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儒家的第二号人物，是“圣人”孔子之后的“亚圣”，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如孔子讲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而孟子不仅有许多“不忍人之心”，还有“说大人则藐之”的无畏气魄，孟子的言论为儒家创造了许多“闪光点”。2月11日下午，是国学大讲堂诸子百家的“孟子月”，我讲了一堂《孟子其人其书概述》，课后对原课件修改补充，发博以就教于各位老师。
一、孟子的生平
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是儒家的理想主义流派。在政治上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在学说上推崇孔子，攻击杨朱、墨翟。
关于孟子的详细材料留存很少，不仅我们见到的孟子画像是后人所作，就是孟子的出生年代，也是后人推算的，比较公认的生存年代为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民间称其享年84岁，与享年73岁的孔子同为古代长寿之人。
有考证说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因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邹国。孟子三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之典范。
司马迁说：“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二、孟子对后世的影响
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汉书·楚元王传赞》说：“自孔子殁，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
比较儒家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有许多相同之处。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孔子的思想学说到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时，才被确立为百家之首，期间经历大约400多年时间。孟子从公元前289年去世，到南宋孝宗的1163年，期间经历了1452年。也就是说，孟子的学说从创建到被统治者承认，相对于孔子要晚1000多年。
东汉经学家赵歧(约108-201)的《孟子注》是孟学史上现存最早也是最完整的注释。其总序《孟子题辞》称：“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著书七篇……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栽。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士历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这是尊称孟子为亚圣”一词最早见之于文字的。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对孟子尤其尊重，其作《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开头便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在这篇包括十几个人的列传中，司马迁独对孟子如此赞叹，可见他对孟子的重视不同一般。
西汉文学家杨雄（公元前53～公元18）在《法言吾子》篇中说：“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癖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
汉魏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170～217)在《中论智行第九》中说：“仲尼曰：'末可与权。’孟轲曰：'子莫执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仲尼、孟轲，可谓达于权智之实者也。”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家刘勰（约公元465——520），在他的《文心雕龙》中多次提到孟子。其《诸子第十七》说：“孟轲膺儒以磐折。”《奏启第二十三》说“孟轲讥墨，比诸禽兽。”《夸饰第三十七》说“孟轲所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也。”
晋成康三年(公元337年)，国子祭酒袁环与太常寺卿冯怀共同上书《请兴国学疏》，疏中第一次将“孔孟”并称。言：“孔子恂xún恂，道化洙泗；孟轲皇皇，诲诱无倦。是以仁义之声于今犹存，礼让之风千载末泯。”疏载《晋书》本传。他们的这一提法，得到了晋成帝的认可，但是未能实行。
