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哲学之十一：蒙田2
一般地说，蒙田所敬佩的学人都是古人，但他绝非一味好古，比如，他谈到儿童教育时，就断然认为：儿童首先应该学会的是" 认识自己，知道生得其乐、死得其所" 。蒙田博学而又好学，但他对学习本身却另有新解。他说：" 学习是一种伟大的修饰，一种可提供奇妙的帮助的工具，那些藐视学习的人们仅仅暴露出自己的愚笨。然而我也不像其他某些人士一样给予它过高的评价。举个例子说，哲学家海里留斯认为学习非常有用，主张仅仅学习本身就可提供我们以聪明和满足，我并不相信这一说法，正如我们相信人们所说的：学习是一切美德之母，而罪恶则出身无知。就算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也要加以充分的注释。" 说学习是一种伟大的装饰，纵非奇思怪想，也不免令人惊奇。
与学习相比，他更热爱生活。他是一位对生活充满热情而又十分推崇享乐的生机勃勃的智者。他说：" 一个能够真正地、正当地享受他的生存的人，是绝对地、而且几乎是神圣地完善的。" 不仅如此，他还一反旧说，认为人不是为他人生活，而是为自己生活。他说：" 我们为他人生活已经够多了；让我们至少在这余生中为自己生活罢。……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去学知我们怎样归依自己。" 为他人还是为自己生活，这是一个争论了几千年也没有结束争论的话题。许多理论界人士认为：如果你只为自己活着，就是活得没有意义。但现实生活却常常教育我们：一个连为自己活着都不肯的人，你让他为别人活着，也近乎一句空谈。更不屑说，还有些是专唱高调的伪君子。
因为他热爱生活，所以他看不过那种毁坏生活的行为，尤其看不过那种毁灭人性的行为。他对肉体惩罚尤其深恶痛绝。他认定：" 刑讯是一种危险的创造。" 他说：" 我觉得，这与其说是追查真相，倒不如说是考查体力。
因此，能够顶得住刑讯的人便可隐瞒真情，而受不住刑罚的人则会胡供乱认。" 对于宗教迫害，他更是义愤填膺，忍无可忍。他把宗教迫害者看成是食人生番，而且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论生番》的文章。他写道：" 我认为，吃活人比吃死人更为残酷，非刑拷打和折磨一个仍旧具有高度感觉的人，把他零烤碎炙和让他被猪狗咬得血肉模糊，总比等他死去以后再烧了吃更为残忍。" 唯有出离悲愤之人，才有出离常情之语。
因为他热爱生活，所以他特别厌恶不平等尤其是人格不平等现象。他认为确定一个人价值的，不是他的职位、地位、财富和门第，而是看他具有怎样一种品行。他说，作为农民和国王，贵族和奴仆，有什么区别，作为个人，他们根本没有区别，他们的区别充其量" 只是在他们的袴子上" 。这真是至理名言。孙皓是个混蛋，当了皇帝，谁见谁怕；阿Q 成了革命党，连不准他姓赵的赵老太爷都敬他三分。其实，作了皇帝的孙皓还不依然是个混蛋，当了革命党的阿Q 也依然没半点出息。但是衣服一换，猪八戒马上成了登徒子。你对此大惑不解，封建文化则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蒙田不信这一套，他偏要以冷嘲热讽的态度，以辛辣刻薄入木三分的语言揭穿这事情的不合理性。
蒙田不同意等级观念，主张人际交往理应平等相待。他绝不因为对方是个大人物就把自己变小。实在他也是一个大人物，但即使并非如此，按照他的价值观念，他也一样会憎恶那些高居人上的超人，憎恶那些卑居人下的小人。他说："我对大人物既不恨之入骨，也不充满深情。" 因为他热爱生活，所以他热爱自然。在他的笔下，不仅有对大自然的种种精美描绘，而且还有许多奇妙的比喻，这些比喻是不曾亲近大自然的人很难想象的。他热爱自然，甚至有些崇尚自然，对大自然怀有一种深沉的敬意。
在他心目中，自然有如宗教，且比神学家们所信仰的宗教更其圣洁，更能打动人心。他说：" 科学不得不每时每刻向自然借鉴，这样才能向科学的信徒提供坚定、纯洁、可靠的榜样。" 因为他热爱生活，所以他对人类" 性" 行为能采取一种客观的类乎生物学的观点。他既不像文艺复兴早期薄伽丘那样宣扬和肯定情欲的宣泄和泛滥，更不满意中世纪守旧派对于性行为所采取的畏之如虎讳莫如深的态度。
