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政权正式建立于公元220年，265年灭亡，存在了46年。但实际上，曹魏政权在东汉献帝建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因此讲曹魏的政治，要从建安时期讲起。曹魏王朝只传了五代，文帝曹丕（pi）、明帝曹叡（rui）、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元帝曹奂。曹操没做过皇帝，但他是曹魏王朝的创始人，后来被追尊为魏武帝。曹操、曹丕、曹叡被称为曹魏“三祖”，曹操时期是曹魏王朝逐渐形成的时期，文、明二帝时期是曹魏的鼎盛时期。曹芳以下都是小皇帝，史称“三少帝”，是曹魏的衰亡时期。董卓死后，汉献帝落到李傕、郭汜等人手里，被软禁起来，连饭都吃不饱。汉朝皇室落到这个地步，的确名存实亡了。这时候，关东军阀也不再关心献帝的死活，他们认为汉朝已经完了，一个新王朝必将取而代之。于是，关东联军立刻瓦解，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互相攻伐。其中有些人想当皇帝，像袁绍、袁术、曹操、刘备，更多的人是想扩充实力，捞点政治资本，为日后在新王朝中立身奠定基础。经过几年的军阀混战，关东形势逐渐明朗，出现了几支强大势力。一是袁绍，占据黄河以北地区。二是曹操，占据今天的河南和山东东部地区。三是孙策，占据江东。四是刘备，他当时“客居荆州”，还没有自己的地盘，但手下有关羽、张飞等大将，还有诸葛亮作谋士，也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其他人像吕布、公孙瓒、袁术、刘焉，还有关中的军阀，都成不了气候。
曹操是大宦官曹腾的孙子，年轻时“任侠放荡”，“好飞鹰走狗”，所以不是士大夫集团的成员。后来，他当了洛阳北部尉，负责治安。在任期间，执法极严，有人犯禁，不管是谁，一律“棒杀之”。有一次，大宦官蹇硕的叔父违禁“夜行”，被曹操抓住，立即打死。宦官都很恨他，可他的祖父也是大宦官，拿他没办法，只好采取另一种策略，设法把他调离洛阳。于是宦官们纷纷向皇帝称赞曹操，要求提升他的官职。结果灵帝迁他为顿丘令，离开了洛阳。这样一来，曹操得到了士人的好评。
太尉桥玄“世名知人”，是人伦识鉴的专家，他首先看中了曹操，认为曹操将来必有作为，于是劝他去和许劭交往。许劭接纳了曹操。交往一段时间之后，曹操问许劭：“我何如人？”想向他要个评语。许劭起初拒绝回答，但曹操一再追问，最后许劭给了他一个评语：“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听了很高兴。从此，曹操有了名气，也成了名士。曹操后来参与镇压黄巾起义，立下战功。袁绍、何进诛杀宦官的时候，曹操是典军校尉。他对袁绍的主张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解决宦官问题，只要派一名狱吏去把几个为首的宦官抓起来杀掉就行了，一定要把宦官统统杀光，必将失败。所以他没有参与这场斗争，只是坐观势态的发展。董卓入京以后，想重用曹操，但曹操料定董卓必败，就“变易姓名”，偷偷逃出了洛阳，跑到陈留，在那召集一支军队，加入了关东联军。
董卓死后，关东联军瓦解。曹操割据兖、豫二州，又逼降青州黄巾军100多万人，把其中精锐士卒30万编为“青州军”，作为自己的主力。在此之后，曹操东征西讨，苦心经营，但发展不大。后来，他把汉献帝迎到许昌，取得了“挟天子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形势才迅速好转。当时，献帝从关中逃出来，关东军阀谁都不想要他，怕他在身边碍手碍脚。曹操比较聪明，接纳了献帝，但并不听他的，只是把他当作傀儡，凡事都以皇帝的名义下诏书，这样他在政治上就非常主动了。袁绍开始不想要献帝，有人劝他把献帝接来，被他拒绝了。曹操挟天子令诸侯以后，袁绍又后悔了，决心消灭曹操，抢回献帝。于是双方爆发了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大获全胜，消灭了袁绍势力，统一了中原。
