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曾国藩和左宗棠二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多人都比较关注的话题。
曾左二人为湖南同乡，不仅是清末“同治中兴”的主要参与者和缔造者，还是清末汉族地主阶层崛起并掌军的先驱。
这样的人杰，在讲究同乡之谊和官场文化的古代，按道理说应该是精诚团结、紧密合作的，然而，现实却让人大跌眼镜。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后，二人的关系由合作逐渐走向恶化，以致最后两人老死不相往来。
其中比较流行的说法有二。
其一，曾左交恶，责任在于左宗棠。理由在于左宗棠性格孤傲，又对自己举人身份的自卑，故此在成为封疆大吏之后，不念及曾国藩对他的提携、推荐之情，毅然和曾国藩反目。
其二，曾左交恶，责任在于清廷对汉族官员的不信任。曾左二人主要为了避免清廷猜忌，对外演的双簧戏，以交恶来掩人耳目，私下关系却很好。
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在翻看了大量史料后，汪郎以为，以上两种说法其实都不靠谱，都只是民间茶前饭后的胡侃而已。
汪郎认为，曾左二人交恶，真正根源在于湘军初创之时严重缺钱，或者说，曾国藩很长一段时间内看不上左宗棠，由此埋下了交恶的根源。
为何如此说呢？
道光三十年腊月初十（公元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开始了和清朝的分庭抗礼。
然而，此时的八旗军、绿营早已不堪一战，不但没有把洪秀全困在广西大山里，反而被其攻破重围，一路北上，直逼长沙。
在这样的情况下，咸丰帝不得不从“防汉”心理向“依汉”思维转变，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放开了对汉族在籍官员筹办团练的军权限制，依靠地方汉族武装镇压太平军，而曾国藩就在第一批允许组建团练的在籍汉臣之列，成为湖南的帮办团练大臣。
可以说，这是曾国藩最好的机遇，如果他此时还在京师，机会根本就到不了他头上，但因为咸丰二年，他去江西担任乡试主考官时，接到其母去世的消息后，不得不丁忧回乡为母守孝，机缘巧合，拿到了办团练的准入通知书。
二年，典试江西，中途丁母忧归。三年，粤寇破江宁，据为伪都，分党北犯河南、直隶，天下骚动，而国藩已前奉旨办团练于长沙。---《清史稿.曾国藩传》
但要组建团练，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曾国藩缺钱。
组建团练看上去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古语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近代以来又有“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流行语，不管是哪一种说法，都指出了组建团练的一条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条件，钱。
团练不同于八旗，绿营，前者是大清统治的军事根本，后者是大清统治的军事协同，这两支不同兵源、架构的军事组织，为清廷加强皇权统治，维护地方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故而，八旗和绿营是拿大清饷银吃饭的。
团练呢？名义上属于各省巡抚管辖，但本质上是汉族地主的私人武装，在“兵归将有，层层效忠”的军事体系下，朝廷是不拨款的，兵源也是要自己想办法去拉的。
没钱就办不了团练，办不了团练就没办法完成皇帝交代下来的政治任务，而政治任务完不成，谁也不知道后果会如何。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不假，也拿着大清朝廷发的工资，但靠这点钱去组建团练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曾国藩的身份也十分尴尬。
他虽然是朝廷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却不归属于湖南省级三台，即抚台（省长）、藩台（布政使，管财政、民政）、臬台（按察使，管司法）管辖，而既然有官职在身，自然也就不属于湖南的地方乡绅。
这种“不官不绅”的特殊身份，既给了他募勇、练兵等带来很多灵活性，但也面临着除了钱外的其他问题，即如何处理和地方官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他是中央任命的脱离湖南官场之外的局外人，如果处理好了和湖南地方官场上的关系，也许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还会拨点地方税款给你应急。
可惜的是，自曾国藩接下组建团练的圣旨后，他和长沙城中的一众湖南地方大佬的关系并不好，尤其是和巡抚骆秉章的关系，搞得并不愉快，自然也就别想湖南财政借款应急了（后面再说这个事情），这也是他后来由长沙移驻衡阳练兵的原因。
看，事情就这么简单，钱成了一切问题的根源！
但曾国藩毕竟不是常人，在他眼中，活人是不会被尿憋死的，没有钱怎么办？那就向湖南地方乡绅借款。
为此，他以“抑豪强、摧并兼”的口号，以组建团练的圣旨为武器，强行向湖南地方富户、乡绅进行勒捐、摊派，只是在这个强行摊派的过程中，和一个人发生了冲突，他叫陶桄，道光朝重臣陶澍之子，也算是官绅家庭。
