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名臣辈出的朝代，也是权相横行的朝代。围绕着忠臣良将，有许多正气慨然的故事，可歌可泣；当然也有着那么一些奸臣贼子，搬弄是非，争权夺利。今天，我们抛开严肃的政治话题，就以见载于正经史料的一些人物故实，以不那么正经的方式，说一说宋朝那些奸臣们如何使用小小的奸计而使阴谋得逞的故事，无他，权作一笑耳。
王旦是北宋真宗年间一位很贤明的宰相，他善知人，多荐用厚重之士，非常得真宗信赖。他看不起奸邪险伪、阿谀奉承的王钦若，真宗打算以王钦若为相（宋代最多可以设三相，一般是二相），王旦不同意，真宗就放弃了，只让王钦若做了枢密使。
大中祥符五年（1012）九月，王旦欲推荐李宗谔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李家贫，王旦对其常有资借。这时枢密使王钦若就向真宗密奏说：“李宗谔欠了王旦的钱没有办法偿还。王旦想把他推荐为参知政事，好拿了赏赐偿还自己的债务，其实不是为了国家选择贤良的人。”此计果然成功，王旦的推荐因此被真宗否定。
翰林学士李宗谔与王旦善，旦欲引宗谔参知政事，尝以告王钦若。钦若唯唯。旦曰当白上。宗谔家贫，禄廪不足以给婚嫁。旦前后资借之甚多。钦若知之。故事，参知政事谢日，所赐之物几三千缗。钦若因密奏宗谔负王旦私钱不能偿，旦欲引宗谔参知政事，得赐物以偿己债，非为国择贤也。明日，旦果以宗谔名闻。上变色，不许。（《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八）
宋朝厚待宰辅官员，俸禄和赏赐极高。依例，宰辅官员除拜日，朝廷要赏赐金银，以示尊崇。参知政事除拜之日，“所赐之物几三千缗”。缗，是古代穿铜钱的绳子。一缗钱，也叫一贯钱，一般等于铜钱一千文，或银一两。三千缗，就等于三千两白银，或三百两黄金，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币大约是九十万元（300*3000=900,000）。这个数目着实不低，难怪真宗信了（难怪才怪了！！！）。
王钦若这货确实是个小人，他还做过几件缺德的事，比如伪作大祥符谄媚真宗压制王旦，使得一代贤像王旦从此有了污点；比如他几句话曲解檀渊之盟离间真宗和寇准，使得寇准因此罢相。俗话说得好，多行不义必自毙；俗话又说得好，好人常短命，祸害遗千年。那么，王钦若的下场又是什么呢？
天圣三年（1025）十一月，宰相王钦若去世，病重时已赐“白金五千两”（RBM:15,000,000），卒后又“赠太师、中书令”（使相），“录亲属及亲信二十余人”（荫补），“国朝以来，宰相恤恩，未有钦若比者”（《长编》卷一O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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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扬的党旗《宋代一两银子和一两黄金等于多少钱？》:对宋代钱币进行了一般性考证。
宋神宗之后，北宋的政治斗争大致分成两派：以王安石、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为代表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范纯仁、韩维、苏辙为代表的守旧派。一朝天子一朝臣，无论是那一派得势，都会将另一派的成员无情的贬黜，将另一派的政治举措全盘废除，翻来覆去，北宋政治渐渐被败坏。苏轼当年就是由于不同意这么做，先是反对变法派，后又主张保留变法派部分举措，而被两派排挤，远贬海南，最后老死异乡。
关于章惇，《宋史》评价他“豪俊，博学善文”。他是王安石之后最重要的变法派领袖，哲宗年间被拜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是名副其实的首相。而人们记住他，大多却是因为他跟苏轼的一段故事：
与苏轼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横木其上，惇揖轼书壁，轼惧不敢书。惇平步过之，垂索挽树，摄衣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苏轼、章惇来。”既还，神彩不动，轼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杀人。”惇曰：“何也？”轼曰：“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惇大笑。（《宋史·章惇传》）
这里苏轼结结实实的黑了章惇一把，从此人们对他的印象就是奸邪狠辣之人。其实，如果再细读原文，就会发现这时的苏轼是很佩服章惇的，因为苏轼“惧不敢书”，而章惇“平过步之”，还把苏轼的名字写在了前面。语言脱离了当时的环境，就容易被误解，苏轼“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杀人’。”这里的“拊其背”其实是很亲密且感佩的举动。比如五代时后唐庄宗李存勖就拊过两个人的背，一个是李嗣源（后唐明宗，可以说是五代时最贤明的一位皇帝），另一个是石敬瑭（后梁的开国皇帝）。“庄宗拊其背而壮之”。就是放在武侠或其他历史世界，章惇的行为也只是豪侠所为，胆子大点又不是错，而后人惑于苏轼调笑之言，又对章惇后期的打压异己的行为不满，所以就说苏轼有先见之明。事实上，苏轼对章惇的评价一直不错，比如：“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苏轼《致子厚宫使札》），又比如在章惇的儿子到苏轼那里求情的时候，苏轼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云麓漫抄》）。苏轼确实是个豁达的人，他的朋友章惇也许不是，但起码，章惇是个正直的人。清朝王夫之在《宋论》里评价章惇说“其德正，其仁大矣”。梁启超在写《王安石传》的时候这样评价章惇：“吾以为惇者有才而负气之人也，奸则吾不知也。”可谓正论。
