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所共知，祖国医学的鲜明特点之一是“辨证论治”，但我认为在诊疗中将“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相结合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对于若干病证的分型不宜分得过细，使读者不易掌握辨证；在治疗方面，我比较着意于“通治方”的搜求与运用，这个思路是符合历史情况和现实诊疗的。如现存最早的经典名著《
黄帝内经》，其中生铁落饮治狂证，四乌贼骨一茼茹丸治经闭……，均具有通治方的性质。东汉·张仲景《
伤寒杂病论》是一部奠定我国临床医学基础的名著，其中也有较多的通治方，如“诸黄，猪膏发煎主之”；“黄疸病，茵陈蒿汤主之”；“妇人六十二种风，及腹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主之”……等等。建国后出土的《
武威汉代医简》及《
五十二病方》等医学文献，也有不少通治方。由于通治方较易掌握运用，故在临证中，也多方予以探求。我曾在1987年发表了一篇“辨病论治与通治方”(《
中医杂志》第一期)，以及“肾炎证治经验谈”(《中医杂志》，1988年第三期)，均表达了这个观点。举例而言，治疗急性肾炎，因其证候与中医
“风水”相类，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拟订了“风水第一方”、“风水第二方”和“风水第三方”，取得了较好的治效。这些治疗方剂具有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特点，而基本上又是通治方。至于如何掌握和应用通治方，我认为首先是对所主治病证的病理机制和病情的变化、发展规律有所了解，并对病证的八纲属性须辨识清楚。
同样的通治方，有较为稳妥、成熟的，如张路玉治疗痹证之三痹场，倪涵初之治痢三方、治疟四方等，临床予以加减应用，有确切效验而又较易掌握。有些所谓通治方则不然，我在1959年曾治一例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中医属“痹证”范畴)，关节经常肿痛，并有轻度畸形，屈伸受影响，阴雨则加重。某中医给他开了一个通治方(生草乌一两二钱，五灵脂一两，官桂四钱，炙地龙六钱，木鳖子六钱，当归一两，细辛三钱，麝香一钱。上研细末，米粉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四丸，一日二次，温水送服)，服后关节肿痛未减，新增鼻衄、目胀、口干、舌麻等症。当我看到此方后恍然大悟。这是古方 “一粒金丹”之变方，辛热、香窜有毒，经治患者为久病体虚、湿邪偏盛之痹证，不宜服用此方。由此可知学医者打好学术、临床基础的重要性。现不囿于中西病名，分述以下几个病证。
一、消渴
消渴作为病名，最早见于《素问·奇病论》，但《内经》在多数情况下，称之为“消瘅内热、饮食不充肌肉，揭示了此病之主要病理和证候。《内经》时期已分为上消(鬲消、肺消)、中消(消中)和下消(《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指出有肾脉或肝脉微小之消瘅，即下消)。以消渴病作为专篇论述并介绍治法者，则见于张仲景《金匮要略》。但仲景著述中所论之消渴，并非都能与现代医学中之糖尿病或尿崩症相联系的。如《伤寒论》：“厥阴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逆，下之利不止”(伤寒注家舒驰远谓：这是厥阴病“阴阳错杂之证”，与内科杂病之消渴，病因、病理不同)，又如《金匮要略》第十三篇：“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宜利小便、发汗，五苓散主之”，如此脉证，也非糖尿病或尿崩证。但“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今人多以此条与糖尿病相联系。
