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特.内勒斯：
我们一直强调，生命整合这一模型不完全是个体层面的人生发展阶段，它还包含了社会发展的集体层面。在第二阶段，个体层面对应的是童年期，集体层面对应的是传统的社会，传统社会里面总是有一些权威、有一些规则来指导着个体的人生；而阶段三，在个体层面对应的是青年期，集体层面则是现代社会，这一阶段，已经不再由群体来决定人们应当怎样生活，而是由人们自己去决定。
一个社会从第二个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换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一些新的问题在意识发展的第二阶段好像从未听到过（比如，我们奶奶辈或是更之前的人可能从来不用去考虑因为喜欢或是不喜欢一个人而离婚），而另一些对于第二阶段而言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变得完全相反（比如在第二阶段中，孩子的需要不是什么值得考虑的事情）。在中国，仅仅在一代人之间就发生了这种转换。比如婚姻，传统社会里面，婚姻还是由父母来决定，而在一个完全现代的社会，婚姻则大多是个体的主张，我自己决定要和谁一起生活。
当前的中国社会，不完全站在阶段2的位置上，也不完全是在第3个阶段，正处于由阶段二向阶段三过渡的中间阶段：一方面，父母们还是要干涉你应该和谁结婚；另一方面，我们内心也有自己的想法，我想和我喜欢的人结婚。年轻人已经在向现代社会发展，而父母还站在原来的地方。
恰恰在这一代，很多人的内心是非常撕裂的。这里没有两全的办法，这两个社会中行使的是完全不同的两套逻辑，也许有些人走的快一些，他们更早的到达了现代意识，他们可以很轻松的说出，我要和我自己喜欢的人结婚，你们得看看你们怎么适应这个问题。但是更多的人，还是在这两种文化间纠结、摇摆。
我大概可以想象，这样的不同在家庭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是在德国，有人提出问题说，我有我喜欢的人，我想和他在一起，但是我妈妈不同意，我会问她，那又怎么样呢？如果有人说和婆婆的关系不好，那我会告诉她搬出去住。但是在中国这里，我知道，恰恰是在这个中间地带，两个社会的不同逻辑、不同的行为准则会在年轻人身上产生一些冲突。
在这个地方，需要找到一个平衡，就像中国文化中的阴和阳。我们所经历的，不仅仅是发生在我们个人的灵魂和父母之间的碰撞，这是两大文化、两大社会，两个巨大的团体在这里碰撞。通过不同的碰撞和尝试，我们能够在两个不同的文化、社会中，找到一个适合的位置。但是非常清晰和肯定的是，这是一个充满痛苦的过程。对于生活在这一焦点上的人们，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看到，对于这种矛盾和冲撞，我自己本人是没有责任的，我只是时代当中的一员，这是时代的烙印。
文本整理自2017年上海马尔特工作坊
文字整理：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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