神宗死后，哲宗十岁登基，宣仁高太后垂帘，尽废神宗法度，九年后，太后驾崩，哲宗亲政，开始了绍述神宗的事业。章惇和曾布不久就被重新启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是首相，也是独相。王曾是知枢密院事，宋朝最高军事长官。两人曾经是志同道合的好友，现在官居显要，一起推动变法事业，本来也许可以有一番大作为，但二人性格不同，政治理念有差别，渐渐的在权力斗争中形成了敌对的暗流。而章惇正直，王曾圆滑，似乎已注定了章惇的悲剧收场。
元符三年正月己卯，哲宗崩，皇太后垂帘，哭谓宰臣曰：“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章惇又曰：“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皇太后曰：“神宗诸子，申王长而有目疾，次则端王当立。”惇厉声对曰：“以年则申王长，以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皇太后曰：“皆神宗子，莫难如此分别，于次端王当立。”知枢密院曾布曰：“章惇未尝与臣等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相继曰：“合依圣旨。”皇太后又曰：“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于是惇为之默然。乃召端王入，即皇帝位，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宋史本纪第十九·徽宗一》）
皇太后向氏哭谓宰臣曰：“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事须早定。”章敦厉声曰：“当立母弟简王是。”太后曰：“老身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敦复曰：“以长则申王当立。”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有立。”敦又言：“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毕，曾布叱之曰：“章敦听太后处分！”乃召端王佶入即皇帝位。群臣请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后以长君辞；帝泣拜移时，乃许之。（《续资治通鉴长编》）
在关键时候，曾布一句“章惇未尝与臣等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甚至叱之“章敦听太后处分！”（长编的这一段似乎有许多不合常理之处）将章惇推到了无所臂助的边缘，由此，宋徽宗登上了帝位。连一直在黑章惇的《宋史·章惇传》也说“惇敏识加人数等”。《宋史本纪第二十二·徽宗四》也这样感叹到：“哲宗之崩，徽宗未立，惇谓其轻佻不可以君于下。……宋不立徽宗，不纳张觉，金虽强，何衅以伐宋哉？以是知事变之来，虽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
徽宗登基以后，章惇就开始受到了排挤。“言者劾其不恭，罢知越州，寻贬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论其欲追废宣仁后，又贬雷州司户参军。初，苏辙谪雷州，不许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为强夺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是，惇问舍于是民，民曰："前苏公来，为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徙睦州，卒。”（《宋史·章惇传》。宋史不遗余力的黑章惇，连街谈巷闻也用上，也是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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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映日荷花《等闲变却故人心 ——苏轼与章惇》：叙述了章惇与苏轼友谊的始末。
2. 薛谋崇《章惇传辩》:对《宋史》将章惇列入《奸臣传》从变法、开边、立帝三方面进行了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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