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从“七十贤徒”到“四科十哲”
“孔子衣镜”（此前称之为“孔子屏风”）是南昌汉代海昏侯墓出土的重要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在这件器物之上，除了现存最早的孔子画像及介绍性文字之外，孔门弟子资料也是重要组成部分。
习文史者皆知，孔门弟子号称有“七十贤徒”。《吕氏春秋·孝行览·遇合》载：“委质为弟子者三千人，达徒七十人。”《淮南子·泰族训》则曰：“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由此，涉及到孔门弟子问题时，“七十子之徒”是不可绕过的环节。
但在孔子衣镜中，限于体量和篇幅，他们不可能全部亮相，只能根据需要，有选择性地将一些“重中之重”的人物编排入内。而在这种选择中，首要的，是要尊重孔门传统。由此，我们注意到，“四科十哲”，成为了衣镜图文编排和撰作的重要知识基础。
所谓的“四科十哲”，来自于《论语·先进》篇，它将孔门的著名弟子分为了四个类别，共计十人。即所谓：“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因适中的数量及权威性，这一说法成为了“七十子”最重要的代表。由此，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司马迁在引述孔子之言“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后，首先列出的就是这十大弟子。也就是说，在太史公及汉儒看来，“七十子”固然是孔门杰出弟子的代表，但倘缩小范围，“四科十哲”则为首选。
这样的情形在出土资料中亦可获得映证。有学者对汉代孔门弟子画像石进行考察后指出，在这些画像石的榜题中，既有“七十子”的标示，更可发现与《论语》中“四科十哲”的一致性。作为一个重要事实，“很多人认可‘十哲’之类的人和事。”[1]要之，在论及“七十子”之时，无论是在传世文献中，还是在出土图像中，“四科十哲”的序列颇为重要与核心。
由本论题出发，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思维方式在孔子衣镜中，是否也有所体现呢？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注意到，在介绍孔子的文字中，这样论道：“孔子弟子颜回、子赣之徒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但出现的几大弟子图像，则主要聚焦于“四科十哲”。此外，有一篇《衣镜赋》，它位于衣镜掩的正面，其中这样说道：“□□圣人兮孔子，□□之徒颜回、卜商。”[2]据笔者的考察，“颜回、子赣之徒”、“□□之徒颜回、卜商”云云，应该也是与“四科十哲”相对应的概念，它们作为“七十子”的代表，对于衣镜中的弟子编排及相关问题，发挥了指导性的作用。下面，笔者就不揣谫陋，对此作一初步的分析。
二、从“渊、骞之徒”到“颜回、子赣之徒”
翻检史籍，“孔子衣镜”文中所论的“孔子弟子颜回、子赣之徒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的表述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二者应该具有同源文本及理念。
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开篇这样说道：
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太史公首先引述：“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接续而来的文字，就是“四科十哲”，他是以此作为“七十子”的核心代表。而衣镜文在“皆异能之士”的表述之前，则是直接以“孔子弟子颜回、子赣之徒”加以概述。在同源文本的视野下，我们的问题是，代表“七十子”的“颜回、子赣之徒”，是否也是由“四科十哲”中抽绎而出的呢？笔者以为，事实正是如此。
