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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大一统

阅0转02017-12-06

  中国,是咱们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的地方。近百年来,中国饱受屈辱,血流成河,泪流成河。1925年,闻一多写过一首诗,叫《一句话》,“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这句话是什么?就是“咱们的中国”。1935年,方志敏临刑前,在狱中写过一本书,字字血,声声泪,他的手稿,托鲁迅带到延安,题目是什么?就是“可爱的中国”。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这个中国。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咱们这个中国,它是怎么造出来的,怎么自己把自己造出来的。
这话要从头说起。
一、两次大一统
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是中国的两次大一统。
首先我要讲一下,“大一统”是个什么概念。
历史上,人群都是由小到大。塞维斯(Elman R. Service)有个理论,他说,人群,由小到大,从一盘散沙到聚成国家,要分四步:游团(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国家(state)。最后一环是国家(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5)。
国家,有小国,有大国,小国变大国,怎么变?苏秉琦说,中国古代,经三阶段:古国-方国-帝国。如套用西方的概念,古国是chiefdom,方国是kingdom,帝国是empire。帝国最大(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107-140页)。
历史上的大帝国,欧洲古典时代,有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和恺撒是他们的骄傲。但他们的大帝国,比不了东方大帝国。东方,前有亚述、巴比伦、波斯,后有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蒙古帝国、莫卧尔帝国和中华帝国。我们要知道,东方大帝国,在西方人的心里,一直是阴影,既影响他们的历史观,也影响他们的政治观。
汤因比讲世界文明,非常看重“大一统”,一是国家大一统,二是宗教大一统([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235-317页)。中国的特点是什么?不是宗教大一统,而是国家大一统。(汤因比说,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现在只剩两个,一个是俄国,一个是中国。这两个“红色帝国”,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大体系来说,对英美式的帝国主义来说,一直是两个异类,两个变数。)
“大一统”这个词,来源是《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秋是个四分五裂的时代,四分五裂才讲大一统,讲孔子怀念的西周大一统。西周大一统,是第一个大一统。第二个大一统,是秦始皇的大一统。它和西周封建相反,不是靠热乎乎的血缘纽带和亲戚关系,而是靠冷冰冰的法律制度和统一标准。中国的大一统,是靠这两股力,热一下,冷一下,共同造就。
秦始皇是“中国的亚历山大”,但从未得到过亚历山大在欧洲享有的殊荣。因为秦朝短命,汉朝诋毁,他一直背黑锅。
历史都是由征服者撰写,由胜利者撰写。周人不可能说商人的好话,汉人也不可能说秦人的好话。几千年来,儒家掌握话语权,两个大一统,周好秦坏,这个调子,是汉代定下来的。汉受惠于秦最多,但最爱骂秦的,就是它。
《汉书·天文志》有段话:“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
这段话很有意思。一个人,生命有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般只能碰到一小变。中变,百年之变,很难碰上,也许是听爸爸妈妈讲。大变就更难碰上。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他的意思是,从西周开国到孔子那阵儿有五百多年(西周开国,断代工程定为公元前1046年。其他异说,大抵在此前后。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距西周开国约四百九十五年),已经该出王者,该出圣人了。这就是讲大变。他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年矣”(孟子讲这话是在孟子去齐时。孟子去齐,约在公元前314年后,距西周开国约七百三十二年),早该大变,他要挺身而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中国历史,大变在于周、秦之际,有个谶言很重要,这就是司马迁四次提到,周太史儋的谶言(注意,他也是史官):
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史记·周本纪》)
(孝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献公曰:“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七)十七岁而霸王出。”(《史记·秦本纪》)
后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史记·封禅书》)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这四条,前三条大体相同,最后一条有错字,当以前三条为准。讲话时间,据上文纪年推算,是公元前374年,有回顾,也有前瞻,很可能是倒追其事。“秦与周合”,指周孝王封非子于秦,周人住在周原上,秦人住在汧、渭之会,是老邻居。“合而别”,指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把自己的故土扔给秦人。“别五百载复合”,指秦灭周。秦灭西周(西周君的西周)在公元前256年,灭东周(东周君的东周)在公元前249年。“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怎么读还可讨论,反正是指秦始皇。中国出了个秦始皇。
中国的两次大一统,一次是周克商,西北征服东南;一次是秦灭六国,也是西北征服东南,怎么这么巧?原来西北有个“高压槽”,有个以骑马民族为背景的“高压槽”,就像冬天的寒流,总是从西北横扫东南。(中国历史大有胡气。秦汉以后的隋、唐也是依托关陇和西北地区而崛起。)
司马迁说: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史记·六国年表》)
这话很有意思,周、秦对中国东南的征服都是从陕西出发,就连毛泽东打天下也还是如此。陕西大有王气。
古人说,中国的王气,五百年后才会转到东南,东南没有王气,是始皇东巡,把它压住了。
《晋书·元帝纪》说:
始秦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厌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
此话见于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32年)。始皇东巡有三次,分别在公元前219、前218和前210年,离永昌元年有五百多年。金陵“天子气”,就是后人说的“东南王气”(如南朝傅縡说,“臣恐东南王气,自斯尽然。”见《陈书·傅縡传》)。秦秣陵县在今江苏江宁县南,孙权改名建业,移治今南京市。
南京是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古都,明代开国,也曾定都于此。它是南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古都。
蒋介石的首都就在南京。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有诗,“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1958年4月22日,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周恩来的题辞有段话,“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从1840年到1949年,历时一百零九年,照古人的说法,这只是个“中变”。资本主义有五百年的历史,这才是“大变”。“中变”是“大变”的一部分。(古人说,三大变,积一千五百年,叫一纪,三纪是四千五百年。有趣的是,如从现在往前推,四千五百年前是我国的龙山时代,文明的曙光马上就要跳出地平线,确实非常关键。现在,资本主义已有五百年的历史,照古人的说法,也面临大变。)
1982年,常任侠先生给我抄过一首他的旧诗,其中有这样两句,“东南王气沉幽冢,西北浮云锁玉关。”(《由西安飞乌鲁木齐机中作》)
历史,真是耐人寻味呀!(历史上,中国一直处在北方民族南下的压力下,宋以来是辽、金、西夏和蒙古,明以来是满族。近代不同,北方的背后有俄、日;南方的背后有英、美。民国以来的南北战争,一直是在国际势力的操控下。二次大战,日本南下,是一次南北争。二次大战后,美苏斗法,是又一次南北争。1927年后,国民党围剿共产党,把红军赶到北方,是成就了共产党。共产党,过去是从广州、上海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接不上地气。到陕北后,西征是想接地气,西安事变也是接地气,都没接上。抗日战争后,解放军挺进东北,才终于接上。共产党取天下,是在这种背景下。)
二、年代
中国大一统是个长期准备的过程,不是怀胎十月,而是怀胎两千年。
中国,从秦代起,一直是“大一统”的帝国。“大”是国土大,疆域大,“一统”是制度统一、政令统一、文化统一。秦国的大一统是在古代条件下尽最大努力实现的统一。这种局面,时断时续,一直维持了两千两百年,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西方有个古典对立:西方民主,东方专制。这个说法有偏见,但暗示了某种差异。我们是聚多散少,他们是聚少散多。他们的传统是分,即使合起来,也是合中有分。
西方的传统是小国寡民,大帝国只有两个,都是松散联合。一个是马其顿帝国,昙花一现;一个是罗马帝国,长点儿,但蛮族南下,土崩瓦解。从中世纪到现在,欧洲一直是小国林立,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号称大国者(如大不列颠),都是靠海外殖民,复制和联合。
欧洲人老说,前有埃及、亚述、巴比伦,后有波斯、阿拉伯、奥斯曼,大帝国是东方国家的特点。这些大帝国,主要在欧亚大陆的中部。往东走,是中亚和印度;再往东走,是蒙古和中国。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欧洲人看地图,总是从西往东看,第一是欧洲,第二是中近东,第三才是远东。美国在英国西边,更是这么看。地缘政治,战略上的轻重缓急,一向这么排。)
小国变大国,怎么统一?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
这话对吗?