消灭袁绍之后，曹操挥师南下，企图一鼓作气统一天下。他首先进攻荆州。当时刘备正在荆州。州牧刘琮知道自己不是曹操的对手，立刻向曹操投降了。刘备事先一点也不知道，等曹军逼近了，才知道刘琮已经投降，于是急急忙忙率领自己的军队南逃。一路上他在逃亡百姓中招兵买马，发展到十几万人。刘备南下的目标是军事重镇江陵，那里储存了大量军用物资，刘备得到这批物资就可以用来装备新扩充的军队，和曹操对抗。曹操也看出了这步棋，就亲自率领五千精兵，追击刘备，一天一夜赶了300多里，终于追上了刘备。刘备的十多万乌合之众，被曹操五千精兵击溃。刘备不敢再去江陵，只好改道跑到樊口。然后和江东的孙权结为联盟，共抗曹操。赤壁一战，曹操大败，只好撤军，暂时放弃了南下的企图。此后，曹操出兵平定了关中的割据武装，孙权在江东站稳了脚跟，刘备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后来又占领了巴、蜀、汉中。三家各据一方，鼎立局面就形成了。曹魏取代东汉采取的是禅代方式。汉献帝下一道禅位诏书，说“汉道陵迟”，气数已尽，决定服从天命，把天子之位让给魏家。曹丕再三推让，说自己是“薄德之人”，未敢当。于是群臣联名上疏，引用尧舜禹的禅让故事和东汉后期出现的种种谶语，证明曹魏取代东汉符合天意民心，再三“劝进”。最后曹丕“震畏天命”，不敢不从，只好当了皇帝。这场喜剧和王莽代汉的情景差不多。看上去，曹魏代汉似乎轻而易举，不用一兵一卒，其实不然，为了上演这幕喜剧，曹操花费了毕生精力，苦心经营了25年。
曹操
曹操的经营是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开始的。当时，他把献帝迁到许昌，挟天子令诸侯，以东汉宰相的身份代皇帝行使权力。从此，随着曹操的实力不断增强，他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汉献帝作为傀儡逐渐失去了作用，越来越显得多余。最后，曹丕才轻而易举地当了皇帝。在这个过程中，曹操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架空东汉皇帝，二是建立曹魏王国。
曹操架空东汉皇帝，采取的办法是扩大宰相权力。建安以前，曹操割据兖、豫二州，只是众多军阀中的一个。他的职务是兖州牧、镇东将军，爵位是费亭侯（列侯的第二等）。献帝到许昌以后，拜曹操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兼兖州牧。大将军、录尚书事，在东汉是专由外戚担任的职务，是事实上的宰相。后来因为袁绍有意见（绍为太尉），曹操高姿态，把大将军让给了袁绍，自己作了司空。但袁绍在河北，不可能录尚书事，日常政务还得曹操处理，所以曹操的权力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
官渡之战以后，曹操打败了袁绍，占领了河北，于是自任冀州牧，辞去兖州牧，把大本营迁到冀州魏郡的治所邺县，汉献帝仍然留在许昌。同时，他改革宰相制度，废除三公制，恢复丞相制，他自己作丞相。从而把东汉尚书台抛在一边，把宰相大权完全转入远离朝廷的丞相府。从此以后，邺城丞相府成了东汉的政治中心，按照丞相制度，全国文书都先交丞相府处理，是否要请示皇帝，由丞相决定。曹操当然不会请示汉献帝，东汉的大权完全落入曹操手中了。
曹操用扩大相权的办法把汉献帝架空了，从而控制了东汉大权。但要用这种办法去篡夺皇位是很困难的。宰相虽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它的权力地位和皇帝很接近，但在名份上，皇帝是君，宰相是臣，和万民一样，他也是皇帝的一个奴仆。东汉一代推行“名教”，名份观念深入人心。曹操如果公然跨越君臣界限，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的激烈反对。而当时，天下还没有统一，群雄并立，曹操在实力上还没有获得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人心向背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曹操如果以宰相身份公然篡位，身边的人就会一哄而散。所以，如果只拥有宰相的权力和名份，不仅曹操本人永远无法篡夺皇位，他的后代也永远无法篡夺皇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这就是建立并不断扩大魏国。
汉代官制有两大系统，一是职官，二是封爵。职官主要是权力标志，封爵主要是身份标志，职官有一定任期，而且不能世袭。封爵没有任期，而且可以世袭。另外，封爵有较强的独立性，特别是西汉初年的诸侯王，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有自主权。汉初的制度虽然早就被否定了，但它毕竟是汉家故事。而且由诸侯进为天子在历史上也能找到依据，商周原来就都是诸侯，后来因为有德，受命作了天子。因此，通过封爵系统逐渐篡夺皇位，是曹操唯一的出路。