在西汉大儒扬雄所撰的《法言》一书中，有一篇名为《渊骞》，它以“七十子”为核心展开讨论，一开篇即问道：“渊、骞之徒恶在乎？”汪荣宝指出，依据此书《学行》注所言，“徒犹弟子也。”由此可推定的是，“渊、骞之徒，犹言七十子之弟子。”汪氏还进一步指出，这一理念推出的根据是：“《仲尼弟子列传》以颜渊、闵子骞居首，故举渊骞以统其余也。”[3]我们知道，汪氏所谓“举渊骞以统其余”，虽标示其出于《仲尼弟子列传》，但文本源头乃是《论语》所载的“四科十哲”。也就是说，以“四科”的概述性说法来指代“七十子”，在汉代是有例可循之事。
与扬雄的“渊、骞之徒”相类，“颜回、子赣之徒”为同一类型的表达法。所不同在于，扬雄在居首的“德行”科中，将颜渊和闵子骞列出；而衣镜文中的“颜回、子赣之徒”，则是将“德行”科的颜渊和“言语”科中的子赣（贡）并列，在前两科中各举一人，以概述“七十子”。由于这种手法比扬雄之论的概述性更强，接受程度也更高。
由此可注意的是，《孟子·公孙丑上》载：“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汉儒赵岐注曰：“颜渊、子贡等之服于仲尼，心服者也。”[4]此外，据《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西汉时代的大儒刘向曾在奏章中有言：“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据《后汉书·独行列传》，东汉时代有人将自己弟子比附为孔门中人，“名为‘颜渊’、‘子贡’、‘季路’、‘冉有’之辈。”看来，在整个汉代，“颜回（渊）”、“子赣（贡）”常可并论，在那时，以“颜回（渊）、子赣（贡）之徒”来概述“四科十哲”，进一步指代“七十子”，应该是可接受的通例。
在此，需稍加辨析的一个问题是，汪荣宝虽然准确地将“渊、骞之徒”与“四科十哲”加以联系，但在他看来，“渊、骞之徒”为孔门再传，指的是“七十子”的学生辈。倘从语义上加以分析，汪氏乃是从“颜渊、闵子骞等七十子的弟子”这一层面上，去进行释义的。这种看法在语义上固然可通，但它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因为“渊、骞之徒”，更可指“颜渊、闵子骞这些弟子们”，直接对应着“七十子”，而不是再传弟子。
在衣镜文中，已明言“孔子弟子颜回、子赣之徒七十有七人”，由于直接对应面就是“七十子”，很显然，“颜回、子赣之徒”在此属于后一种意义指向。还可注意的是，在《史记·儒林列传》及《汉书·儒林传》中，亦载道：“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在此，“七十子之徒”指的也是子贡等孔门嫡传，而非再传弟子。不仅如此，在《史记》、《汉书》的其他篇章中，此语凡有明确所指者，皆与此同一意义指向。[5]也就是说，至少在汉代，“七十子之徒”主要指的并不是孔门再传，而就是“七十”门徒们。衣镜文所采取的，正是当时的通行用法。
值得提出的是，对于这一概念或名词的使用，虽然还可以找到许多旁证加以坐实，但我们也注意到了材料方面的一点疑问。那就是，在“言语”科中，列出的是“宰我、子贡”二人，那么，何以不将宰我与颜回并列呢？在笔者看来，在“言语”科中弃宰我，而将子贡与颜回排列在一起，作为“十哲”及“七十子”的代表，原因主要在于，《论语》等文本中宰我形象的消极影响。
宰我能进入“四科十哲”，说明其曾经获得过孔子的高度首肯，尤其在“言语”方面，颇有造诣。但这些应该主要发生在孔子早年，后期他的一些言行引起过夫子的不满，并对其说过一些重话。如孔子曾言：“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6]既说明了后来对宰我的不满，却也反过来证明了，早年对宰我在“言语”方面的欣赏。这样的情形在《论语》中亦可得到某种映证。《公冶长》篇载，宰我“昼寝”，孔子对这位弟子不好向学的惰行，愤怒地指斥道：“朽木不可雕也”，并且指出：“吾始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因这样的记载，宰我的“言语”，后来不仅不能成为他的光荣，反倒成了一种负面标签。前所引及的“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云云，就是将他与子羽（澹台灭明）加以比较，作为负面形象，以衬托后者。衣镜文亦将此语收入，可见宰我在“言语”方面的负面影响之大。[7]有了这样的背景，在“言语”科中选取代表人物，弃宰我而用子贡，也就可以理解了。
