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节选
文化背景
《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的著作，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孔鲤，字伯鱼，早卒；伯鱼生孔伋，字子思。孔子去世后，儒家分为八派，子思便是其中的一派。子思学于曾子，孟子学于子思，所以后世也把子思、孟子学派称作“思孟学派”，并尊称子思为“述圣”，孟子为“亚圣”。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
《中庸》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但是在南宋以前，就已经有人开始重视《中庸》。刘向《别录》把《中庸》列为《礼记》中的“通论”一类，把它看成是从总体上来论述儒家学术的基本原理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载录有《中庸说》二篇。以后各代这方面的著作相沿不绝。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程颢、程颐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作《中庸集注》，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为中国古代士人必读的经典，对古代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庸》虽并非出自孔子亲笔，但是它却系统而完整地阐发了儒家“中庸”的思想，被认为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朱熹在《中庸章句》的开头引用程颐的话，不仅强调《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且强调它的思想“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意思是《中庸》的意义无穷无尽，都是实用的学问。善于阅读的人只要仔细体味，便可以终身受用不尽。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
朱熹认为《中庸》不仅重要，而且也是《四书》中最难读懂的一部典籍。他曾经说过，读“四书”，应该先读《大学》，再读《论语》《孟子》，最后才能读《中庸》。
《中庸》内容丰富，不仅提出了“中庸”作为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而且还以此为基础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涉及到儒家学说的各个方面。所以，《中庸》被推崇为“实学”，被视为可供人们终身受用的经典。《中庸》之所以受到后儒的重视，根本原因是其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从总体上作了系统化的阐述。其深刻而精微的思想内容，它所阐述的一整套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十分切合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
内容理解
朱熹认为《中庸》是《四书》中最难读懂的一部典籍，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难以理解的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反映在课文部分，有以下两点需要注意。
其一：“性”“道”“教”的含义及其关系
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天与人是一体的，“天命者，天所赋之正理也”（朱熹《论语集注·季氏》），天不仅化育了万物，而且把天的正理也赋予了万物，所以每一个个体生命在出生时就被赋予了天理，天理体现在每个人身上就是“性”。
“率性之谓道”，“率性”的意思并不是任由本性为所欲为，而是说，人们依照着天所赋予的正理行事就叫做“道”。
虽然上天赋予人们的“性”是相同的，但是由于每个人所接受上天赋予的“性”的情况不太一样，所以会造成过与不及的现象，这样就需要“修”，通过“修道”，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其完善。
人之性，是上天所赋予的；道，是按照人的本性去做。教，教化，使道得以修明。性、道、教三者是密切联系的。但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道”，因为“道”是“性”的具体表现，而“教”是用来“修道”的，教是为“道”服务的。因而，《中庸》强调，“道”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
中庸论修道，主要在“慎独”上下功夫。“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句话揭示了这样一种情况：一些与“道”相背离的细微的萌芽在隐蔽不为人所见的时候，人们自己已经知道了，而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在这时候就非常谨慎，要阻遏这种萌芽的发展，以免使自己越来越偏离正道。慎独，是指人们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要求自己整个身心的活动，处处合乎规范，凭着高度自觉，遵循正道。
当喜、怒、哀、乐尚未表现出来的时候，是“性”，“性”本来就包含着喜怒哀乐之情，而且是无过无不及之的，所以把它叫做“中”；这种喜怒哀乐之情表现出来而合乎法度，叫做“和”。人人都达到“中和”的境界，大家心平气和，社会秩序井然，天下也就太平无事了。这样，天地万物就能各得其宜，各得其所，运行不息，生生不已。“中”是“性”，是天下的根本。“和”是“道”，是天下人普遍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
其二：“诚者”“诚之者”的含义及其区别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按照朱熹的解释，诚，是真实不乱的意思，是天理的本来状态。圣人的道德，和天理是一致的，不必思考和努力自然就能达到中道。诚之，是不能真实不乱，但是希望真实不乱的意思，这是人力所能做的，而且是应当做的。不能达到圣人境界的人，不能没有个人的欲望，品德不能完全真诚，所以不能不经过思考就达到天理，而必须选择善，然后明了至善的道德。既然不能做到像圣人那样不必努力就能达到中道，所以就一定要坚决地守住至善的道德，然后可以使自己达到真实不乱的诚的境界，这是一般人达到中道的方法、途径。可见，人为地达到诚，需要一个学习实践的过程。
《孟子·离娄上》中有孟子类似的话：“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人之道就应该思诚；“思诚者，人之道”，思诚就是追求诚，追求诚是做人的根本要求。
天道是诚，人人都拥有天命所赋予的“性”，但是，诚性虽然人人具有，但并不是人人都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即不经过个人努力而自发地实现，所以在追求诚的过程中，自身的努力，自我的完善就非常重要。
“择善”，是要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来完成的；“固执”，是要通过不达到目的就“弗措”的坚定意志和“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加倍努力来完成“择善”。
“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告诉我们人只要通过不断的努力来完善自己，就能使自己获得成功。
应该注意的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虽然属于“择善”的方法，但也属于学习过程理论。程颐曾经说：“五者废其一，非学也。”朱熹则认为这是“为学之序”。作为学习过程理论，五步学习过程可以说是明确、具体、深刻、全面、系统的。《中庸》不仅对学习过程进行了明确的阶段划分，而且还强调了学习过程中非智力心理因素的重要性，肯定了勤奋学习，多下功夫，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学习精神，这种精神能使人由愚钝变聪明、由懦弱变坚强。这套学习过程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学者的治学发生过深远影响，曾引起历代学者的普遍重视，它在中国学习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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