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长沙明德中学读书的五年（1942.9—1946.7） 李淮

                               2012-04-04 

《往事萦怀》   李淮

我在长沙明德中学读书的五年（1942.9—1946.7）

抗日战火纷飞的年月，我在长沙明德中学初中部读了三个班级（63、64、65/66班），四个地点（湘乡霞岭、湘潭晓岚港、安化蓝田光明山、长沙乐诚堂），五个年头（1942年9月入校，1946年7月毕业）。抗日战争时期，明德中学避难到哪里，我就跟随在哪里读书。

长沙明德中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家胡子靖（元倓）先生创办的。它曾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之一，黄兴等革命党人曾在这所学校里教书。胡先生倡导“磨血育人”精神，把教育视为用血来浇灌的事业。明德学校曾一度办有大学、中学、小学、幼稚园，师资雄厚，教学水平第一流，在全国教育界具有重大影响。它是湖南乃至全国著名的学府，与“南开”齐名，有“北方之强南开，南方之强明德”的美誉。校址在长沙市北门西园北里，建有教学大楼“乐诚堂”。20世纪30年代末，日寇进犯湖南长沙，校舍被毁，学校迁到丛山峻岭中的湘乡霞岭。

1942年7月，我高小毕业后，跟随同学前往离家80里的湘潭古塘桥，报考明德中学。

接到明德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家里人才知道我考取的中学不在古塘桥，而是在霞岭。父亲连忙拿出湖南省的地图，寻找霞岭的位置。它位于湘潭、湘乡、衡山三县交界的边远山区，相距我家有二三百里。当时，我年仅12岁，又是战乱的年月，出远门家里人很不放心，令我再考当地的中学，而我却执意要上这所学校。这年的8月底，父亲请一位跑过江湖的周老大爷陪送我去上学。

我们按照地图上标明的路线行进，周大爷说，我们必须经过荒山野岭的要道——黄金坳，那儿有“强盗”出没，常常出现拦路抢劫，要买路钱的人，因此，天不太亮就要起床出发，太阳还很高就投宿旅店。

当我们到达山坳时，太阳已经偏西，还得翻越山高路窄的山坳，才能投宿。我的心就开始扑通的跳着，提心吊胆地跟着周大爷赶路。周大爷边走边讲述着他闯荡江湖的故事，告诫我“出门在外要胆大心细，要做强者，在旅途中要注意周围出现的点滴情况，灵机应变。”长者的叮嘱，鼓舞了我的勇气，心也就渐渐地平静下来，随周大爷安全地到达目的地。

明德在霞岭

湘乡霞岭，即今双峰、湘乡、湘潭、衡山四县交界的崇山峻岭之处，明德当年借用的校舍——涵养堂、善长公祠、敦福堂、焕新堂为四座曾氏祠堂和民宅。它座落在这霞岭森林茂密的大山峡谷中。

校务部设在涵养堂（为当年曾三吾的住宅）。学校的高、初中部，分别借用曾国藩先人的两个祠堂，祠堂之间隔着一条小溪。自从学校迁到霞岭，这里就成了小集市。沿着小溪的一边，商人们已开发出一条小街，有百货铺、饭铺、茶馆、杂食店之类，人们来来往往热闹非凡，这山沟里没有战火的氛围。

初中部所在的祠堂——焕新堂，很大，厢房是两层的楼房，下面是教室，上面就是我们的寝室，堂屋四周仍挂着很多清朝历代皇帝赐的匾。初、高中部相隔有200米左右，从初中部到校本部要经过溪上的一座石拱桥，跨过小桥就是学校开发的大操场，它是全校师生集合、升旗、早操的场所。初中部的学生，每天都由童子军教官郑扬新老师带领，身着学校统一发的童子军服装，系着黑线布上缀着红带的领巾，头戴园形蓬帽，列队出操，严肃活泼。运动场内有一个足球场，它是我们初中部学生踢球玩耍的地方。