须予指出的是，《素向·通评虚实论》即认为“消瘅”多见于“肥贵人”(所谓：“肥贵人则膏梁之疾也”)；《素问·阴阳别论》并说：“二阳结，谓之消”(二阳指阳明，结则津血不足，结而不行，皆燥之为病)；《素问·气厥论》谓：“肺消者，饮一溲二，死不治”。描述了主证，交待了预后与难治的临床现实。该篇指出肺消为“心移寒于肺”，而鬲消则是“心移热于肺”，由此可见，消渴不一定都属于“内热”之病理。
当然，前面提到之三消，是指消渴表现各不同证候的发展阶段而言。唐·孙思邈《千金方》和王焘《外台秘要》又认识到消渴病每有小便甜、易生痈疽等情况。预防生痈疽。孙思邈提出“长服栝蒌汁以除热” (或栝蒌、豉汁)。其后，金·刘完素则有专著《三消论》(见张子和《儒门事亲》)传世。《活法机要》(撰人不详)在描述三消症状、病理方面较为详备，书中谓：“消渴之疾，三焦受病也(说明其发病与很多脏腑有关)，有上消、有消中、有消肾。上消者，肺也，多饮水而少食，大便如常，小便清利，知其燥在上焦也……。消中者，胃也，渴而饮食多，小便赤黄，热能消谷，知其热在中焦也……。消肾者，初发为膏淋，谓淋下如膏油之状，至病成，面目黧黑，形瘦而耳焦，小便浊而有脂液……”。
后世所论消渴，主要指内伤杂病，吴鞠通《温病条辨》谓：“治内伤如相”，意指复其所固有，即所谓“缓则治其本”。消渴病在多数情况下是以缓图、治本为前提的。追溯消渴治法，金元以前虽有不少治疗方剂，临床效验不太理想。有些属于治标的消渴治法，不适宜于施治内科杂病之消渴(如张仲景治内热、渴饮、津伤所用的白虎加人参汤……)。明清时期于消渴病之治疗有较明显的发展，但明代有相当一批医学家喜用肾气丸 (以六味滋肾，加桂、附以引火归原)，薛己治消渴(包括合并痈疽)常用肾气丸，赵养葵等医家亦宗此法。但效验或不太理想，故其他不少医家对消渴病之治疗予以探索，今介绍其处方及适应证如下。
1．玉泉丸(《仁术便览》方) 主治消渴，小便频数。
处方：麦冬(去心)、人参、茯苓、黄芪(半生、半蜜炙)、乌梅(去核)、甘草各一两，栝蒌根、干葛各一两半。
上为末，炼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温汤嚼服。
按：龚信《古今医鉴》(稍晚于《仁术便览》)有“玉泉散”方，由葛根、花粉、麦冬、生地、五味子、甘草、糯米共七味组成。此二方我在临床上常用以加减治疗糖尿病，较为平正可取。明·张介宾对玉泉散方亦颇欣赏，常用之以治中消。
2．茯菟丸(《仁术便览》方) 主治消渴(“三消”通治方)。
处方：菟丝子(酒浸)十四两，北五味七两，茯苓五两，石莲肉三两。
上为末，用山药六两为末，作糊为丸梧子大，每服50丸，米饮下。
3．合治汤(《石室秘录》方) 主治消渴。
处方：熟地三两，山茱萸、麦冬各二两，车前子五钱，元参一两。
按：这是陈士铎用治消渴的通治方，他认为三消均有“肾虚以致渴”的病理特点，故消渴之内热缘于肾虚而不宜直折、不宜寒消，“治法必须补肾中之水，水足而火自消。然而此火，非实火也……。虚火必须火引，又须补肾之火，火温于命门，下热而上热自除矣”。根据这个理论，陈士铎又拟订“引火升阴汤”(元参二两，肉桂、北五味各二钱 (上肉桂则用六分)，山茱萸四两，熟地、麦冬各一两，巴戟天五钱)。我曾以此方加减治疗四例糖尿病，有三例获得满意的效验，症状控制，血糖、尿糖降至正常范畴。
4．六味地黄丸加减方 主治消渴。
处方：淮山药 山萸 丹皮 泽泻 茯苓 鱼鳔胶 潼沙苑
按：此方见于张璐《张氏医通》。书中原无方名，为张氏之经验效方。全方即六味地黄丸去地黄，加鱼鳔胶(鱼鳔即鱼肚，药用多采用大黄鱼或鲟鱼之鱼肚)、潼沙苑。鱼鳔胶多用以治梦遗、精滑，合潼沙苑名“聚精丸”，故张氏方治消渴，意在补肾益精为主。我曾用此方不去地黄，另加天花粉、桑椹子、杭芍、乌梅，施治于糖尿病，确有良效。青壮年患者，颇多兼有遗精、滑精证候者，宜用该方治疗。
