名传播学者也受到来自心理战的各种资助，而施拉姆正是在这一框架下编织他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神话。这些资助不可能不通过自身的影响决定传播的方向。正如辛普森所言：“在传播学众多研究范式相互竞争的情况下，心理战项目的资助决定了哪种范式可以获得更多的垂青，进而获得繁荣的发展前景和繁复细致的研究。国家虽然不会直接决定专家们说什么或不说什么，但是它确实对该学科领域权威人士和权威声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辛普森，1994/2017：1）
长年受到资助的学者和机构在传播学领域中越来越有话语权，而他们对大众心理学范式的认可又进一步坚定了美国进行的心理战的决心，其互动的结果一定是不断巩固着大众心理学研究范式在传播学中的主流地位。大众心理学范式在心理战的政治与资金框架中如鱼得水，甚至让后来美国的传播学家产生了错觉，仿佛传播学就是大众心理学。这便出现了传播学科的悲剧：曾经认为是传播学的研究，其实不过是大众心理学。于是人们必然要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反复询问，什么是传播学。
三
大众心理学的惯习
与美国传播学想象力的衰竭
德弗勒曾经在出版了《大众传播研究的里程碑》一书以后，曾经追问过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美国大众传播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鲜有里程碑之作。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有意思，他并不认为是大众传播学的主导性研究范式存在什么问题，而是传播学领域再也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投入了。不能简单地认为德弗勒的观点毫无道理，起码他对资金投入缩水的敏感性是足够的。
既然美国传播学的主流范式是在心理战框架下形成的，那么当心理战硝烟落幕，大众心理学范式的问题便一下暴露出来了。1982年，戴维森的第三人效果理论正式刊发，大众心理学的理论似乎仍然很有市场，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大众心理学范式的绝唱。3年后的1985年，一个名叫戈尔巴乔夫的人成为了苏联的最高领袖，他几乎以一己之力结束了冷战时代，心理战也因此告一段落。在国际秩序重建的过程中，美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向。从此以后，在大众心理范式导向的传播学研究中，再也没有出现什么像样的理论发现。美国传播学的想象力为什么会突然衰竭，这原本是传播学史上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多年来人们一直试图解答。
笔者曾经有一段时间想从社会心理学想象力的衰竭来说明这个问题。因为笔者观察到社会心理学科的发展有一个几乎与传播学完全同步的情形，就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也进入到漫长的停滞期。周晓虹对此的解释是实验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当实验法成为这一学科占主导地位的、甚至是唯一的研究方法的时候，实验法及由其而衍生的‘唯实验才科学’的实验主义也造成了现在已越来越明显的两大弊端：一是与社会现实的极端脱离，割裂了社会心理学研究同现实社会的联系；另一是造成了‘价值中立’或‘文化中立’的假象，以致学者们极易忽视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背景及个人爱好对研究工作的影响。”（周晓虹，1997：61）由于传播学在理论上对于社会心理学存在着依赖，笔者在当时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传播学危机是与社会心理学科的危机息息相关的。
但现在看来，这个观点虽然也没有错，但视野仍然不够开阔。如果能从美国社会科学的冷战和心理战框架入手，似乎更有解释力。
冷战结束后，基于心理战项目上的大众传播学立即便失去了持续的资源支持，因为它所关注的大众心理问题在新的政治经济框架中显得没有那么重要甚至显得老调重弹。由于缺乏资金的大规模投入，大规模里程碑式的传播研究无法展开，因而大众心理学取向的大众传播研究日渐凋敝。这便是德弗勒所观察到的现象。其实这个问题同样发生在社会心理研究上，这导致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问题与社会越来越脱节，大规模的实验无法得到足够支持。所以准确地说，这俩学科多少有点难兄难弟的味道。与此同时，新的主流传播研究范式又并没有得以确立，于是传播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分支化、碎片化，甚至变得无法对话。