按照汉朝制度，功臣可以得到列侯的爵位，如果按汉初的制度，功臣还可以作诸侯王，“异姓王”。曹操在建安元年已经被封为“武平县侯”，食四县，按东汉制度，这已经到头了。后来，曹操不断立功，爵位还应该不断晋升。于是汉献帝封曹操三个儿子为列侯。建安15年，许多人怀疑曹操有篡位之心，要求他辞去宰相，回到武平国去做列侯。曹操为了表明心志，下了一道《让县自明本志令》。说他根本没有当皇帝的企图，他的“本志”只是“封侯作征西将军”。现在列侯已经当上了，还作了宰相，“意望已过”。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辞官回国呢？他说是为了国家的安定：“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因为我在，他们不敢。所以，在天下没有统一之前，他不能放弃权力，“江湖未静，不可让位”。最后为了表明他没有野心，曹操决定让出食邑中的三个县，只留一县。曹操文笔很好，文章写的很感人。
后来，曹操势力越来越大，并且不断立功。建安18年，献帝援引西周故事，封曹操为“魏公”，封邑为十郡，并授以“九锡”。又援引汉初故事，让魏国设置丞相以下百官。曹操“三让”，群臣三劝，最后他同意了。从此曹操在丞相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行政机构，有相国、御史大夫、六卿，还有尚书省、秘书省、侍中省等机构。于是，东汉相权转化为曹魏王权，曹魏王朝初具规模了。“公”爵是高于列侯、低于诸侯王的一级爵位。第二年，献帝又下诏，规定魏公的地位在诸侯王之上。建安21年，又升曹操为魏王。这时候，曹操离皇帝宝座只差一步了。但他一直到死，也没能走完这一步。他身为东汉宰相，在理论上无法摆脱君臣名分。等曹丕即位之后，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曹操一生为稳定天下作出巨大贡献，同时又能谨守臣节，没当皇帝，就像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但始终是商朝大臣一样。这证明了曹氏家族的功德。因此曹丕不想当皇帝也不行了。
曹操在建立曹魏政权的过程中，也为这个新王朝确立了基本政策。上个世纪70年代评法批儒的时候，许多人把曹操说成是法家人物，这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有意歪曲历史。其实曹操的思想受儒家影响最大。他年轻的时候已经挤进了名士圈子。在政治上，他也和东汉大多数名士一样，主张推行名教。曹操在东征西讨之中，几次下令郡国设立学校，传授儒家经典，提倡“仁义礼让之风”。他本人也受名教的制约，始终没有当上皇帝。以前说曹操是法家人物，主要理由是说他善用“刑名之术”，“持法峻刻”。刑名就是法治，这是误解。“刑”通“形”，刑名之术就是循名责实之术。用这套办法驾驭官吏，不是法家独有的主张，黄老道家也接受这种办法。其次是说曹操重用鸡鸣狗盗之徒，主张“唯才是举”。“才”是才性之才，指的是和德行相对的才能。其实曹操用人的完整主张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而这一主张也不是曹操发明的，汉初的陆贾、贾谊都提出过这种主张。后来的儒生也普遍接受这一观点。曹操所处的时代正是多“事”之秋，所以他公然提出“唯才是举”，没有引起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反对。而且曹操用人也不都是鸡鸣狗盗之徒，他手下的主要干将还是名士。他对官吏的德行也不是全然不问，比如他提倡节俭，身为宰相帏帐破了，让夫人补一补照用，这是东汉名教的一种典型作风。曹操手下负责选举的是崔琰、毛玠，“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特别注意“以俭率人”，因此，当时社会上一度形成节俭风气，“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曹操看到这种情景非常高兴，说“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这还是名教观点。曹丕称帝以后，北方局势基本稳定了，可以说进入“治平”时代了，于是曹丕用人便“尚德行”了。这并不是改变了曹操的作法，而是继承了曹操的主张。所以，文、明二帝的政策和东汉没有根本的区别，仍然推行“名教”，礼法之士在政治上占有明显的优势。除此之外，文、明二帝时期的政治也有一些特点。一方面，对宗室、外戚、宦官控制极严。所以，曹魏一代在这方面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大族名士势力太盛。