不仅如此，在孔子晚年，随着颜回、子路等弟子的纷纷离世，子贡成为了孔子最为信赖的学生。孔子离世之前最为期待见到的就是他，离世之后的丧事亦由其主持，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是孔子晚年最得意的门生。”在孔子过世后，“尽管子贡没有名正言顺地举起孔门‘帅旗’，但其在孔门弟子中突出地位似乎也已基本确定。”[8]虽然此后孔门弟子发生分裂，子贡最终没有成为孔门的统领者，但他在晚期孔门中的突出地位，是无法忽略的。由此，以子贡，而不是宰我作为“言语”科代表，与颜回连及而言，即所谓“颜回、子赣之徒”，逐渐成为习惯，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颜回、子赣之徒”与先“政事”、后“言语”问题
“颜回、子赣之徒”的称谓，是依据着今本《论语》“四科”的顺序：“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而定出来的。按照这一顺序，子贡作为“言语”的代表，紧接着“德行”而来，故而可与颜回并论。然而，可注意的是，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政事”科的“冉有、季路”排在“言语”科的子贡等人之前，与今本《论语》有异。那么，衣镜文为何不遵循这一次序进行排列呢？[9]
查核《仲尼弟子列传》，唐司马贞《索隐》指出：“《论语》一曰德行，二曰言语，三曰政事，四曰文学。今此文政事在言语上，是其记有异也。”[10]但具体原因何在呢？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对于这一差异，清儒刘宝楠认为：“《弟子传》先‘政事’于‘言语’，当出《古论》。”[11]由于何晏《论语集解》序有云：“《古论》惟孔安国为之训说，而世不传；至顺帝时马融亦为之训说。”有学者遂以此为基点提出，在《论语》中的“四科”一章，此前采纳的为《古论》本，先“政事”后“言语”乃是最早的文本标准，他还认为，“孔氏《古论》早佚，流传是马融本。”“形成如此先言语后政事，恐怕出于东汉马融所改定，”并进一步推断，它影响了此后马融的学生郑玄对《论语》文本的改订。[12]
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理路，衣镜文中的“颜回、子赣之徒”，就不应该是来自于“四科十哲”的原始文本了。因为当时的《论语》文本次序还是先“政事”后“言语”。由此，前所论及的“颜回、子赣之徒”，与“四科十哲”的必然联系，就要遭到质疑。
但事实是这样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四科”次序问题，今本所列渊源有自，不仅没有改窜，反倒应该是《论语》文本的常态。我们注意到，在河北定州所出土的西汉中山怀王刘脩墓《论语》中，“四科十哲”这一章的文字作：“……渊、闵子骞、冉伯……有、子路；文学：子游，子夏。”[13]在这里，虽然“言语”科文字有残，但由于“德行”在前，“政事”与“文学”联袂居后，很显然，“言语”必然接续在“德行”之后，“政事”之前，它与今本次序完全一致。与刘贺一样，刘脩离世于宣帝时代，定州本《论语》反映着早期文本的真实面貌。根据这一资料可断定，在《论语》文本中，先“言语”后“政事”绝无改窜可能，而是其原貌。