现代医家治糖尿病，以施今墨、祝谌予师生较为著名，据祝氏所撰专文报道，他们治消渴常用药为：生黄芪、太子参、山药、苍术、石斛、生熟地、知母、黄柏、芡实、乌梅、天冬、麦冬、元参、枸杞子、五味子、肉桂等药。实际上是增液汤、生脉散合生芪、山药、苍术、元参等药合方，特别是脾肾兼顾，大法以滋阴、清热、生津、调中为主，较为平妥有效。
最后我再介绍属于中医“消渴”范畴之尿崩症治法。
尿崩症是一种水液代谢障碍性疾患(神经、内分泌机能失调)，主要症状为口渴、多饮、多尿，尿比重显著减低(但尿中无糖类及蛋白质)。从中医理论分析其病理，大多属燥热津伤，脾胃肺肾均有虚损。其治：早期宜滋肾阴、和脾胃、益气生津法(太子参、沙参、麦冬、玉竹、石斛、花粉、山药、萸肉、白术、何首乌、生地、阿胶、陈皮……)；后期治以扶脾益肾、生津固涩法(太子参、黄芪、麦冬、玉竹、花粉、石斛、山药、萸肉、枸杞子、金樱子、芡实、炙草……)。
曾治一崔姓男患者，每天尿量8，000毫升以上，小便日20次左右，尿比重1，005。注射垂体素无效。我在会诊后，先用滋肾阴、和脾胃、益气生津法(方药见前)，约四星期，尿量减至5，000毫升左右，尿比重1，008，尿次减为每日12~14次；后改用扶脾益肾、生津固涩法(方药见前)，服十剂后，尿量减为2，800毫升，后化验尿比重，已恢复正常(1，010)，其余兼证亦均缓解。
二、病毒性肺炎
此属西医病名，联系于中医临床，其证候与温病学中之风温或春温比较相近，目前西医缺乏速效疗法。
据临床所见，我琢磨了一个麻杏石甘汤加味方，用以治疗病毒性肺炎，获得相当满意的效验。
处方：麻黄(先煎去沫)9克，杏仁(去皮尖)12克，生石膏(先煎)45克，生甘草6克，黄芩12克，生地24克，板蓝根15克，忍冬藤12克。
加减法：痰多，去生地，加川贝、黛哈散；大便结燥，原方加大黄、栝蒌仁；咽痛，加元参、桔便；胸痛加枳壳、橘络。
发烧超过39‘，一天宜服两剂。
此方临床应用，较有实效，又便于掌握，如适当配合输液及西药，可缩短疗程，提高疗效。
三、慢性痢疾
中医名之曰“久痢”。大多由于急性痢疾迁延失治所致，治疗较为棘手。
我过去比较多用的是驻车丸(《千金要方》)：黄连(酒炒)六两，阿胶(蛤粉炒成珠)、当归(酒洗)、干姜(炒)各三两。
上为细末，醋煮米糊为丸如梧子大，每服50丸，渐加重70丸，空心，米饮下。
此方所治之下痢，前人认为“无问新久赤白”均可，明示此方属通治方。我主要用治久痢，但另加石榴皮三两，较有效。
后来，我陆续诊治若干久痢患者，并泛览了不少临床医著，自拟了一个“久痢方”。
方用：乌梅肉12克，石榴皮15克，酒炒黄柏12克，栀子炭(包煎)10克，广木香6克。
辨证再注意久痢是偏于寒、还是偏于热。偏于寒，加干姜；偏于热，加川连、地榆各9克。近些年我常用此自拟方，效验较驻车丸方更著。但久痢治疗的日期也较长。我主张一个月作为一个疗程，一般须两个疗程可以获得基本治愈。
附带谈一下“血痢”的治疗。我所用系魏祖清《村居急救方》的一个验方。预以变化运用于临床。方用干姜烧黑存性、研末，每服5克；以马齿苋20克、秦皮12克煎汤送服，亦较有效。
四、盗汗
《素问》名之为“寝汗”(《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寝汗出”(《素问·脏气法时论、气交变大论》)，是常见的汗证。在一般情况下，自汗属阳虚，盗汗属阴虚。从发病的角度，病态出汗总由内热或虚火烦扰所致。阴虚或阳虚出汗，须结合整体的临床表现予以判定。临床证明，阴虚多汗患者，常伴有微热，或入夜升火，烦热汗出。虚劳、劳瘵往往在日晡时面颊潮红，故《素问·阴阳别论》说：“阳加于阴，谓之汗”。明·马莳《素问注证发微》认为此处之阳和阴指尺寸“而言也。寸主动，尺主静，尺部而见阳脉，乃阳加于阴，则阴虚火盛，其汗自泄”。《素问·评热病论》谓；“阴虚者，阳必凑之”。这里所说的“阳”，当指内热、虚火，这可以说是“阴虚盗汗”的又一发病因素。
