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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玲
沙路迢迢古迹存，
石幢卓立号燕墩。
大都旧事谁能说，
正对当年丽正门。
这是清代的一首竹枝词，说的是位于永定门外大街路西铁道南侧的、立有著名乾隆御碑的燕墩。关于燕墩的始建原由，史料中记载的不多，我在清于敏中等编《钦定日下旧闻考》中查到如下记载：“燕墩在永定门外半里许，官道西，恭立御碑台。恭勒御制《帝都篇》、《皇都篇》。其制，砖为方台，高二丈许。北面西偏门一，以石为之。由门历阶而上数十级，至台顶，缭以周垣。碑立正中，形方而长，下刻诸神像，顶刻龙纹，面北恭镌御制《帝都篇》，面南恭镌御制《皇都篇》，均清、汉书。”而这首竹枝词虽只寥寥四句，却道出这燕墩的故事多多。
沙路迢迢古迹存，石幢卓立号燕墩。
两句诗为我们指明了燕墩的地理位置。
早年间，出了永定门以后是一条由人、马、车走出来的沙土路，下雨满地泥，刮风沙满天，您从沙子口这个地名儿就可以想象出那黄沙满天的情景。明、清时，永定门既是重要的出城通道，也是保卫京城的战略要道。出于战略防御的需要，清政府曾在永定门外安扎了72座营盘，所以当地流传有“永定门外七十二营一挡”之说，而这“一挡”指的就是燕墩。不论从战略制高点或城南镇物的角度去理解，燕墩都被看作是人们心理上抵挡外来侵犯的屏障。但从历史资料的记载上看，“一挡”没能挡住满清攻克明朝皇都、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日本侵略者的侵犯，永定门总是北京陷落的一个攻破点。
后来人们对燕墩的依赖远不如古人了，虽然在1984年燕墩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但它也只能屈身于一片居民住宅区里。直到永定门城楼复建以后，这儿的路宽了，也通畅多了，燕墩才得以亮身于永定门外铁路桥的西南角上，与永定门城楼隔河相伴，组成北京城南的亮丽景观。
我曾在燕墩周边整治前去过那里，这是个平面呈正方形的高台，高9米，上窄下宽，台基底部每边长14.87米，从北面偏西一个对开的石门进入，登上石阶，便来到燕墩台顶。台面每边长13.7米，以前台顶上有0.5米高的女儿墙，现在已经没了。中央有方形台基座，上面立着的便是通高8米的乾隆御碑，它是乾隆十八年（1753年）重修燕墩时立的。仰视时，甚觉巍峨壮观，碑首雕四角方形攒尖顶，四条垂脊各为一龙，腾身跃起聚向宝顶中心。碑身的南、北两面分别以满、汉两种文字对照形式镌刻清乾隆十八年(1753)高宗弘历亲撰的《皇都篇》和《帝都篇》两篇碑记。能看得清楚又感觉有意思的是它的基座，那是个束腰须弥座，座四周以云、龙、菩提珠、菩提叶等为图案雕了5层，束腰部位精雕了24尊水神像，用高浮雕技法表现他们袒胸跣足、悠然自如、坐驭惊涛骇浪之上的生动神态，可以说是精美极致的石雕艺术品。
大都旧事谁能说，正对当年丽正门。
燕墩在元、明时期叫“烟墩”，它的起源得归功于元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他可是元世祖忽必烈身边的一位奇人，佛、道、儒三教精于一身，尤其对《易经》研究颇深。他将道家的五行学说运用到元大都的建设中，还分别在东、西、南、北、中五位设置镇物以镇金、木、水、火、土，定都城之平安。东是神木厂的金丝楠木镇木，西有大觉寺的大钟镇金，南为永定门外燕墩镇火，北是昆明湖的铜牛镇水，中间则是当时北京城内的最高点景山镇土。是否真有震慑之力，咱谁也说不清，反正除了神木厂的神木，那四样东西一直在原地呆了好几百年。燕墩也一直履行着坐镇北京南方的火神祭坛之职。
很有研究价值的是燕墩所处位置。按这首竹枝词中“正对当年丽正门”来说，这里应该是元大都中轴线的最南端。我们现在定位的北京城中轴线是从南端的永定门城楼到北端的钟鼓楼，然而最新的《北京卫星影像图》显示，作为北京中轴线北端标志的钟楼与永定门并不在一条直线上，也就是说北京的中轴线在明朝建北京城时就已向东偏移了300米，而这300米又正是燕墩与永定门之间的轴线间距。由此显见，燕墩与钟楼同在一条直线上，而这条轴线的北端延长线所指便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发祥地——元上都，这一要将两都的“王气风水”连为一脉的设计思想，只有刘秉忠这位精通《易经》之人方可为之。
对于燕墩，我认为最有价值、也最为吸引人的便是那两篇碑文——《帝都篇》和《皇都篇》。当时我去燕墩时，由于碑体太高，不能看到碑文的全部，也只是在《钦定日下旧闻考》中看到碑文内容。2005年，这块御制碑的姊妹碑在先农坛出土，人们才得见“乾隆十有八年岁次(在)癸酉孟夏月御笔”。要说这块碑可真是历尽艰辛，早先这块碑立在天桥十字路口西北的斗姆宫里，民国时有人把它移至了先农坛东北外坛墙下，后来不知何人又将它移至先农坛内坛的东北角，埋入地下，现在这块碑立在首都博物馆，有兴趣的人可前去一观。
把碑文认认真真地读上一遍以后，对乾隆皇帝的历史知识和文字功底深感钦佩。以《帝都篇》来说，他只用了300字，便将尧、舜、夏、周、春秋、三国、直至元、明、清对都城的择址观一一叙述，还表述了最适合作为帝都的四个地方是西周镐京、东周洛邑(今洛阳)、汉唐长安(今西安)和明清北京，而这四个地方比起来，最适合定都的便是北京。北京西有太行山，东临渤海，南近黄河和济水，北有居庸关天险。这里既方便海上交通，又可以通过经商大运河，把南方丰富的物产运抵京师，具有前三个古都无法比拟的重要的战略地位。文中，乾隆认真总结了历史上帝王统治中失败的教训，认为“然在德不在险，则又巩金瓯之要道也”，阐述了治理国家要以德服人的理论，这在碑文的最后以四句诗表述得更为明确：“我有嘉宾岁来集，无烦控御联欢情。金汤百二要在德，兢兢永勖其钦承。”正是这种以和谐治国的理念，使满族治国呈现出康乾时期的昌盛繁荣。
《皇都篇》则用简练的语句叙述了北京自陶唐至清的历史沿革，描写清朝入关以来，富庶兴盛的景象：“玉帛奔走来梯航，储胥红朽余太仓。天衢十二九轨容，八旗居处按界疆。”写到此处乾隆笔锋一转写出一句“富乎盛矣日中央，是予所惧心彷徨。”表现的是居安思危的治国的理念。
由此可见，乾隆御制碑具有历史、政治、文学等多方面的价值，从而也更加强化了燕墩作为文物的历史性、艺术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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