也对也不对。事实上,历史上的统一,还是和杀人有关。秦就是靠杀人取天下(这很讽刺)。不靠杀人不行,光靠杀人也不行。
国家,从分到合,从小到大,是个残酷的过程。它,对内用刑,对外用兵,都离不开杀人。但光靠杀人行不行?不行。特别是马下治天下,尤其不行。
马下治天下,主要靠两条,第一是宗教,靠神道设教,靠虚拟领导,靠共同信仰;第二是国家,靠世俗君王,靠贵族礼教,靠官僚体制,靠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
国家和宗教是什么关系?大体有四种组合。四种组合是四种模式:
(1)宗教、国家一元化,不但国家统一、宗教统一,而且政教合一。如埃及法老,既是神,也是王。世界很多国家,包括早期中国,都是政教合一。蒙古帝国,选过各种教,最后以喇嘛教为国教,也是政教合一。这是比较古老的统治形式。
(2)宗教、国家多元化,政和教都是分裂的。如印度,是古国中宗教最多,国家也最四分五裂的地方。英国的殖民统治强化了这一点。上世纪五十年代,东西方抬杠较劲,印度和中国,一直是看点。殖民主义加古老传统,“民主即分裂”,印度最典型。
(3)宗教一元化,国家多元化,宗教是普世宗教,凌驾于国家之上,具有超国家的性质。如基督教世界,源头是犹太教,犹太人是亡国奴,有教无国,他们的教,当然超国家。中世纪以来的欧洲也如此,他们的宗教大一统,是脑瓜大一统,比我们管得更死。
(4)国家一元化、宗教多元化,国家凌驾于宗教之上,宗教受控于国家。如秦汉以后的中国,就是一国多教,只要不造反,爱信什么信什么。有个汉学家跟我说,欧洲宗教太专制,不像中国,村村有庙,千神万鬼,有求必应,就像超市,随便挑,随便拣,还可随时退货。(中国的庙,既是烧香磕头的地方,也是村中聚议和娱乐的地方。庙门外有戏台,逢年过节热闹红火,“要民主有民主,要娱乐有娱乐”,也是他所乐道。)
这四种模式,中国传统和现代趋势最接近。中国的特点是国家一元化、宗教多元化,和西方相反。现代欧洲,虽然还有教皇,宗教大一统仍有很大势力,但国家一元化、宗教多元化,也是大势所趋。
历史上,小国变大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反反复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轮接一轮。研究这个过程,中国是最好的标本。
研究中国,首先要讲年代。探源工程是搞史前,下限是二里头。断代工程是搞三代,下限是西周。年代,越往上走越模糊。
中国的大一统,严格讲,是秦汉大一统,但秦汉以前有西周封建,西周以前有夏代和商代,夏、商之前有新石器晚期的六大块、七大块或八大块,有很长的准备过程。
历史比较,有两种比法,一种是按时间比,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搁在同一个时间表下比。过去,有所谓“综合年代学”,主要就是这么比。这种比法不好。还有一种,是缩天下于指掌,十个手指不一般齐,每个指头有三节,横有横比,纵有纵比,类似进程放进不同地区,时间不一致。世界不一般齐,中国不一般齐。
人类历史,大时段、大背景的研究,主要靠考古。
旧石器时代:主题是人类起源,扩散和定点,各自寻找各自的家园。我们的祖先选择欧亚大陆,选择它的东部,选择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国的两河流域),这个地点选得好。
新石器时代:主题是农业起源和农业革命。欧亚大陆,可供驯化的动植物最丰富,各种发明是平行传播,从人类学的观点看,风水最好。发展农业,发展牧业,可谓得天独厚,比美洲、非洲、大洋洲,条件好,起步早。过去,讲农业革命,都说两河流域最早。最近,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现已改写历史(严文明、安田喜宪《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它的陶片,已突破一万年大关,距今一万四千到一万五千年;糜子、谷子和水稻,也有八千到九千年的历史。
中国,也是农业起源的中心,一点不比西亚晚。
人类早期,仍然值得回味。想起来,最可歌可泣。因为人类很脆弱。人类面临的生存挑战,和几千年前一样,仍然很严峻,甚至更严峻。
天灾:地震、火山爆发、洪水泛滥、旱灾、水灾、风灾、火灾和各种瘟疫,还是人类面临的大问题。世界上,冷热不均,跟人类的贫富差不多。据说利比亚最热,格陵兰最冷,热可热到零上六十摄氏度,冷可冷到零下六十摄氏度(当然,还有很多不同说法)。哪怕再热一点儿,再冷一点儿,大家都完蛋。
人祸:饥馑和战乱,也是老问题。人,饿急了吃人,难免。生番吃人,经常被夸大,其实吃不了多少人。人杀人才是大问题。人,种内攻击胜于种外攻击,任何动物都比不了。文明人不直接吃人,就连牛羊都不直接吃,但杀人如麻,恰恰是文明人。
史前,主要是人与天斗,人与地斗。
文明,主要是人与人斗,人与人斗更突出。
中国文明是三大要素齐全的文明。城市、金属、文字,中国都有。但三大要素,我们最最突出,还是城。
中国的城市,龙山时期,遍地开花;商周时期,很高很大;春秋战国,数量很多,分布很广,很多东周古城,比明清古城还大。张光直教授领导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发掘,汉唐古城(睢阳)、宋代古城(南京)、明代古城(归德府),只有东周宋城的四分之一大。郑韩古城,比明清北京城还高。
青铜器和铁器,西北早,中原晚,大突破在二里头时期,比城晚。
文字更晚,真正的文字体系是见于商代晚期。
这些都是必要的铺垫,但三者并不是齐头并进。
当然,中国大一统,最直接的铺垫,还是两件大事,一件是西周封建,一件是秦并天下。
西周封建,合夏、商、周三国的领土为“天下”,是继承夏、商。它是三代之终结。
秦始皇统一天下,合战国七雄的领土为“天下”,是继承周。它是两周的终结。
前一件事,从夏代开始到武王克商,差不多准备了一千年。后一件事,从武王克商到秦统一,差不多准备了八百年。如果加上汉代的后续工作,也有一千年。前前后后,时间在两千年以上。中国文明史的一半,都花在这件事上。
三、地理
现代中国的疆域等于秦帝国的版图加四大边疆。
“天下”的概念,现在叫“世界”。(“世界”是日语借用佛经翻译西方的world。佛经中的“世界”,“世”是时间,“界”是空间,跟古汉语的“宇宙”差不多。)
“天下”的意思是天底下,千山万水,很大很大。
历史上,世界五大洲,欧亚大陆最先进,现在也如此。(美国现在这么强大,也是占据了类似的地理位置。)
欧亚大陆,东西长,南北短,从东到西分三段:东段是中国文明;中段是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西段是埃及、两河流域的文明,希腊、罗马的文明,还有欧洲基督教文明。每个文明都自诩为“中心”,各自有各自的“天下”。
中国的“天下”是“天子”的“天下”。“天子”的“天下”是他的领土,眼睛再好,抻脖子踮脚尖,不足见其大。
登高,是人类的固有冲动。《圣经》里的巴别塔,就是代表这种冲动。现在,世界上有很多摩天楼。但再高的楼也没山高。
李贺写过一首诗,叫《天梦》。他说,“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九州只是九点烟尘,大海只是一杯水,很小很小。这种梦一样的感觉,只有登临绝顶才能找到。
古人祭名山大川,叫“望祭山川”。“望”是心灵遥感。天子,君临天下,居高临下,就是这种遥感。
古人讲地理,总是祖述《禹贡》。大禹治水,足迹所至,有所谓九州,范围很大,和秦始皇的巡狩范围很接近,使人难以相信。但这类说法,西周中期就有苗头,见于保利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铜器;上博楚简《容成氏》讲上古传说,也提到禹画九州,和《禹贡》大同小异。这些都在秦统一之前。
古代祭名山大川,和九州相配,有所谓“岳镇海渎”。(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五镇:东镇沂山、西镇吴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巫闾山、中镇霍山。四渎:江、河、淮、济。四海:北海、东海、南海、西海。)这些名山大川,散在诸侯,并不属于某一国,而是从很大范围里选出来。当时,秦国还没统一天下,但“大一统”的观念呼之欲出,早就藏在很多人的心里。
五岳四镇配九州,加四渎四海,先秦就有。后世,除唐代加了一个镇,没什么变化(李零《古人的山川》,《华夏地理》2010年1月号,40-65页)。
邹衍的“大小九州”,《山海经》的海内海外,《周礼》的畿服制度,也都是思想走在前头。
可见,“大一统”是个非常古老的梦。
中国的“大一统”,范围有多大?历代不一样。美国汉学家,最最讨厌,就是讨厌“大一统”。这是最有特色的讨厌。他们要解构“永恒中国”,一要破其长,二要破其大。时间上要拿刀切,空间上也要拿刀切。切来切去,只有朝代史,没有中国史,只有小中华,没有大中华,白马非马,非常公孙龙。他们有个定义,自以为颠扑不破,就是“只有说中国话的人才叫中国人”(英语,中国人和中国话都叫Chinese,当中国话讲的Chinese专指汉语)。他们说,商代的安阳人肯定不说三星堆话,西周只是形状像花生中间满是窟窿的一小块儿瑞士奶酪。中国太大,历史太长,你不喜欢,可以,但不能说,它不该这么大,不该这么长,非把它切碎了不行。
过去,讲自然地理,有所谓爱晖-腾冲切割线,有所谓三级台阶。共工怒触不周山,水从西北往东南流,就是描述这块倾斜的大地。考古学家讲,中国大地,从东北到西南,有个半月形的文化传播带,这只是一半。其实,中国沿海,也是个半月形的文化传播带,同样值得重视。
两个半月形地带:山区的半月形地带,主要是戎、狄文化;沿海的半月形地带,主要是夷、越文化。北中国海,是夷的天下,南中国海,是越的天下(从浙江到越南)。
这两条弧线,画出个大圆,是中国的核心区。天下辐辏,各种族群都往里跑,有如大漩涡,有些被吸进去,有些被甩出来。吸进去,变成华夏;甩出来,变成蛮夷。夷夏之辨,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农食于农,牧食于牧,生活方式不一样,居住范围不一样,两者是伴生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国是大国,一直是夷夏杂处,不待现代国家出,就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夏商周活动的地区,秦帝国统一的地区,漩涡本身是个核心区,现代中国,二十八个省和自治区,除东北之大部(辽宁南部进入秦版图)、内蒙古之大部(包头、呼和浩特一带也进入秦版图),还有新疆、青海、西藏,都在它的范围内。
新石器时代,是定居农业的时代。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历年发掘,把点标在地图上,密密麻麻,就是反映定居点。苏秉琦讲区系类型,分六大块:黄河流域三大块,长江流域三大块(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27-84页)。最近,探源工程汇报展(在首都博物馆)分七大块,加了北方边疆。其实,如果把南方的纵深也加上,就是八大块。
这八大块,就是秦帝国的地盘所在。早期定居点是后来中国城市的基础。秦以后,人口增多,但范围还是这么大,城市还是这么多。先秦史还原为空间,正是以此为底色。
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先是周、夏、商三块并列,后是秦、晋(三晋两周)、齐(齐、鲁、宋、卫)三块并列。
中国南方(长江流域):是蜀(巴、蜀)、楚、越(吴、越)三块并列。
苏秉琦讲的六大块,你仔细琢磨吧,就是这六大块。
这个核心区以外,是拉铁摩尔说的四大边疆:(1)东北;(2)蒙古;(3)新疆;(4)青藏。这四大块,忽大忽小,经常变,但核心地区,基本没变。([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案:民国讲“五族共和”[即汉、满、蒙、回、藏五族],就是以传统核心区加四大边疆。)
四大边疆,古人叫“蕃”,“蕃”的意思是藩篱。西方列强瓜分中国,把中国比做一块大蛋糕。他们,嘴小蛋糕大,一口吞不下,老是说,这四大边疆不属于中国,得把这几块先割出去,其他地方,也不必绑一块儿。二次大战后,大英帝国衰败,殖民主义瓦解,西方人又说,世界潮流是民族独立,每个族都该独立。这类说法,既有政治目的作怪,也有文化传统作怪。
他们一直是以“小国之心”度“大国之腹”。对历史上的大国,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大卸八块。
