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明史》可知，大明后期二十几年最大的失误就在于用人。
明朝从嘉靖后期开始，就已经慢慢步入下行通道。到熹宗朱由校时，在位七年，朝政基本是由魏忠贤一人把持，明朝的元气几乎被消耗光了，明朝帝国的大船千疮百孔，国运进入加速度下行的态势。
熹宗驾崩时年仅23岁，无子继承皇位，只好把皇位交给他的弟弟由检，又称怀宗。
怀宗皇帝是光宗皇帝朱常洛的第五个儿子，他没有经过像其他太子成长过程中，所必须的由帝师严格的系统教育和培训，对治国理政基本上靠的是耳濡目染和身边人的建议，不算是科班出身。
即位后那些朝中善观风向的大臣开始弹劾魏忠贤，怀宗帝未登基之前就对魏忠贤的一手遮天，骄横跋扈心知肚明，至此有人弹劾当然就顺势而为，借机除掉魏忠贤党羽及爪牙，朝中共二百多人，魏忠贤自缢身亡。
明史评价怀宗帝即位之初就果断除掉魏忠贤及其党羽，是一大功劳，也是在位期间唯一一件可称之为政绩的大事。
明朝最后近二十年内政外交越加混乱，怀宗帝俨然救火队长，到处救火。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几十个山头饥民造反，外有关外清兵压境。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怀宗帝的所用非人，用人失误，一误再误，到最后能干的文臣武将，被他自己杀得差不多了，到最后连带兵打仗的人才都几乎没有了。
朝中文臣能够获得他信任的就是两个宦官，监军的高起潜，京内的曹化淳。其他的文臣基本都是不作为，或者是不敢作为。
自怀宗登基后的三年至九年，内阁成员象走马灯似的更换，原因就出在他重用内阁首辅温体仁，这个温体仁最大的特点就是顺从，从没有一个治国理政的好建议，只知道一味顺从。怀宗的特点固执刚断，就喜欢温体仁这种性格顺从的人。
这内阁不停换人的根源就是温体仁，他专门排斥异类，专用亲信。所有并进的阁臣，无论他智愚贤否，但与他稍微违逆，必定排斥出去。后来崇祯发现上当才把他免官。
再说军事方面的人才，要么有才不用要么被他自己杀死。
清太宗征服朝鲜后，腾出手来，大兴兵甲。命亲王多尔袞、岳托，同为大将军，率左右两翼，分道进攻大明。入长城青山口，至蓟州会齐。
蓟、辽总督吴阿衡败死，监军官太监邓希诏逃跑，清兵乘势攻入，抵达牛阑山。适遇总监高启潜，带着明兵扼守。
太监高启潜晓得什么兵事，平安时作威作福，紧急时马上奔逃，一任清兵杀入，由芦沟桥直趋良乡，连拔四十八城，高阳县亦在其内。
前大学士孙承宗，退官在原籍家居，眼看清兵势不可挡，服毒自尽。子孙十余人，仗着赤手空拳，与清兵搏击，杀伤了数十人，先后战死。满门忠烈。
明朝后期的将才，只有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三人，至此全部离世。
熊廷弼死于前任天启年间，和怀宗无关，孙承宗上文说了是自杀，唯独袁崇焕是怀宗帝他亲手杀死。
再说袁崇焕被杀，其实是他中了满洲太宗皇太极的反间计。
袁崇焕督辽时，曾与满洲往来通使，有意议和，因两边分歧太大，和议破裂。
朝中一班文臣，全然不识边情，只知坐而论道。统说是和为大耻辱，有战无和。此次满兵到京，反诬称袁崇焕召他进京，意在胁迫施压朝廷答应和谈条件。
这时清兵与袁崇焕城外对垒，袁崇焕坚守不战，清兵远道而来，利在速战，不然给养不足，最后是不战自溃。这本是对明朝极为有利的战略战术，但朝中大臣不懂，风言风语，加上怀宗不知兵必然多疑。
怀宗对此渐有所闻，心中不能无疑。满洲太宗皇太极足智多谋，侦得明廷消息，遂写好两封秘密书信，暗投明京德胜门外及永定门外。可巧被太监拾得，呈与怀宗。
第一行即列着满洲国主，遗书袁督师麾下，顿时大惊起来。及看到后文，无非是两下和议，偏又写得模模糊糊，隐隐约约，在可解不可解之间。
此信如果认真深思，便已知是反间计。这么重要的信件怎么可能遗失，最起码也要专人送达袁崇焕吧。即使真的遗失了，内容怎么可能写的含含糊糊。
怀宗再三阅看，越觉动疑，意欲立召崇焕问清楚，考虑京都危急，还想靠他保护，不得已暂时容忍。
接着又有被敌俘虏去的杨太监，私下逃来，入报怀宗，报称：“督师袁崇焕，已与满洲主子，私下潜订和约，将为城下盟了。”崇祯沉着脸道：“可真么？”杨太监道：“敌将高鸿中等，自行密谈，由奴才窃听得实，所以乘夜潜逃，特来奏闻。”怀宗愤愤道：“怪不得他按兵不动，停战了好几天。他已擅杀毛文龙，难道还要擅自议和么？”杨太监又说了几句坏话，惹得忍无可忍，遂召入崇焕，把他系狱。有大臣提醒慎重，怀宗帝不理。
这件事不需细思，可知明显有诈，试想，被俘的太监能够轻易逃脱？此其一；其二，就是在被清兵关押期间，别人商谈的军国大事，怎么可能让他听到，能听到，显然是故意让他听，然后放他回去，或者是授意他作为交换条件让他回去告密。
当时辽沈总兵祖大寿、何可纲，闻袁崇焕被下狱，恐受牵连坐罪，遂拥众出走，径向山海关外去了，这是自保，军心散了。
后来就是李自成入京，怀宗让大臣募捐，响应者寥寥。眼看无力回天，下了罪己诏，然后亲手杀了公主而后走向歪脖树下自杀。
李自成入城清点内庭财物，尚有白银几千万两，这是皇家的私财，叫内帑。这么多的私房钱不用，还要逼着大臣捐款，怪不得大臣不情愿捐款。
怀宗帝继位之初杀了魏忠贤，史家认为他是明主。其实杀了魏忠贤，本人用的还是魏忠贤一类人，区别只是程度上。
清除了魏忠贤的党羽，换上的人都是自己挑选的，和魏忠贤时并无多大起色，何故，自己不辨忠奸，不识人更不知如何用人。正直之人离职避祸，为何怕，用人疑人是其病根。
怀宗一次和首辅大臣对话中说“朝中大臣多半植党营私，不知忧国，卿为朕执法相绳。”意思让首辅甄别查处。首辅叩首奏道：“人臣原不应以党事君，人君也不可以党疑臣，总当详核人品，辨别贤奸，然后举错得当。若大廷上妄起戈矛，宫府中横分畛域，臣恐非国家幸福呢。”怀宗默然不答，只是他没有真正听懂。
他在位期间还干了一件有利后世的事，就是采纳徐光启的建议，改农历为西历，就是现在一直在用的阳历，和世界接轨的阳历的推行，功劳应当归功于怀宗。
《明史》上评价他：
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 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
这段话简单的说就是，怀宗在位十七年，不近女色，每日勤恳忧心朝政，没有一日荒废。然常感叹无可用之人。因为不识人不辨忠奸，必然用人不当，一直重用宦官，军国大事策略举措连连失误，最终导致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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