他的性观念既冷静又坦率。他干脆把性行为称之为" 生殖行为" ，他有一篇题为《论想象力》的散文，但文章的内容却主要是讨论性无能的蒙田将性视为平常人的平常事，这在他所生活的时代，没有足够的勇气是很难想象的。
因为他热爱生活，所以他反对战争。战争是历史的怪物，战争就其存在方式而言，它是一切生命的敌人。蒙田从他具体的价值观念出发，面对战争，坚持反对。他说：" 战争是人类最盛大、最有声势的活动。" 这话貌似称赞，实含讽刺挖苦之意，因为接下去他又说道：" 我真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说明人类的长处，抑或相反，从中看出人类的软弱和缺陷。说实在的，我们相互厮打、彼此残杀的技能看来远胜于没有掌握这种本领的禽兽。' 几时曾见百兽之王，残害过柔弱的幼狮。何处森林的野猪，死于凶猛同类的獠齿。'"真的，虎不食虎，而人要杀人，不知这是人类的骄傲还是悲哀。
蒙田哲学思想的另一大特点，是他对人生、对宗教、对政治、对不同民族的风俗习尚，所采取的宽容和解的态度。
蒙田自认为是个天主教徒，但他不因为自己是个天主教徒就把新教徒看成异教，对他们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不一定同意新教徒的思想，但以他的处事原则看，没有新教徒的时候，就是没有的好；现在既然已经有了新教徒，也应该给他们一席生存之地，也就是有了的好了。
即使对于低宗教一等的方术，他大体上也持同样的宽容态度。蒙田本不相信神学奇迹。在他看来，所谓神学奇迹，纯属无稽之谈。纵然别人认定这奇迹出于无意，他也同样不予相信，而且一样要讽刺一番。他说：" 奇迹建立在我们对大自然的无知这一基础上，而不是大自然所固有的。" 他的宽容有时使得他缺少哲学家气质，有时又使他显得富于睿智者的聪明，但实际上这只不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人生态度。
蒙田的政治观念，大抵如是。他并非不关心政治，而且他还真算得上一位政府要员，但他实际上从来也没提出过什么系统的政治主张。他也不是政治改革家，确切地说，他内心并不喜欢变革，而且不问这变革是好是坏。他甚至对政治没有持久的兴趣，虽然他也曾两度当选为市长。他对于君主制、民主制和贵族没有明显的情理倾向，他可以称为一个货真价实的政治宽容者，尽管他思想的实质并不能与各种不同的政治体制相谐同。
他认为：" 一个民族的最佳政体就是能够使本民族得以延续下去的政体。它的重要形式和作用取决于习惯。我们很容易对现存的制度不满，但我却认为在民主制度下要求少数人的专制或是在君主制度下要求另一种政体，皆是愚蠢有害的。" 这理论颇不合改革者的口味，也不合守旧派的心愿。但蒙田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心目中，只消对本民族的发展有利，无论民主也好，专制也好，都是无可无不可的。可惜这理论只能在特定的阶段性条件下才有其某种合理性，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看，它至少是肤浅的，甚至是荒谬的。蒙田虽讲政治宽容，但他并非政治大家。
蒙田的宽容哲学，表现在对不同民族的习俗时尚方面，尤其富于特色。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时尚，都有它的合理性。你不能因为自己爱扎领带就反对别人穿圆领衫，也不能因为自己有赤膊习尚便指责别人的精心打扮。他宁可把各个民族的奇异行为理解为习俗时尚，而不愿把它们看成与道理或不道理有关。他说：" 处女将其最隐私的部位公开袒露……男妓……女人去打仗……女人站着小便，而男人却蹲着。" 这一切令欧洲人惊异莫名的行为，都是习俗使然。他的论据是：" 我们认为道德法来源于天性，其实是来源于习俗……应当这样看：超出习俗之外的东西也不属于理性的范围。" 因为他如此重视各民族的习俗，又有这样杰出的见解，难怪当代一位研究家要称他为" 现代人类学的先驱"。蒙田之所以成为蒙田，也有其诸种原因。
