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璜，是一种装饰在史前先民项下、胸前和腹部的半环形、桥形或者半璧形的饰物。它是凌家滩遗址作为共工家族墓地的重要物证之一。如果说玉琮是良渚文化遗址最具代表性的礼器，那么玉璜则是凌家滩文化遗址最具代表性的礼器。
图4-1：凌家滩可以称作中国史前玉璜博物馆。林林总总琳琅满目的凌家滩玉璜，从朴拙到精致，从桥形、半环形到半璧形，应有尽有。我们可以认为是凌家滩部落和该部落的祖先发明了玉璜，随着这个部落的迁徙，史前玉璜文化基本上覆盖了整个中国的东南半璧。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璜，从早期的圆体半环式玉璜、扁平体半环式玉璜、圆体及扁体桥式玉璜、双兽首组合式或一体式玉璜，到晚期的半璧式玉璜、半璧式有齿玉璜等，应有尽有，堪称新石器晚期玉璜之集大成者。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璜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在整个新石器晚期之中国，无出其右者，这也是凌家滩文化之特别惊人之处。以87M15号墓为例，这一墓中竟然出土了玉璜30件。这在现已发掘的所有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创下了不可逾越的纪录。此外在87M4号墓中，亦随葬有19件璜组合器，这也是一个难以超越的纪录。在凌家滩遗址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可以视墓主人拥有玉璜的数量，来判定墓主人是穷人还是富人，是贵族还是王侯。那么，玉璜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呢？
1983年，在内蒙古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发现了中国年代最早的玉器，名为玉玦。兴隆洼遗址的年代距今约8200～7400年，这就是说，中国史前最早的装饰用玉，是始于东北和内蒙。玉玦是一种原始的耳饰，关于这一点，各方面的专家早已形成共识，故在此不作讨论。
有趣的是，先民们最早用玉来饰耳朵，接下来便一步步地向下发展——以玉璜作为项饰、胸饰，然后又以玉镯作为腕饰。而以玉璜作为礼器，则始见于中国长江下游地区。
大约在距今7000年前，起源于中国东北平原的玉文化传播到了中国东南部的宁绍平原。在这里，来自中国南方腹地长江中游地区的稻作文化始与来自北方的玉文化相结合，河姆渡文化由此诞生。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于1973年，她的年代约在距今7000～5300年之间。在河姆渡遗址的各个文化层，均发现了类似于玉璜的装饰物，但是它们可能还不能正式定名为玉璜。关于玉璜的起源和传播，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晶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史前玉器的考古学探索》一书中说：
图4-2：中国史前玉璜的编年，这两千多年的变化和进步是惊人的。中国南方的农耕民族促进了玉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
“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玉璜，在三角洲平原、苏皖平原和宁绍平原都有不少的发现。根据已发表的资料，三角洲平原史前玉璜的出土地点最多，宁绍平原史前玉璜的出土地点最少，而苏皖平原史前玉璜的出土地点与出土数量均相当可观。”
“我国史前时期的玉璜，最早出现于长江下游地区，稍后才相继出现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黄淮一带和黄河中游地区。大约在距今6000～5000年这一时段，可谓我国史前玉璜最为盛行的时期，长江下游、长江中游、黄河下游、黄河中游等地区皆有一定的发现。尔后，玉璜就逐渐步入了衰落时期，到了距今天4500～4000这一时段，长江下游地区的玉璜早已凋零，东南地区尚可见到零星的玉璜及璜形饰，长江中游地区、黄河中游地区、东北地区所见的大都属于璜形饰。”
杨晶先生说，长江下游地区是中国玉璜的起源之地。这一地区包括长江三角洲平原、苏皖平原和宁绍平原，其中苏皖平原的史前玉璜无论出土地点和出土数量都是最多的。那么含山凌家滩遗址、潜山薛家岗遗址和南京北阴阳营遗址都在这个苏皖平原的范围之内，而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玉璜的数量和种类，实为整个苏皖平原之最。
杨晶先生是研究中国史前玉璜最为权威的学者之一，为此他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和数据。我们注意到他将一部分早期的玉璜和其它地区出土的玉璜称之为“璜形饰”。什么叫璜形饰呢？这里面应该包含的两层意思：其一是指这个璜形饰仅为玉璜的雏形，但是还没有发育成熟；其二就是指有的璜形饰其形状虽然与玉璜差不多，但是它并不具备玉璜的文化属性和宗教属性。
其实，从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再到崧泽文化、大汶口文化，真正使玉璜具备有特定的文化属性、宗教属性和民族属性的是凌家滩人。