至唐代，孟子思想在社会的影响日益广泛，许多士大夫纷纷上疏，要求将《孟子》列为太学里的一个学科。《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唐宝应二年(公元763年)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请恢复举孝廉的旧制。考试内容根据所通之经，提议《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唐末，皮日休又上疏请立孟子为学科。疏中说：“夫孟子之文，粲若经传。天惜其道，不烬于秦”。请求：“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但至终唐，《孟子》书仍未列为学科。
孟子地位的确立，是自中唐的韩愈（768～824）开始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韩愈认为孟子是直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的继承人。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不仅把孟子媲美孔子，而且认为自他之后，道统的传承就中断了。其在《读荀》一文中说：“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为孔子之徒没，尊圣者，孟氏而已。”并认为：“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他称赞孟子“功不在禹下”。
宋代大力推荐孟子的，首推北宋著名改革家王安石（1021年－1086年）。他早年即立志直追孔孟，以“孟、韩之心为心”，以重振儒学为己任，这也是当时许多儒者的目标。他“素喜孟子”，不仅作《孟子》注解，还有许多诗文赞扬孟子。以孟子作为千古知己和自己人生的榜样。他早年也极力效仿孟子，为人为文皆是如此，言“孔孟如日月”，将孟子的地位提得很高。经他提议，宋神宗“於是改法，罢诗赋、贴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这是最早把《孟子》升格为“兼经”，列为学科，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改变了隋唐尤其是唐朝注重测试诗赋的做法。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1007－1073）提出“孔子之后，唯孟子知道”，孙复（992－1057年）、石介（1005－1045）、范仲淹（989－1052)等也都对孟子予推崇备至。理学家程颢hào（1032年－1085年）程颐（1033－1107）说：“学者须先读《论》、《孟》，穷得《论》、《孟》，自有要约处，以此观其它经则省力也。”(《近思录》)程甚至认为，《论语》和《孟子》学好了，其它经也可以不学，可见《孟子》的地位之高。
北宋文学家苏辙（1039-1112）的一大历史贡献是对孟子养气说加以发挥，他说：“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越间豪俟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上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南宋理学家朱熹（1130～1200）对孟子备加推崇，认为系孔子谪传，甚至公开声明，自孟子后，真孔学便失传了，认为孟子直承孔子的道统。他把《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合称“四书”，其所作的《四书章句集注》为以后历代王朝钦定的必读经典。科举考试便以他的解释作为立论的根据。南宋光宗时期，将《孟子》列入经部，从而完成了“十三经”的规模，明代正式定名为《十三经》，《孟子》一书在中国典籍中的地位从此确定。
对孟子立专庙祭祀、追封爵位是从宋代开始。宋景祜五年(1038年)，孔子嫡裔孔道辅守兖州时，存四基山孟子墓前建孟子庙。宋元丰六年(1083年)一月，神宗从吏部尚书曾孝宽所请，封孟子为邹国公。宋元佑元年(1086年)宋哲宗下诏规定，孟子塑像冠服为冕九旒，衣九章。宋政和五年(1115年)，追封孟子弟子乐正克为利国侯，配享孟子庙庭，同年追封孟子弟子公孙丑等十七人为伯爵，分别从祀孟子两庑。元延佑三年(1316年)追封孟子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宣献夫人。元至顺元年(1330年)加孟子为邹国亚圣公。乾隆三年(1738年)，在孟母封号上再加“端范”二字，称“邾国端范宣献夫人”。
元朝至顺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在明清两代，官方规定，科举考试的八股文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孟子》一书便成了明清两代士子们的必读书了。
明未大思想家王夫之晚年写了一个小册子《俟解》，谈到了孔子的思想与孟子的思想的区别。他说：孟子言性，孔子言习。性者天道，习者人道。《鲁论》二十篇皆言习，故曰：“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清朝最高统治者对孟子的尊崇有逾前代。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康熙御制《孟子赞》说：“哲人即萎，杨墨昌炽。子舆辟之，曰仁同义。性善独阐，知言养气。道称尧舜，学屏功利。煌煌七篇，并垂六艺。孔学攸传，禹功作配。”次年，颁《御制孟庙碑记》，称颂孟子道：“不有孟子，使杨墨滥觞于前，释老推波于后，后之人虽欲千载之下探尼山之遗绪，其孰从而求之?”雍正三年(1725年)八月，雍正御制孟子庙匾额“守先待后”和孟府匾额“七篇贻矩”。乾隆十年(1748年)，乾隆御制《四圣赞》说：“欲入孔门，非孟何自?孟丁其难，颜丁其易。语默故殊，道无二敛。卓哉亚圣，功在天地。”并为孟庙亚圣殿御制“道阐尼山”的匾颔，和“尊王言必称尧舜；忧心世同切禹颜”的对联。乾隆还先后五次遣官致祭孟庙，并亲诣孟庙拈香行礼二次，把封建帝王对孟子的尊崇推到极致。（本节内容转引自“中国孟子网”）
