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一瓜
须一瓜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现实中布满小说密码。你一旦按对了，你就能带出一个新世界。我的写作中，有时是为了一句话，比如“火车火车娶老婆没有”。当时有人告诉我这句人对火车的问答，我就想为它写一个小说；短篇小说《雨把烟打湿了》，则是先有了这个标题，而那洇晕感挥之不去，于是我就写了小说。”
《雨把烟打湿了》是须一瓜2003年创作的一个案件故事，但并不是那种新闻报道的案件。估计这与作者多年做法政新闻记者的身份有关。现实中的新闻事件给作者提供了素材和灵感，而文学表达又让新闻事件本身的多了很多延展的可能。毕竟，人们不是生活在沉重的现实世界，人们还需要生活在幻想世界中。对于人来说，这两种世界缺一不可。
须一瓜，原名徐平，生于20世纪60年代，厦门媒体人，著有《淡绿色的月亮》《提拉米苏》《太阳黑子》等。获2003年华语传媒最具潜力新人奖，人民文学年度奖，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短篇小说奖等。很巧合的是，《雨把烟打湿了》正是2003年发表在《福建文学》上的一个短篇。
颁奖词这样评价：“她深厚的写作积累，丰盈的小说细节，锐利、细密的叙事能力，使她得以洞悉生活路途中那些细小的转折和心碎。她重视雕刻经验的纹路，更重视在经验之下建筑一条隐秘的精神通道，使之有效地抵达现代人的心灵核心。她的写作如同破译生活真相，当饰物一层层揭开，生活的尴尬图景就逐渐显形，在她的逼视下，人生的困境和伤痛已经无处藏身。须一瓜把写作还原成了追问的艺术，但同时又告诉我们，生活是禁不起追问的。”
《雨把烟打湿了》讲的是一个出身底层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城市生活中，是如何变态，到最后成为一名冷血的杀人犯。须一瓜在书写的过程中，字里行间透露出了对都市化伦理秩序的反思、对现代汉语表现力的重新发现和对真相的追问与超越。
中国社会从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社会分层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不同阶层的人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因此文学也分成了“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私人写作”、“80后创作”、“新写实小说”、“草根文学”等。这些文学样式诠释了当代众生喧哗的一面，同时也说明了意识形态和宏大叙事弱化后作家对创作的不同选择。
都市的出现，使得一些人成为了被悬置的、甚至是空心人。这是一种无可回避的事实。真实的现实是，大批从农村进入融入城市生活的人们，包括通过升大学或者进城务工的人，都努力在城市谋求一块生存之地。幸运的人，尤其是那些升入大学，读硕士，读博士的人，在城市里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还是有很大概率的。哪怕在城市有了生存之地，也是以失去故乡为代价的。
当然，当厌烦都市生活的人正在努力寻求物质和精神上的“诗意栖居地”时，又不知有多少从乡下赶往城市的人正在殚精竭虑地经营着自我的城市富贵梦。这类人似乎已经跳出了乡野生活的圈子，其所言所行也更多表现出城市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他们有着渊博的知识、实际工作的能力、强健的体魄、还有着博取城市人喜欢的能力，然而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却充满苦闷和无奈，他们只能强颜欢笑地应酬着。
《雨把烟打湿了》的主人公蔡水清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他出生贫穷，但是他现在跳出了乡野生活。至少，他有着高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实际上，蔡水清老家穷得只能睡草铺。“蔡水清家太穷苦了。煮猪食和煮人饭的只有一口锅，甚至没有切猪草的板。”老家的贫穷和城里生活的讲究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这种强烈反差只有一个人知道，而且只有一个人去面对：蔡水清。
