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箩

    父亲几乎挑了一辈子的箩，不过他的少年梦想肯定不是做一个挑箩的农民，但谁的人生能完全由自己决定呢？

这大约是父亲自己添置的第一担箩，一九七八年，父亲28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也是他意气风发的年龄，那一年，他的大儿子8岁，二儿子5岁

    大约是父亲十六七岁时的某天，县采茶剧团来万合公社罗家村宣传队挑苗子。父亲那时候是罗家宣传队的主角，京剧唱得很好，演《红灯记》父亲便饰演李玉和，演《白毛女》父亲便饰演大春，一直是C位男演员。

    不过那天因为祖父前一天去隔壁公社苑前公和圩贩东西回家卖，祖父挑空箩去挑满箩回，路上肯定吃不消，祖母便吩咐父亲一大早去路上接肩。等父亲挑着一担箩浑身湿漉漉地出现在家门口，已是黄昏时分，剧团的人已经离开了，带走了另外一个人。

    想来父亲命中注定就是做个挑箩的人。

    在他的那个时代父亲算是有文化的人，读到了初中毕业，读书看报不在话下，字写得也漂亮。父亲是家中长子，祖父40岁就因肺结核而脱产没有收入，他隐隐约约有长子如父的意识，想带着三个弟弟把这个家经营好。这让他做着穿着丝袜皮鞋上班的光宗耀祖护佑弟弟们的梦。

    命运好像并没有完全抛弃他。大约是1970年，为了解决全县稻种培育的问题，县农业局筹建了一个二级单位良种场，需要许多农业工人，父亲因为读了几句书而成了良种场的第一批职工，算是吃上了公家饭。虽然做的事还是脸朝黄土背朝天，但洗脚上岸后，也是商品粮，回老家休假仍旧是可以穿丝袜和皮鞋的。我记得童年时看见父亲穿着皮鞋蹬着脚踏车出现在村口时，我的心里是骄傲的，我想父亲心里也是骄傲的。

    不过父亲的起点是个职工，终点也是职工，并且最后在90年代的下岗潮中成为了一名下岗人。

    父亲和母亲结婚是1969年，那一年父亲19岁。1970年哥哥出生，父亲成了良种场的职工。一个20岁的父亲，家中有一个因病脱产的父亲，还有三个弟弟没有完婚，父亲肩头的担子非常重。

    不过父亲的肩膀够宽够厚，他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母亲说初始外祖母是不同意母亲嫁给父亲的，说实在是太穷了，嫁到他家就是受罪。外祖父当时大概是同公社沙湖大队的革委会主任，比外祖母头发短但见识长些，他说：“我看这个后生仔眉清目秀，人也机灵，品行也不错，嫁人只嫁人又不嫁钱，穷不会生根的。我看就这么定了。”

    最初当然是受罪，母亲说分家就分了一口锅和几个碗，煮饭炒菜都是临时架几口砖的简易灶。外祖父看不下去，吩咐舅舅们用箩挑来了粮食和其他物质，也给了钱，算是暂时缓解了父母家徒四壁的尴尬。

“自力更生”是父亲对自己的要求，这也是中国父亲们的价值追求

    或许是岳父的赏识，父亲觉得要对得起他，在良种场很上进。母亲说当时的场长也是万合人，水平有，可惜是个睁眼瞎，不认识字。于是上面来了文件便要父亲给他念文件，还要翻译成万合话。父亲显然是受到重用，做了场里一班的班长，成了场里的业务骨干。

    父亲算是看到了生活的希望，1973年我也出生了，父亲成了两个儿子的父亲，干劲也更足了。后来袁隆平团队在海南岛发展杂交水稻培育试验，父亲成了县里派去海南岛学习的领队。这几年是父亲的高光时候，每个人都会有人生的高光时候。不但场里继续发工资，去海南岛也有补贴。从海南岛荣归罗家时，父亲骑着新买的永久牌，永久牌上挂着武汉牌收音机放到最大音量，手戴明晃晃的钻石牌手表，黑头皮鞋油光锃亮。

    父亲一辈子是个很正派的人，他当然希望把家庭搞得红红火火，但前提是靠自己的肩膀。在肩挑手提的上个世纪，父亲没有失去本色，和母亲商量着要添置各式各样的生产工具，准备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