童子军活动是我们最喜欢的课程，老师传授着大量的战场救护知识，讲述抗日小英雄的故事。上海女童子军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泅渡黄浦江，将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插上800壮士坚守的四行仓库楼顶。杨惠敏是当时童子军的偶像，大家都以她的英雄事迹为榜样，积极准备参加抗日救亡的各种爱国活动。我们最喜爱的活动是野营，在大山下的丛林中，架起帐篷，安放灶具，寻觅野菜，烧火煮饭。夜晚，站岗放哨，燃起篝火，尽情歌唱《游击队员之歌》等抗日歌曲，犹如战斗在太行山上的一支抗日游击队。有时，中队之间开展偷营活动，学习侦察、擒拿、攻击“敌人”的作战本领。我们参观过曾国藩在湘乡故里的庄园。大宅里的雕梁画栋，园内的碑亭楼阁，至今我脑海里还留存着一点儿印象。那时，曾国藩的家训是我们的必修课程，老师规定每天抄写一句曾氏名言，也就是“座佑铭”，上课时还要集体背诵，天天接受儒家的道德教育。

我所在的初中部63班，国文老师是周伯彝老先生，湘乡人，那时可能已有五十多岁了。他有一副翘翘的胡须，我们背地里叫他“翘胡子”。他负责管理初中部学生的生活，和蔼可亲，在学生中很有威信。

周老师管理学生生活要求严格，内务整理一定要规范化，奖罚分明。对日常生活行为，都要检查监督，评定甲、乙、丙、丁四级。奖励累计成甲等的，可以免交学费，记过累计到了甲儆，就要退学或开除学籍。受了处罚也可以将功补过，那时捉臭虫就是一个补过的机会。臭虫，这是一种吃人血的害虫，旅馆、饭铺、学校几乎都有臭虫为害，直到解放后的五十年代中期，除“四害”运动时，才被彻底消灭，绝迹。周老师曾经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某报刊登这样一条广告，某人发明一种消灭臭虫的良药，只要汇寄一块钱即可邮寄。有同学好奇，寄去一元钱，不久，真的收到一封信，信封内放着一个小包，小包用纸包了好几层，打开最里面的一层，什么东西也没有，只写有一个'捉’字。”我们听完故事，都哈哈大笑。大笑之后，我们懂得了这样一条真理：“只有自己动手，才能消灭害人虫。”

在周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一齐动手捉臭虫，帐子的角落里，棉衣棉被的缝里，床架的旮旯里，想方设法把臭虫挑出来，捉一个，少一个。为了调动积极性，周老师规定，捉30个臭虫可以给奖。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初中生，大家动手捉臭虫真的很卖力。这倒不是为了得奖，而是老师讲的故事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只要勤快，亲自动手，消灭臭虫，就可以安然入睡了。

晓岚港逃难

1943年下学期学校搬出大山峡谷，迁到晓岚港。晓岚港是湘潭与衡山交界的地方，交通比较方便，只要走20来里，就到了衡山县的小镇——白果镇。初、高中部都设在新建的周氏宗祠里。我们自己动手，将校舍后面的小山丘，平整为操场。只要是晴天，我们站在操场上出操，就可以看见南岳的山峦，有时山顶就在白云的上头，真是一幅美丽的画卷。学校每周星期一的第一节是一小时的周会课，全校师生集合在一起，由校长谢祖尧老先生主持，教务主任或者训育主任训话。周会课开始前，集体背诵孙中山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也许在少年时期背诵的次数太多了，60年后的今天我仍能背诵它。

在晓岚港读二年级时，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杨忆慈先生，另一位是徐祖本先生，这两位年青老师，刚从国立师范学院毕业来校执教，按照现代青年的时髦说法是两位帅哥。杨老师教历史，上课时手里拿着一张小卡片，口里滔滔不绝地、有条不紊地讲述历史课内容，生动有趣。他编写出版的《中外历史问答》一书，那时已成为我们初中学生人手一册的考试必备书。至于徐老师，传说他是打着赤膊从安化徒步来到晓岚港的，晒得一身“墨黑”，我们很佩服他，喜欢上他的体育课。

    学校搬出霞岭大山，在晓岚港办学约一年。1944年日本鬼子进攻长沙，侵犯湘南，形势紧急，全校师生就在紧急的气氛中疏散。我跟随同乡姻亲，高中部的周孝本等同学一道去逃难，没有行李也没有钱，从这个同学的家里，到另一个同学的家里，朝着家乡的方向，一站一站地走回去。我们不能走公路，公路早已挖得坑坑洼洼，以阻止日寇的汽车和坦克前进。也不能沿着大道走，日本鬼子常常沿着大道进行扫荡，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只能沿着山间小道，走一段路，就打听下一段路的情况，沿途“乞讨”十多天才到达宁乡道林。后来听说，我们通过湘潭石潭镇后不到一小时，日寇的骑兵就冲进该镇进行血洗，杀死不少平民百姓。