首先，他所处的时代启发和教育了他。他生活在欧洲宗教战争年代，30年战争，对社会破坏严重，给人民生活带来诸多灾难。更重要的是：事实证明，用武力不能解决宗教之争，只有通过和解，才能使国家取得安定，得到发展。虽然从历史的宏观空间考虑，战争——某些战争也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行为，但至少在蒙田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渴求和平。蒙田的和解精神，既受到社会的启发，又得到社会的响应和肯定，而这一点正是他与其他许多人文主义思想家的区别所在。
就他出身考虑，他的家庭也有着相当宽松的生活气氛。当时的欧洲，宗教信仰是个极大的问题，因为信仰不同特别是教派不同，国可动荡，族可分裂，家可败亡。但蒙田的家庭却是一个例外。他一家人的宗教信仰其实各不相同。他父亲是个坚定的天主教徒，他妹妹却参加了加尔文教派；他弟弟也曾加入加尔文教派，但很快又退出了。而他的家庭气氛和谐，亲情关系良好。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蒙田，自有一种平和专注宽容和解的风格。
就蒙田本人的性格而言，他也是一位性格偏于孤独的思想家，他对于古希腊古罗马许多经典作家都有很深的了解，但他内心最为敬重和钦佩的还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伟人，他伟大、博学、智慧，但不致力于著述；蒙田虽有著述，但不作理论文章。蒙田对苏格拉底情有独钟，大约就和他本人的文化性格有某种内在联系。
蒙田一生，游历不甚多，经历不甚复杂。他1533年出生于一个贵族特色的商人家庭。他是长子。他父亲是一位绅士，他母亲自称西班牙人的后裔，也有人认为是犹太人。他家境宽裕，受的教育也好，他的希腊文和拉丁文都有很高造诣。他年轻时曾作过一段波尔多法院的顾问，但他看不惯主要是受不了法庭对异教徒的肉刑惩罚。所以在37岁时便到乡下退隐，过一种半是学者半是乡绅的生活。
他一生的成就，尽在散文创作方面。他的散文既是文学，也是哲学，但他喜欢讲自己祖上的军功，而且不喜欢别人称他为学者。但因为他有很大名气和影响，不管本人愿意与否，他还是两度当选为波尔多市市长。虽然他一生中也曾受过教会的迫害，但总的来讲，他的一生是平和顺利的。他确确实实是一位具有独特性格和经历又具有绅士风度的人文主义思想家。
蒙田的哲学思想，没有体系，而他也根本不关心体系为何物。他一生著述颇丰，但都是散文笔法。于是就有人怀疑他的文章是否有理论价值。实在说，他文章的特色不在理论思维方面，但他绝不是只会追逐时髦、讨好读者的庸俗畅销书作家。他的思想并非没有深度，而是不以理论追求为己任。虽不刻意追求竟然无意得之，则是蒙田创作的一个特色。
就他的思想内涵分析，他的文章不但涉猎极广泛，甚至可称为博大精深，其于后世的影响，更是多方面的。据他的传记作家研究，蒙田思想对于后来的政治观、宗教观、人文观，以及心理学、人种学、历史学、美学和散文创作都产生重要影响。他的散文，不但影响了莎士比亚和培根；他的哲学，也同样影响了笛卡尔。直到18世纪，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都对他十分推崇。甚至有人认为：蒙田怀疑而培根实干，" 他们为法国大革命开辟了道路。"
蒙田之后，模仿他的人很多，或有作出某种成就的人，但真正达到他那样成就的人就少而又少了，有的甚至画虎不成反类犬，让前人在天之灵哭笑不得。整个地说来，蒙田只属于他那个特定的时代、国度与阶层，他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位常人，同时又是一个奇人。他因常而奇，虽淡泊而致远。以至远在中国的读书人中，他的读者常比与之同时代的作家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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