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大一统王朝中，北宋的军事实力要排名垫底。许多人将这一问题的原因归结到宋太祖赵匡胤身上，认为他在军事制度上的设计存在重大缺陷，因此导致了北宋“强干弱枝”，军事实力大打折扣。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
赵匡胤原本是后周的一位武将，官至殿前都点检，掌管中央禁军。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篡夺后周的江山，建立了大宋王朝。
赵匡胤自己是通过兵变篡夺了后周的江山，因此在他当上皇帝后，自然非常忌惮武将集团会复制他的模式。于是从北宋开国初年起，赵匡胤就迫不及待地进行军事制度改革。
赵匡胤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杯酒释兵权”。大体过程就是赵匡胤把那些手握兵权的将领们请到宫里喝酒，当酒至正酣之际，赵匡胤却突然哭丧着脸对众人说自己天天睡不好觉。诸将询问是怎么回事，赵匡胤直言说道：“皇帝宝座，谁不想坐？”众将一听此话，都以为赵匡胤打算卸磨杀驴，立即吓得全体跪倒在地，央求皇帝“指示可生之途”。于是，赵匡胤便顺手收走了诸将的兵权，并赐给他们大批金银田产、歌儿舞女，让众人可以“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
在收走了原先那帮禁军将领的兵权后，赵匡胤很快就开始了第二项措施，那便是对整个北宋的军事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将原来的“两司”（殿前司、侍卫亲军司）改为“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三衙”之下设立“四卫”（铁骑军、控鹤军、龙捷军、虎捷军），“四卫”之下设立四厢都指挥使。
经过层层兵权剥离，单一武将手中掌握的兵力大大减少。然而这还远远不够，赵匡胤还通过制度设计，实现了“兵”与“权”的分离。即枢密院为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掌管军权及军令；三衙为最高指挥机关，掌管军队的训练、迁补赏罚。如此一来，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不掌管军队；三衙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如果遇到战事，则由皇帝亲自任命将领统兵出征，战事结束后，统兵之权重新交回中央。
此外，禁军中最精锐的殿前军驻守京师开封，侍卫亲军驻扎全国各地。京军实力强大，地方驻军实力相对弱小，这就是所谓的“强干弱枝”。另一方面，如果京师有变，各地驻军联合进京勤王，实力亦不容小觑。京军与地方军相辅相成，相互制衡，这便是北宋“内外相制，无轻重之患”的军事制度。
由于北宋军队在后来战争中经常有令人不忍直视的表现，所以后世很多人就把“黑锅”扣到了赵匡胤对北宋军事制度改革上。然而，夜读史书认为，大家其实是怪错人了。
首先，北宋的这套加强中央集权，以文臣御武事的制度并非其独有。后来的明朝、清朝在军事上也都模仿北宋是采取“以文制武”的制度，但基本没人会认为明朝和清朝的军事实力很弱。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两代许多名将都是文官出身，比如孙承宗、袁崇焕、洪承畴、年羹尧、曾国藩。
其次，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验证军队战斗力强弱的最佳方式就是战争。赵匡胤在完成了“杯酒释兵权”和内部军事制度重构后，才开始发起统一全国的战争。虽然宋军刚刚经历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其战斗力依然爆表，比如只用六十六天就攻灭了占据四川天险的后蜀，这在人类战争史上，也可以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了。之后，宋军又相继攻灭了南汉、南唐等割据势力，其表现也是所向披靡。
因此，北宋后来的军事实力羸弱其实和赵匡胤没什么关系，真正该为此事负责的人应该是他的弟弟，即那位有志向却没能力，以近乎诡异方式取得皇位的宋太宗赵光义。
公元979年，宋太宗带着倾国精锐亲征北汉。北汉本来就是一小国，虽然有辽国联军的帮助，但面对攻无不克的大宋王师，北汉和辽国联军也是抵挡不住。同年六月，北宋军队攻克太原，北汉灭亡，中原地区最后一个割据政权被并入大宋版图。
然而，面对胜利飘飘然的宋太宗却突然做出一个非常轻率的决定，他不顾所有将领的反对，也没给刚刚经历连续作战的军队适度休整时间，就命令全军转而向东攻击辽国，试图一举收复被辽国占据了四十多年的“燕云十六州”。结果，宋辽两国的主力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一带展开决战，精疲力竭的宋朝军队虽然表现顽强，但最终还是遭受了惨败，宋太宗本人也受了伤，只身乘坐一辆驴车仓惶逃离了战场。
公元986年，宋太宗再次派出大军攻打辽国，试图一雪前耻，历史上将这次战争称为“雍熙北伐”。然而，经历了“高梁河之战”失利后，北宋原来的军事优势已不复存在。加上宋军作为进攻方，其面临的不利因素要比辽军多出很多。此外，宋军主帅曹彬又在关键时刻犯下重大失误。因此，北宋再次惨败。
“高梁河之战”和“雍熙北伐”连续失利导致北宋最精锐的部队被消耗殆尽，宋辽两国在军事实力对比上发生了彻底逆转。自此以后，收复“燕云十六州”就成了宋朝人心中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梦。
参考文献：《宋史》、《续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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