毫无疑问，从乡下到城市的艰辛历程中，他们已经获得在城市永久停居的物质基础，有的人因为其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而被刮目相看，但是他们并没有失去对诗意生活的梦想、对自我身份的寻根和对自由意志的探索。只是这些对他们来说很真实的东西在城市氛围的重重包围中显得苍白无力，他们也只能让诗意的梦想戴着重枷起航，在“悖论式的苦行”中艰难生存。
“20世纪90年代教育日益产业化以来，穷人过桥的困难大幅度增加了，工农子弟在大学里遭受的歧视也大幅度增长了，‘文明’的压力，迫使他们要向城市投降，向大款和小资投降，向抽水马桶、按摩浴缸和‘清新爽洁不紧绷’的卫生巾投降。”
孔庆东如是评价《雨把烟打湿了》的文学背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篇小说是“寻根”的一种悲剧诠释，虽然作家没有借助对乡村背景的迷幻和神秘叙述，但主人公蔡水清心底深处“寻根”梦想的破灭使得这篇小说在当代小说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这种“寻根”包括寻找自我的“根”和寻找人类真实的“根”，前一种寻找是为了个体的自由和真诚，后一种寻找是为了揭示人类生存的普遍困境。无论在乡村还是都市，人们都似乎在都市化的进程中迷失了自我。“文明”的都市人和“粗野”的乡下人对都市化都表现出了艳羡情结。
须一瓜的小说常常揭示一个正常人在都市里的不正常和孤独的精神状态，而且这种“不正常”就是主人公进行滴水穿石般的自我身份的确认过程，如《雨把烟打湿了》的蔡水清、《蛇宫》里的印秋、《穿过欲望的洒水车》中的和欢等，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被正常人当作精神有问题的人。
《雨把烟打湿了》传达出了这样的都市精神状态——对既存生活状态的不满但又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主人公蔡水清总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充满悖论的“惆怅”：“他不知道为什么经常有一种惆怅的感觉劈头盖脸地打来。它甚至不是非物质性的，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这种东西的性状，包括气味、颜色、质地，可是，他表达不出它任何一种的物质特性。”
蔡水清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在被都市化的“幸福”的背后似乎总隐藏着痛苦不堪回首的经历。小说开头这样描写被打湿了的、远离都市的远方的青烟：
“透过长走廊钢筋护栏，就可以看到更远的、不知哪家的红砖烟囱在冒烟。青烟不大不小地冒出来，雨不大不小地打在它们上面，但烟还是轻轻地腾起。看是看不清楚，但烟肯定都湿了。”
远处的青烟（抑或是炊烟）被打湿是一种很奇快的现象，或者青烟本身是不可能被打湿的，它不“还是轻轻地腾起了吗”？然而它在人心里已经被打湿了，因为我们听到了被告人蔡水清的独白——雨把烟打湿了。
“雨”与“烟”，都市与乡村两种不同的象征物，对蔡水清的生命进行了不同的建构与解构，与蔡水清的心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对抗关系。他与那些对都市化充满艳羡情结的人们不同的是，他选择了孤独的对抗，即他似乎堂而皇之地、幸福地生活在都市化的光辉里，但他的心灵却固执地坚守着不属于都市化伦理秩序的事物，始终做一个都市生活中“熟悉的陌生人”。
为了让自己在都市的生活中显得合理，显得正常，蔡水清强迫自己、压抑自己做了很多事情：赢得钱红一家的注意和认可，赢得去海外研学的机会，赢得高层次人才的居住地……所以在叙述语气和叙述用语上，《雨把烟打湿了》极其克制，尤其是主人公蔡一清，始终处于一种压抑自己说话，压抑自己语言的状态。
在琳琅满目的当代小说中，有一种很明显的创作现象，即语言的自觉。语言是存在的家。如果找到合适的语言，就等于找到了自我，找到了自我可以存在的地方。作家创作中试图通过“语言的自觉”来发现日常生活语言之外的真实。