一是学术大权在他们手里。国家应该怎么治理，政策应该怎么制定，不是皇帝说了算，而是士大夫阶层特别是名士集团说了算。这种现象在东汉就已经形成了，曹魏以后，因为学术重心从朝廷转入家族，所以表现的更为明显，更为严重。二是选举大权在他们手里。曹丕称帝前，建立了九品中正制，也叫九品官人法，目的是恢复东汉的乡举里选。东汉末年因为长期战乱，许多士人背井离乡，四处流亡。流亡异乡的士人不为当地人所知，无法通过乡里清议把它们选拔出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名士陈群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具体办法就是在各郡设立中正官，由在中央任职的列卿、尚书等官员兼任本郡中正，这些中正都是当地名士，对本郡的名士都有所了解，这样就可以通过他们把流亡的名士选拔出来。这等于把乡里清议的大权交给了名士。中正把本郡的士人按品德和才能的高下分为九品，然后上报司徒府。司徒手下有左长史，专门负责此事，对中正上报的名单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就成为吏部选官的依据。这种把人分为九品的作法在东汉已经很流行。比如班固的《汉书》有一篇叫《古今人表》，就是把历史上的人物分为九等，第一等是“圣人”，第二等是“仁人”，第三等是“智人”，第九等叫“愚人”，其他几等没有名称。陈群的九品就是从这儿来的。一品是圣人，所以从来没有人得到过，二品实际上是最高一等，后来被称为“上品”，三品以下都称“下品”。中正评定的这种品第只是尚书吏部选官的一种参考依据。吏部根据“中正品”决定授予各种官职。一般地说，中正品高的，第一次得到的官职（起家官）品位也比较高。比如中正品是二品，起家官便是六品或七品，中正品在三品以下，起家官多是八品、九品。这种制度在曹魏前期确实起了一定积极作用，选拔出不少德才兼备的人才，但选举权也进一步落入名士手中。
三是曹魏以后的士人阶层不再像东汉士人那样，把君臣名分看得很重，一臣不事二主，臣要绝对忠于君，这些观念在东汉士人中非常强烈。曹魏初年有一些大名士，虽然不反对曹魏代汉，但拒绝在魏朝做官，理由就是他们是汉臣，无论如何不能再为魏朝效力。曹魏以后的士人就不这样看问题了。他们认为皇族应该有德，如果失去了德，天命就会转移，因而就应该改朝换代。继续维持一个衰落的王朝，就像东汉中后期的士大夫阶层所做的那样，即违反天命，对国家和社会也都没有好处。所以曹魏以后的士人阶层以及整个社会，能果断地抛弃一个衰落的王朝，接受另一个新兴的王朝。由于曹魏以后的士大夫阶层有这样一些特点，他们对政治的影响力比东汉士人大得多了。由此，当时的社会形成一种观念，认为政治的稳定主要取决于士人阶层特别是名士家族的稳定，而不是皇族的稳定。士人阶层也形成一种观念，认为他们对自己家族所承担的责任，高于他们对皇帝所承担的责任。东汉时期，忠的观念高于孝的观念，士人很重孝道，但为了忠，可以牺牲孝。曹魏以后就不是这样了，孝高于忠，为了孝可以牺牲忠。为了维持自己家族的存在和发展，可以放弃对皇帝效忠的义务。而这样做既不受舆论的谴责，也不受良心的谴责。唐长孺先生对此有专门论述。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族的寿命都比较短，而许多名士家族的寿命却特别长，皇族换了好几个，主持政务的名士家族却总是那几个。这种局面是从曹魏开始形成的，晋以后定型了。曹魏本身便是第一个被士人阶层抛弃的牺牲品。魏明帝死后，曹芳即位，只有八岁。明帝临死，命曹爽和司马懿辅政，“同录尚书事”。从此，大权旁落，形成权臣专政的局面。起初是曹爽专权。曹爽是宗室疏属，曹操族孙。曹魏对宗室嫡系控制很严，不让他们掌权，对疏属却不加防范，因为他们没有篡位的可能。
曹爽的家族没有什么文化，他父亲曹真是曹操手下一员大将，善于统兵打仗。曹爽也不是文人，没什么思想，也没什么能力。但他辅政后，重用何晏等一批玄学名士，因而他的政治活动也有了一些学术色彩。何晏这帮人在明帝时期就很有名气，明帝认为他们“浮华”，“皆抑黜之”。曹爽辅政以后却重用他们，“任为腹心”。何晏主张无为而治，在他的主持下，曹爽也搞了一系列改革，而且声势不小。可惜关于这次改革的具体内容，陈寿在《三国志》里一点也没写，可能是有意回避。
另外，曹爽为了排挤司马懿，也耍了些手腕。比如曹爽的职务是大将军，司马懿原来是太尉，地位在曹爽之下。按当时的制度，两人同录尚书事，要由职位低的先处理，然后再由职务高的处理。何晏等人认为这对曹爽不利，因为先处理可以“制其轻重”，于是让曹爽上书，要求曹芳升司马懿为太傅，地位转在曹爽之上，这样尚书台的文书就得先让曹爽看了。后来何晏他们觉得司马懿久经沙场，屡立战功，曹爽却从来没立过大功，因而威望不如司马懿，就劝曹爽率军讨伐蜀汉，企图通过灭蜀，提高曹爽的威望，结果没有成功，大军走到半路，遇到种种困难，只好返回。
司马懿受到曹爽的排挤，便假装退让，在家装病。曹爽开始怀疑他是装的，就派李胜去探察虚实。李胜当时被任命为荆州刺史，以辞行为名去见司马懿。司马懿知道李胜的来意，就装出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让两个婢女跟在身旁，好像生活不能自理，一时一刻都离不开人。出来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件衣服，故意哆哆嗦嗦，掉在地上。坐下以后又用手指口，表示渴了，婢女拿来一碗粥给他，他又哆哆嗦嗦地一边喝一边流，流的胸前都是粥。李胜告诉他，我要去荆州当刺史，特地来辞行，他又装耳聋，把荆州听成并州，说并州那地方“近胡”，你要好自为之，我年老病重，今后恐怕见不着了，说完就哭了。李胜回去向曹爽报告，说司马懿活不多久了。曹爽从此就放心了。司马懿在装病的同时，暗中进行布置，准备消灭曹爽。