西方列强说,统一的民族国家是现代概念,边疆也是现代概念,他们打我们之前,这两样,我们都没有,所以一切都得推倒重来,这是强盗逻辑。(国家统一是现代国家的前提。有人认为,这个前提,对资本主义的出现,比个人主义还重要。统一的民族国家,一直是现代政治的主体,国家利益有时比意识形态更强有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第二国际解散,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第三国际解散,美、英、苏结盟,都是很明显的例子。)清代,就是因为跟这批强盗冲突,我们才知道领土和疆界的重要,赶紧修自己的篱笆墙。
中国的八大块,北方是重心。历代,中央王朝的首都几乎都在北方,从咸阳、西安到洛阳、开封,一字排开,很多最有名的城市都在这条线上。
中国北方有三条线,35°是王都线,三代王都多在这一线(中国的古都,北京、南京是两个例外。北京与包头、呼和浩特、大同、张家口差不多是一线,位置卡在通往东北和内蒙的要道上,有深厚的北方背景。南京位于长江下游,在古代南中国,比成都、重庆、荆州、武汉更重要。);38°是汉胡拉锯线,两边你来我往,挡在前面;41°是长城线,挡在更前面。长城以北是胡人的天下。历史上,无数族团,你来我往,互为主客,谁都当过主人也当过客人,不打不成交,想分都分不开。
南方,长江以南,瘴疠之地,常被北方人视为畏途。它们和中央王朝的关系,有时还不如四大边疆。
秦始皇五次巡游:东巡,主要是奔山东,围山东半岛转;南巡,主要是去江陵,沿长江一线走;西巡和北巡,主要是视察长城沿线的边郡。东到成山头,西到甘肃、宁夏,北到辽宁、内蒙,南到洞庭湖。
然而,洞庭湖以南,山高水深路远,他没去。
秦并天下,有闽中、南海、桂林、象郡,但始皇南巡,湖南他没去。九嶷山,他只是望祭。里耶秦简有“洞庭郡”,是秦军南下临时设置的郡,就像四野南下,设过中南区,后来撤掉。秦并天下后,这个郡也撤了。里耶古城是大秦帝国治下的小县城,地虽偏远,民户并不少。秦的势力,前锋可达两广,但秦的重心在北方,而且偏西,洞庭郡已相当靠南。
汉代,中央政府对东南沿海控制仍相对薄弱。汉武帝伐南越,发四路大军,西二路走云南、贵州、广西,中路走广东北,东路走江西,都是走水路。伐东越,还从句章即今宁波浮海(句章古城已发现)。打朝鲜,陆军走辽东,海军从山东浮海。海也非常重要。
中国,一面山,一面海,西北是依托欧亚草原,东南是依托南岛诸国,后面有更大更深的背景。
中国文明是东亚文明的一部分,它是这个范围内农业民族与骑马民族的共同创造。
四、物产
吃什么,喝什么,中国人怎么驯化动植物,这是第一步。
新石器时代,主题是农业革命。驯化动植物是头号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文明。
旧大陆和新大陆不同,环境不一样,物产不一样。
新大陆,粮食有玉米、红薯、土豆,油料有花生、向日葵,蔬菜有西红柿(番茄)、南瓜、西葫芦(南瓜,品种很多。美洲南瓜分大果南瓜[Cucurbita moschata]和小果南瓜[Cucurbita pepo]。美国人把前者叫pumpkin,后者叫squash或zucchini。我国把前者叫南瓜,后者叫西葫芦。亚洲也有南瓜,如印度南瓜[Cucurbita maxima],我国叫笋瓜[金瓜也属这一种]。中国有没有南瓜?1985年陕西临潼庆山寺地宫出土过唐代的“三彩南瓜”),很多都是明代才引入中国。川菜靠辣椒,辣椒是受惠于美洲。抽烟,烟草从哪儿来?巧克力,可可从哪儿来?都是来自美洲。毒品,古柯也产自美洲。新大陆,好吃的东西很多。我们的吃喝,百分之六十是拜美洲之赐。但美洲有个大缺陷,是缺乏可供驯化的大型动物,除了美洲驼(llama)、羊驼(Alpaca),他们没有大牲口。他们发展农牧业,条件不如欧亚大陆。
旧大陆,非洲和大洋洲,发展原始农牧业,条件更差。条件最好,还是欧亚大陆。欧亚大陆,可供驯化的动植物最多。
世界的贫富差异,直到今天,还受这个格局影响。
欧亚大陆的中、西部,粮食有大小麦,油料有芝麻,蔬菜有洋白菜、菠菜、茄子、胡萝卜、豌豆、洋葱。我们吃这些东西,要感谢西方。我国的瓜,黄瓜、西瓜、哈密瓜,也是西来。水果,他们有苹果、梨、李子(欧洲李)、葡萄、石榴。毒品,制造鸦片的罂粟,也是他们的特产。(有些农产品引进更晚,如现在吃的苹果[“苹果”是佛经译语],过去没有,1871年后才从欧洲引入[英国从烟台,德国从青岛];白兰瓜,是1945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引入,西北地区多称之为“华莱士”。)
中国,在欧亚大陆的东部,跟中西部形成对比,大小米文化和大小麦文化形成对比。我们常说的中西交通,主要就是欧亚大陆东西两头的交流。
中国,北方是欧亚草原,西部是青藏高原和天山南北,农业离不开畜牧业,畜牧业离不开农业,乃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中国文明是东亚文明的一部分,它是这个范围内农业民族与骑马民族的共同创造。
我国的新石器考古,是围绕两组驯化,一组和农业有关,一组和畜牧业有关,最能说明欧亚大陆东部的特点。(以下,多承李水城先生和赵志军先生指教。)
(一)驯化植物
(甲)粮食,以五谷为中心
(1)黍、稷,是糜子。糜子,耐寒耐旱,对地力要求低,好种好活。黍是黏糜子,稷是硬糜子。糜子分三种:散穗型(稷型)、侧穗型(黍稷型)、密穗型(黍型)。《辞海》以黍为密穗型,稷为散穗型,我们从甲骨文的字形看,黍才是散穗型。甲骨文中,学者指为“稷”的字,裘锡圭先生说是高粱(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收入氏著《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54-189页)。但农业专家和考古学家说,高粱的原产地是非洲,辽金时期才引进中国,稷不是高粱。糜子,从考古发现看,至少也有九千年的历史。
(2)粱、粟,是谷子,和黍、稷一样,也是耐旱的作物,但种植区域比黍、稷略微偏南,晋东南有沁州黄,越是山沟里,越好。粱是黏谷子,粟是硬谷子,禾是统称。谷子,从考古发现看,至少也有八千年的历史。(中国原先没有高粱和玉米,高粱是借中国的梁而命名,玉蜀黍是借中国的黍而命名。)
(3)稻,是南方起源,也分黏和不黏,粳稻、籼稻不黏,糯稻黏。水稻,从考古发现看,至少也有九千年的历史。
(4)麦,有小麦、大麦、莜麦(裸燕麦)、荞麦,青藏高原的青稞是裸大麦。中国的小麦、大麦是西来。考古发现,它们来到中国,已有四千到五千年。
(5)菽:即大豆。豆是汉以来的叫法。世界上,很多豆类都起源于近东和中美洲,但大豆是中国起源。考古发现,中国的大豆,至少可以早到龙山时期(距今约四千五百至四千年前)。
(乙)其他
蔬菜有大白菜(菘)、山药(薯蓣)、白萝卜。辛物,有葱、姜、蒜、韭;瓜,有葫芦和香瓜;果,有桃、李(中国李)、杏、沙果(花红、林檎)、海棠(奈)、梨、枣、柿子、山楂(红果、山里红)、栗子、核桃;麻,有大麻、苎麻、亚麻(胡麻)、葛麻(葛)。这是北方。南方,除水稻,还盛产瓜果。瓜有冬瓜,果有柑、桔、橙、柚、樱桃、木瓜、枇杷、荔枝、香蕉、菠萝、椰子。棉花,分草棉(非洲棉)和木棉(亚洲棉花),草棉来自新疆,木棉来自南方。
另外,中国人还爱喝茶、喝酒,这也和农业有关。茶很文雅,酒很豪放。
喝酒,商周主要喝米酒。汉以来有葡萄酒,是从西域传入。宋以后有白酒,白酒是用谷物酿造的蒸馏酒,酒精含量高。绍兴还有黄酒。陆游《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黄藤酒就是黄酒。现在喝酒,时兴喝高度白酒,把借酒撒疯叫“酒文化”。比如五粮液,喝得神魂颠倒,还叫“中庸之道”。广告说了,“中国的五粮液,世界的五粮液”。(中国酒文化,劝酒是陋习,好好一桌饭菜搁着不吃,谁都坐不住,全围桌子转,一圈一圈又一圈,好像圆舞曲,除了起哄,没句正经话。孔子说,“唯酒无量,不及于乱”[《论语·乡党》],并没规定喝多少,但他说,喝酒不能喝到“乱”。喝酒喝到口吐白沫、手脚抽筋,那不叫“喝好”,那叫“乱”,商朝就是这么亡的。现在,整顿酒后驾车,根本整不到点上,问题不在马路上,而在饭桌上。这个酒文化应该改造,“大吃二喝”,最好改成“小吃小喝”或“小吃不喝”,人家不愿喝,不要逼。酒不必禁,但劝酒还是免了吧。吃饭就是吃饭,何必把什么事都拿到饭桌上办?)
中国的酒是以谷物酒为主,西方的酒是以葡萄酒和啤酒为主。西方也有谷物酿造的蒸馏酒,但俄国的伏特加,十四世纪才有;英美的威士忌,十五世纪才有,都在中国之后。中国酒的最大特色是用酒曲酿造。曲酒,才是中国特色。
茶,见王褒《僮约》,汉代就有,大盛于唐。
茶、酒和瓷器的发展有很大关系。西方的酒是放在玻璃瓶里或木桶里,中国的酒是装在瓷瓶、瓷坛或陶瓮里。瓷瓶装酒,才像中国酒。
酒,不但和瓷器有关,也和青铜器有关。
(二)驯化动物
(甲)六畜
(1)猪:磁山·裴李岗文化就有,距今已有八千至七千年的历史。
(2)狗:磁山·裴李岗文化也有,同样很古老。(狗是世界上驯化最早的家畜[近东和美洲可以早到距今一万年前])
(3)牛:分黄牛和水牛。黄牛,南北方都有;水牛分布于秦岭以南。黄牛,龙山文化有;水牛,据说良渚文化也发现,距今有五千至四千年的历史。(黄牛和水牛,我们都叫牛,但西方人分得很清楚。英文,黄牛是cattle[公的母的,老的小的,有许多不同叫法],水牛是buffalo,完全不是一类东西。他们把美洲野牛也叫buffalo。没见过水牛的美国人第一次见水牛,往往很害怕,还以为是野牛。)
(4)羊:分绵羊和山羊,也是龙山时期才有。有学者认为,黄牛、山羊和绵羊都是从西方引入,但水牛是南来(印度、东南亚或中国南方)。
(5)马:驯化马起源于中亚。马是草原上的动物。中原,商代晚期才有,距今约三千三百年。司马迁说,草原盛产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駞、驴、驘、駃騠、騊駼、驒騱”(《史记·匈奴列传》)。“橐駞”是双峰骆驼,“驘(骡)”是马骡,“駃騠”是驴骡,“騊駼”、“驒騱”是野马、野驴。这批动物是个群体。马只是其中之一。
(6)鸡:它的出现,不会太早,也不会太晚(韩起《中国家鸡的起源从公元前141年开始吗》,《中国文物报》2009年11月27日,第7版)。中国最早的一批古书,《尚书》、《诗经》都提到可以打鸣的鸡。《左传》、《周礼》、《礼记》也多次提到鸡。特别是《书·牧誓》,周武王骂商纣王,有“牝鸡无晨”的名言,更是属于商代末年。
中国的六畜,马、牛、羊、鸡、犬、豕,古人是把马、牛、羊排在前,鸡、犬、豕排在后。人骂人,常说“猪狗不如”,其实这两样对我们最重要,驯化最早。猪尤其重要。(中国传统,吃肉主要是吃猪肉,牛是耕畜,不是老牛不让杀。季羡林说,他小时候吃过的牛肉都是老得嚼不动,要用尿煮。西方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传统是吃牛羊肉。我记得,小时候有张宣传画,一口大肥猪,身上标着字,说这块儿可以做什么,那块儿可以做什么,题目是“肥猪浑身都是宝”。“文革”中甚至有一场争论,说毛主席提倡养猪,刘少奇提倡养牛。)
中国的动物驯化,大问题是猫。猫,不是役畜,猫肉也没有多大食用价值。猫不是人捉来养在家里,而是因为粮食多了,老鼠不请自来,老鼠多了,又招来猫。猫爱老鼠,老鼠爱大米(也爱小米),猫是跟着老鼠跑到人的家里,被人收留(王炜林《猫、鼠与人类的定居生活--从泉护村出土的猫骨谈起》,《考古与文物》2010年1期,22-25页)。猫有非洲野猫、欧洲野猫和沙漠野猫。学者推测,猫可能是从甘青传入,来源可能是中亚的沙漠野猫(郭郛等《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412-413页)。《礼记· 郊特牲》说,腊祭有“迎猫迎虎”之礼,“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关于猫,最近还有一篇文章。参看:王子今《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猫骨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10年2期,91-96页。)
另外,驯化小动物,中国也有大贡献。比如养蚕缫丝纺丝绸,就是大贡献。钱山漾、青台村的发现证明,中国养蚕有五千年的历史(西阴村的蚕茧,有人表示怀疑)。
还有,中国人喜欢养金鱼,宋代就有,鲫鱼经人工培养,千奇百怪。(中国人喜欢玩虫。斗蟋蟀,唐代就有;听蝈蝈,流行于明清。清代,满族人还喜欢提笼架鸟、养鸽子、熬鹰。)
(4月25日刊出拙文“地理”篇最后提到“句章古城已发现”。这个消息是当地考古工作者告诉我的。但据浙江省考古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曹锦炎说,这个消息并不可靠,该城到不了汉代。特此说明。)
五、发明
第二步,是人驯化人。中国的发明有何特色?