所谓盗汗，有“睡而汗出、觉而止”的特点。从中医临床文献的载述分析，除虚劳、劳瘵之盗汗外，金·成无己将之分为“伤寒盗汗”与“杂病盗开”(见《伤寒明理论》)，明清以后多不采用这种分类法。关于阴虚(或血虚)盗汗，汉唐时期，专方较少，迄李杲立当归六黄汤(《兰室秘藏·自汗门》)，是为古方治盗汗之名方。此方主治阴虚有火而致盗汗，发热，面赤口干，心烦唇燥，便难溺赤，舌红，脉数。方药为：当归、生地黄、熟地黄、黄芩、黄连、黄柏各等分，黄芪加一倍。共为粗末，每服五钱，水煎，食前服。
此方经临床应用，确系效方。但须注意严格掌握主治、适应症，阴虚火盛者宜。我用此方的经验是加酸枣仁，可增强治效。《丹溪心法》承认当归六黄汤是治盗汗良方， “但药性寒，人虚者，只用黄芪六一汤；盗汗发热因阴虚，用四物加黄柏，兼气虚，加人参、黄芪、白术”。朱丹溪还认为伤寒盗汗由于“心虚所致，直敛心气，益肾水，使阴阳调和，其汗自止”。
对于盗汗患者阴虚而火不盛者，我常用玉屏风散(《丹溪心法》方：黄芪、防风、白术)加生熟地、生牡蛎、浮小麦施治，这种治法也是从丹溪学术见解中得到的启发。又据明·张介宾治疗汗症的经验，他认为不论自汗、盗汗均可随宜择用麻黄根、浮小麦、乌梅、北五味、小黑豆、龙骨、牡蛎之属作为止汗收汗之剂。(见《景岳全书．杂证谟》)清·罗国纲《罗氏会约医境》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张介宾还特别提出：“黄芪得防风而力愈大”。他对汗证的选药和配伍，于临证颇有借鉴、参考价值。
须予指出的是，盗汗可因于肝胆之火而发病。如清·沈源在《奇证汇》中提到吴篁池治秦状元案，患者“三年盗汗，每寤衣被俱湿，饮食起居如常，经数十医不效”，吴诊其脉，“六脉如丝，却悠扬无病(六阴脉)，惟肝脉中取弦实”。诊为“肝胆有火……，用小柴胡汤加当归、生地、丹皮、霜桑叶，不数剂而愈”。
此案有两点值得注意。(1)汗出明显大于阴虚盗汗；(2)脉象不同(阴虚盗汗以细数脉居多)。由此可见，盗汗未必一定是阴虚所致，但肝胆之火则属一种较少见之病因、病理。作为一名医生，学术经验水平之“更上一层楼”，就须“知常识变”，辨证治疗掌握圆机活法。
盗汗的外治法，古代方书中有所载述，但我比较欣赏的是明·龚信《古今医鉴》中所介绍的简便方。主以“五倍子末，津调填满脐中，以绢帛缚定，一宿即止；或加枯矾末尤妙”。我不成熟的经验是，五倍子用量倍于枯矾末较为适宜。我常用此方治疗汗症，不论盗汗、自汗均有效。
最后讲一下阴汗的治法。阴部多汗临床实不少见，有些异性患者羞于主诉，故医生须据所见“湿热”病证，主动地问询患者。因为阴汗大多由于下焦湿热不行所致，症状为阴部(或阴囊)汗出，治宜以渗湿、利小便为大法，方用滑石12克，龙胆草、猪苓、泽泻、云苓、白术各6~9克，肉桂1.5克，灯芯20支。水煎服(此方见于明·孙志宏《简明医彀》)；或斟酌配合外治(扑粉)法，方以煅蛤粉、煅牡蛎各等分，研极细，绢袋盛扑。
也有例外的情况，即患者有阴汗而湿热不明显，但有肾虚见证。前人有用青娥丸(《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补骨脂、胡桃肉、杜仲、大蒜)施治者，而外治法则与湿热阴汗无异。
六、尿血
明·孙志宏认为“诸失血多属君相二火，诸经之热，煎逼其血而出诸窍也。色紫赤为热极……”。尿血较多之原因为心移热于膀胱，或因于肝火盛所致。在治疗上有一点尤须注意，即不可轻用止涩之剂。
我治疗尿血，常酌用以下数方。
1、生干地黄散(《妇人良方》)
此方原治妇人尿血不止，其方药组成为：生干地黄二两，柏叶、黄芩各半两，阿胶 (炒成珠)一两。共为粗末，混匀，每服三至五钱，煎药时加姜三片，去滓温服。我用此方，另加蒲黄末六钱，不分男女，悉可用治。但此方主要用于尿血之轻证，往往服药后一星期左右见效。
2、阿胶散(《医学心悟》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