根据杨晶先生对中国史前玉璜的“编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史前玉璜的兴起与衰落，无论从时间上看还是从地域上看，均与炎帝集团、共工集团和三苗集团的兴起与衰落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以此为线索，我们就能找到史前玉璜所代表的民族属性，从而解决凌家滩人的族属问题。
图4-3：从8000年前的伏羲时代到5500年前的炎帝时代，太阳纹随着部落的迁徙一路传播。①湖南洪江高庙遗址陶片上的太阳纹。②湖南常德汤家岗遗址陶片上的太阳纹。③、④大汶口遗址陶器上的太阳纹。⑤、⑥凌家滩遗址玉器上的太阳纹。
玉璜之为玉佩饰或者玉礼器，是否为古凌家滩人所首创，似乎一时难以定论。据《凌家滩》一书称，凌家滩遗址墓葬的绝对年代，在距今5600～5300之间，而整个遗址存在的年代，或比墓葬本身还要早。这个年代的下限，恰好是余杭良渚文化遗址年代的上限，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钺、璜等玉器，证明了这两个遗址之间曾经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但又绝对不可能出自同一族。与凌家滩遗址年代相当的南京北阴阳营遗址和安徽潜山薜家岗遗址等，也出土了与凌家滩制式相同的玉璜，这可能是同时期凌家滩文化沿着长江分别向其上、下游的辐射。
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江苏、浙江的崧泽文化遗址等，均在凌家滩文化的辐射区以内。上述遗址产生的年代，均与凌家滩遗址的年代有着较长时间的交叠。大汶口文化的玉器很不发达，但其一部分民俗却与凌家滩有着一定的渊源。而崧泽文化玉璜，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凌家滩的泊来品。
重庆巫山县大溪文化遗址、浙江中部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内蒙古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遗址，它们的起始年代均比凌家滩遗址要早一些，但在晚期仍与凌家滩遗址的年代相交叠。巫山大溪文化遗址位于长江中游西部地区，有一定数量的玉璜出土，也许可以看做是凌家滩玉璜的祖型之一，但是那些玉璜似乎不能算作是该遗址最重要的标志物。红山文化遗址也有较多类似玉璜的器物出土，它们也不能算是代表红山文化的重要礼器。河姆渡遗址出土有少量疑似的璜状物，但只能算是“璜形饰”。
至于湖北石家河文化遗址、甘肃齐家文化遗址等，虽然都以出土大量玉器而闻名，但是它们的年代都进入了铜、石器并用的年代，它们都是凌家滩文化晚辈中的晚辈，所以都与玉璜的起源无关。
图4-4：这两件玉器出土于湖南洪江高庙遗址的上文化层，其中的玉钺很特别，很象夏、商时期的玉戚。而玉璜是很圆的大半个圆，这与凌家滩出土的同类玉璜有所不同。高庙遗址出土的玉钺和玉璜，似乎与凌家滩有着同源而不同流的关系。不管炎帝族的遗迹出现在哪里，但似乎总是和湖湘地区有着密切的关联。
或许，真正能与凌家滩遗址争夺玉璜文化源头的，是位于湖南洞庭湖流域的洪江高庙遗址。在这个遗址的下层文化（距今7800～6800年）堆积中，出土了很多带有八角星形纹的陶片，这种八角星形纹是某一个特定的族群对他们所崇拜的太阳的描绘。以太阳之伟大，全世界所有的民族，没有不崇拜太阳的，但是不同的族群对太阳的描绘，总是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差别。而高庙文化陶片上的太阳纹，与在大汶口文化遗址、崧泽文化遗址陶器中出现的八角星形纹基本上是一致的。由此可以见证一个古老的族群和他所代表的文化的源流及其迁移的历史。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器、陶器中亦有同类的八角星形纹，这说明五至六千年前的凌家滩人，很有可能是从湖南的洞庭湖流域向北迁徙而来的，他们曾经在山东大汶口鲁西南地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其后又由于某种原因，复又向南退回到巢湖地区定居。
能够证明这种迁徙的，还有在高庙上层文化（距今6300～5300年）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玉钺和一件玉璜，此玉璜与凌家滩出土的标准器只是略有差别，而其中的玉钺（或者玉戚）尤其独特和精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高庙遗址本身并没有出土大量的玉器，而高庙上层文化的下限亦是在距今5300年前，这又和凌家滩文化遗址年代的下限相重叠。因此，不但不能证明凌家滩文化玉璜是来自洞庭湖地区，反而有可能证明高庙上层文化的玉璜是凌家滩文化对高庙上层文化的一种反馈。
虽然凌家滩出土的玉璜是这个遗址最显著的文化特征，也是它的最高文化内函的体现，但是仅有这一点，仍不足以证明凌家滩文化的属性，不能单独证明凌家滩遗址就是共工氏墓地。要厘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明白玉璜所代表的原始含义，也就是要搞清楚凌家滩玉璜到底是一种单纯的装饰物呢，还是与某一种原始的崇拜有关？而这种原始的崇拜，又与共工部落有着特殊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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