不仅如此，在东汉，马融之前的王充在其所著的《论衡·定贤》中，在论及“子贡之徒”时，是这样说的：“以辩于口，言甘辞巧为贤乎？则夫子贡之徒是也。子贡之辩胜颜渊，孔子序置於下。”按照王充的看法，是孔子将“子贡之徒”置于颜回之下，而其根据，应该就是《论语》中的“四科十哲”。这一观点得以成立的理由在于，在汉人看来，这一弟子序次，就是出于孔子所言。《新序·杂事三》云：“孔子曰：‘言语：宰我、子贡。’”很显然，汉人认为，“四科十哲”是孔子之言，而非“世俗”之论。石光瑛评价道：“是汉儒旧说皆以《论语》此节为孔子之言。”[14]由此，在汉儒看来，“颜回、子赣之徒”，不仅是当时广为接受的理念，而且确乎与《论语》文本中的“四科十哲”相契合。
还可一提的是，在汉代经学史上，《论语》早先有着所谓的齐、鲁、古三家文本。今本《论语》的源头可追溯至西汉成帝年间的张禹，他以今本《鲁论》为主，整合《齐论》，建构了“张侯本”，汉末的郑玄又在此基础上揉入《古论》，[15]魏晋时代的何晏则进一步融汇众家，成《论语集解》，从而奠定了今传本的规模。现在可以知道的是，定州《论语》属于《鲁论》，海昏《论语》虽未完全公布，但可确定为《齐论》，而且在汉代的齐、鲁、古三《论》中，前两者作为今文经学，早于《古论》，在武帝之前基本定型，司马迁所采主要是不避讳的《古论》本。[16]由此，刘宝楠所提出的先“政事”后“言语”来自于《古论》本，就似乎颇有见地。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汉代，先“政事”后“言语”的排序，或许可与《古论》文本相应，但这一排序又不完全由今古文学派及所属文本所决定。据《盐铁论·殊路》，在昭帝时代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提出：“七十子躬受圣人之术，有名列于孔子之门，皆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数人云。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这一排列次序正与《仲尼弟子列传》相同。很自然地，我们要问，这一立论根据是来自于《古论》还是《史记》呢？但答案是，与《古论》和《史记》应皆无关系。
我们注意到，《古论》出自于武帝时代，很可能来自于孔壁，至宣帝时代由官府转为隶定本后，得以广泛流传，此前，获睹者罕。故而《论衡·正说》曰：“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盐铁会议的时间早于《论语》隶写的宣帝时代，来自于民间的贤良文学应该是看不到古文本的，至于《史记》文本，根据我们的研究，也非他们所易见。[17]如果依据今文《论语》文本，无论偏于齐的海昏本、还是属于鲁的定州本，都不应如此排序。在此，最大的可能乃是，汉儒对今文《论语》文本排序做了调整，最终有了这样的结果。
由此作进一步的探究，就可以发现，在战国两汉，虽然“四科十哲”是广为流传的孔门传统，但对其引述之时，不一定要完全依据原文本，它是可以根据需要适度调整的。典型例子出现在《孟子·公孙丑上》：“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对照《论语》文本，此段文字显然与“四科十哲”章相合，由于孟子在引述时，所讨论的主题为所谓的“知言”问题，故而将“言语”提至“德行”之前。同样的，再审《盐铁论·殊路》中的文句，也可以发现，讨论的焦点是孔门弟子的政治才能，故而将“政事”推前，“言语”居后。文中所谓“皆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云云，正反映着这种意识。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所谓的“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作为孔门弟子的鲜明特色，在战国至汉以来，已几乎成为了一种通论。如在《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中，在论及孔门弟子时，这样说道：“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不仅在思想意识，甚至措辞上，都与贤良文学们声气相通。
