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历史的真实存在，还是小说、戏剧等艺术形式中的形象，曹操这个人物复杂多面、口碑毁誉参半，谈起来总会引起争议。而我的这篇文章中，将主要从他的诗歌文本出发，主要讨论作为一名诗人的曹操。
“死亡”这个话题应该来说自古就有，早在人类处于对这个世界朦胧的认识阶段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于是在神话中出现与死亡相关的故事，阎王、孟婆由此“形成”（当然，外国神话中也有关于死亡的故事，不再讨论）。
到了曹操所处的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战争频仍、瘟疫流行，生产力水平本就不高的封建时代人们的生存环境更加艰难，此时的生命更像是草芥，生命的消亡肉眼可见。
曹操也怕死吗？且不说英勇一世的秦皇汉武最终都落入追求长生不死的执念中，我想，大概但凡是个人都是怕死的。反正目前二十几岁的我，很怕死。作为一名凡夫俗子，曹操当然也怕死。
他的诗歌中直接有表达时间短促的，如《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这里有对人生短暂的感叹，由此生发出对人才的渴求与建功立业的愿望，可以说很好地体现了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曹操的气质。《短歌行》本是乐府古题（当然还有《长歌行》），所谓乐府题目就规定了诗歌内容，但是曹操在创作时有自己的想法，正如叶嘉莹先生以为“最早的短歌、长歌，只是表示歌声的长短，与寿命并无关系。但曹操的这首《短歌行》慨叹了人生寿命的短促，所以后世的仿作就都受到曹操这一首诗的影响，都来表示这种慨叹了”。（见《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
怕死的人自古就有，因此人们想象有鬼神，这样的心态反映到文学创作中，除了神话，还有就是形成了一种称为“游仙诗”的诗歌。诗人们写作这类诗时，多半在仙界轻快地遨游，拜会仙人，进而求得不死药或者修炼成仙人。而曹操的游仙诗就与这些主题不尽不同。
曹操的游仙诗共有：《气出唱》三首、《秋胡行》二首、《精列》以及《陌上桑》等7首。诸如《气出唱·驾六龙》这样的游仙诗写得比较中规中矩，诗人在诗中驾六龙乘风而行，遍历泰山、蓬莱山等仙山，与仙人一起饮酒赏舞，希望求得仙药，得道升仙。
另外两首《气出唱》同样是写想象中的仙界：《气出唱·华阴山》写了众仙来聚会的情景；《气出唱·游君山》写众仙为西王母祝寿的场面。发动想象力对仙界的描绘与向往，从侧面可见曹操在游仙诗中表达了渴望长寿的愿望。
然而，曹操却也提出质疑，在《秋胡行·愿登泰华山》中对赤松和王乔的成仙颇有微词——“赤松王乔，亦云得道。得之未闻，庶以寿考。”没听说过人可以变成神仙的，得道之人，也只是有可能比普通人长寿而已。
在《精列》一诗中曹操则有更加清醒的认识：“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万事万物都有走到尽头的一天，圣贤尚且不能避免，更何况是自己呢？
而在《陌上桑》中：曹操想象驾彩虹，踏祥云，自由往来于神仙世界，与仙人一起食英饮酒，而在结尾诗人却写了一句“寿如南山不忘愆”——即便在仙界寿命如同南山一样长久，也不忘自己的过失。这里的过失，指的是曹操对赤壁之战失利的耿耿于怀。可见，曹操始终是以事业为重的。
游仙本应是轻松快乐的事情，但曹操始终想着他的政治理想。也许正是应了他曾经说过的“性不信天命”，对于鬼神、长生之说，他并不相信。但是回归现实某些瞬间，他也怕死，这大概是世间英雄的通病，因此他游仙诗中的情感比较复杂。
如果死亡是必然的归宿，那么人活着的时候应该如何自处呢？又该如何消解死亡带来的恐惧呢？曹操曾经给出过答案，其《步出夏门行》曰：“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这几句诗听起来其实挺鸡汤的：神龟虽然长寿，也有死亡的时候。腾蛇尽管能乘雾飞行，终究也会化为土灰……人的寿命不只是由上天所决定的，只要调养好身心，也可以延年益寿。而这种心态的调整的终点是什么呢？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努力实现自己的志向呗。
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如果无法改变生命的长度，就努力扩展生命的宽度。
他不仅熬了这样的鸡汤，也确实指引着自己的行动与诗歌创作。
可以说，曹操的诗，向来是政治色彩很浓重的，出处表露着他的政治怀抱：比如《薤露行》和《蒿里行》。
《薤露行》：
惟汉二十世，所任诚不良。