古人常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意思是吃饱了肚子,才谈得上礼节和道德,这话出自《管子· 牧民》。它说明,只有有了多余的粮食,才能发展,才能过文明富裕的生活。文明,谁不乐意?富裕,谁不乐意,当然是好事。但它有另一面,是无穷无尽的欲望,有人浪费,有人挥霍,有人作威作福,拿老百姓当牲口放,当牲口养。“吃饱”,不是大家吃饱,而是少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人吃饱。有人饱,就得有人饿。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
饱汉就是不知饿汉饥。
“文明”的核心是人对人的驯化,驯化完动植物再驯化人。[人对人的驯化,古人叫“教化”。荀子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 儒效》),他很强调“居”,很强调“积靡”。“居”是混居杂处,“积靡”是慢慢磨合,文化融合,这两条最重要。中国古代的民族认同主要是文化认同(语言、宗教和生活习惯的认同),而不是种族认同,文化认同是个长过程。]奴隶制的设计,就是拿人当畜生,不管拿穷人当畜生,还是拿俘虏当畜生,反正都是畜生。畜生是人养的动物。打仗跟打猎一样。打猎,打回的猎物吃不完,可以养起来。动物,谁给吃喝,谁就是爹妈。人驯化动物,窍门是养小动物;人驯化人,也是“从娃娃抓起”。
人类社会有如蜂房蚁穴。
蜂房蚁穴,绝对专制,不是男权至上,而是女权至上。
蜂王是女皇,负责生养,她是所有蜂的妈。雄蜂是性奴,蜂王的后宫。工蜂是一帮女太监,专门干苦活。
蚂蚁,分工更细,不但有雄蚁和工蚁,还有农蚁和兵蚁。
动物奴隶制,它们最典型。
人类社会,是走父系这条路,一切反着来。
父系和打仗有关。人类文明和战争有不解之缘。
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祀”和传宗接代有关,“戎”和打仗有关。
印度有四大种姓:婆罗门(僧侣和学者)、刹帝利(武士和官僚)、吠舍(商人和农民)和首陀罗(工人、苦力、奴仆、奴隶)。他们也把“祀”和“戎”排在最前面。上等人的标志是“干净”,下等人的标志是“脏”。一辈子干脏活,是下等人的命。
印度最重僧侣,但中国不一样。
西周官制:太史寮,祝宗卜史,管宗教;卿士寮(世俗系统),司土(农业)、司马(军事)、司工(工商业),管世俗。后者的地位越来越高。
春秋四民:士、农、工、商。士是武士,四民之中没有僧侣和学者。后来,士的概念有大变化,武士变文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宋汪洙《神童诗》)。读书之所以高,是因为读书可以当官,当官是人上人,僧侣比不了。
官僚主义,中国最发达。
读书当大官,一夜之间,摆脱寒酸,这是中国最大的发明。古代的明星梦,古代的发财梦,都是走这条道。
其他发明,我也讲一下:
(1)龟卜筮占:商代就有,一直流传。龟卜属于骨卜。中国的骨卜,特点是热卜,即用动物的骨头施钻灼烧,视兆文,断吉凶。龟是古代的宝物。龟卜比其他骨卜更高级。龟卜的遗产是甲骨文,筮占的遗产是《周易》,两者都和“祀”有关。
(2)青铜器:也是古代的宝物。商周时期,古人所谓“金”,不是黄金,不是白银,而是青铜。青铜,和“祀”、“戎”都有关。它的用途,首先是礼乐征伐,作祭器和武器,而不是生产工具。中西交通,汉代输出品,铜镜很有名,仅次于丝绸。
(3)玉器:也和“祀”有关。玉是中国最典型的奢侈品和装饰品。商周时期,贵族见面要用“币”,“币”是见面礼,玉帛、龟贝、大白马,玉最重要。西人爱金银,喜欢镶金带银嵌宝石。他们说,他们有了金银,就不再爱玉,但中国人一直爱玉。[西人所谓“宝石”(gem),种类繁多,包括祖母绿、猫眼石、红宝石、蓝宝石、钻石、硬玉、软玉、水晶、青金石、绿松石等,“玉”只是其中之一。他们所谓玉(jade),分软玉(nephrite)、硬玉(jadeite),我国所谓“玉”是软玉,不包括硬玉(翡翠、玛瑙之类)。蛇纹石(serpentine),他们不叫玉,我国也叫玉(如岫岩玉),甚至很多美石,宽泛的叫法,也可以算玉。西人爱宝,是以金银和各种硬度较高的宝石为主,不太看重软玉。我国爱宝,是以“金玉”。]
(4)丝绸:中西交通,中国的输出品,以丝绸最有名。我国古代,富贵衣锦绣,贫贱穿布衣。布衣,最初是麻布衣,不是棉布衣。西方,原来也是穿亚麻布的衣服。丝绸,他们没有,有,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5)瓷器:也是中国特色。中国瓷器,从原始瓷到白胎透明釉的发达瓷器,有很长的历史。中西交通,丝绸和瓷器,不仅销往东北亚、中亚、南亚,也销往西亚、欧洲,最令西方世界着迷。瓷器出口,唐代就有。宋元以来,明清以来,都有外销瓷。[西人所谓陶瓷(ceramics),分陶器(pottery)、炻器(stoneware)和瓷器(porcelain)。陶器,无釉叫pottery,釉陶叫earthenware。建筑上的琉璃砖瓦(glazed bricks and tiles)也是施釉的陶器。炻器,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他们把我国南方的青瓷,如东汉、西晋以来的青瓷,叫celadon。celadon就属于炻器。商周时期的青瓷,他们叫glazed pottery,强调它是陶器;我国则叫“原始瓷”(proto- porcelain),强调它是瓷器。西人所谓“瓷器”,更多是指元以来的细瓷。]
(6)宫室:中国也有特色,不是泥屋,不是石屋,不是木屋,而是梁柱结构的土木建筑。房基和台阶是石头的,梁柱和门窗是木头的,墙体是版筑或用土坯(墼)垒砌,屋顶是用斗拱承重,上面覆瓦(两河流域也用土坯)。北魏以来,还用琉璃(两河流域也用琉璃)。土木建筑是很先进的建筑。
(7)城市:古国变县,战国布点,已经万事大吉。现代城市,讲地理沿革,名称有变化,县界有变化,但几乎一对一,可以排下来。现代中国,领土扩大了很多,人口增加了很多,但核心地区,城市总数,没有多大变化。[说几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西汉平帝时,人口近六千万(59594978人),县、道、国、邑近一千六百个(1587个)。清代,人口约四亿,府、厅、州、县约一千七百个。现代中国,人口约十三亿,县、市约两千三百个。]
(8)交通:中国,城市密度高,邮驿制度、陆路运输和漕运系统很发达,便于政令传达,便于货物往来,便于军队调动。如秦驰道就是秦国统一的高等级公路,秦直道就是云阳到九原的国防高速。
(9)文字:古文字,楔形文字、埃及文字、中国文字、玛雅文字,只有中国文字一脉单传,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文字分宗教型(如埃及文字)、管理型(如楔形文字),我国文字属管理型。秦统一文字,是统一政令,不像拉丁文,是用于宗教。
(10)科技:四大发明是李约瑟从西方视角强调的发明,船坚炮利是来源于火药和指南针,印刷《圣经》是来源于纸张和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有争论),欧洲是用这四大发明来传教,来打我们。中国科技有很多发明,不止这四大发明。
所有这些覆盖广阔地域的大族,其实都是符号,由强族代表的符号,每个符号下的成分都很复杂,没有一个是纯而又纯的种族。汉族也不例外。
六、民族
第三步,把天下人,甭管姓什么,团结成一家,即古人常说的“四海一家”。
二十四史只是半部中国史。它的另一半是少数民族史和女人史。我们要想理解中国,心里要有另一半。
读史,和另一半有关,蛮夷传、后妃传、诸蕃志,不可不看,但很多史料,只是“边角料”,残缺不全,充满偏见。中国近代挨打,才看重边疆史地。
我们读匈奴史、鲜卑史、突厥史、吐蕃史、蒙古史、满族史,前面都有族源追述。汉族的历史不能例外。这种追述对理解汉族的历史很重要。
族源传说,历史的成分有多大,神话的成分有多大,很难考证,重要的不是真假,而是这种传说出自何人之口,什么时候开始讲。
少数民族,从氏族部落到大地域国家,联姻很重要。他们重视和亲,重视甥舅关系,女后的地位比汉族高,外戚的地位比汉族高。继承制度,从汉族的眼光看,似乎很乱。他们可以娶妈(不是自己的妈,而是爸爸的其他配偶),可以女性继承,可以兄终弟及,可以立爱立幼,这对理解中国早期的历史很重要。欧洲有女王,继承制度比较乱,也足以说明,人类早期都有这一段。
我国所谓“族”,概念很复杂。西方人类学,小到氏族(clan),中到部落(tribe)或“族群”(ethnic group,部落,现在多称“族群”),大到国家(nation),我们都可翻成“族”或“民族”。大族小族都是族。我们不能说,没有现代国家,中国就没有民族,只有种族,没有民族,现在中国有多少族,就该立多少国。(西方历史,前现代是四分五裂,现代才有统一的民族国家。他们的ethnic groups主要和种族的概念、少数民族的概念有关,属于前现代概念;nation主要指统一的民族国家,才是现代概念。他们一向是以他们的“前后”当我们的“前后”,这对解释中国历史是一窍不通。)
中国的族源追述,有个最大特点,它是靠姓氏来追述。一个姓,下面可以有很多氏(或宗)。古书所谓族,更多指的是氏。姓,强调血缘:世系和婚姻。氏,强调地缘:封邑和官爵。姓很少,氏很多。氏是姓的分支。“百姓”这个词,商周常用,本来就有族群融合的意思。汉以来,姓、氏混一,司马迁已经分不清姓和氏。后世的“百家姓”,其实是“百家氏”。
商代的姓有什么特点,还值得探讨[陈梦家说:“卜辞的‘女字’(多从女旁)实际上是女姓的来源。”见氏著《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631页。李学勤也讨论过这一问题,见氏著《考古发现与古代姓氏制度》,《考古》1987年3期,253-257页]。王国维认为,族姓是西周的一大发明(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二册,《观堂集林》卷十,1-15页)。现已发现的两周铜器铭文,姓有二十多个,与《左传》、《国语》、《世本》的记载基本吻合,说明西周确有这种制度。西周有所谓“同姓不婚”,就是凭姓来识别。同姓,凭血缘认同,可以是一家;异姓,通过联姻,通过会盟,也可以是一家。收养子,各国都有。中国早期,有些同姓可能是养子,还有一些可能是冒姓。