总之，先“言语”，后“政事”，固然是符合《论语》文本的排序，但由于思想意识的驱动，在汉代，先“政事”后“言语”，亦成为一种重要的选项。由此，与“颜回、子赣之徒”的表述相仿，“颜冉”，即颜回与冉有亦可以并称，它虽没有前者那么普遍，但可以反映“四科”的另一种次序安排。如《汉书·宣元六王传·淮阳宪王刘钦》曰：“颜、冉之资。”
在此需加以注意的是，颜师古囿于《论语》文本，将其解释为：“颜，颜回也。冉，冉耕也，字伯牛。皆孔子弟子。《论语》称子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然而，这是一个误判。由前已知，在汉代，“德行”科一般以“渊、骞之徒”加以表述，即将“德行”科中的前两人颜渊、闵子骞并论。一般情况下，按照惯例，是不能跳过闵子骞，而直接将颜渊和冉耕并论的。[18]
以前所引及的《孟子·公孙丑上》为例，我们注意到，孟子虽然将“言语”和“德行”的次序作了调整，但每一科的内在次序还是有其规律的。“宰我、子贡”的排序，与《论语》原文本相合。在“冉牛、闵子、颜渊”的排序中，与《论语》文本相较，则是将排在最后的仲弓省略，然后，再按照重要性，层层递进地作排序，虽与《论语》文本的次序正相反，但内在的逻辑是很清楚的，就论题而言，它每一科的内在次序是严谨的。由此，“颜、冉”之“冉”，不太可能是冉耕，因为这种乱其次序的做法，不符合当时对“四科”的表述及引用。要之，此处的“冉”，应该就是“政事”科的冉有，而非“德行”科的冉耕。
当然，可能有人会认为，《汉书》中的这个例子在表达上并不够清晰，易生歧义，要完全坐实似乎还有一些差距。为进一步证明之，我们可以再看看《后汉书·文苑列传·边让》中的文句，里面载有汉末大儒蔡邕对时人边让的一段赞誉之辞：“让生在唐、虞，则元、凯之次，运值仲尼，则颜、冉之亚。”在这里也出现了“颜、冉”，并且联系上下文，可以确证，在汉代，“颜、冉”并称时，其指向一般来说，就是颜回、冉有。
由这段文字可以知道，蔡邕将边让与尧舜时代的“八元、八凯”，孔子弟子中的“颜、冉”相提并论。细绎文字，可以发现，这种比附中有着对边让政事能力的推崇。据《左传》文公十八年，“八元、八凯”以治国理政的能力而著称，即所谓“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内平外成”。我们知道，孔门弟子中的“冉耕”未闻其政事能力如何，仅以身列“德行”科为后世所知；而冉有则居于“政事”科之首。毫无疑义，在汉代，一般来说，“颜、冉”之中的“冉”，应该指的就是冉有，而非冉耕。要之，“颜、冉之资”中的“冉”，是冉有，而非冉耕，颜师古的误判不能成立。
在此，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蔡邕在汉末主持熹平石经的刊刻，与古学派分庭抗礼，其中《论语》作为重要经籍，所用为《鲁论》本。[19]由此，蔡邕所采《论语》也应为这一文本，至少是今文学派本。如果先“政事”后“言语”，是来自于《古论》，那么，蔡氏所谓的“颜、冉”云云，就显得有悖情理了。看起来，汉儒所谓的先“政事”后“言语”，主要不是由于文本使用之异，而是因行文上的考量和习惯所导致。
四、“□□之徒颜回、卜商”与衣镜的图文编排
有了以上的知识基础，再来看“□□之徒颜回、卜商”，就可以发现，它也与“四科十哲”及“七十子”关系密切。我们注意到，此句接续“□□圣人兮孔子”而来，前一句论述圣人孔子，很自然地，后一句讨论的就是孔门弟子了。它与前所述及的“孔子弟子颜回、子赣之徒七十有七人”正可呼应，只是语序上倒置，语言表达上也相应地稍有不同。
何谓语序倒置呢？“孔子弟子颜回、子赣之徒”是将孔门弟子的名字列在“之徒”二字之前，而“□□之徒颜回、卜商”，则是将他们的名字置之于后。虽在表达上有异，但相较之下，很明显的是，二者指向一致，意义相当。既然“颜回、子赣之徒”由“四科十哲”抽绎而来，“□□之徒颜回、卜商”应该不例外，也当来自于此。下面，就具体论之。
