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知青那地方，有一种红百合，开在田垄里，开在草地上。美丽的百合花，伴在耕作人的左右，使乏味的劳动生动起来。铲地时，为了不让锄头伤了百合，我多费不少力气躲避花儿。然而，我挨了批评。原因是地铲得不干净。我自恃有理，“百合不是花么？”队长生气了：“花又咋的！在花园里是花，长庄稼地里，就是草。谁让它长错了地方？以后，不论什么，长在不该它长的地方，就该铲！”
“不论什么，长在它不该它长的地方，就该铲”，这因为委屈而牢记的话，后来却给了我许多启迪。明熹宗朱由校，把大明弄得乱七八糟后，交给崇祯，让崇祯当了亡国之君。那边是赤地千里，饿殍盈野；这熹宗皇帝却整天泡在木匠房子里推刨子。如果让赵佶老老实实地画画，让李煜专心去写词，让路易十六研究锁头，人间定会少去许多不幸。
人与百合不同。“人挪活”，人可以主动调整自己，可以寻找更适合自己的位置。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原来都是学医的。当个优秀医生，固然很好。但他们发现，改变一下，适应时代需要，自己能够为改造中国社会作更多贡献时，就放弃了原来的位置。如果他们坚持从医，中国的社会就会少了三个伟人。
是百合就应到花圃里去，是小草就别往麦田里凑。静下心来，先想想自己应有的位置在哪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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