回到家里，我们的家乡已经是沦陷区了。不过，抗日游击队、国民抗日自卫队，在我的家乡很活跃。1945年5、6月间，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南下抗日支队（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曾到道林一带活动。

光明山复学

“1945年春节拂晓，日寇在潭、湘、宁边区的乡镇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奸淫掳掠。数日内，日军奸淫妇女60余人，年老者70多岁，年幼的仅12岁。有一位刘老太太年已74岁，日军先令其脱光衣服舂米，然后绑在长凳上轮奸。一对新婚夫妇来不及逃脱，日军将新郎杀死后，轮奸新妇。正月初五，日军在三仙坳文德祠将9个农民当拼刺刀的靶子捅死。初七，日军离境前又将12个农民蒙住眼睛，用刺刀一个一个的刺死。日寇在我的家乡宁乡县高露乡残酷扫荡的7天里，杀死无辜老百姓29人，烧毁房屋20余间。”（宁乡县县志有记载）

为了躲避日寇随时到来的扫荡、杀戮，我决定逃出沦陷区寻找我的母校，此时，明德中学已避难到安化的蓝田。因路途太远，加上战乱，父母不让我独自一人离家远走，托亲戚帮忙介绍我到靳江中学暂时借读。该校已从宁乡花明楼迁到湘乡县大湖大山深处的周氏宗祠办学。战时学校生活条件艰苦，睡的是地铺，吃的是竹笋野菜，晚上读书点的是桐油灯，还要随时防范日寇的突然袭击。在靳江中学借读不到一学期，我随同乡大姐李诚璋、周忠群等一道，绕过敌人的封锁线，逃出沦陷区，到达安化山区桥头河。我身无分文只带上几件换洗衣服，随姐姐们过着流亡的生活。当时，我是一个刚满15岁的少年，又是逃出沦陷区的流亡学生，所到之处，都有好心人的同情和关照。经过好几天的“乞讨”，我终于到达安化蓝田镇找到在大麓中学读高中的大哥李江。他带我去光明山，明德中学的老师和同学都欢迎我的归校，学校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有救济，吃饭、读书用不着交钱，将我编入初中部65/66合成班，重读二年二期。

安化县蓝田镇光明山，原是国立师范学院的校址所在地。由于战事紧急，国立师范学院迁往沅陵办学。这里的校舍大部分由明德中学借用，虽是平房，教室、寝室里的设备良好，教学设备齐全。体育场很大，有400米的跑道，有足球场。学校还举行过一次全校性的田径运动会，我获得初中部100米竞赛第一名，奖品是学校的作业本和一面黄色三角形的小奖旗。

校门口的二层楼房，驻扎着盟军空军人员，都是美国人。当时同在打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我们对美国兵还有好感。虽然偶尔也听说美国兵追逐女学生的丑事，但还没有1947年“北京沈崇事件”后的那种仇恨美国兵的情感。我们这些15岁左右的初中学生，好奇地跟随“山姆大叔”们去飞机场看飞机的起落，那不过是一种单人驾驶的小飞机罢了。

蓝田，战时的文化城。当时长沙很多学校避难迁到这座小山城，1945年前，长郡中学、周南中学、大麓中学、明宪中学、岳云中学、妙高峰中学、广雅中学、明德中学等十多所学校先后迁来，校际间的球赛经常进行，还联合演出抗日救亡的话剧，各种文化活动开展得很活跃。在这座城市里我看过学生们上演的话剧《棠棣之花》、《野玫瑰》等。

在蓝田，我们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学生们高举火炬在城区、城郊游行，高呼庆祝抗日胜利的口号，敲锣打鼓，高唱抗日歌曲，彻夜狂欢，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我们跳跃着、欢呼着：“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可以回家了！”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狂欢之夜。