小说语言在日常生活之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其效果也显而易见。尽管不同年龄、不同创作观的作家的文学实践表现出多种多样的特色，但是“语言的自觉”成为了当代作家不约而同追求的目标。须《雨把烟打湿了》的“语言的自觉”特征明显，以短篇幅来无限延长信息容量，努力挖掘现代汉语的表现力和生命力。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幸福意识拒绝联想。”这是一种语言封闭现象。一个人生活在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中时，就会耽于现实，拒绝联想过去和未来，就会完全屏蔽外界的种种信息。可是这种现象一旦被打破，后果不堪设想。
蔡水清就是一个拒绝幸福意识的人，他给读者无限想象和阅读的风险，让我们感到一种压迫式的匪夷所思。“联想”一旦成为生活意识中的主导，它就能冲破种种常规秩序和“幸福意识”的控制，这个过程鲜活地体现了“语言的自觉”。
“语言的自觉”一旦避开了私人化写作就会放射出绚丽的光芒。它一方面体现出追求真相的执着精神，哪怕是对一个善意的谎言的考察，也要挖掘到其中所隐藏的权力化叙述和深深的隔膜，如钱红对农村母亲的鄙视话语；另一方面也努力地反省自己，不要在繁华和虚荣中泯灭了自我，哪怕最后以死亡的代价来换取没有“惆怅”的自我，如蔡水清的杀人事件。
《雨把烟打湿了》不是一般的刑侦小说，而是在一片无限的世界里探索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往往又被捆绑在种种特权和“正常”的名义之下，欲罢不能，欲说海休。
蔡水清由农村向城市并最终成为人才的过程中，已经让一种不可能成为了可能。他生得丑，有一头非洲雄狮得头发，他在校园里的种种表现放荡不羁，为什么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钱红会看上他呢？他是这个城市里的引进人才，有机会出国深造，他的前途一片光明，这又成为了一种可能。
蔡水清就在这种“可能”的争取中不断获取属于城市人的标志，属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属性。直到他死，他放弃了别人提供的“精神问题”辩护，心安理得地选择了死亡。这对于一个有美好前程和荣华富贵的正常人来说，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诱惑，然而蔡水清却突破了这种肉体存活和享受的限制，他的这种“突破”是对现实伦理秩序的语言表达方式的革新，也是一种对自我拷问和审判的语言。
作家在描写种种“可能”时，并不是一味地暴露种种丑恶现象来渲染或唤起丑恶感，对人性和人的生存环境表现出一种本能性的绝望，而是在一种不可思议的单纯和明朗中传达出富有爆破性的信息，延迟我们的想象力和判断力，并且能够制造我们的同情性理解。
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现实世界，像一则新闻报道和刑事案件一样，最精确地报道和记载了一个农村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小说的故事像一个真实的新闻报道和刑事案件，但是小说的审美内涵则是探讨一个非现实世界里的种种可能。正如作家自己所说：“新闻提供事务性的真实，小说开掘的是内在的真实”。
谁又能够读懂蔡水清的心灵？谁又知道他心里还有多少黑暗的区域需要光明？钱红不知道，她的家人也不知道，她只知道现实里的蔡水清是一个体贴的丈夫，蔡水清的工具性大于他的思想性。蔡水清的兄弟姐妹也不知道，他们把他视作背叛乡村的人，他们之间有着隔膜和陌生，他们只知道蔡水清是一个有钱的人，钱能够让他们取消指责。或许只有蔡水清的母亲知道儿子的“惆怅”，母亲的离去才让他嚎啕大哭。
这里作家并没有给我们道明，而是让我们在她的叙述中隐隐约约抓住了酿成蔡水清悲剧的某些原因，达到了中国山水画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趣旨。有的批评家也看到了作家运用案件式语言的意义：
“她所选择的叙事策略在于将案件本身的境况作为一种极端情境，借助这种极端去透视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波澜，当读者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或者是读者直接融合于人物的心灵视野，读者就对人物的行为选择具有更多同情的理解”。
对于蔡水清来说，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都完全为金钱所左右。小说中对金钱的描写相当简略但讽刺意味浓，如蔡水清拿5000元息事宁人，钱红家人出高价请名律师等事件。蔡水清与名律师的对话关于钱的对话值得细细体悟，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须一瓜自觉运用新闻式语言写作的魅力：
