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危大奇急证之

   孟河名医费绳甫

 

                           

 

   费绳甫(1851～1914年)字承祖，禀承家学，和每有独到之处，治病能兼取东垣、丹溪二家之长，治虚劳主清润平稳，养胃阴则主气味甘淡，独树一帜，成为宗派，有“近代一大宗”之称。求诊者日以百计，中年迁沪，以善治危、大、奇、急诸病享誉于时，因忙于业务，无暇著述，仅于诊余之暇，口授经验。费氏子孙辈皆伟其业。

   孟河费氏，数世业医，代有传人，迄今已14世。费氏原籍江西锴北，因战乱几经迁移，后定居孟河。九世祖云庵公与镇江名医王九峰先生为莫逆交，时相切磋。云庵公常济困扶危，美德彰著，乡里至今称颂。十世祖伯雄公，以擅治疑难杂证著名，登门求治者甚众，名噪大江南北。著有《医醇》24卷，兵燹后失散颇多，现所存者仅《医醇剩义》4卷、《医方论》4卷。立论以“和缓”为宗，认为在平淡之中可获取神奇之效，不尚矜奇炫异而违反轨度；不事迫切求效而反速危亡。尝说疾病虽多，不越内伤外感,不足者补之以复其正，有余者去之以求其平；毒药治病，十去其五，良药治病，十去其七；师古人之意而不泥古人之方，方是善学古人，执古方以治今病，往往有凿枘之相入者。所传加味竹沥汤之治中风；豢龙汤之治鼻血；琥珀导赤汤之治小肠火；玉环煎之治肺热咳嗽；和营双解散之治间日疟等方剂，都有确实的疗效。伯雄公对医德非常重视，曾说：“欲救人而学医者可,欲谋利而学医者不可，我若有疾，望医之救我者何如，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

 

            学 术 观 点
 

   费氏擅治内科杂病，尤以虚劳、调理最具心得。费氏宗李东垣与朱丹溪两家。认为东垣补阳、丹溪补阴是治病两大法门；然东垣未尝偏废阴面，丹溪也多顾及阳分，故吸取两家之长，宗其法而不泥其方。例如对于虚劳的诊治，虽宗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但苦寒之品则尽量避免，恐伤阳也。遇脾胃弱者，则着重脾胃而用培土生金之法，实宗东垣学说。但除宗气下陷者外，升提之品不可用，燥烈之品更当禁忌，恐伤阴也。两者兼筹并顾，有相得益彰之美。绳甫公认为：东垣虽重脾胃，但偏于阳。近代吴澄《不居集》的补脾阴法，实补东垣之未备。丹溪之补阴，尤着重于肾阴，但弊在苦寒滋腻。绳甫公主张脾虚补脾、肾虚补肾，并宜兼事调和胃气；若胃气不和，则滋补肾阴，徒令凝滞；温补脾阳反动胃阴，以致饮食日减，则虚何由能复。《内经》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又说:“胃为水谷之海，五脏六腑之大源。”足见一生气血皆从胃中水谷生化而来。所以不论何脏虚而关系于胃的，必从胃治。倘胃气有权，则五脏之虚皆可恢复。因此胃之关系于一身，实在是最重要的。其治疗原则是：胃阴虚者，当养胃阴；胃阴、胃气并虚者，当养胃阴而兼胃气；此法每多应手。他生平治虚证之所以别心得者在此。

   绳甫公尝谓：“诊断有四要，一曰明辨见证，二曰探讨病，三曰省察气候，四曰考核体质，盖见证有表里、气血、虚实、寒热之分；病源有六淫、七情、痰、食、劳、逸之异；气候有南北高卑寒暑燥湿之别；体质有阴阳、强弱、老少、勇怯之殊，情况各有不同。必须诊断确实，而后随机应变，则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

   他对论治的原则方面，立论也很精辟，主要在于明辨补泻寒温。他认为：病有宜补而以泻为补之道；有宜泻而以补为泻之道。有宜寒剂者，以寒剂为类之引。病在上者治其下，病在下者治其上。病同而药异，病异而药同，其义至微，非心细如发者不能辨。药与病合，虽一药可以瘳疾，盖功专而效速。若不识病源，不辨病症，药品数多，攻补杂施，寒温乱投，失其专力，则病未有不加者，欲求有功，难矣。假令一药可以中病，他味相制，功力不著，作用不显。药有当用则用，抵当、承气，不嫌其猛；附、桂、理中，不嫌其温；参、芪不嫌其补;知柏不嫌其寒。病有外假热而内真寒，有内真热而外假寒；有至虚而有盛候假实，有大实而有羸赢状之假虚；非胆大细心者不能辩证用药。用药如用兵，稍误则成败生死系之。故治疗不辨寒热，不察虚实，孟浪将事，鲜有不偾事者。专于攻伐者，执邪退则正安之成见，正气不复，而邪气愈炽矣。故古人说：“药贵当病，法当应变，得其当，马头可经活命，不得其当，人参足以杀人”。孙真人所谓：“随时增损，物无定方。”

   至于用药之道，他主张贵于切合病机。轻病用轻药而轻不离题，重病用重药而重不偾事。轻病固然不可用生药，但如病重药轻，则姑息养奸，贻误病机。重病投重剂，也要慎重将事，须知“遣有节之师而收制胜之功”之妙。总之，贵在“胆欲大而心欲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