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已亦先受殃。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这里曹操主要是哀叹汉朝的衰败：汉朝所重任的人（何进）其实并非“良人”，恰如穿衣戴帽的猴子，能力小而想图谋大事，做事又犹豫不决，致使君王（少帝）被劫。白虹贯日的凶兆最终应验在君王身上，何进自己也落得身败名裂。乱臣贼子（董卓）乘乱操持国家大权，杀害君主，焚烧东京洛阳。汉朝四百年的帝业由此倾覆，宗庙也在烈火中焚毁。献帝被迫着西迁至长安，一路上迁徙的百姓哭声不止。而看着这一切的曹操，就像当年微子面对着殷墟一样悲伤。（注：“微子为哀伤”一句使用了典故，据《尚书·大传》，纣王的庶兄微子在商朝灭亡后，经过殷墟，目睹宫室的衰败荒凉景象，便写下《麦秀》的诗表明对前朝的叹惋。）
《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省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本来期望各路正义的将领在孟津会合，同心到长安讨伐像董卓这样残暴的人。结果大家各有打算，谁也不肯率先前进。权势、财利引起了诸家的争夺，随后各路军队相互残杀，袁术在淮南称帝号，袁绍谋立傀儡皇帝在北方刻了印玺。常年征战，战士的铠甲上生满了虮虱，百姓死伤无数。在荒野中的累累白骨无人收埋，方圆千里荒芜人烟，听不到鸡鸣。一百个老百姓中只能存活一个，想到这里就让人肝肠寸断。
《薤露》与《蒿里》这两首汉乐府古辞本为感慨人生的短暂与无常（这两个古题原是“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乎蒿里”），本是挽歌，而曹操则以乐府以旧题写时事，《薤露》悲叹国家倾覆，《蒿里》感念生民涂炭。被视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古诗归》卷七）可以说，这两首诗歌的表达与曹操的“人设”是十分相符的，他是志在天下的。
汉末社会的动乱与萧条，当然给曹操带来一定的死亡危机，如前面提到的《薤露行》中曹操直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写死亡带来的视觉冲击，但是乱世给曹操带来的更大的冲击是实现建功立业的愿望。毕竟，脱离诗人这个身份，曹操是一位政治家。
汉末谶纬迷信之风盛行，但对于曹操的影响甚微，他甚至严拒淫祀，而且对身后事的交代也是“薄葬”。这与儒家对死亡的态度有相通之处，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明确地说“未知生，焉知死”（生时的道理还没整明白呢，死亡又从何而知呢），看似在拒绝回答死亡这个话题，实则从侧面传达出活在当下的道理。
与此相适应，儒家提供了两种超越死亡的方式：一来通过后代延续，而后发展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核心的孝文化；二来通过“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的方式来实现身后名。【比较有意思的是，“立言”本是传统文士“立德”“立功”无法实现时的无奈选择，而到后来，曹丕明确将“立言”的地位提高——“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见曹丕《典论·论文》）毕竟对于大多数文士来说，在乱世中“立德”“立功”难度更大。】
而曹操，显然是更倾向于通过建功立业增加生命的宽度，以此消解对死亡的恐惧。
虽然到魏晋之际，玄学兴起（所谓玄学，简单说就是魏晋时期一种以研究“老子”为主的哲学思潮，也叫新道家），儒学式微，但是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真的很难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曹操的通脱潇洒固然有道家文化的影响，而儒家文化对死亡的态度与曹操的性格却也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曹操的鸡汤，果然有用么？我想，后代诗人的呼应就是很好的印证：
无论是李白的豪情抒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杜甫的自况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还是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甚至是辛弃疾发问“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些诗句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继承——虽然时间有限、死亡终会来临，但是人的意志性胜利又未尝不是一种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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