我们知道，颜回是孔子最器重的学生，回是他的名，因为他字子渊，一般都敬称为颜渊；而卜商，则是孔子高足子夏之名。查核文本，他位于“四科”的“文学”一科，历来被认为是孔门弟子中最重要的传经人物，在经学领域，许多经籍的流布源头都可追溯于此。故而在衣镜图像中，他的形象是：“双手持一册打开的简册，正低头专心看竹简。”[20]就极好地反映了这种普遍认知。众所周知，自汉以来，儒家思想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一个核心原因就在于，其所传五经或六经占据着神圣地位。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的思想界，由此被称之为“经学时代”。[21]从这个角度来看，子夏在孔门中的地位不可谓不重要。
然而，倘循此理路进行讨论，由本论题出发，有两大相关问题摆在面前，需作正面作答。
一是既然地位如此重要，子夏及其所在的“文学”科，何以在“四科”中居于末位？而不加以调整呢？
笔者以为，这里面的关键性因素，除了很可能孔子原话如此，后世照录之外，它与战国至汉代以来的经学思维关系更大。我们注意到，在经籍之中，除了首章，末章也是十分重要的篇幅，常常被认为寄托了重大情怀。如《春秋》经，除了首章“元年王春正月”之外，末章“获麟绝笔”，也被认为寄托了丰富的“微言大义”。再如《论语》，以《学而》作为开篇，体现的是“入道之门，积德之基”，末卷《尧曰》篇则“以明圣学之所传者，一于是而已。”[22]要之，在经学思维中，由于重视“始”、“末”问题。子夏位于“四科”之末，不仅不减损其价值，反而是其地位的一种表现。由此，在“四科十哲”中抽绎代表人物时，颜回固然是首选，与之相配的，除了接续其后的闵子骞、子贡等之外，最后压阵的子夏，也可成为当然之选。也由此，“□□之徒颜回、卜商”，是符合“四科”的内在逻辑理路及相关思想序列的。
二是颜回、卜商皆为名，而不是字。按照当时的规矩，出于敬称的需要，大都以字称之。也就是说，从“四科”中将他们的名字抽绎而出，规整的称谓应该是“颜渊、子夏”，而不是“颜回、卜商”。在儒门之内，直称其名，只有他们的老师孔子有资格为之，他人出于礼貌和敬意，是不应该如此称谓的。[23]遑论后世之人呢？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先秦两汉，由于颜回之名为人所熟知，在各种不同立场的人群中，也可以看到名而不字的情况，或者，或名或字，似乎比较随意，如《庄子》中就是如此。另外在《法言·君子》中，有所谓“回、牛之行德”的提问。但务必注意的是，《庄子》是偏于道家立场的，且行文不羁，而《法言》中所出现的提问，应来自于民间，由前已知，扬雄本人是以“渊、骞之徒”这样规范的敬称来称谓颜回等人的。不仅如此，我们还注意到，魏晋南北朝以后，以“颜回”，而不是“颜渊”为称谓者多了起来。如据《新唐书·李德裕传》，西汉时刘向所言的“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不自觉地被换成了“昔刘向云：‘孔子与颜回、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颜渊”改为了“颜回”。甚至在《孔子家语·颜回》篇这样的儒家重典中，竟无一“颜渊”，皆作“颜回”，并出现了“颜回谓子贡曰”这样的句子，子贡称字，颜回反倒称名。
以上的例子固然说明了历史中的复杂性，具体原因，尚需做具体的分析。但就本论题出发，可以肯定的是，在战国以至两汉时代，只要是偏于儒家立场的读书人，那时的规范还是以“颜渊”称之，所以，除了前所论及的刘向、扬雄等例子外，无论是在《论语》还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在“四科十哲”及相关称谓中，皆无颜回、卜商这样直呼其名的作法。不仅如此，前所引及的，赵岐的“颜渊、子贡等之服于仲尼”，王充论及颜渊与“子贡之徒”时，也皆是如此，以字称之而不名。孔子衣镜以孔门师徒为主题，颂扬之情不言而喻，褒词在在皆是。对颜渊、子夏等可谓充满了温情和敬意。既如此，也当如是。但是，它何以会在这一问题上违反常规呢？
