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李鸿章是一对关系极为微妙的“师徒”。二人在一生中身份地位变化非常繁复，从师生变成上下级，又从上下级变成同级。
由于晚清官场环境的特殊性，二者需在各自的官场逻辑下维护各方利益，所以每次身份的变化都会伴随一些有趣的矛盾发生。
他们的关系好比两块磁铁一样，目标一致时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配合；目标相悖时虽有隔离，却也相隔不远。
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李鸿章的老师，其中是有一段渊源的。这要追溯到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身上，曾国藩与李文安是1838年的“同年”进士，相当于同届毕业生，这在晚清官场上的是一股强劲的纽带关系。
俗话说人生有四铁，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脏。曾国藩与李文安是同年进士、同窗好友，食则同席，卧则同榻，共携宴饮之乐。
李文安非常仰慕曾国藩的才华，自然想把二者铁磁儿的关系延伸到后辈身上，所以李文安让其二子拜曾国藩为师，也就是李鸿章，李瀚章。
曾国藩对李鸿章和李瀚章视如己出，即教规矩，又教做人，于一切义理经世之学尽倾囊相授，毫无保留。时过不久，对文字之学非常敏感的李鸿章就得到了曾国藩的赏识，认为“其才可大用”。
事实证明曾国藩说的非常有道理，李鸿章在任翰林时就已经展露出常人没有的胆识。咸丰三年，咸丰皇帝为抵抗太平军鼓励各地兴办团练，曾国藩便是其中之一。办团练是个苦差事，既没钱又没粮，而且还受地方政府管制。
“官瘾”非常大的李鸿章早就受够了翰林院的日子，愿意用前途一搏，于是“借他人之手”向咸丰请命去办团练。这个在当时看起来像傻子一样自讨苦吃的举动，却成为李鸿章仕途之路的转折点。
李鸿章回到安徽老家办团练，准备借乱世混出个名堂。奈何现实总是骨干的，一次又一次无情的打击了这位自命不凡的人。李鸿章办起团练之初，本是依靠自己经天纬地的才学想追着太平军蹂躏，结果每次都被太平军追着打的溃不成军。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李鸿章开始自暴自弃。最终，在落魄潦倒之际发出了“书剑飘零旧酒徒”的感慨。
团练办的不成样子，李鸿章在自嘲之余也常思考过失，听说老师曾国藩的湘军办的有模有样，自己应该再去学习历练一番。于是，1858年，李鸿章来到江西投奔曾国藩，借师生之名，欲做曾国藩幕僚。
曾国藩是爱才之人，也颇懂相面之术，一生慧眼识珠，门生遍布天下，晚年旗下势力几可坐断东南。曾国藩深知李鸿章的才识，却也知李鸿章的缺点，性情不稳，妄自尊大，比左宗棠不差。
出于爱才之心，曾国藩想把李鸿章这块儿璞玉雕琢的更加精美，于是故意晒着走投无路而前来投奔的李鸿章，这一晒就是一个多月。
中青年的李鸿章是个耐不住性子的人，以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到任何地方都能受到重视，委以重任，可为何到了这却吃了闭门羹？李鸿章心中又恨又急，非要得知个因果，于是又差人说情，才换来一个见面的机会。
不见面还好，李鸿章一见恩师曾国藩，就被曾国藩损的恨不能找个地缝钻下去。
曾国藩有意识打压李鸿章的傲气，故意说：你李鸿章也是翰林，才高志远，我这小水沟可容不下你这条大船呐，你还是回北京做翰林去吧。
曾国藩这番话一出口，顿时把李鸿章的傲气打的灰飞烟灭。李鸿章虽心有不甘，却也不能抬头反驳，事实就是以成败论英雄，既然输了，自然就要接受批评。
李鸿章之所以尊敬曾国藩，也就是源于曾国藩幕府这段时光。曾国藩不但把自己的幕府当成了“参谋总部”，更是办成了“西点军校”，用私塾教学方式来对待手下的幕僚，来雕琢幕僚们的各项能力。
李鸿章是曾国藩重点培养对象，用李鸿章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如识南针，获益匪浅”。在曾国藩之前，李鸿章也辅佐过其他将帅，但李鸿章给处的结论是“芒无指归”，只有到曾国藩这里，才找到了自己施展才华的一片天地。
自此开始，对人事愈加精熟的李鸿章开始沉稳内敛起来，也惹得曾国藩更加器重。
事实上，往往有才华的人都有非常固执，极有主见。这点即是曾国藩看重李鸿章的地方，也是二人矛盾的开端。在1860年就发生了两件事，这两件事直接反映了曾国藩与李鸿章关系之间微妙的变化，且都是由于李鸿章独特的性格而引发的。
首先是英法联军攻占天津，攻打北京。咸丰皇帝以“北狩”之名逃往热河，也就是当今的承德。咸丰拍拍屁股走了之后，就命令曾国藩带湘军精英去打英法联军，支援北京。
曾国藩接到命令后左右为难，因为此时正是平定太平军的生死关头，兵力非常紧张。如果抽调兵力去支援北京，那么太平军就会趁势反扑，湘军近十年来的努力极有可能毁于一旦。
如果不去，那这支军队就不是“勤王之师”，会在朝野中落下“口实”。
曾国藩的湘军从筹建之初就因“出身野”广受朝堂排挤和忌惮，若真被抓到把柄，那对于湘军的处境来说非常被动，很有可能不是死在征战太平军的路上，而是先死在朝堂权力的斗争之中。