有人要问了，曾国藩组建湘军保卫大清，保卫湖南，但因为缺钱，故而向地方大户“借款”也无可厚非，为什么又和左宗棠交恶了呢？
因为这位陶桄，是左宗棠的女婿和学生，同时也是胡林翼的妻弟。
那么，陶桄是否因为自己和左宗棠、胡林翼之间的关系，拒绝捐输呢？
事实上，陶桄还是愿意支持曾国藩的，不过家中存银不多，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银子，为此，陶桄恳请曾国藩能够给足筹备银子的时间，并可以分期付款，同时希望可以减免捐输的金额，由三万两减至一万两，这自然引起曾国藩的不满。
先不说陶家一年的田租就能完成助饷，并不伤元气，而且在他眼中，陶澍做官多年，家世受皇恩，家产丰厚，家中必不缺存银，陶桄这样做完全是仗着自己是官绅之家进行抗捐。
此时已是咸丰四年正月（公元1854年2月），湘军出征在即，没有饷银，军队如何开拔？故而，他坚决要求陶家立刻完成三万两的捐输，同时，他于正月初六，特意向巡抚骆秉章报备，如果陶家不拿，他只有用强了。
起行口粮，必求阁下与君兄筹商……陶家仅捐一万，侍已严批不允，且正月交五千，三月交五千，尤为支展，常家之项，非勒不行，竟须拿其家属。侍自问平日尚不妄施，至此迫急之至，无复嫌怨之避，亦无复逊顺之常，难求亮于人耳。---《曾国藩全集.书信.复骆秉章》
陶家之富，何人不知？益阳所置之产，每岁收租三万石，以一年之租助饷，亦不损伤元气，受恩最重之家，尚且悭吝若是，何以劝人？---《曾国藩全集.书信.复骆秉章》
正月二十，曾国藩又向好友郭嵩焘诉苦，自己组建团练的艰辛（郭嵩焘怂恿曾国藩入局）。
陶文毅之宦囊，岂能掩天下之口？道光十五年，仆留京，见其送别敬近五万金；二十三年仆在陕西，见蔗翁及尧、农等公函，托李制军为文毅催取盐务公项，银数万金，皆已收到。即此二事，仆窃非之……今欲一毛不拔，实非人情之平。仆已冷面相加矣。若非三万金，则竟以入奏，京师之人尚有能持平论者，无使足下为我受冤也。---《曾国藩全集.书信.复郭嵩焘》
面对曾国藩的强硬，无奈之下，陶桄只能跑到湘阴，找自己的岳父左宗棠帮忙出面说情。
此时的曾左，可以说是关系非常融洽，一来都是湖南名士，二来又有郭嵩焘、胡林翼等共同的好友纽带，对于捐输，左宗棠是赞同的，这毕竟是拯救国难。
省库已空，专盼钱粮、捐输两项接济，兵勇数盈二万，每月饷需以十余万计，此时何从打算。婿处屡捐巨款，洵不愧为名父之子。前闻由润之（胡林翼）处递一捐呈，云补足银二千六百两。昨接婿信，又云卖田得钱五千缗。又润之信云，令慈母亦愿出私囊相助。当此时局艰难之秋，毁家可以纾难，可以免祸，贤婿所见，良然良然。---《左文襄公文牍》
但念及女婿家境已不如前，故而，隐居乡间的左宗棠不得不跑到长沙，期待拼了自己这张老脸，当曾国藩的面为自己的女婿缓颊，希望可以稍稍宽免。
然而，令左宗棠想不到的是，曾国藩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根本没有讨价的余地，一点情面都不留。
曾国藩不愿意松口，陶家一下子又拿不出这么多银子，左宗棠尽管不愿意和曾国藩搞得太僵，但这一关必须得过去。
无奈之下，只能由陶桄拿着田产、地契等家中所有的不动产证明送到藩台衙门控告，以求公正。
曾国藩初治湘军，慨然欲抑豪强、摧并兼，令故总督陶澍家倡输万金，以率先乡人，澍子诉于巡抚，籍其田产文券送藩司，官士大哗，遂以得免。---《湘军志》
这一闹，让曾国藩丢了面子。
事情重大，涉及湖南地方乡绅、名士和湖南帮办团练大臣的官司，藩台做不了主，只能由长沙城中最大的一尊神，同时也是湖南最大的官，巡抚骆秉章处理。
汪郎以为，这场官司，若没有左宗棠亲自出面，因为此前已经接到曾国藩书信，骆秉章也许会判陶家必须无条件捐输。
但此刻，协助张亮基取得长沙保卫战大捷的大清第一幕僚就在眼前，骆秉章既然有意人家入幕府，自然就有了断案的取向。
故此，骆秉章判决曾国藩这种行为属于勒捐，陶家不必承担这笔不合理的捐输。
曾国藩到底没有收到这笔钱，而咸丰四年三月，左宗棠再一次进入湖南巡抚衙门，成为巡抚骆秉章的幕僚，长达六年之久。
汪郎说：
这场因为曾国藩组建团练缺钱而引起的官司结束了，由此也埋下了曾左二人之间不和的根由。
那么，到底是左宗棠心里过不去，还是曾国藩心里过不去呢？汪郎以为，大体上是曾国藩心里难以迈过这道坎。
为何？
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曾国藩对自己心腹赵烈文说过这样一段话：
起义之初，群疑众谤，左季高以吾劝陶少云家捐资缓颊未允，以至仇隙。骆吁门从而和之，泊舟郭外，骆拜客至邻舟，而惜跬步不见过。---《能静居日记》
什么意思？就是说，咸丰四年的那场勒捐官司，骆秉章作为中间的调和人，无论是官面上的需要，还是地方上的脸面，给予他的尊重应该要高于左宗棠的。
然而，作为长沙，乃至湖南最大的一尊神，骆秉章的眼中只有左宗棠（当然，对于骆而言，他需要左宗棠入幕府协助守长沙），却对他曾国藩的座船视而不见（座船相当于曾国藩的官衙），这种举动其实是非常无礼的，故而对曾国藩的刺激很大。
然而，骆秉章的这种无心之失，却被曾国藩归罪到左宗棠身上，汪郎以为，未免有些小题大做了。
作为湖南主官，面对太平军的强大攻势，守长沙是骆秉章的主要职责，如果长沙失守，他要么自杀，要么被皇帝砍头，因为清代守土之长的责任是很大的。
所以对于能帮他守城的左宗棠亲自到了长沙，骆秉章狂喜之下，有些失礼也情有可原。
当然，曾国藩不是守土之官，也许感受不到骆秉章的这种体会，但这对于左宗棠而言，岂不是很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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