司马懿
正始十年，曹芳出城祭扫明帝的陵墓高平陵，曹爽和他的几个弟弟也跟着去了。司马懿乘机发动政变，率军控制了洛阳，以皇太后的名义夺了曹爽兄弟的兵权，命令他们“以侯就第”。曹爽没办法，只好返回洛阳，以侯还第，以为这样就没事了，虽然丢了权力还是列侯，还可以做“富家翁”。但司马懿没有就此罢手，他又给曹爽安了个“阴谋反逆”的罪名，把曹爽兄弟连同何晏等人统统抓了起来，“夷三族”，把曹爽集团一网打尽了。从此大权落入司马氏手中。
司马氏是河内郡的一个儒学大族，是当时儒学士大夫的领袖。曹爽重用何晏等玄学名士，当然会遭到儒学士大夫的反对。司马懿消灭了曹爽集团，儒学士大夫当然双手赞成。所以高平陵事变以后，司马氏在儒学士大夫中的威望更高了。另外，曹魏文、明二帝虽然年富力强，但也只是守住了曹操的基业，没有明显的进展，吴蜀两国仍然各占一方，天下仍然没有统一，太平盛世没有出现。现在曹魏又出现了小皇帝，更没有能力去完成统一的任务，而司马氏文武双全。于是大家很快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家族的身上，官僚士大夫纷纷向司马氏靠拢。从此，司马氏的势力越来越大。
一些地方将领看出司马氏有取代曹魏的企图，先后三次起兵反对司马氏，但都被镇压了。与此同时，司马氏又不断提高自己的地位。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继续以大将军辅政，废掉已经23岁的曹芳，改立只有14岁的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没过多久司马师也死了，他的弟弟司马昭又以大将军辅政。司马昭逼曹髦拜自己为相国，封晋公，诏书下达以后，司马昭又假装谦让，“固辞”不受。曹髦这时候已经20多岁了，血气方刚，一怒之下率领身边侍卫出宫，要去攻打司马昭。司马昭得知这个消息，立刻派贾充率兵阻截，想把曹髦堵在宫里。贾充刚到宫城门口，曹髦的人马就从里面出来了，双方发生激战。曹髦人太少，冲不出去，最后他亲自挥刀上阵。贾充的部下一看皇帝来了，谁都不敢接战，纷纷后退，这时候，司马氏的死党成济在贾充的怂恿下，抽戈上前，一戈把曹髦刺死了。
曹髦死后，司马昭改立曹奂为帝，曹奂知道自己只是个过渡人物，所以非常听话，完全是傀儡。公元263年，司马昭发兵灭了蜀汉，立下大功，于是他接受了进位、赐爵的诏令，进为相国，封晋公，封邑为十个郡。没过几个月，又进爵为晋王，增封十郡，一共二十个郡。晋国也设置丞相以下百官。一切都模仿曹操的作法。265年8月，司马昭病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炎继任晋王、相国，同年12月，就重演禅让喜剧，建立了西晋王朝。
蜀汉是刘备建立的政权。刘备和东汉的刘秀一样是汉朝宗室，汉景帝的后代。景帝有个儿子刘胜，封为中山王。刘胜又有个儿子刘贞，封为列侯。汉武帝的时候，因为酎金事件被夺去爵位，沦为一个小地主。以后，刘贞这一支逐渐破落，传到刘备这一代已经变成贫民了，以“贩履织席为业”。黄巾起义爆发后，他纠结“豪侠”，拉起一支队伍，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因为有功，被朝廷任命为县尉。从此步入仕途。董卓之乱后，刘备又带着自己的军队参加了军阀混战。
刘备
刘备不像曹操那样雄才大略，老谋深算，倒有点像刘邦，能力不足，但能礼贤下士，比较虚心。军阀混战初期，他总是打不开局面，今天投靠这个，明天投靠那个，到处游荡，最后客居荆州。当时刘备身边已经有了关羽、张飞、赵云等武将，但缺少一个谋士。到荆州后，他听说隆中一带有个隐士叫诸葛亮，人称“卧龙”，很有谋略，就亲自登门拜访。
诸葛亮原来是琅琊人。他们家也是当地的一个大族。战乱爆发之后，他跑到荆州来避难，从此就在隆中这个地方过起了隐居生活。刘备到诸葛亮家去了三次，才见到他。见面后，刘备向诸葛亮请教消灭曹操、兴复汉室的计策。诸葛亮当场为刘备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这番分析，历史上称为“隆中对”。后来的历史学家对“隆中对”非常推崇，认为此后政治形势的发展基本上符合“隆中对”的分析。这说明诸葛亮确实很有政治远见。