两难之时，曾国藩让幕僚们提供方案以供参考。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人都选择“勤王”，也就是抽调精锐去支援北京，毕竟太平军反扑也就是丢几座城池的事儿，但惹怒了皇帝湘军可就难保了。
此时只有李鸿章坚持不支援北京，因为英法联军已经在北京城下，即便支援也毫无意义，城破是迟早的事儿，而且英法联军进城之后一定会主张“金帛议和”来换取既得利益，不会亡国。当下的重心依旧应放到太平军身上，这才是亡国之患。
至于现在进退两难，可以施展“拖”字诀——按兵请旨。不发兵，先写道奏折去拖延时间，这一来一回就一个月的时间，北京城应该守不了一个月。
李鸿章眼光非常精准独到，咸丰皇帝跑了之后，把恭亲王留在北京城主持“议和”，奏折发出去没几天，英法联军和恭亲王就“和议”完成。
李鸿章的这个方案无疑对平定太平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鸿章在军务方面的固执，当然也延伸到了“做人做事”上。李鸿章为人八面玲珑，对人际交往关系看的很重，而曾国藩却一直把“军纪”“公理”放在情感之上，这让二人在李元度一事上，产生了巨大的隔阂。
李元度早期便跟随曾国藩筹办湘军，一路艰辛，而且在曾国藩两次跳水时也竭尽全力的劝阻，可谓是曾国藩的救命恩人。
后来李元度因不听将领导致打败仗丢城池，趁乱逃生，回到曾国藩幕府之后又擅自离去。凡此种种让曾国藩看去来极为不顺，认为私情不能代替军纪，想写奏折弹劾李元度，严明军纪。
李鸿章听到后，非但不支持，反而率领众人一起反对。李鸿章觉得既然李元度能在曾国藩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那就是有恩于曾国藩。曾国藩反而出来弹劾，这简直是忘恩负义。
李鸿章为了表达心中愤怒情绪，直言告诉曾国藩：如果老师想弹劾他，学生不敢拟稿。
曾国藩当然不愿示弱：我自己写就好了
李鸿章看到曾国藩如此绝情，一气之下就脱口而出：如果这样，那我就走了。
曾国藩看到往日颇懂军务的学生如此不识大体，也负气说道：听君之便
李鸿章心中愤怒异常，尊敬的老师为何是一个不善解人情世故的人？而曾国藩也因此时对李鸿章下了定义“此君难以共患难”。
曾国藩这话属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日后不久就将意识到。
这是二人性格上的差别，李鸿章重“情”，曾国藩重“理”。
李鸿章因此事出走，独自去江西传荡，不过并不顺利，后来主动给曾国藩写信。曾国藩一看就知道李鸿章已经回心转意，于是也就摒弃前嫌邀请李鸿章回营。
李鸿章回营后就被委以重任，回家乡组建淮军支援上海。组建淮军时，李鸿章手下并无人才，所以想尽办法在曾国藩和曾国荃手里“借”了几个。说是“借”，但事关自己利益，哪还有还的呢？
李鸿章虽然有官瘾，但是对功名利禄这些事儿分的还是很清楚的。“借”了老师的人，总不能也抢了老师的“功”吧？
李鸿章淮军声势渐大，攻克苏州后就收到朝廷调令，让他支援曾国荃攻打金陵。金陵是太平军的都城，如果打下来可是大功一件。
但是李鸿章一直在以各种理由推脱不前，甚至因此受到了朝廷的严厉批评。李鸿章之所以这么做，也都是估计曾国藩的心思。
曾国藩知道李鸿章受朝廷调令，可以名正言顺攻打金陵，而且金陵势在必得，这就白捡的升官捷径。但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想占全功，不想分功。如果李鸿章前去的话，又会致使曾国荃大为不满。
学生和兄弟之间，总之要伤一个，这让曾国藩很为难。李鸿章似乎知道曾国藩的心思，于是主动扛起朝廷的责骂，放弃功劳，来让曾国藩放心。
但是就在攻克金陵之后不久，慈禧胁迫曾国藩裁军，曾国藩一时拿不定注意，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询问。
按常理，学生应该为老师着想。李鸿章本应该回应一些让曾国藩保存实力的话，哪知李鸿章居然回信庆贺，并且非常支持曾国藩裁军。
当然李鸿章此举并非有意识向慈禧靠拢，而是打了自己的小算盘。湘军势力庞大，淮军人数少，在地位上总是不及湘军，李鸿章之所以鼓励曾国藩裁军，是想把曾国藩裁掉的军中精英悉数拉拢过来，扩充自己的淮军队伍，增强自己的实力。
总的来说，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关系是随着身份的变化而产生微妙的变化，从一开始的学生姿态，到后来敢反驳老师，再到后来强占老师的资源和地盘。凡此种种，都是由于李鸿章的地位在不断提高。
但是李鸿章并没有因为地位的提高就变得毫无底线，在出于“情”的基础上，李鸿章还是尊敬曾国藩的。只不过在行事风格上和有关自己切身利益的方面，李鸿章更固执一些。
在曾国藩逝世很久之后，李鸿章也近垂暮，说了这样一段话“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业是老师提携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
这“一言指示之力”，其实就是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做直隶总督时，曾国藩送给李鸿章的一个“诚”字。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