我国所谓“帝系”,也是讲族源,但这种族源,很多都是血缘加地缘,一个帝,下面有很多姓。比如“黄帝十四姓”、“祝融八姓”,都是血缘加地缘,属于地域联盟。
帝系,战国流行“五帝说”。我写过篇短文,说“五帝并祭”就是战国时期的“五族共和”(李零《从“五族共和”想起的》,收入《花间一壶酒》,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年,144-150页)。
战国时期的“五帝说”分两大系统,一种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西土的“五帝说”;一种是太昊、少昊、黄帝、炎帝、颛顼,为东土的“五帝说”。两种“五帝说”都属于族群整合,属于大地域的族群整合。
中国“大一统”,首先是族群整合:一是华夏各族的整合,二是华夏各族与蛮夷各族的整合,三是夷夏各族与外藩各族的整合。里三层,外三层,大圈套小圈,古人的“畿服图”就是表达这种概念。
两周时期,中国有三大族姓集团:
(一)姬姜集团(起源于西土)
(甲)姬姓
1.按世系,可以分为八组:
(1)太王之后:吴。
(2)王季之后:虢,东虢出虢仲、西虢出虢叔。
(3)文王之后: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
(4)武王之后:邘、晋、应、韩。
(5)周公之后:凡、蒋、邢、茅、胙、祭。
(6)召公之后:燕。
(7)厉王之后:郑。
(8)其他:虞、芮、焦、滑、扬、韩、魏、随(曾)、唐。
2.按地域,可以分为九组:
(1)东周诸姬(以洛阳为中心。占领夏故地的南部):周、郑、虢(东虢)、单、邘、原、雍、祭、管、滑、应。
(2)晋国诸姬(占领夏故地的北部):晋、霍、扬、贾、郇、韩、魏、虞、虢(北虢)、焦。(晋六卿,四卿出于姬姓:知氏、中行氏出荀氏;韩氏出韩万;魏氏出毕万。魏与媿姓各族同居魏,彼此有通婚关系。)
(3)鲁国诸姬(占领东夷故地的南部):鲁、郕、茅、郜、滕。
(4)卫国诸姬(占领商故地):卫、邢、共、凡、胙。
(5)淮水诸姬(占领南淮夷故地):蔡、聃、蒋、息。
(6)汉阳诸姬(占领汉水流域,阻挡楚国北上):唐、随(曾)。
(7)燕国(控制周的北土)。
(8)吴国(控制周的东南)。
(9)其他:召、毛、毕、酆、芮。
西北戎狄,有姬姓之戎和姬姓之狄,如大戎(狐戎)、小戎、骊戎是姬姓之戎,白狄是姬姓之狄。姬姓之戎靠南,姬姓之狄靠北。
周,传出弃,可能是西北戎狄的一支。弃的妈妈是姜嫄,与姜姓有不解之缘。
(乙)姜姓
姜姓国家,可以分为两组:
(1)吕、申、许。
(2)齐、纪、向、逄。
姜姓,传出炎帝。周与姜姓世代通婚,如太王之配为太姜。姜出于羌。西北戎狄有姜姓之戎,其祖吾离,世居瓜州(今敦煌)。吕,初在山西,后在南阳;申,初在陕甘,后在南阳;许,前后五迁,后在叶县。齐出于吕,封于临淄,占有山东半岛北部,纪、向、逄是齐地的小国。
(二)祝融八姓(主要分布在中原)
己姓(金文作妃):始祖樊,后代有昆吾、苏、顾、温、董五支。
董姓(金文所无):始祖惠连,后代有鬷夷、豢龙两支。
彭姓(金文所无):始祖篯铿,后代有彭祖、豕韦、诸稽三支。
秃姓(金文所无):始祖不详,后代有舟。
妘姓(金文作 ):始祖求言,后代有邬、郐、路、偪阳四支。妘姓也叫允姓。
曹姓(金文作 ):始祖安,后代有邾、小邾(郳)两支。\r
斟姓(金文所无):始祖不详,无后。
芈姓(金文作 ):始祖季连,后代有楚、夔、樊三支。
祝融八姓,传出颛顼。己姓之国,除昆吾是夏代的方伯,其他都是两周时期的小国。董姓、彭姓、斟姓,多是夏商古国。秃姓、妘姓之国也是小国。妘姓古国,出自允姓之戎。允姓之戎,世居瓜州,传出塞种(Scythian)[荀济《请废佛法表》引《汉书·西域传》:“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所迫逐,遂往葱岭南奔。”(不见于今本《汉书》)。参看:舒大刚《春秋少数民族分布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115-126页],周室东迁后,入居伊洛地区,有所谓陆浑戎和阴戎。曹姓之国也是小国。
司马迁说,祝融八姓,“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史记·楚世家》),也是个夷夏混融的集团。如名气最大的楚国,中原诸夏一直以蛮夷视之。
(三)东夷集团(起源于东土)
风姓(金文作 ):任(即仍)、宿、须句、颛臾。
嬴姓:秦、赵、梁、徐、郯、江、黄、邿。
偃姓:群舒(英、六、巢、宗、舒蓼、舒庸、舒鸠等)。
东夷系统的帝系,是另一种“五帝说”。这种帝系是以“二昊”为主。风姓祖太昊,世居鲁地。嬴姓祖少昊,少昊之墟在曲阜。司马迁说,嬴姓十三支,“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史记·秦本纪》)它们,有些在鲁地,属于东夷,有些在淮水下游,属于淮夷。有趣的是,秦、赵、梁去了西北,西北嬴姓,秦为大,中原诸夏,也以夷狄视之。其他,黄帝代表姬姓,炎帝代表姜姓,颛顼代表虞、夏各族。这第三个族姓集团也是夷夏杂处。
(四)古国之后
姞姓(传黄帝后):密须、南燕。
祁姓(金文作 ,传尧后):杜、祝、范。
姚姓(传舜后):微。
妫姓(传舜后):陈。
姒姓(传禹后):褒、莘、杞、缯。[莘,文献或作辛,又有先、姺、侁等异写。杞,传出禹后东楼公。越,传出少康后,可能是冒姓。司马迁说的姒姓十二支是:夏后氏、有扈氏、男氏(或作南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或作斟灌氏)(《史记·夏本纪》)。]
子姓(传契后):宋。[《世本》佚文,子姓有殷、时、来、宋、空同、黎、比、北髦、目夷、朸、段、瓦、铁等族(见《世本八种》,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264-277页)。伯禽封鲁的“殷民六族”是: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左传》定公四年)。康叔封卫的“殷民七族”是: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左传》定公四年)。]
司马迁讲古帝系,是采周帝系,以黄帝为始祖,下分颛顼、帝喾二系。他把虞、夏、楚归入颛顼一系,唐、商、周归入帝喾一系。唐与虞,夏与商,周与楚,都是平行关系。
(五)其他
隗姓(金文作媿):出自鬼方,为赤狄之姓。唐叔之封,有“怀姓九宗”(《左传》定公四年),其中有冯氏(河宗氏或 氏)和胡氏等分支。东周,赤狄集于今长治地区,也有东山皋落氏、潞氏、甲氏、留吁、铎辰、廧咎如等分支。(隗,文献有多种异写:嬇、隤、溃、归、怀。)冯氏,即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倗”氏(李零《冯伯和毕姬》,《中国文物报》2006年12月8日,第7版)。
任姓(金文作妊):薛、铸。[薛,传出黄帝后奚仲。《世本》佚文:“任姓:谢、章、薛、舒、吕、祝、终、泉、毕、过。”(《左传》隐公十一年疏引)。]
曼姓(金文作嫚):邓。
中国西北有五大戎狄:姬姓之戎、姜姓之戎(羌)、允姓之戎(猃狁)、媿姓之狄(鬼方-赤狄)、姬姓之狄(白狄-鲜虞-中山)。这些戎狄部族,就是周人崛起的背景。
中国的大一统,要感谢五大戎狄,没有这些邻居的压力,没有应付这种压力的能力,就没有中国。
这些西北旧族,姜姓之戎是羌,可能与后来的藏族、羌族有关;猃狁是允姓之戎,可能与后来的突厥有关;鬼方来自河套,可能与后来的匈奴有关。
王国维曾提出个假说,以鬼方、昆夷、猃狁三名,以音韵考之,实同族之异名,皆匈奴之前身。(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2册,《观堂集林》卷十三,1-12页。)
其实,鬼方是赤狄,昆夷是犬戎,猃狁是允姓之戎,匈奴,不是单一种族,而是以匈奴为主,征服、吸纳很多族,雪球越滚越大的大地域族群。上述这些族,可能加入其中,但这些族,并不能与匈奴画等号。
中国北方,任何一族,要想把小族变成大族,小国变成大国,都不能凭一族之力,一定要联合很多部族,匈奴如此,鲜卑如此,吐蕃如此,蒙古如此……所有这些覆盖广阔地域的大族,其实都是符号,由强族代表的符号,每个符号下的成分都很复杂,没有一个是纯而又纯的种族。
汉族也不例外。
中国,治世大一统,乱世才割据。西周封建,从主流和大趋势看,其实是大一统。古人说的“大一统”,本来就是周的大一统,它不同于欧洲封建。欧洲封建,跟“大一统”是对立面。
七、西周封建的意义
西周封建是三代之终结,夏、商、周“三分归一统”。
讲这个问题,大家最好读一下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1917年9月8日脱稿;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二册,《观堂集林》卷十,1页正-15页背),以及陈梦家对他的批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629-631页)。王氏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保皇尊孔。我们要知道,他是从他身边的历史讲西周封建,就像孔子一样,从礼坏乐崩,遥想当年的辉煌,托梦于周公。这是他的“建国大纲”。
什么叫“西周封建”?“西周封建”是一种小国征服大国,巧具心思的统治方法。简单说,就是人驯化人的方法,古书叫“柔远能迩”,《诗经》、《尚书》、《左传》都有这种说法。
“周”是个蕞尔小邦,和秦一样,原先也僻处雍州。但它居然征服、占领和驯服了一个比它大很多的国家,继承和超越了它的前辈,商代和夏代。
这是什么方法?