随后，老师和同学都纷纷作复员回乡与亲人团聚的准备。

回到乐诚堂

1946年上学期，学校迁回长沙。

明德中学的乐诚堂是一座高层的教学大楼，抗日战争期间被烧、被炸。经过短期修复，我们就回到乐诚堂的教室里上课。那时，窗户、门框还没有来得及油漆，窗户也没有嵌上玻璃，只是一个空架架。教学楼后面的操场，战时成了坟场，埋葬着无数惨遭日寇炸死、杀害的长沙平民。我亲眼目睹修复操场时，一个一个的土坑，一堆堆的尸骨，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证。2001年春夏，日本政府同意右翼分子修改教科书，否认这段侵略战争的历史，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是日本鬼子杀害中国人民的见证人，这笔账一直埋在心里，还没有清算。

1946年２月28日，我第一次来到省城去学校报到注册。第二天我就和同班的小郭同学从北门出发，沿着马路走到南门城下。城门已经没有人把守，我俩一口气从城脚下登上“天心阁”城楼，观看长沙市全城面貌。那时，长沙光复不久，城内满目疮痍，一片废墟，到处可见战争创伤的痕迹。城楼上架放了一口大钟，我俩好奇地撞击着，钟声响彻云霄，很多居民听到钟声都跑出家门。这时，我俩在惊慌中急忙跑下城楼，“逃走了”。后来才知道钟声是警报信号：“鬼子的飞机要来了”，听到钟声市民们都会急忙躲进防空洞。

我和小郭从天心阁城门下，沿着马路又走回北门。沿途看到昔日威风凛凛的日本兵，今日却垂头丧气的列着队，从我们身边走过，侵略者的凶相，再也见不到了。由于我们曾目睹日本鬼子的凶残，它杀害了我们的老师、同学和亲人，一时强烈的民族仇恨涌上心头，情不自禁的从废墟堆里拾起石子，掷向这些投降了的日本兵。边打边喊：“打死日本鬼子！为死难同胞报仇！”。20世纪40年代我们这一代少年，蕴蓄的民族恨、血泪仇，当时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发泄的。

战时逃难求学，停停读读，一个初中我就读了五个年头。我们65/66班是由历届初中三年级要求复学的学生编成的班。在战乱中读书，心里老是想念着父母兄弟，整天为他们的安全提心吊胆。抗战胜利后心安定下来了，我们都珍惜时光，努力搞好学习。

我回到长沙读的是初中阶段的最后一学期，学校对文化知识课的教学抓得很紧，安排最优秀的教师教我们的课。国文老师是老教授方授楚先生，他的儿子也在我们班学习。我只记得期中考试的一篇作文题是：试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我们送上的作文作业，方老师“精批细改”。数学教师曹赞华先生，他教几何课，一边讲（也可以说是唱），一边板书，板书写满了黑板，恰好课也就讲完了，听曹老师讲课是一种艺术享受。化学老师袁鹤皋先生，他很注重化学课的演示实验，给我很深的印象，对我有“潜然默化”的感染力。20多年后，我教中学化学课时，就学习袁先生的教学方法，很受学生欢迎。最后一年的文化科学知识课的学习，由于有好的老师教，我也很用功，成绩也有进步。毕业后，教务处公布可以直升高中部的学生名单中就有我的名字。

这学期，受当时国内形势的影响，我萌发了民主思想。

抗日胜利了，“中国往何处去？”“要和平，反内战”，这是全国人民的呼声。国民党反动派对昆明“西南联大”等学校的进步学生，进行残酷的迫害，酿成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随着抗日胜利后的复员，“反内战、要和平、要民主”的浪潮，席卷全国城乡大、中学校。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从西南向东、北、中南扩展，波及长沙。那时我虽是一个初中学生，在这浪潮中受到影响，开始萌发“民主与科学”的进步思想。1946年夏季，我的同班同学龙麟熙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哥哥，从昆明复员去北京清华大学路过长沙。他带来很多“西南联大”民主运动的传单、快报等资料。我们读着这些宣传资料，开始同情学生运动，关心时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反对迫害青年学生，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同时开始接触民主思想，向往民主政治。

1946年6月我花了五年的时间在明德中学读完初中，离开明德中学考入长沙清华高级中学。

选自李淮回忆录《往事萦怀》

—毕生从事学校教育工作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