“隆中对”的内容有这样几个要点：一、曹操是当时最强大的势力，“拥百万之众”，又“挟天子而令诸侯”，刘备目前不是他的对手，暂时“不可与争锋”，不能和曹操去争夺中原。二、孙权占据江东，力量也不小，刘备不能去攻打他，而应该和他联合起来对付曹操，“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三、荆州四通八达，是“用武之国”。刘备必须占据荆州。另外，益州地形险要而又富庶，是“天府之土”，刘备占有荆州后，还必须向益州扩张，形成“跨有荆益”的局面，这样就能割据一方，站稳脚跟。四、刘备在荆、益两州站稳脚跟后，就可以等待时机了。一旦政局发生变化，“天下有变”，有机可乘，刘备就可以派一员“上将”从荆州率兵北上，争夺中原，刘备本人从益州率兵北上，争夺关中。如果完成了这一步，消灭了北方的曹操势力，统一天下就指日可待了。“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这里的关键环节是第三条，“跨有荆益”。荆州是长江中游的军事要地，占有荆州，对曹操、孙权都能形成直接威胁。但荆州也容易受到别人的进攻，只占有荆州就会感到缺少稳定的后方。因此还必须占有益州。益州就是今天的四川，这是个盆地，四面环山，易守难攻，作为刘备的根据地最为理想。但益州也有个弱点，就是出不来。中国历史上不少政治家看中了四川的地理特点，在这儿建立过割据政权，但最终没有一个成功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能从这儿出发去统一天下的。诸葛亮看到了这一弱点，所以强调要“跨有荆益”，既要占据益州作为根据地，又要保住荆州这个门户。只有占据益州，才能真正地割据一方，只有保住荆州，日后才能去争夺天下。
刘备听了诸葛亮的分析，连连称“善”，并且采纳了诸葛亮的建议。赤壁之战以后，刘备首先控制了荆州。然后亲自率军西进，攻占了益州，形成了“跨有荆益”的局面。从此，刘备结束了游荡生活，实现了比较稳固的割据。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做了皇帝。第二年，刘备也在成都称帝，国号还是“汉”，历史上称之为“蜀”，或“蜀汉”。
刘备跨有荆益的局面没能维持多久，就出现了一场大变故。刘备入蜀的时候，留下关羽镇守荆州。关羽这个人勇力有余，谋略不足。刘备让他联吴抗魏，他抗魏很坚决，但联吴做得不好，和孙吴的关系搞得很僵。当时关羽驻扎江陵，北面的襄阳和樊城在曹魏手里，对关羽是个很大的威胁。于是关羽全军出动，去攻打襄阳和樊城，眼看就要攻破的时候，孙权却派出一支军队，从背后偷袭江陵。在荆州问题上，吴蜀两国始终存在矛盾，荆州是蜀国的门户，蜀国必须保住它。孙吴感到荆州在自己的上游，是个很大的威胁。假如蜀国水师从荆州顺江而下，可以一直打到吴国都城建邺（南京）城下，中间无险可守。所以孙吴一直想夺取荆州。两国为此多次进行谈判，都没解决问题。这一次孙吴乘关羽北上，江陵空虚，就出兵偷袭，一举攻占了江陵。关羽对孙权的这一举动，完全没有料到，于是急忙放弃襄阳和樊城，回军救援江陵，曹魏军队乘机追杀，蜀军大乱，打了败仗，关羽被杀。从此，蜀国被封在长江三峡之内，独自争夺天下的能力已经丧失了。刘备听说关羽被杀，大哭一场，发誓要为关羽报仇。他亲自率领四万大军沿江而下，直逼江陵。到达夷陵地区后，遇到孙吴军队，于是刘备下令安营扎寨，准备决一死战。但刘备当时所处的地形非常不利。江水两岸全是高山，江边地带非常狭窄。刘备四万人马沿江安营，不得不一线排开，连营七百里，兵力极为分散。孙吴大将陆逊抓住蜀军的这一弱点，集中兵力进行火攻，烧毁蜀军连营，蜀军大败。刘备突围逃跑，一直跑到白帝城，然后一病不起，第二年就死了。这就是“夷陵之战”。刘备死后，太子刘禅即位，史称蜀后主。刘禅小名叫阿斗，是个白痴。刘备临死前把诸葛亮叫到身边，要求他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并且对他说，刘禅“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大受感动，发誓要“效忠贞之节”。于是刘备又命令刘禅对诸葛亮要“事之如父”。从此，蜀国的重任完全落在诸葛亮的肩上，“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益州这个地方豪强势力很大。西南一带又有很多少数民族，当时统称为“西南夷”，势力也很大。刘备入蜀之后，主要依靠他的旧属和他客居荆州时招募的一批荆州士人进行统治，因此和当地的汉族以及夷人豪强存在矛盾。刘备极力笼络和安抚这些豪强，但西南的夷人豪强还是不断起兵反蜀。刘备死后，这些豪强以为蜀国不行了，于是又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史称“南中之乱”。诸葛亮面对这种形势，首先稳住大局，一面派人出使吴国，解决两国的纠纷，重新恢复吴蜀联盟；一面增兵汉中，加强对曹魏的防守。然后，他才率军南征，很快平定了南中之乱，稳定了蜀汉的统治。南中问题解决之后，诸葛亮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对付曹魏了。