第一是封建诸侯。“侯”本指边镇,商代就有,汉代也有这类叫法(如甲渠侯官)。周人占领东方,把东方划分为若干占领区,这些占领区,对周的本土而言,叫“侯”,但不同于商代的侯,也不同于后世的郡县或边镇。后世的郡县或边镇,首长是政府派驻的官员,而西周诸侯,都是周王的子弟甥舅。如鲁、燕、晋、卫是封同姓子弟,齐是封舅氏,都是周人的亲戚。所谓“诸侯”,其实是殖民官。
第二是兴灭继绝。古人说,武王克商,曾封黄帝之后于蓟,帝尧之后于祝,帝舜之后于陈,夏后氏之后于杞,殷之后于宋,还封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式商容之闾(《礼记·乐记》)。这一招,孔子叫“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兴灭国”,就是把被灭的国家恢复起来,比如商灭了,还得立个宋,安抚商遗民;“继绝世”,就是给断了香火的国家续香火,比如把黄帝、尧、舜、禹、汤的后代找出来,让这些圣人之后也共襄盛举;举逸民,就是把前朝遗老旧王孙请出来做官,保持政权的合法性和连续性。刘邦取天下,也用这一招。
第三是与各占领区的旧贵族通婚。比如晋,在山西找对象,跟姒姓的夏遗民、媿姓的赤狄(“怀姓九宗”)、姬姓的狐戎通婚;卫,在河南找对象;齐、鲁,在山东找对象;燕在河北找对象。当然,他们也可以到更远的地方找对象。异姓,结了婚,互为姻娅,双方就成了亲戚。亲戚套亲戚,可以连成一大片。这同汉胡和亲是一个道理。和亲是化敌为友、变小为大的重要手段。西方,亚历山大占领波斯,要在当地举行万人大婚礼,也是这个道理。欧洲中世纪,各国的公主嫁来嫁去,还是这个道理。
第四是会盟。会盟有盟主,盟主把各国首脑请来,商量政治格局、利益划分。这种国际大会,不管是兵车之会,还是乘车之会,总要达成某种协议,最后杀牛宰羊,歃血为盟,指天发誓,把誓言埋在坑里,说不如誓者,天诛地灭,不得好死云云。侯马盟书、温县盟书就是这种东西。盟会谁参加?亲戚要来,不是亲戚,也要来。特别是捣乱分子,越是捣乱越要拉他入伙,让他当“负责任的国家”,打“不负责任的国家”。不听话了,也便于制裁。这也是化敌为友、以小治大的重要手段。
这些举措,必然引起大规模移民。一是组织周人到东方殖民,二是把东方的原住民迁来迁去,其中也包括后世习见的“徙豪强”。古代移民,范围之大,超乎想象。不仅周人从西土搬到东方,其他各族,也被重新分配。每个地方的居民都是“三结合”:征服者、原住民和其他外来移民。很多古代部族都离开原来的居住地,搬到很远的地方。这种情况,商代就有,比如秦、赵就是在商末,跟随商人,离开曲阜,到大西北戍边,商亡,回不来了。先周和周初,很多姒姓和妊姓部族都住在西土,与周通婚,但后来很多姒姓和妊姓的小国却住在山东。俗话说,“山不转水转”,“树挪死,人挪活”,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古人的能力。我们要知道,西周封建是一次人口重组,大分化、大改组、大融合。
“封建”本来是中国古书固有的词汇,日本人用这个词翻西方的feudalism,把我们的脑子搞乱。欧洲封建是中世纪封建。这种封建,虽然也是“裂土田而瓜分之”(柳宗元《封建论》),但没有天下共主,和西周封建完全不一样。它更接近的是我国的五胡十六国、南北朝。西周封建,虽然是松散联合,靠稀疏的点线连成一片,但毕竟有天下共主。
中国,治世大一统,乱世才割据。西周封建,从主流和大趋势看,其实是大一统。古人说的“大一统”,本来就是周的大一统,它不同于欧洲封建。欧洲封建,跟“大一统”是对立面。
西周的问题是小国占领大国,少数统治多数,即如何从三分天下有其一(统一陕西)变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统一晋南豫西),最后把殷人的本土拿下,三分归一统,全取天下。
这种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发生,特别是异族征服,全得重复这一过程。比如满族取明朝而代之。王国维清楚,满人治汉人,也碰到过这类难题。
他这篇东西很有意思,不光考证古代制度,也寄托现代理想。他说,周克商,是有德胜无德,把西周制度说成道德化身,这是寄托他的理想。他的理想,是如何在欧风美雨和革命风潮下维持大清王朝于不坠。
他的想法,不是“走向共和”,而是“复辟帝制”。
在这篇文章中,他强调三大道德,亲亲-尊尊-贤贤。亲亲是讲宗法,强调国家要以家为本,立嫡立长,父慈子孝,服制、庙制是它的延伸。尊尊是讲君统,王位继承,传子不传贤,封建子弟是这套东西的延伸。贤贤是讲臣道,他说,臣道不能讲血统论,一定要选贤举能,东周世卿,大官都是贵族,这是乱之所起,官还是要贤人当。
周代的天下是“家天下”。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父母的意思是亲戚,亲是父系,戚是母系。朋友的意思是非亲非故,但桃园结义,可以模仿亲戚,义结金兰,跟他结成拜把子兄弟。王国维说,西周封建是靠这类办法,没错。现在的民居,琉璃门面,上面写的都是“家和万事兴”,还是强调家是一切的基础。
儒家讲文武周公之道,有个逻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逻辑的前提是,没有小焉有大,事情都是从小到大,似乎很有道理。但这个理论不能作无限推广。孔子推西周之道以言东周之世,王国维推西周之道以言民国之世,都是犯了不明时势的错误。他们以为,当初好,现在坏,回到当初不就得了。事情没这么简单。
西周制度是以宗法为本。
西周宗法是什么?
第一,它是男本位,和我说的马蜂窝、蚂蚁窝相反,不是以妈为本,而是以爸为本,天子是全社会的爸爸。动物界,男女早有分工。生育压倒一切,妈是领导。打猎压倒一切,爸是领导。比如狼群和猴群就是男本位。西方人说,女人是从金星上来的,男人是从火星上来的,火星是战神,搞暴力活动,男人最擅长。人类成天打仗,男人是领导。男人说,俺是雄鸡,“雄鸡一唱天下白”,“牝鸡司晨”,绝对不允许。但如果母鸡当了权,她会问,你们也会下蛋吗?这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中国的“妇姑勃谿”、“丈母娘疼女婿”,都是男本位作怪。其实,男人当领导,并非天经地义。
第二,同是男系继承,有很多选择。兄终弟及,还是父死子继?王国维说,周制是父死子继。立嫡立长,还是立爱立幼?王国维说,周制是立嫡立长。这是什么道理?道理是垂直比平行安全。我国,为人君者,多妻多子。多妻是平行关系,有争风吃醋问题;多子也是平行关系,有兄弟阋墙问题。妻有先来后到,子有伯仲叔季,必须理出个头绪。立嫡,就是立大老婆的孩子为后;立长,就是立大老婆的大孩子为后。这是树干。余子,剩下的孩子,必须分家,另外立族。兄终弟及变父死子继,就是把平行改成垂直。立嫡立长,也是为了防止老牛吃嫩草,要美人不要江山。俗话说,“天下老子爱小小”,他爱“小小”,是因为爱上小老婆。古人说,废嫡立庶,废幼立长,是乱之所起。
总之,理想的设计是:男系继承还是女系继承,一定是男系继承;父子继承还是兄弟继承,一定是父子继承;嫡子继承,还是庶子继承,一定是嫡子继承;长子继承,还是幼子继承,一定是长子继承。(陈梦家说,王国维并没讲清殷周制度的真正区别,商人也有宗法。参看: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629-631页。)
王国维说,“有土之君不传子,不立嫡,则无以弭天下之争。”在他看来,君道臣道就是不一样,绝不能平起平坐,公平竞争。这是死规矩,不容讨论。
王国维认为,君统一定是血统论、贵族制,民主制(民主选举)不行,禅让制(主动让贤)也不行。爹就是爹,领导就是领导,不能七嘴八舌,挑挑拣拣。挑挑拣拣,势必众口难调。百姓议政,天下就乱了。要议,也是大臣在国君底下议,议完了,由国君裁决。他心里的君臣之道,顶多是君主立宪。
中国古代,臣道举贤,可能早就有,但不是常例,而是变例。王国维说,周初大臣,好多都不是周王子弟,历代的执政大臣也不固定,当时没有世卿制,世卿制是春秋才有,所以春秋很乱。这话有点夸大。先秦官爵,主体还是世官制。选贤举能,举贤不避亲,要想制度化,谈何容易。战国时期,诸子奔走侯门,大讲亲贤任贤,甚至鼓吹禅让,他们闹什么?主要就是闹这件事。知识分子,不问出身,只问本事,直接从穷乡僻壤脱颖而出,还得等很多年。中国选举制的出现、发展和完善,还得等很多年。
中国的通婚制度和继承制度比欧洲严密,汉族也比少数民族严密,不对比,不知道。女后,中国少,有之,多半有少数民族背景。我国对女后当政、外戚专权,都是极力防范。汉武帝“恐女主颛恣乱国家”,杀鉤弋夫人(《史记·外戚世家》),就是典型。历代统治者,怀柔远人,搞和亲,是投少数民族所好。少数民族,要适应汉族的制度,也搞妥协。比如北魏的“子贵母死”,就是为了适应汉族的统治方式。他们,杀鸡留蛋,连心爱的女人都杀,我们觉得很残酷,但政治家的第一考虑,不是感情,而是政治。
王国维盛称的西周封建,基础是宗法制。内服如此,外服也如此。周人裂土分封,建了一大堆卫星国,每个卫星国都是复制这套制度,从道理上讲,都是周这个“家”的分支。这是以小治大,以少治多,往往采取的办法。它的特点是松散联合。希腊、罗马的海外殖民是这样,现代的西方大国也是这样。西方的大国都是这么联合。如不列颠王国叫United Kingdoms,美利坚合众国叫United States,它们都是从同一个模子扣出来的,然后United一下,拼起来的。他们特别强调复制。
西周封建是孔子的政治理想,也是王国维的政治理想。我们要注意,其着眼点是周的开头,而不是结尾。其实,对三代而言,西周是个句号,但对秦汉而言,它只是铺垫。它的优点很明显,缺点也很明显。
西周制度的缺点,对比春秋战国,才能看清楚。
先儒言,西周之盛在于“制礼作乐”,其亡在于“礼坏乐崩”。前者是建构过程,后者是解体过程,一治一乱,形成对照。
人,得意的地方,也多半是栽跟头的地方。
第一,它穷兵黩武,疲于应付,顾了东头顾不了西头,西戎、淮夷交侵,把自己的老巢丢了,领土大了,都有这个问题。
第二,它搬到洛阳后,王畿里面先乱。如郑、虢争政,罔顾天子,连天子都敢欺负。郑本为王朝大臣,却有如诸侯;周本为天下各国的大家长,却沦为一个可怜的小国。
第三,诸侯失控,造成分裂割据,几百年混战。
第四,纲常倒转,各国内部,卿大夫专了诸侯的政,陪臣专了卿大夫的政,继承危机不断。
这种局面,一言以蔽之,就是“乱”,天下大乱。
《左传》就是讲“乱”,其书两载辛伯谏周桓公语,道破天机:
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左传》桓公十八年)
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適(嫡),大都耦国,乱之本也。(《左传》闵公二年)
这些问题,其实不自东周始,西周就已露头。孔子认为,西周盛世是因为道德好,家管得好,东周衰败是因为道德坏,家乱了套,这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其实是血缘关系罩不住地缘关系,大国把小家撑破了。地缘关系大发展,家和国已经分离,家是家,国是国,必须有另一套管法。