看到律师，蔡水清平静礼貌地点了个头。
名律师说明是家里人请他做辩护人的。
蔡水清笑了笑，轻声说，太浪费钱了。
名律师很敏感，马上说你可以撤销委托。
蔡水清抱歉地笑笑：我只是说说而已，请你别介意。
须一瓜短短的文字里对这两人对钱的态度的描写可谓入木三分。名律师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其要价高，金钱成为了衡量名律师职业水平的唯一标准，但是作为一个有身价的人，他出于自尊和清高又不愿意别人提钱的事情；而蔡水清对钱的抱着一种欲说还休的态度，从他轻声说“太浪费钱了”的语言中，我们发现蔡水清其实并不是真的在说钱多的事情，而是对自己的一种暗示——这种暗示与自己农村人的身份相关，同时也与自己对待杀人事件的明确态度有关——他已经杀死了自己，他下定决心要承担杀人事件的后果，重新找回真实的自我缺失的部分。
作为记者出身的须一瓜来说，揭示生活的真相应该在记者职业视野的范围之内，但是真相背后还有真相，就如同柏拉图“摹仿的摹仿”一样，新闻报道毕竟不能叙说第二层真相。因此，作为具有想象性和虚构性的小说便成为叙述第二层真相的重要媒介。小说不仅仅展现一个杀人事件的事实和判决，而且更重要的是凸显杀人事件的文化心理动机、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杀人事件 对人类自身存在和命运的思考。
“她不是就‘案件’论‘案件’，而是通过思想的深刻性，对种种社会诉求和公众情绪给予高度的关注，并挖掘这种状态背后的本质东西。她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通过作品清晰地传达给读者。”
《雨把烟打湿了》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获得了无与伦比的社会伦理意义，也正是从这个层面上丰富了都市和乡村二元对立的对峙局面，使得这篇小说的基本主题和美学内涵变得复杂而深刻。
《雨把烟打湿了》的叙事节奏比较缓慢，对蔡水清的大学生活和婚后生活时不时地进行插入式叙述。这种叙述方式一方面减缓了刑侦小说的紧张感和迫近感，延长了对蔡水清生命和性格的叙述，使得读者对蔡水清的“惆怅”和善良的性情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也扩展了小说的社会内容，如小说中对出租车司机充满牢骚的描写和对卖鱼小女孩的描写等等，给主人公心理危机的郁积和爆发无限延长了时间，直至精神扩充到最大强度而杀人。
因此，“杀人”行动就显得不唐突，而是主人公精神状态自然发展的结果。蔡水清在出租车司机身上看到了自己——充满臭味和肮脏语言的自我，只是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生活在都市文明化的不自觉的训导和制约中暂时搁置了这个自我。蔡水清的自我发现不是灵机一动，而是内在自我与外在现实的双重作用使然。这种发现让蔡水清看到了自我存在的困境和真相，他的生命已经不能承受之重，因此选择了杀死自我。
小说的真相之一是小说的富有诗性的死亡气息。
小说在严肃的现实伦理秩序背后把握了特殊的审美质感，一种对于死亡的诗化叙述。作家试图在价值多元化、都市化的后现代社会中重新找回一种现代性，即对某种价值和理想的忠诚和追求。这种忠诚和追求可以理解为作家进行自我超越的方式，既实现对新闻写作真实感的超越，又可以对想象世界加以开拓。
当代小说很多只是努力展示现实的众生百相，对于现实之外的很多问题总是在残酷的现实中加以回避。而《雨把烟打湿了》既有对现实的残酷揭示，也有对它的反抗和超越。蔡水清不可思议的杀人已经超越了现实经验的意义，而深入到人的精神状态。
杀人事件本身是一种通过诗化和想象建构的心灵图景，就像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蔡水清的“变形”也是显而易见的，格里高尔作为虫子的死亡和出租车司机作为蔡水清的另一个自我而死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蔡水清和格里高尔同属于一种被边缘化、被异化、被孤独化的人，他们的死亡带着普遍意义的价值，他们与现实的陌生表明他们都试图逃脱现实伦理秩序的约束。
因此，这种充满死亡气息的困境不仅仅是他们一个人的，他们“变形”的抗争方式也书写了一个时代中追求精神自由的、孤独的人的普遍命运。
小说的真相之二是对自我的怀疑和否定，对事情多面性的认识。这与作家的创作观念相关。