在笔者看来，答案要到《衣镜赋》中去寻找。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诗赋是需要押韵的，韵脚就在尾字。因押韵的需要，对原来的用字作若干变化，是常有之事。我们注意到，《衣镜赋》的尾字从“方”、“光”、“常”，至“阳”、“央”等，皆可与“卜商”的“商”字押韵，查检韵书，如在《集韵》中，这些字大都在卷三的“平声三”的“第十”及十一部。[24]而子夏的“夏”字，则无法达成这一要求。为诗赋创作的需要，不以“子夏”称之，而代之以“卜商”之名，再进一步，为了与“卜商”之称相协调，弃置以字相称的“颜渊”，而用“颜回”一名，以至于撰作“□□之徒颜回、卜商”的文句，就不难理解了。也就是说，这不是常态下的称谓，而是诗文中的灵活变化。所以，可参校的是，在衣镜中，在对各位弟子进行图文介绍后，作为提要性的规范用词，并配以文字符号，明明白白地写着“●右颜渊”、“●右子夏”云云，正可说明这一点。
在此，还有一个联带问题需要加以回答，那就是，在“孔子弟子颜回、子赣之徒”的表述中，前者称名，后者称字，依据规范的称谓，应该为“颜渊、子赣之徒”才对。此句出现在介绍孔子的图文资料中，无音韵及其他相关约束的要求，本可自由表达。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它何以也会出现这种不规范的状况呢？
在笔者看来，最大的可能是，在衣镜制作的过程中，就图文资料的推出来说，应该是《衣镜赋》成之在前，然后才是对孔子及其弟子的图文撰作。因为这样的原因，颜回之名被沿用了下来。但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何不用子夏之名端木赐，以与颜回相配呢？毕竟“颜回、子赣之徒”一为名，一为字，二者本不匹配，质言之，是不够严谨的说法。
具体详情如何，现在已不得而知。但以笔者的揣测，不论是疏忽，还是为了求得与《衣镜赋》的统一，一个很大的可能是，因为“颜回、卜商”行文在前，在书写时不自觉受其影响，并最终失之于察。毕竟对于刘贺这一类崇儒之人来说，“颜渊、子赣之徒”这样的习惯用法，在当时的读写之中，无论是在口头还是笔端，应该才会极为自然地出现。也就是说，从心理习惯来说，书写时顺理而下，应该是很自然地写为“颜渊、子赣”，写成“颜回、子赣”，反而是件奇怪的事情，它的出现，应该是受到外界影响所导致。
然而，子夏也好，卜商也罢，指向为同一人。作为孔子弟子，在《衣镜赋》中，他与颜回一起合称为“□□之徒颜回、卜商”。依据现有材料，其内在的行文缘由已难以穷究。现在可进一步厘清的工作，是对其残缺之字加以补正。依据考古工作及资料整理者所提供的材料，前两字残泐，无法释读，故以“□□”表示之。那么，很自然的问题就是，这里残缺的是哪两个字呢？笔者以为是“七十”，它们以合文面貌而出现。
笔者作出这一判定的依据，是建立在仔细查考书写形制的基础之上的。审视《衣镜赋》图文，整篇诗赋从右向左，可辨析出十九列，每列为一句，共十九句。由于左侧残缺，文本已不完整，估测整个诗赋应在二十列以上。就本论题出发，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九列文字中，除最后一列整体无法释读外，其他各列的句子大多比较完整，皆顶格书写，每列的首字基本维系在同一水平线上，第十四行的“□□之徒颜回、卜商”，也正是如此。但仔细查核，可以发现，“之”字已基本顶格，在此之上绝无再容纳两字的间距，仅可容一字。
然而，如果由基本文义出发，“……之徒”这样的文句前面，仅补一个字是无法连贯成文的，它至少要两字以上。沿着上文的逻辑理路，并结合传世的文例及习惯，它们可以是：1.“孔子之徒”，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有：“季孙养孔子之徒。”2.“圣人之徒”，如《孟子·滕文公下》有：“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3.“仲尼之徒”，如《孟子·梁惠王上》有：“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4.“受业之徒”，如《史记·礼书》有：“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