现在,大家都说,民主好,专制坏,民主再不好,也是万般无奈的最佳选择,民主是个好东西。其实,古人的感觉正好相反,他们说,专制才是万般无奈的最佳选择,专制才是好东西。现在的道理不能当过去的道理,过去的道理也不能当现在的道理。
八、秦汉大一统的意义
秦皇汉武的大一统有三条:制度大一统、学术大一统、宗教大一统,只有第三条打了折扣。
西周,天下有很多国家,重要一点,大约有三十三个国家(《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春秋,主要有十三个国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除周,列有十三个国家: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战国,主要有七个国家(《史记·六国年表》,除周,列有七个国家:秦、魏、韩、赵、楚、燕、齐),五百五十年的战争打下来,最后只剩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就是秦国。
孔子做周公之梦,他想不到,最后收拾天下的,竟会是这个国家。孟子也想不到,这个统一天下的国家是个以人头求功名(“尚首功”)的虎狼之国。
敌人是最好的继承人。
孔夫子和秦始皇是一组对立的符号。他们象征的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曾恶斗过一回。汉武帝继承秦始皇,王莽继承孔夫子,他们又恶斗过一回。最后,光武中兴,重建汉朝,老百姓,还得折腾一回。释之入、道之兴,是又一场恶斗。整个过程,一波三折,长达四百四十一年。
恶斗是恶补。
这是一场大变革,好像火山爆发,伴随大地震,喷完了,震完了,余震不断。制度的调适,总是反反复复,一定要折腾多少回,再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也不可能一次到位。
(一)秦始皇的大一统,目标是三个大一统,但只完成了一半。
读历史,很有趣,经常充满悖论。周和秦,一个姬姓,一个嬴姓,一个是西方土著,一个是东方移民(商代的老移民),根本不是一家人,但周、秦却有不解之缘。西周时代,它们是老邻居。西周灭亡,周平王搬到洛阳,是由秦襄公护送,陕西的烂摊子是交给秦,让秦去收拾。秦的地盘是继承周,秦的文化和制度也是继承周。它是从陕西出发,沿着周人东进的路线,再一次统一中国。
我们都知道,周人的祖先是陕西土著,他们夺取天下,是把周公的后代封在曲阜。孔子复兴西周的理想就是寄托在周公身上。曲阜是什么地方?大家都知道,那是孔子故里,却很少注意,周公封鲁前,那可是嬴姓的祖庭。你要知道,秦人的老家,原来就在这个地方。秦始皇挺进东方,最迷的就是山东半岛。他回山东,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回归。秦才是西周的继承人。秦对西周的继承,文字最明显。假如你学过小篆,你会有一种体会,西周铭文比战国文字还好认,为什么好认?因为两者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王国维写《殷周制度论》,关注点是头,是西周制度的辉煌,其实尾也一样重要,周之衰,秦之兴,周秦异同在哪里,太重要。我们还该写《周秦制度论》。
秦代周,秦始皇的心里有三个大一统:制度大一统、学术大一统、宗教大一统。
废井田、开阡陌,废诸侯,设郡县,统一文字,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用庞大的文官队伍执行,这些举措,两千年有目共睹,谁也推不倒抹不掉。这是他的第一个大一统。[陈寅恪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把秦并天下说成儒家的功劳:“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制,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下册所附陈氏的《审查报告三》。]
第二个大一统,结果是失败的。“焚书坑儒”,是汉代的骂人话。“焚书”是禁民间私藏六艺诸子之书,“坑儒”是活埋了四百六十个读书人。这是两件事,不是一件事。前者是因知识分子内讧(周青臣和淳于越吵架)而引起,后者是因查办挟款逃跑、妖言惑众的燕齐方士而引起,并不都是针对儒生。现在,大家很能联想,说秦始皇从骨子里就仇视知识分子,所以迫害知识分子,根本不对。其实,知识分子,他何尝不喜欢。秦并天下,山东的读书人,儒生也好,方士也好,都往陕西跑,利之所在,禄之所在,趋之若鹜。他把山东的读书人请到咸阳宫,让他们共襄盛举兴太平,非常礼遇,和汉武帝并无不同。问题是,他从六国之乱刚刚走出,最怕乱。当时人都认为,“百家争鸣”是天下大乱之一象,不像现在的学术史,以为“学术的黄金时代”、“知识分子的春天”。当时,光是知识分子争宠就很难办。周青臣和淳于越打起来,谁容得下谁?你让知识分子处理知识分子问题,局面更乱(他们比政治家心眼小)。这种局面,秦始皇也不知该怎么办,让李斯处理。李斯原本就是读书人,因而也最会收拾读书人。他的想法很简单,天下初定,统一思想最重要,与其让他们乱说乱动,不如让他们不说不动。冲突乃是始料不及。
秦始皇的第三个大一统,是统一宗教。他立过二百二十七个国家级的坛庙,古人叫祠畤,想把六国人民的信仰统一起来,但只做了一半。
这三个大一统,当时还很脆弱。秦始皇不放心,每两三年就要出去转一圈,像老虎巡视山林,当时叫“巡狩封禅”。最后,他是死在路上。想到他,你就会想到一个词,累。他这一辈子,很累很累。
(二)秦始皇没有做完的事,汉武帝接着做,他完成了三个大一统。
汉代,老百姓饱受战祸之苦(楚汉战争之苦),渴望休养生息,黄老流行过一阵儿。等大家缓过劲儿来,才想到搜书和整齐学术,把知识分子的“乱”收拾一下,让这种“乱”处于可控状态。
汉承秦制,在制度上还是秦始皇的一套,不用恶补。恶补是另外两个大一统。
汉武帝独尊儒术,知识分子交孔夫子管,是满足知识分子的需要;兴立祠畤,老百姓交各种祠畤管,是满足老百姓的需要。前者是统一学术,后者是统一宗教,都是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
当时,人心涣散,怎么收拾?一是让六国人民出气,把气撒在秦始皇身上;二是让知识分子出气,气也撒在秦始皇身上。
秦始皇是个出气筒。
先秦学术,我们觉得特辉煌,汉代人可不这么看。班固说,“战国从(纵)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书· 艺文志》)。他是把“诸子之言”,视同诸侯力政,认为秦的“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是这种局面逼出来的。李斯禁书有句话,叫“别黑白而定一尊”(《史记· 秦始皇本纪》),“一尊”是什么?是政府规定的说法。秦始皇禁书,让知识分子以吏为师,只学法律,只学抄文件,大家都是刀笔吏,大家都是刑名师爷,以为这样,就能息天下争。这个办法太笨。汉武帝鬼得很,他的“一尊”是孔子,不是真实领导,而是虚拟领导。愚民,抬死人,压活人,用虚拟领导代替真实领导(真实领导都活不长),效果更好。知识分子怎么愚?得靠“精神领袖”。以前群龙无首,现在就立个首。王莽集团的崛起,就是乘了这个势。它是更聪明的“焚书坑儒”,类似清代的“寓禁于征”,好像大禹治水,不是堵,而是导。从此,中国学术才有了大一统的格局。(冯友兰也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说:“经学在以后历史上中国思想中之地位,如君主立宪国之君主。君主固‘万世一系’,然其治国之政策,固常随其内阁改变也。”见他的《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上册,489页。)
汉武帝兴立祠畤,数倍于前。汉成帝时,达到六百八十三所,汉哀帝时,达到七百多所。这是继承秦始皇。秦始皇的二百二十七个祠畤,只是把各国的祠畤捏在一起,主次不分明,有点杂乱无章。汉武帝不一样,他把首都长安的亳忌太一坛(祭太一)立为中心,有如太一,而以甘泉泰畤(祭太一)、汾阴后土祠(祭后土)和雍五畤(祭五帝)环绕之,有如三一,统领天下诸祠。
这是一种国家宗教,宗教大一统。
(三)王莽废除了汉武帝的宗教大一统。
史家都说,王莽是个“大坏蛋”。他背骂名,虚伪、杀人、拿活人做解剖,还不是主要原因。历史上的坏蛋,大家都这么骂。大家骂王莽,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是外戚,乱了汉家的正统。
中国的强臣僭主,挟天子以令诸侯,都爱假扮周公(曹操也如此)。其实,撇开道德评价,要讲秦汉大一统,这个人也很关键。
王莽是儒生,以古为新,很矛盾。他的新朝,其实是个复古的朝。
秦汉时期的创新,每次都引起儒家的反动。
儒家反对新制度,总是拿西周封建和周公之礼说事。主旋律不改,但每次都有变奏。
大家说,王莽是个迷信书本、充满幻想的人,没错。但他也有他的实际考虑。
汉武帝,骨子里是秦始皇,跟秦始皇一样,活得很累很累。那么大的国土,他也是两三年一圈。况且,他还活得特别长(在位五十四年),真把天下折腾苦了。他死后,大家又想起秦始皇,哪儿哪儿都像。儒生,原来不敢讲,现在都说,他的礼,制度不合,方位不合,处处不合儒经。
西汉晚期,武帝旧礼,时罢时复,时复时罢,最后,还是王莽出来,把它彻底废了。从此,祭不出郊,要祭,也是在家门口摆几个坛,像北京六坛那样,不知省了多少钱。皇帝省事,大臣省事,老百姓也可以喘口气,
中国古代的郊祀,本来是小郊祀。汉武帝的地盘太大,为了控制领土,他的郊祀是大郊祀。王莽把大郊祀改成小郊祀,意义很大。后世都是小郊祀,这是他的遗产。
王莽的历史遗产,对后世影响很大。大在哪里?主要是他把官方宗教和民间宗教分了开来。天地祖宗,皇帝亲祭,跟老百姓无关;天下山川,派员致祭,也跟老百姓无关。
汉武帝的宗教政策是“计划经济,一统即死”,王莽把它废了,一风吹,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包产到户,小商品经济,放开就是,黄老之术,听其自生自灭。但废了也有废了的问题。这事闹到东汉,留下后遗症。中国的上层,皇上、儒生倒是高兴了,但老百姓的信仰没人管。国家不管,人家自己管。所以我们看到,东汉时期,很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气功热,有个借术立教的高潮。
然后,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场恶补,是把小教纳入大教。释之入,道之兴,就是乘虚而入,填补这个空白。佛教、道教是大教,对整合宗教有意义。但中国即使有了大教,也是二教并立,下面有各种小教,所有教都在官僚化的学者和学者化的官僚(即所谓“儒教”)控制之下。中国的宗教大一统是个打了折扣的大一统。
汉以后,中国的局面是什么?