于是，在平定南中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227年，诸葛亮不顾“益州疲敝”，力量不足这一事实，毅然率军北驻汉中，开始对强大的曹魏进行北伐。但当时荆州已经丢了，蜀国不可能从汉中和荆州两个方向同时出兵北伐，而只能从汉中进攻关中。这样的话，北伐的声势就太小了。所以诸葛亮必须联合孙吴同时北伐。孙权的主要敌人也是曹魏，因此同意北伐，但他不像诸葛亮那么积极。所以双方配合的不好。对此，诸葛亮毫无办法。对于诸葛亮发动的这场旷日持久而又毫无希望的北伐，后人大为不解，说诸葛亮是个聪明人，怎么会做出这样一件劳而无功的蠢事？陈寿说，诸葛亮虽然很有政治才干，但缺乏军事才干，所处“连年动众，未能有克”。田余庆先生说，诸葛亮北伐是以攻为守，目的不是消灭曹魏，而是保住蜀国。
除此之外，我认为，诸葛亮北伐可能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保持“兴复汉室”这一口号的号召力，从而保住蜀汉政权以汉室正统自居这一唯一的优势。因为当时东汉已经灭亡，曹魏政权已经正式建立，随着时间的推移，“兴复汉室”的口号会逐渐失去号召力。中国人比较保守，不容易接受新事物，但又很容易接受既成事实。曹操想篡位，大家很难接受，“兴复汉室”的口号就很有号召力。但曹丕已经篡位了，大家又会很快接受这一既成事实，“兴复汉室”的口号就会失去号召力。而蜀汉是三国中实力最弱的一国，它要争夺天下，需要依靠“兴复汉室”这个口号扩大自己的影响。这个口号如果失去了作用，对蜀国非常不利。所以诸葛亮必须阻止曹魏代汉成为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既成事实，必须不断强调“兴复汉室”的口号。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伐只要不断地进行，使曹魏永远不得安宁，目的就算达到了。至于能不能最终消灭曹魏政权，那将取决于曹魏政局会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也就是隆中对第四点所说的，会不会出现“天下有变”的机会。这些都是后人的分析，诸葛亮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从227年开始，诸葛亮连续六次进攻关中。前五次的失败，大多是因为粮草供应不足，久攻不下，粮草吃完了，只好撤退。公元234年，诸葛亮发动了第六次北伐。这一次他进行了充分准备，事先集中了大批粮草，运到前线。然后亲率十万大军进攻关中。同时，孙权也亲率十万大军进攻中原。针对这种情况，魏明帝让司马懿驻守关中，命令他坚守不战，把诸葛亮拖垮，魏明帝自己亲率大军抵御孙权。孙权听说魏明帝亲临前线，不敢交战，就退回去了。诸葛亮在关中和司马懿对阵，也遇到麻烦。诸葛亮多次挑战，希望和司马懿决战，甚至派人送给司马懿一套妇女用的首饰，讥笑他胆小，想激他出战。可司马懿就是不出城。诸葛亮十万人马，与司马懿相持了六个月，粮草眼看又吃完了。这时候，诸葛亮一病不起，死在军中。蜀军失去主帅，只好抬着诸葛亮的尸体撤回去了。诸葛亮死后，蜀军仍然不断北伐，也都没有成功。同时，蜀国再没有一个能干的政治家了，因此迅速衰败。公元263年，终于被司马氏消灭。孙吴政权的奠基者是孙坚，此人是江东的一个豪强地主。黄巾起义爆发后，他拉起一支队伍参与镇压起义，由此发迹。后来他又参加了关东军阀的混战，但最终没成大气候，公元191年就死了。孙坚死后，他的儿子孙策带领孙坚留下的一支军队，放弃争夺中原的企图，回头向长江以南发展，首先在江东开辟了一个根据地，逐渐控制了长江下游地区，形成一大割据势力。孙策死后，他的弟弟孙权继续统治这一地区。赤壁之战以后，孙权巩固了对江南的统治，以建邺（南京）为都城，后来又占据了岭南地区，夺取了蜀汉的荆州。公元220年，曹丕称帝。第二年，刘备称帝。孙权当时刚刚杀掉关羽，夺了荆州，和蜀汉关系很紧张，所以不敢称帝，派人向曹丕“称藩”。于是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刘备死后，诸葛亮又和孙吴恢复联盟，共抗曹魏。孙权与曹魏绝交，并参加了诸葛亮发动的北伐。公元229年，孙权自称皇帝，国号仍然是吴。孙坚父子建立吴国，最初依靠的是江北大族。割据江东以后，又联合江东地区的大族势力，其中最著名的有四家：顾、陆、朱、张。这些大族和孙氏一样，都拥有自己的大田庄、依附农民和一支私人武装。孙坚父子开创吴国基业，主要依靠这些大族和他们的私人武装。建国以后，这些大族的成员又垄断了中央和地方的主要官职，构成孙吴政权的主要支柱。比如陆氏一家就出了“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另外，孙吴的兵权可以由将领世袭，父亲死了，他的军队由儿子继续统领，由此形成了孙吴特有的军事制度“世袭领兵制”。