    在老家，父亲添置的一担箩还在，不过只剩一只了，我不知道这是父亲请篾匠师傅打的第几担箩。箩，上圆下方，四面写了字，署名为了宣示主人，置办年份也有。我最感兴趣的是箩的一面写了“自力更生”四个大字，这是父亲的心迹体现：一是他的价值追求，他不靠任何人，靠自力；二是对自己的自信，对未来的向往，他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可以实现更生。

    这担箩是父亲为在农村老家的母亲打的，但使用得多的肯定是父亲。每次放假回家，父亲要用它挑谷子去机米厂把米机好，要用它把粮食挑到粮站完征购粮，要帮母亲去地里把谷子挑回家，舅舅们姨妈们结婚了，父亲要挑上一担酒（万合习俗弟弟妹妹结婚，出嫁的姐姐要送酒帮衬）从罗家到外婆家，箩是父亲承担孝老养幼爱妻责任的重要工具，他挑的不仅仅是箩里的东西，挑的是一个男人沉甸甸的责任。

    大约1985年，泰和农村的分田单干已经结束了。良种场也计划把几百亩水田承包给场里职工，老家人多地少，赚不到几个钱。父亲一口气承包了17亩水田，带着全家从罗家迁到良种场安家，准备大干一场。

“共样一担”表示相同的箩有两只共一担，有了劳动工具，父亲更勤快了

    良种场父亲带着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直到1995年，整整十年。这十年是父亲最辛苦的十年，17亩水田一年两季全收全种，没有机械，全靠肩挑手提，尤其是暑假的抢收抢种，那是地狱模式的开启，父亲还觉得不够，养了两头母猪和若干肉猪以及鸡鸭不等，每天起早摸黑干完农活，又要抽空摸闲喂猪养鸡养鸭；这十年也是父亲最富裕的十年，老家来的叔叔、舅舅和姨父们要做大事缺钱，最先想到的就是找良种场的父亲暂时支援一下，父亲也很慷慨，除了好酒好肉招待，一定不会让他们空着荷包回去。

    这十年，也是父亲做了大事的十年，给哥哥完了婚，把我培养成了大学生。这些，都是父亲用箩挑出来的。

    父亲自己挑了一辈子的箩，但似乎不愿意我们挑箩。他愿意自己吃苦，但看不得儿女们吃苦，希望儿女们能吃上一碗快活饭。哥哥89年没有考上高中，父亲张罗着自费把他送到新余电子学校学家电维修，花了不少钱，钱是一担担的谷子换的。

    我读初二时有了厌学情绪，有一天父子三人在晒场收谷子，我们兄弟俩装箩，父亲挑箩把谷子送到仓库。我和哥哥说：“我不想读书了。”父亲刚起肩，听到了，一把撂下担子，操起扁担朝我腿上扫过来一扁担，嘴里骂道：“短命种，你不读书我还要这里担箩累死累活。”我痛得捂着大腿蹲了下去，哥哥吓得目瞪口呆，望着要继续打来的父亲慌忙说：“老弟是开玩笑的，不要打了。”

    事实上，我也不知道不读书能干什么，说不读书确实是开玩笑吐吐槽。但父亲连我开这样的玩笑也不准，他一直觉得我是读书的料。子是父威，我的考上中专或大学是他的梦想，是他的脸面和尊严，也是他累死累活却甘之如饴的源源动力。我不读书，这一切就泡汤了。

    我后来读了大学，也彻底地洗脚上岸，告别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身份。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比农民的轻松不是一分两分。我知道，我这个大学生是父亲用肩上的箩挑出来的，我在万合读初一时数学考零分，父亲没有放弃我，而是帮我转到县城让我从小学五年级重新读过，没有他的英明决策，我会是怎样呢？我无法想象，我只知道，他又多付出了至少两年的汗水。

    父亲2018年去世了，他的箩还在。看到这只箩，我想起了他的一生，也想起了自己的这大半生。我无法回报他了，我只能像他一样，自力更生，想尽一切办法好好培养自己的下一代，让他们比我更有出息，能过上比父辈更好的生活。

父亲把他的名字写在箩上，既是确定自己是箩的主人，也在宣示自己的家经营的不错，一担箩在1978年很值钱，是家庭富裕的象征

    今天我们再也不用挑箩了，但肩上的担子和上一辈的父亲们一样沉甸甸。

    我相信父亲，也相信自己，更相信自力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