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六年（1073年），宋神宗启用王安石主政，执行变法已经进入到第六个年头。从冬天开始，全国各地久旱不雨，作物枯槁，颗粒无收。这种情况一直绵延到第二年春天也未见好转。此时正处在人生巅峰状态的王安石没有想到：这场天灾，即将给他毕生经营的变法事业带来致命的一击，也将使他与宋神宗之间曾经牢不可破的君臣关系，出现无法修复的裂痕。
亲密无间的君臣关系
宋神宗与王安石之间的亲密无间，向来是被朝野众臣欣羡的。曾公亮曾对苏轼感叹说：“上与王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自治平四年（1067年）第一次召王安石入对以来，宋神宗一直对王安石信任有加。以心胸和气量来论，宋神宗是历代君王中的佼佼者，这一点从他对王安石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在《札子》中，面对宋神宗提出的“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的提问，王安石竟然以“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 加以回复。
插画王安石与宋神宗
说得直白一些，宋神宗问的是大宋治理有哪些成功经验，而王安石认为国家上下积弊重重，能“百年无事”全靠侥幸，外敌尚且不强盛，国内也没有什么天灾，根本谈不上什么经验。这样的回答，简直是不把皇帝与国家的颜面放在眼里。寻常的君主听了，想必要勃然大怒。而宋神宗竟能在阅读数遍，报以“此皆朕所未尝闻，他人所学固不及此”的激赏态度，还极端谦虚地请求王安石为他“一一为书条奏”，这份气度实非常人所能及。自此之后，神宗皇帝对王安石可谓言出必从，王安石也毫不避讳，乃至“与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志，必面折之，反复诘难，使人主伏弱乃已”。前代直臣如魏征者，也未必能有这份自信和勇气。
天灾下的人祸
然而，神宗皇帝对于王安石长期以来近乎无条件地支持，却在“天变”面前崩塌了。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不断有官员向神宗皇帝进言，“天变”乃是上天对君主“失德”的预警，皇帝应该加以重视，并且改过自新。而在诸多的保守派大臣眼中，皇帝的最大过失莫过于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尤其是新法之中的“青苗法”，一时成为众矢之的。这使得神宗皇帝焦虑异常，他减少了自己的膳食，实行斋戒，希望能够息事宁人。而朝臣们很快就打消了他的幻想。翰林学士韩维进言说：“陛下忧悯旱灾，损膳避殿，此乃举行故事，恐不足以应天变。”那么，如何才算“足以应天变”呢？韩维认为，非得“痛自责己，下诏广求直言，以开壅蔽”不可。
宋神宗
而当时诸县“督索青苗钱甚急”，造成百姓苦不堪言，自然是应该勒令禁止的。宋神宗顶不住朝野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发布了一份诏书：“朕涉道日浅，晻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阴阳之和。乃自冬迄今，旱暵为虐，四海之内，被灾者广……意者朕之听纳不得于理欤？狱讼非其情欤？赋敛失其节欤？忠谋谠言郁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欤……应中外文武臣僚，并许实封言朝政阙失，朕将亲览，考求其当，以辅政理。”
这道诏令向保守派大臣做出了巨大的让步，更是违背了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的一贯主张。这让王安石十分恼火，他又一次拿出自己“一言不合己志，必面折之”的行事风格。他对神宗皇帝说发大水大旱这是很正常的，就连尧舜时期也不能避免，派人去修缮就好了啊。神宗皇帝曰：“此岂细事？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尔！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一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如果“天变”只是流星坠落或者“马生角”之类小事的话，神宗可以将其视为“细故”置之不理。但此时的天灾乃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处理不慎可能会造成“失民心”的严重后果，动摇国本，是神宗不能不恐惧的。
一张《流民图》震惊了皇帝