三、《孟子》一书的境遇
《孟子》是中唐特别是宋以后中国传统士人的必读书，对中古至近世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与《论语》多说仁相比，《孟子》多说义，文词宏放恣肆，不与《论语》的简练含蓄相同，但孔子的学术行事，经孟子发挥阐述，更加透彻，与《论语》有异曲同工之妙。今天我们所见的《孟子》七篇，每篇分为上下：篇名分别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前六篇皆以人名为篇名，取自各该篇开头的人物，只有《尽心篇》例外。
据考证，《孟子》书中孟子所见国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等皆称谥号，就是国君死后的封号，像梁襄王、齐宣王都是比孟子晚死的，又记孟子弟子为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皆以“子”称，“子”是对男子的尊称，用于前辈、老师身上，或客套之时。从这两个问题看，其编定者孟子完成了《孟子》一书的主要内容，在他过世之后，学生万章、公孙丑等人再加以修订出版，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
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
明朝朱元璋辑有《孟子节文》，删掉《孟子》里的章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朱元璋曾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是说孟子要是活在今天也免不了要遭酷刑。并诏告天下孟子的不少言论“非臣子所宜言”。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并诏令不得进谏，否则就以“大不敬”之罪论处。刑部尚书钱唐冒死进谏，说：“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朱元璋鉴于他真诚有理，后来同意恢复对孟子的配享。
一般认为《孟子》一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1、心性的研讨。心和性历来是儒家和儒家、儒家和别家争持不决的问题，孟子传述孔子之道，自是最有权威的主张。
2、修养的方法。孟子关于修养的方法，比《论语》一书发挥得更透彻，更明白，他能随事点化，妙趣横生。
3、处世的态度。孟子所处是异说横兴，暴君日作的时代，处境是极难的，而孟子却能从容讲说其间，唯求义理之所当，确是士人的典范。
4、政治的主张。孟子很想找到一个实现他的理想主张的机会，所以对于时君无不婉曲引导，富而后教，发挥得尤其透澈。其他尚有人事的批评等，也都鞭辟入里。
《孟子》是记述孟轲言行、政治主张、哲学主张和个人修养的书，《孟子》基本上是一部语录体散文，但较《论语》有很大发展。它以问答方式，展开了雄辩说明，具有战国时期散文的优点和缺点。首先是刻画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次是雄辩，显示了灵活多样的论辩方法；其三是善于运用比喻来说明道理。
孟子作为儒学道统的重要人物之一，备受后代儒林的尊崇；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默默忍受诸多反对者的诋毁。先秦诸子中，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墨子则以人性若素，无善无恶。韩非既师承荀子，当然也主性恶，但他的性恶比荀子更冷酷、更彻底。在汉代，孟子更成了不少人嘲讽的对象，王充作《论衡》，专辟《剌孟》篇，声称“非孟子之贤，效与俗儒无殊之验也。”说孟子同俗儒是一路货色，没有什么可值得敬重的。盐铁会议上，孟子更被桑弘羊等人视为“迂腐”的典型。到唐代，孟子的境况也没有好到那里去。《贞观政要·崇儒学》记载唐太宗尊崇儒学，大办学校，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并昭尊孔子为宣父，在曲阜作孔庙，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诏以左丘明、榖梁赤、戴圣、毛苌等二十二位儒家学者配享孔庙，可孟子却不在其中。到了宋代，很多人以骂孟子为时尚。何涉的《删孟》、司马光的《疑孟》、李觏的《常语》、苏轼的《与孟子辩》、陈次公的《述常语》、刘原父的《明舜》等，充斥着贬斥孟子、诋毁孟学的内容；而《艺圃折衷》、《邵氏闻见后录》、《习学记言序目》等宋人笔记中，也不乏诅咒孟子的言辞或故事。
北宋非孟派代表人物司马光作《疑孟》批评孟子，其中一大罪状便是孟子不知君臣大义。孔子一代圣人，鲁定公、哀公皆是庸君，一有召，孔子马上跑过去，而且表现得毕恭毕敬，战战兢兢。而孟子遭受非议，主要是由于他表现出了一定的独立人格，强调“道尊于势”、德重于位，还鼓动臣民与君主讲条件，以君主待臣之道而事君，对于桀纣一类的暴君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敬。甚至试图与国君分庭抗礼，王有召而不往。这本来是孟子超过孔子的地方，却被后世大讲愚忠的非孟派横加指责。