其实，如果我们对美国传播学的历史分析得更仔细一点就不难发现，心理战项目曾有过的波动曾经深刻地影响到美国传播学的发展，传播学并不是第一次面临这种危机。1959年，贝雷尔森在《传播学刊》（JOC）上刊文，断言传播学正在陷入危机，其理由就是传播学的奠基人们正在纷纷离开这个领域，而有限效果论所强调的微乎其微的传播效果使人们对传播研究的意义发生了怀疑。作为当时传播学科的半官方掌门人，贝雷尔森的观点有其深刻的背景。有限效果论会导致心理战项目对传播研究领域的极大怀疑，如果传播没有什么效果，那么投入那么多资金去研究它有什么意义呢。作为回应人的施拉姆和卡茨，其实都没有真正明白贝雷尔森的言外之意。施拉姆强调了传播学学科繁荣的现状，卡茨强调传播研究可以从传者中心走向受众中心的观点，这些其实并不能真正拯救传播学。好在不久以后的反越战和青年新左派运动在根本上动摇了美国的舆论共识，这才使以受众为中心的研究主张得到重视并暂时拯救了传播学。
然而，美国传播学并未因此吸取教训。这一学科仍然沿袭了大众心理学范式的理论与方法。比如使用满足理论仍然在孜孜不倦地探求受众的需求；议程设置理论甚至将大众心理学的史前学者李普曼重新发掘出来，谈什么人头脑中的世界图景和传播学的隐性功能；而沉默的螺旋则把法国群体心理学的史前鼻祖塔德的模仿律做了再度包装。这些理论看上去似乎是更为精致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摆脱大众心理学的视角。1978年，吉特林对当时传播学的看法证明了美国传播学者的学术惯习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传播学领域的主导范式显然就是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学派所倡导的一系列观点、方法和学术观念：研究媒介内容所导致的具体的、可测量的、短期的、个人化的、观念和行为上的‘效果’，以及由此得出的媒介在形成公共舆论方面无足轻重的结论。”（Gitlin，1978：207）几乎可以这么说，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可以数得上来的受众和效果理论仍然是大众心理学范式的产物。
在冷战已经结束，国内阶级问题重现，新媒介技术一日千里的当代美国，主流传播学家却仍然顽固地坚持冷战时期的观念和研究方法，而不是尝试从阶级的视角、技术哲学的视角或互动的视角去思考传播问题，这便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传播学的危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弗勒的观点又过于表面，以往的范式并不仅仅是投入减少的问题，其理论与方法都需要重新评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以德弗勒为首的主流传播学家们身陷其研究惯习而不能自拔。大众心理学的主导范式是与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当时代要求传播学重新反思什么是传播和什么是当下的传播情境时，主导范式的那种决定论式的贫困就一览无余：“这个时期的传播学研究的‘主导范式’是‘控制论’的必要组成部分，该范式认为精英对传播的控制是理所应当、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当时重要的学术期刊并不醉心论证传播“是”什么，而是致力讲座精英如何使用现代技术来管理社会变化，如何提取政治让步，或者如何从目标受众那里获得购买决定等问题。传播领域经学术研究得以强调的这些方面，实际上是资助这些研究的公共或私人机构最为感兴趣的方面。这种研究趋向无视内在于传播活动中极端复杂的、共有的社会过程，仅仅将传播窄化为以说服性（同时也是胁迫性）信息传播动态关系为基础的简单模型。”（辛普森，1994/2017：70）时过境迁，传播的社会框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大众心理学范式的理论和方法当然要与时俱进。
所以不能无视的一点是，在改革开放后美国传播学传入中国时，我们一度把这种高度意识形态的知识体系当作是科学来看待，而且这种观点直到今天还有市场。然而，我们必须直面这一事实，美国传播学的主导范式不仅不是科学，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性，而且它甚至不是关于传播的知识，而只是如何通过传播进行心理控制的知识。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要求我们重新评估美国传播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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