这也许是神宗第一次对王安石发怒，他反常的情绪与一幅画有关。几日前，他莫名收到了一封“加急密报”。打开看时，才发现这并不是什么紧急的军情，而是一幅绘画作品。是何人如此大胆，竟敢以假托军务之名消遣皇帝呢？此人名叫郑侠，此时正担任“监安上门”这一小官。此人性格刚直耿介，倒与王安石有几分相似。而他之所以敢用“急报”的名义将自己的画作进呈给宋神宗，是因为他相信画卷中反映的内容远比军务还要紧急，更值得皇帝去重视。
《流民图》
此画名叫《流民图》，描述的是长达半年之久的旱灾和王安石变法落实中的失误造成的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景象。据《宋史》中的说法，郑侠因为目睹了“东北流民，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无完衣。城民至负瓦楬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的凄惨景象，受到很大触动，才绘制了此图（“以逐日所见，绘成一图，但经眼目，已可涕泣”），希望能上达天听。但此时的他官位卑微，因此只能用出谎报军情的“下策”来。与画图一起呈上的是他论述新法弊端的一篇文字——《论新法进流民图疏》。文章中，郑侠希望神宗皇帝能“开仓廪，赈贫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为了打动神宗，他甚至在疏文的末尾立下重誓：“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可以说是对新法以命相搏。
“天变”“人言”
此时的神宗皇帝，原本就在铺天盖地的“人言”压力下无所适从。百姓的饥寒，朝议的沸腾，母亲的劝谏，早已把神宗皇帝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一切，绝非王安石的一句“不足招圣虑”的劝谏就可以轻描淡写敷衍过去的。而图画的冲击力更远在普通的“人言”之上。郑侠的笔下，“流民”衣衫褴褛，扶老携幼的情状被惟妙惟肖地描绘下来。（此画的人物描绘方法在画史上地位很高，有人认为后来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继承了此图的艺术技法）沿街乞讨者有之，打鼓卖艺者有之，伏地哀号者有之。这给曾经壮志满怀，希望依靠新政实现国家富足的宋神宗以巨大的打击。据说，当天晚上神宗“反覆观图，长吁数四”，夜不能寐。
《流民图》
经过了反复的心理斗争后，神宗皇帝终于在第二天早晨做出了“命开封体放免行钱，司农发常平仓。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罢”，也就是暂停部分新法措施的决定。三天之后，天降大雨。不久，王安石主动向神宗皇帝请求辞去相位。神宗皇帝挽留不成，只得同意他的请求，令其出知江宁府。这是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一生不畏“天变”，不恤“人言”的王安石，终究还是败给了这场“天变”，败给了“人言”。
最后的稻草 失败的变法
就这样，《流民图》成为压倒王安石的最后一根稻草。有论者认为，郑侠进图行为的背后或许有反对新法的士大夫群体的暗中指使。不过，结合郑侠一生的所作所为来看，进图行为恐怕还是出于他本人的意愿。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能轻易被人摆布之人。若以私交来论，他与王安石的关系原本要比他与保守派大臣的关系更为紧密。郑侠早年曾得到王安石的赏识与提拔，他本人也曾十分感激王安石的知遇之恩，“思欲尽忠”。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郑侠渐渐在政见上与王安石分道扬镳。王安石当政后，曾多次想要提拔他。郑侠回答说：“所以来，求执经相君门下耳。而相君发言持论，无非以官爵为先，所以待士者亦浅矣。”郑侠认为，他仰慕王安石是因为看中他的学问人品，而王安石竟然用高官厚禄来拉拢他，令他极端失望。
王安石
据说，郑侠卸职归家时，只携带了一只拂尘，自号“一拂居士”。如此清廉正直的人，如果硬要说他弹劾王安石是出于他人“拉拢”“授意”的话，恐怕有失公允。然而《流民图》的确也有偏颇之处。我国古代大灾之年常有流民。此时出现流民未必全是变法的过失。而郑侠等士人只以一时的困境，就将新法全盘否定，虽不是出自私心，却反映出其眼界的狭隘短浅，这恰恰是北宋士大夫团队的通病。而年轻的宋神宗身处士大夫的包围中，也难免受其影响。最终只能依靠牺牲王安石来平息众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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