须一瓜说：“我对我生活其间的世界充满疑虑，同时，我对自己的认识世界的目光将信将疑；我经常不能如意表达，也无法建立起我所表达的恒久意义的完全信任。但是，不能克制的是，我在试图去做，真诚地、孤独地去做。”
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具有不确定性，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也具有不确定性，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人的性格的变化更加深不可测：
“也许，那个耐心倾听一个伤心女人痛哭的陌生人，他刚刚受过贿；也许，那个为别人留灯的人，多次背叛妻子或丈夫；也许，那两个留着鞋垫头帮助买菜老婆婆的痞子，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当然，这是我的不礼貌推想，但这都是可能存在的人性景观，因为，这就是真实的我们。”
蔡水清是一个真诚地履行了叙述者（作家）意图的人物，集怀疑、孤独和真诚于一身。在大学时代，蔡水清还能把自己较为自然和疯狂的性格展现出来，但是接触钱红及其家人后也慢慢学着城市文明人的样子来改造自己。这种“改造”一方面是主人公对自我身份的怀疑，从而主动按照钱红的要求重新塑造自我，另一方面也是都市化、文明化的诱惑使得蔡水清慢慢放弃了自己的农村人身份，想做一个真正的城市人。
于是我们看到了蔡水清无微不致的体贴，为妻子捶背，为岳父撬好山核桃，为姐姐倒垃圾等等，蔡水清无可挑剔地尽到了好丈夫、好女婿、好兄弟的责任。但是这些“繁华”的后面，却是蔡水清的孤独和惆怅，他没有真心的朋友，也不想去参加老乡会，他内心的苦闷只能独自承受，他孤独地过着充满煎熬的内心生活，与强大的都市化伦理秩序的矛盾也越来越白热化。
到最后，我们看到了一种解决该问题的办法——他抛弃了都市伦理强塑造成的虚伪的自我，并且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从容地面对死亡，这或许是蔡水清自我否定的真正意义，即在死亡中获得真实的自我。
“一份处理决定和判决书，只能告诉我们什么不能干，而优秀的文学，是让我们洞见，在判决裁定的后面，那个生命蒸腾的丰沛世界。它使我们在人性万花筒面前停留，获得见识，让我们拥有更深刻的理解力，去感受真实、接纳同类与万物。”
对于蔡水清来说，那一份判决书或许算不了什么，他真正收获的是对自我的接纳，只不过接纳自己的方式发人深省。 当然，对于读者来讲，也收获了一份沉重：对自我身份的叩问？对生命活着的意义的追寻？对夫妻关系的理解？对自我精神成长的重视？……
当代生活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变得丰富多彩，那么当代小说在这种时代背景中，也同样体现出这样的面貌。现实和文学，文学和现实，某种程度上互相补充。有文学的现实是幸运的，因为文学可让现实多一些诗意，多很多思考；有现实的文学是真诚的，高级的，哪怕面对都市化给人心带来的恶劣影响，这样的书写容易让人亲近。就像须一瓜所说：“文学才是世相人心的工笔画，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以相对深刻和全面的知觉，去触摸人生的凹凸裂隙。”
都市化是人们无可回避的事实，但是能否反思乃至超越其负面影响是作家的艺术思考所在。须一瓜以其真实而勇敢的笔触描绘了人们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并努力挖掘其中所隐藏的信息，为现代汉语的小说创作从内容到形式添砖加瓦，既有对现实丑恶现象的揭露，又特别关注人性的发展，为寻求自由、真实的个体做着不懈的努力。
哪怕这种寻找看似失败了，就像蔡一清没办法在城市里立足（精神上立足），但是如何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无疑是漂泊的人最应该思考的。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乡下到城市，从一个小地方到一个大地方，很多人都在这样的变迁和漂泊中越来越远离真实的自己，或者把真实的自己给遗忘了，这个时候如果遇到这样的故事，遇到这样关注精神成长的故事，一定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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