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陵留下的历史遗产极其丰富。毫无疑问，建筑本身是一件历史瑰宝。除此之外，神道上的石像生也是充满价值的一件事物。
《后汉书》中记载：“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因此在陵墓的神道两侧设置石像生是古已有之的习俗。而石像生的具体形制和形象，同时具有了历史、政治、文化和艺术的多重价值。著名的唐高宗李治与女皇帝武则天合葬墓乾陵两侧便有神道石刻群，包含了一对石柱、一对石飞马、一对石鸵鸟，5对石马、四队持剑握剑的石人、1对石碑和61对少数民族首领石像。这是盛唐时期天下归心，国力兴盛的表现，也充分彰显了帝王的无上权威。而后世的石像生，也多以乾陵作为模板进行调整。其后各朝多有修正，而明朝石像生则是诸朝的集大成者。
明代不再使用之前朝代的较小的石羊、石虎，而是体积较大的神兽，从而体现了更高的警卫力量。明孝陵神道的石像包含了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马、文臣和武将等多种，并成为了封建王朝的最后标准。孝陵的各类石像数量均为四个，其中立姿两个，卧姿两个，而文臣和武将则是武将、文臣两两对立于神道两侧。前文提及，明孝陵神道为适应自然环境和避开孙权墓开历史之先，呈蜿蜒曲折“北斗七星”的样子，这也直接导致了明孝陵的每对石像间的距离也不相同。根据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1963年的勘测，每对石兽之间的距离，是4.88米到6.9米不等，而两对武将和文臣的东西相距都是4.3米。
神道中第一出现的是石狮。狮子不是中国的本土野兽，因此在中国一直是一种珍贵的异兽自。唐代乾陵开始，帝陵前都设置石狮来表现了帝王的权力与尊严。明孝陵则将石狮列在神道之首，从而利用狮子的威严来镇守陵墓。
与传统不同，明孝陵的石狮不是过往那种动态的迈步效果，而是通过外轮廓线的描绘来体现狮子的安定与静止。整个狮子的身躯近趋下沉，表现为向前气势的侧立直角三角形形状。从装饰和风格来看，明孝陵石狮腿部具有富含秩序性和韵律感的横向与竖向线条，而在身体各部位都有细小的曲线装饰，脖子还带有项圈与丝带，表现出这类肃穆的石像已经具有一定的世俗特色。
神道中第二出现的是獬豸。獬豸是传说中的祥瑞之兽，头上生有独角，能分辨善恶，在记载中“性忠直，见人斗，则触不直；闻人论，则咋不正”，因此，设置这种石像可以表示统治者法治公正，从侧面体现出了朱元璋大力推行《大明律》并试图建立一个极其规范的大明王朝。
明孝陵的獬豸显得较为简洁，与唐宋年间多有细节刻画形成了对比。此外，獬豸大量使用了圆形弧线，从而整个雕像充分混合了方形线和圆形线，使得整个雕像圆转贯通，体现了独有的意象。明十三陵也有獬豸，但是头部显得细节琐碎，缺少孝陵的概括性。这种微妙差异使得明孝陵的獬豸具有独特的写意风格。当然，十三陵的石象生对清代陵墓影响更大，也因此明孝陵更显得独一无二。
神道中第三出现的是骆驼。神道边设置骆驼是明朝的首创，其中卧骆驼长4米，高2.88米，而立骆驼高3.68米，是这六组石兽中最高大的。骆驼通常用于仪仗队伍之中，因此可以认为神道中的骆驼体现了朱元璋威严的依仗。也有研究表示，骆驼是耐力的象征，帝王希望他的子民都能像路驼一样为国家效力。明孝陵的骆驼卧姿极为自然，但同时又以高大的形态和稳定的造型表现出了一种崇高的格调。
神道中第四出现的是石象。汉光武帝陵、宋太祖永昌陵前都设有石象。文献记载中“象能默识人之是非曲直”，因此神道边设置象有明辨是非的寓意。与獬豸类似，石象也重视对于平面的描写，极少有表面起伏。另一方面，明孝陵的立象高3.47米，长4.21米，使得明孝陵石象成为帝陵石象生史上最大的石象。王子云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中写：“博大坚实的气魄和朴素又冼练的艺术特点，特别表现在大象和骆驼的造型上。”
神道中第五出现的是麒麟。麒麟是存在于想象中的一类吉兽，尽管郑和下西洋时曾带回实为长颈鹿的吉兽，但在中国历代中的麒麟则是融合了狮、虎、牛、鹿等多种形象。麒麟作为群兽之主，彰显了帝王的权力与威严。麒麟是一种幻想中的神兽，因此其特征有很多幻想元素。明孝陵的石麒麟头发为图案化的卷曲状螺旋纹，尾巴为细细的线条装饰。此外，这里的麒麟没有双翼，仅有象征性的纹饰装饰。
神道中第六出现的是石马，位于神道石象路的尽头。中国帝陵历来有设置马的传统。例如，著名的“昭陵六骏”石雕，便是唐太宗李世民墓前的浮雕。孝陵的石马没有马上的披挂，也没有牵马人。明孝陵的石马以朴拙风格为主，将头、颈、躯干、四肢各自归纳为圆柱体后进行雕刻，并不刻画内在结构，完甚至在比例上都无所顾及，是一种意象性处理。
神道从这里是一个转折处，折向翁仲路，设有两对武将文臣，既能够为朱元璋“万世警卫”，也能表现帝王对每一个臣子的统治。具体来说，这里的人形塑像在形体上较为方硬，面部刻画并不细致，可认为是注重整体的方块感以体现其庄严。此外，孝陵的文臣造型与前朝的姿势、衣纹相比变动不大，但武将不像唐宋那样采用文臣服饰，而是“带刀执爪盔甲将军”，整体形象为“头戴兜鍪，呈圆形覆钵状，顶部长缨披后身着盗甲，甲身作山纹状披膊肩部为虎头形。下有腿裙鹘尾、脚蹬云头靴”。
总体而言，孝陵的石像生在当时是为了皇家威严而设，也充分体现了封建制度的很多要求。但从艺术风格而言，他也能让我们发现明初很多社会感知的变化。各类线描平面、雄浑写意、俗情写真的艺术风格特色充分体现了明初的社会基调。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自南向北统一的国家，“得国正者,唯汉与明”，也因此具有独到的博大气魄，在石雕的风格上必然雄浑古朴。而明清一代的世俗化倾向也体现到了石像生上，消解了狮子、麒麟和獬豸等巨兽在过往时代中的威严形象。此外，明初统治者提倡的丧葬从简风格也对孝陵石刻的写意和朴素风格产生了影响，有别于其后明十三陵的精细雕刻。最后，孝陵石刻的石材取自于宁镇山脉大连山的浅灰色厚层结晶白云岩，相对于建孝陵建筑所用的石材要坚硬耐久，也导致了整体风格近乎写意。
王子云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中这样评价：它（明孝陵石刻）所体现的是雄大浑厚，体积丰硕而富有感染力，反映出明代初年中国统一以后所应具有的博大坚实的气魄和朴素而又洗练的艺术特点。从落后的一面而言，它那个时代阶级信仰和礼法制度的体现，但对于我们而言，它我们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化、艺术与政治的最好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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