孙吴的这种政治结构有点像三代的封建制，比较松散，中央集权程度比较低。但孙吴的政局还是比较稳定的。各大家族能够和睦相处，并共同拥戴孙氏家族作他们的领袖，目的是维持江东的稳定，从而保护他们的家族利益。孙氏家族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必须全力依靠并且充分信任当地大族。所以孙吴的君臣关系也处得很好。清人赵翼写过一本《廿二史札记》，其中有一条叫“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他说三国之所以能够鼎足而立，在于三国之主都善于用人，但它们用人的方式又各不相同：“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以权术相驭，是说曹操初起之时，急需人才，因此宽宏大度，许多反对过他的人，他也同样重用，不计前嫌。但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当他的地位逐渐稳固之后，他那种好猜忌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宁我负人，勿人负我”。手下的大臣只要表现出对他的不满，马上就会被杀。“以性情相契”，是说刘备待人极为真诚，绝不猜忌，所以“甚得人心”。刘备本人能力有限，但赢得了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等许多第一流人才的衷心拥戴。特别是刘备临死托孤，竟允许诸葛亮取代刘禅做皇帝，诸葛亮感动得不得了。“以意气相投”，是说孙策、孙权很重信义，我决不负人，人也决不会负我，对臣下十分信任。如果有了错误，也能放下架子，向臣下认错，“引咎自责”，绝不推诿。因此孙吴的大臣也很直率坦诚，有不同意见，敢于力争。只要自己是对的，孙策、孙权总会采纳。即使不被采纳，也不会受到猜忌。孙吴君臣之间的这种关系正是由孙吴的政治结构所决定的。由于孙吴政权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这也使他们产生了一个弱点，就是没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对统一天下没有太大的兴趣，只想凭借长江天险保据江南，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孙吴对北伐的态度不像蜀汉那样积极。他们也参加北伐，因为曹魏毕竟是他们的头号敌人，但一遇到曹魏大军的抵御，它们马上就撤退。所以，孙吴是个没有希望的政权。天下统一是历史的趋势，他不去统一别人，就迟早会被别人统一。
孙吴的寿命比蜀汉长，主要是因为长江的保护。曹魏几次想吞并孙吴，都因为缺乏水军，无法克服长江天险，而没能成功。但孙吴地处长江下游，这又使它产生了一个弱点，就是在战略上对上游的蜀国有很强的依赖性。蜀国的主要敌人是曹魏，因此它必须与孙吴联合，这样孙吴的上游就安全了。但魏蜀双方一旦有一方被消灭，形势就会发生变化。获胜的一方，一方面会从中原发兵南下，一直打到长江边上，另一方面又会从蜀地出动水军顺江而下，一直打到建邺城下，使长江失去屏蔽作用。这样孙吴就必亡无疑了。所以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只要消灭了曹魏，统一天下就指日可待了。公元263年，司马氏灭掉蜀国以后，这种形势果真出现了。司马炎建立西晋以后，马上在蜀地大造战舰，征发当地百姓组建水军，为灭吴作准备。
这时候，孙吴已经衰败了。孙权早期还算英明，称吴王以后就渐渐昏庸了，对手下大臣也不再信任。他任命了几个“校事”官，专门负责监视大臣，不少大臣因此受到处罚，使孙吴内部矛盾越来越尖锐。孙权对继承人问题也处理不当，引起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之间的激烈争夺。结果是两败俱伤，太子孙和被废掉，鲁王孙霸被赐死，参与两宫之争的大臣有的被杀，有的流放，死者十余家。
孙权死后，少帝孙亮继位，诸葛恪辅政。后来，诸葛恪北伐失败，损失惨重。宗室孙峻趁机发动政变，杀了诸葛恪，自己执掌大权。孙峻临死又把大权交给他的同祖弟孙綝。孙亮亲政后，经常责备孙綝，还打算杀掉他。孙綝知道后，率军包围了皇宫，把孙亮废掉，另立孙权之子孙休为帝。孙休不甘当傀儡，又在宫中杀了孙綝。孙休死后，孙皓即位。开始的时候，孙皓表现的很像个有道明君，但地位稳固下来以后，就原形毕露了，昏庸残暴，奢侈腐败，在位十六年，使孙吴更加衰落。
公元279年，晋军经过长期准备，分五路大举攻吴。第二年三月，从蜀地顺江而下的水军首先到达建邺，吴国军队望风而降，孙皓无可奈何，只好投降。孙吴灭亡，天下暂时统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