我们有国家大一统,有学术大一统,但没有宗教大一统。我国的宗教,一直是多元化的格局,和西方正好相反。(西方,十八世纪,苦于宗教大一统和国家四分五裂,曾艳羡中国,用中国的这两条批判他们的宗教专制和国家封建;十九世纪,随着“西风压倒东风”,他们又掉过头来批中国,重返古典虚构,即上面说的“西方民主,东方专制”论。其实,分裂和统一,在历史上一直是互为表里,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苦恼,既不能以东西分,也不能以善恶分。此不可不察也。)
大一统当然专制。
现在,大家都说,民主好,专制坏,民主再不好,也是万般无奈的最佳选择,民主是个好东西。其实,古人的感觉正好相反,他们说,专制才是万般无奈的最佳选择,专制才是好东西。现在的道理不能当过去的道理,过去的道理也不能当现在的道理。
过去,专制可是个硬道理,硬到让你绝望。
无可奈何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反对?而且一代一代,总是有人反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你只有理解历史的漫长、宏大、沉重和压迫感,你才能理解文学的力量。
读小说,你才知道,中国人的精神深处一直有一种挑战精神,它对所有权威都是有限承认,尽管屡战屡败,它却屡踣屡起。它敢挑战各种“天经地义”:挑战鬼神,挑战皇帝,挑战礼法,挑战规则,百折而不挠。
九、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有“大一统”,就有挑战“大一统”。
知识分子喜欢做梦。知其不可而为之,做梦;知其不可而逃之,也做梦。孔子有周公之梦,庄生有蝴蝶梦,隐遁山林,找个桃花源,也是很多人的梦。做梦只是表示不满,不满他生活其中的世界。不满才会找出路。但梦不是出路。
政治家不做梦,大众不做梦,他们一旦不满,就会付诸行动,行动都很暴烈,让知识分子害怕,但这世间惊天动地的大事全是这些人办出来的。
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是中国的古典对立。历史上,围绕孔夫子和秦始皇的争论,就是以此为背景。
秦始皇,是政治上的胜利者,精神上的失败者。孔夫子,是政治上的失败者,精神上的胜利者。它们是一对有趣的符号。
秦始皇,从“千古一帝”到“千古罪人”,他本人想不到。孔夫子从“丧家狗”到“大成至圣先师”,他本人也想不到。
历史上,围绕这组符号,有很多争论,一直争到现在。
这是一份精神上的遗产。
说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一点我想说明,政治家和老百姓,不读书的人,或读书不多的人,他们也有他们的精神世界。
知识分子,上有天,下有地。天是领导,地是群众,它是夹在中间。阮籍说,他是裤裆里的虱子。裤裆就是领导和群众。邓小平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拿钱就得听喝,教育部就是我们的老板。
知识分子是从事精神生产的,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不等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
我们要知道,“大一统”的“统”是统治者的“统”。统治者控制人民,头一条就是控制知识分子的大脑。学术大一统,就是把知识分子的大脑统一起来,统一到尊孔-读经-做官这条道上来。文官考试是我们的一大发明,很灵。只要上了这条道,就不会犯上作乱。这是一个精神世界。
还有一个精神世界是老百姓的精神世界。我们要知道,宗教多元化,同样是为了控制老百姓。只要不造反,你爱信什么信什么。
其实,这两条都是为了防止造反。
古人说,“抚我则后,虐我则雠”[《书· 泰誓下》。《泰誓》是《古文尚书》中的一篇,古人常引这话(如《贞观政要》卷三)],国君对我好,我拿他当国君,国君对我坏,我拿他当死敌。这是中国的传统。
古人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的《王制》、《哀公》。这话两见于《荀子》,据说是孔子听什么前辈讲,不是魏徵的发明。),国君是船,百姓是水,水可以把船托起来,也可以把它翻个个儿。这也是中国的传统。
中国的老百姓最有反抗精神。
中国这条大船,历史上,每个朝代,都载一次,又覆一次。载舟是民,覆舟也是民。古代贵民,就是承认老百姓有这个力量。“贵”从“怕”生,既怕没有水,船就划不动,又怕水涨船高,最后把船给翻了。孔子如此,孟子如此,他们都怕老百姓。这不叫“民主”,这叫“怕民主”。[民主制的对立面是贵族制。古典意义的民主,从一开始就是非贵族,反贵族。学者说,孔子、孟子是倡民主,秦始皇是反民主,根本不对。孔子、孟子都是平民,他们反而热衷贵族制。秦始皇大力摧毁的是贵族社会(注意:是贵族社会,而不是贵族王权),他反而是贵族出身。]
统治者都害怕民主。
罗马统治者说,老百姓需要什么?就两条,一是面包,二是娱乐。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条,是宗教。老百姓,没饭吃,会造反;有苦没处诉,会造反;有劲儿没处使,也会造反。
面包、娱乐和宗教是消解革命的好办法。罗马皇帝后来信了基督教。(阿育王皈依佛教是历史上的类似事件。汉武帝独尊儒术也有相似性,但儒学不同于佛教和基督教,它是知识分子的理想寄托,跟大众信仰无关。)有了基督教,才算齐活。但他们,皇帝信教,是为了安抚老百姓。我们崇儒,是为了安抚知识分子。
统治者的本事,全在消化造反。
知识分子,即使贵为“四民”之首,只要不当官,也还是属于“民”。更不用说被仕途抛弃的知识分子。
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就是“愚民”,但“愚民”的“民”也包括知识分子。
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鲁迅说,读经不如读史,读史不如读野史,很有道理。我有一个建议,经常跟汉学家讲,你们要想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吗?读小说比读古书更直截了当。小说是我的“四书五经”。我读小说,不光当文学读,还当思想读。
小说的奥妙,是它最有反抗精神。
中国小说,传统分三大类:英雄(属“讲史类”)、儿女(属“人情类”)、神怪(也叫“神魔类”)。这个分类最好。它对中国的大一统,特别是精神的大一统,有很好的回答。
明代有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清代有两大奇书:《儒林外史》、《红楼梦》。除《儒林外史》,都可归入这三大类。
这六本书是中国小说的经典,不可不读。
《三国演义》:主题类型是“英雄”。“英雄”一词,出自《太公》、《三略》(古代的阴谋书),三国那阵儿最流行。当时,“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辛弃疾《南乡子· 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英雄”是什么人?政治家,阴谋诡计一大套,能掐。老百姓拿《三国演义》当兵法,跟诸葛亮学智慧,也是学掐。说起“英雄”,我们要注意,这个词跟乱世直接有关,专门指的就是乱世英雄。乱世英雄,前因是“大一统”,后果也是“大一统”。破坏“大一统”,再造“大一统”,离了“英雄”不行。这书,开头是“桃园结义”,结尾是“三分归一统”。“一统”是司马氏的天下,三家全白掐。这书,讲忠义,关老爷是道德榜样,但好人不得好报。关羽被害,张飞被害,诸葛亮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作者同情的蜀汉是以失败而告终。这个结尾好。
《水浒传》:主题类型也是“英雄”。这是另一类英雄,草莽英雄。“逼上梁山”,分两种人:上等人,宋江为代表;下等人,李逵为代表。无论上下,层次都比《三国》低。他们一块儿造反,想法不一样。林冲夜奔,“手提着杀人刀,走一步,哭嚎啕”,“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是不得已。宋江上山,也是不得已。他们都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泽东语)。李逵造反,打打杀杀,没有目标,就是帮宋大哥夺了鸟位,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宋江倒是有目标,“杀人放火受招安”,最后是招安。他们喝了朝廷的毒酒,下场很惨。英雄,越是含冤抱恨,百姓越心疼。这个结尾也好。
《西游记》:主题类型是“神怪”。我说过,“神怪”类型的小说是中国古代的“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李零《当代〈封神榜〉--机器人与人机器》,收入他的《放虎归山》,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53-61页)。虽然这书,“幻”则有之,“科”则全无。孙悟空的自由精神,我印象太深,一生都抹不掉,但这种精神只在开头。很长时间,我一直觉得,这书,也就前五回有劲,后面特没劲。这也是个先造反后招安的故事,虎头蛇尾,主要讲蛇尾。孙悟空,“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特能捣乱,特能破坏,“大闹天宫”,痛快。但这只是铺垫。“西天取经”才是重头戏,绝大部分是娱乐,近乎科幻的娱乐,好像抻长的电视剧,八十一回,回回差不多。结尾也庸俗,孙悟空给唐僧当保镖,最后封了个“斗战胜佛”。当年他造反,是造玉皇大帝的反,不是造如来佛的反,但谁把他压在五行山下?那可是如来。如来很鬼,懂得转移法,你不是要打打杀杀吗?好,咱们给你找个地方。擒妖打鬼,九九八十一难,一路打打杀杀,正好释放他的暴力倾向。孙悟空,自从西天取经,前后判若两猴,鞍前马后,好像一条狗。这种结局,是造反者的宿命,和《水浒》差不多。
《金瓶梅》:主题类型是“儿女”。“儿女”是男女关系。男女关系,场景有二,一是家庭,二是妓院,有皮肉烂淫,有儿女情长。这也是一大类型。此书写一男三女,先宣淫,再戒淫,寓戒于宣,这是个讲故事的套子。很多言情小说都有这个套子。学者说,这叫世情小说,不叫色情小说,甚至下定义,床上描写,如果删掉,不影响情节发展,叫世情小说;影响,叫色情小说。我不这么看。色情、爱情,都是人情,都是世情,彼此不是水火关系。此书既写色情,也写世情,其实是一部败家史。中国人写家,总是阴盛阳衰,纲常倒转,男人败在女人和小孩的手里。这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儒林外史》:专写读书人的命运,在中国小说中是自成一类。读书人,“自古华山一条路”,唯一出路是当官。马二先生说,拆字、算命、教馆、作幕,都不是正路。不应试,不当官,没有出路。吴敬梓笔下,儒林枝头,没几个好鸟。好人主要在一头一尾。开头,王冕不当官,靠什么生活,一是卖卜测字,二是画画。他有个预言,自从有了八股取士,“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后面的故事,就是讲知识分子倒霉。结尾,“四大高士”,都是市井中人,琴、棋、书、画各一位。它的开头结尾都是赞美隐士。隐士精神,上承《论语·微子》,源远流长,代表的是中国文人的“人文幻想”。我也有这种幻想,幻想有个上不仰领导鼻息,下不阿群众所好,四壁图书的“星级监狱”。他批判的不仅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而且是学术大一统和知识分子的宿命,了不起。(阅读此书,可与《野叟曝言》比较。后书是正统儒家和迂腐书生的狂想曲。)
《红楼梦》:主题类型也是“儿女”,和《金瓶梅》一样,也讲败家史。但讲法不同,色情、爱情、人情、世情,啥都有,但主要不是色情。他借用了《金瓶梅》的概念,所谓“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最后是“悟空”。但这只是个讲故事的俗套,并无深义,当时的言情小说,几乎都这么讲。(浦安迪讲明代“四大奇书”,特别强调“色空”,尤其是孙悟空对“空”的超越,但我以为,这不过是明代小说的一个套子。参看:[美]浦安迪《明代四大奇书》,沈亨寿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贾宝玉,生于女人堆,长于女人堆,是个出类拔萃的“败家子”,以贾政的观点看,当然是“败家子”。贾府,外面是男人当家,里面是女人当家,阴盛阳衰,二爷的脾气是这么惯出来的。(中国的末代皇帝,也都是这么惯出来的。)他喜欢弱女子,讨厌臭男人,男人的“正路”,他根本看不起。这是对“家”的叛逆。越剧《红楼梦》有段唱词,我喜欢。“看不尽满园春色富贵花,听不完献媚殷勤奉承话,谁知园中另有人,偷撒珠泪葬落花。”他喜欢林妹妹,林妹妹也不合群。他们都是“家”的叛徒。这书,结局是什么?只能是宝玉出走,离开这个“家”。这是用另一种方式写“家”,滴水见太阳。《金瓶梅》的“家”写什么?《红楼梦》的“家”写什么?它写的是咱们这个中国,咱们这个大家呀。它象征着明清社会,中国这个大家,大厦将倾,无可奈何。
中国的众生相,从男到女,从家庭到社会,从社会精英到普罗大众,从经济、政治到宗教、文化,小说无所不包。中国近代文学,巴金的《家》,钱锺书的《围城》,很多小说,还有这个灵魂的影子。
病,有小病,有大病,有绝症。人患绝症,无药可医,总不会坐着等死。病笃才会乱投医。西药不灵,他会吃中药;中医不行,他会求巫医。病人总是在这三者间转磨磨。政治家也往往如此,传统不灵,他会求现代,资本主义不灵,他会求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灵,他会再求传统,也是转磨磨。谁都以为,世上一定有包治百病的药,没准藏在哪里。
其实,生老病死,谁也躲不过,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药,根本就没有。
上述小说,大部分都无解,结尾很无奈。终极关怀,难免无奈,这是小说的深刻处。
“大一统”是个几千年的大发明,是个几千年都搬不动的大石头。体系严密,有利也有弊,中国人该如何面对?
这是最重要的思想史。
读小说,你会发现,中国人很滑,中国人也很活,让你又恨又爱。
我对中国人是爱恨交织。
读小说,你才知道,中国人的精神深处一直有一种挑战精神,它对所有权威都是有限承认,尽管屡战屡败,它却屡踣屡起。
它敢挑战各种“天经地义”:挑战鬼神,挑战皇帝,挑战礼法,挑战规则,百折而不挠。
来自:圆角望  > 杂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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