宋人李觏在《常语》一书中，列举了孟子的十七条罪状。主要的观点是：孟子名为孔子传人，实为孔门叛逆，“彼孟子者，名学孔子而实背之者也；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认为孟子所提倡的仁义，同兵家、纵横家的歪理邪说一样，都是扰乱天下的祸首，“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孟子在周天子尚存的情况下，居然劝进诸侯行天子事，是可忍孰不可忍，“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诸侯事天子，孟子劝诸侯为天子。孟子，忍人也，其视周室如无有也。”李觏的非孟言行，甚至被时人编为街谈巷议的材料。
孟子的得罪人处，就是孟子的思想中多有不合时宜的内涵，如提倡建立较为合理的君臣关系，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限制君权，鼓吹人本意识等等。而这正是专制君主所无法容忍的。在他们看来，君权至高无上，纲常名教不可动摇。而孟子不但触犯了这个忌讳，还处处打着“仁义礼乐”的招牌，具有很大的影响和号召力，“其资博，其性慧，其行轻，其说如流，其应如响”(《艺圃折衷》)。在他们眼里，孟子是“能以诗礼”的幌子下，做“诵仁义，卖仁义”的事情，往往能让普通民众“受骗上当”，忘却“君臣大义”。这大概是历朝历代咒骂孟子之声不绝于耳的重要原因吧。
四、简述《孟子》的几个观点
1、孟子的“义”“利”观。《孟子》开篇第一章：“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一章历来被当作孟子“重义轻利”、“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的例证。《我读孟子》的作者杨又春先生认为这是对孟子“义利观”的误读和曲解。孟子这里说的“何必曰利”，乃是不要把“利”当做兴国安邦的首要条件，不能不顾他人，只求对自己有利的“自私自利”。他说，全国上下所有的人，都只考虑怎样谋取自己的利益，“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只有倡导“先义后利”的求利方式，才能真正谋得利益，这是对梁惠王“有以利吾国乎”的正面回答，也是教诲梁惠王们把行仁义作为求利的正确方式和途径。孟子的义利观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一些人唯利是从，见利忘义，利令智昏，结果大都以坑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孟子两千多年前的告诫没有过时。
2、孟子的仁爱心和羞耻心。孟子认为“仁之实，事亲是也。”由亲亲“推恩”至仁民，培养仁爱之心，而“养心莫善于寡欲”。“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仁的另一根源是“四端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能如此才是仁。尧舜是古代伟大的人物，如果像尧舜那样的说话做事，就会成为尧舜一样的伟大人物，他由此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主张。对仁爱之心你探求就会得到；你放弃就会失掉。人人都有仁爱之心的种子，要从自己做起：“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是说人不可以没有羞耻感，由于没有羞耻感面带来的那种羞耻，则是最大的羞耻。羞耻感是人由动物进化到人的主观心理标志，“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一个人，如果不为自己做了不是人做的事感到羞耻了，他还有什么像人之处呢？
3、孟子的“忠”“孝”观。孟子不提倡愚忠、愚孝。汤反桀、周反纣。孟子认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的原则是对别人尽心尽责，有利于培养人民对民族国家的热爱。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般认识不同，孟子还强调“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奕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就是说世上有五种不孝的事情。第一种不孝：懒动手足，不肯劳作，不能奉养父母。第二种不孝：专爱赌博、下棋、饮酒，不去奉养父母。第三种不孝：喜欢财物，偏私自己的妻儿，不愿意奉养父母。第四种不孝：逞耳目声色的放肆，辱及父母。第五种不孝：好勇好斗，连累父母。这些关于不孝的种种说法即使在今天也不过时，有着很强的教育意义。
4、孟子高尚的人格观。孟子人格千百年来鼓舞和激励着一代代仁人志士，养浩然正气，大义凛然：“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由此可见，孟子总是关心个人的社会责任，也正是在承担这种责任时，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得以实现。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只要产生、拥有若干个这样的贤者，这样的士，社会风气就不会衰落。孟子在讲到天的时候也充满大丈夫气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面对人生的磨难，坚定志节，增长才干。这些千古名言，不仅超越了古代和现代的时空界限，也深深融入到每个炎黄子孙的血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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