由于在此句之前，有“□□圣人兮孔子”的表述，在这四种文例中，第1、2两种与之语义重复，出现的可能性不大，后两种虽然文义可通，但问题是，两字所占空间过大，也不大可能同时出现在顶格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前所论及的“七十子”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将“七十子”这几字补上，无疑文气畅通，是极佳的候选。但它的问题也是，可容纳一字的空间，补足两字尚且不能，怎么还可以补上三个字呢？“七十子之徒颜回、卜商”云云，无疑是不能成立的。但又可注意的是，在古文献中，“七十子之徒”往往可省略为“七十之徒”，如《论衡·率性》曰：“孔门弟子七十之徒。”《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曰：“子张、子路、子贡等七十之徒。”结合《衣镜赋》的书写形制，我们以为，“七十之徒颜回、卜商”，与原文最为接近。
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不仅仅在于将字补足后，文义畅通，更重要的理由在于，“七十”可构成合文，虽也有两字，但合为一字后，仅占据一格，以上其它几种补字皆无法做到这一点。众所周知，“七”与“十”为字形相异的两个汉字，但这是汉以后的事情，在古文字阶段，它们字形相近，很易混淆。我们注意到，在甲骨文中，“十”一般写作，在金文中，中间加肥，写作，与后来隶定的“十”字，在形体上已较接近；而“七”在甲骨文中就写作，与后来的“十”字字形一致，在战国文字中，它常常作或。篆书与之较为接近，在笔画上不再是完全的直线，因横竖的转折变化，而与“十”字区分开来。[25]然而，由于汉去古未远，在“七”字的写法上，往往还沿袭着古文字时代的遗风，不做横竖方面的转折变化，与“十”字差别较小。如在汉代的《汾阴鼎》中，有“枚之文，宋人误释为二十。”罗振玉指出，这是他们不能区分“七”与“十”造成的，罗氏还进一步指出，字形相近的这两字，汉人“以横画之长短别之。”[26]
在衣镜文中，罗振玉的说法再次获得验证。“十”写作，与后来的汉字字形一致，但“七”字则写作，与“十”字的差别，仅在于横长竖短，二者极易混淆。而更重要的是，当“七十”二字写在一起时，可合并为，它是在，即“七”字这一长横之下加一短横，共用一竖。在衣镜文中，在前所论及的“颜回、子赣之徒七十有七人”中，“七十”的写法正是如此。有些学者曾将其释读为：“颜回、子赣之徒才有十人”，并认为：“‘才’，疑为‘七’字讹。原文或作‘颜回、子赣之徒有七十人’，‘七’误写为‘才’，又置于‘有’之前。”[27]很显然，这是由于在文字学方面产生疏忽，发生了误判。在此，“七十有七人”固然不是“才有十人”，更重要的是，结合前所论述，这一合文的写法告诉我们，“□□之徒颜回、卜商”，当作“七十之徒颜回、卜商”为是。
由此，可再次确证的是，“四科十哲”是“七十子”之徒的核心所在，从中抽绎出代表人物，以代表孔门弟子，逐渐成为传统与习惯。前所论及的“颜回、子赣之徒”反映着这一指向，“七十之徒颜回、卜商”的表述，亦是如此。
还可注意的是，这一逻辑理路不仅仅在文字上加以表现，对图像进行考察，亦可见到若干端倪。其中最典型的，是衣镜中与孔子相配的五大弟子，应该也深受“四科”思维的影响。质言之，虽有五人，但应该是在“四科”系统上的一种调整。
查核衣镜上的图像，与孔子一起出现在衣镜背板之上的弟子有五人，这六人两两相对，分置于三个图框之内。以孔子为核心，由左至右，由上而下，其排列顺序为：孔子—颜回—子赣—子路—堂骀子羽（澹台灭明）—子夏。除了中间插入的澹台之外，其余四大弟子正是按照“四科”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的顺序，从中各取一人，加以排列的。
笔者以为，这不是一个偶然，因为这样的排序是有例可循的，反映着当时的思想习惯。
证据就是山东平阴实验中学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其中7号石为孔子见老子图，孔子率领自己的多位弟子，面向老子，根据榜题，孔子之后依次是“左丘明”、“颜渊”、“闵子”、“伯牛”、“冉仲弓”、“宰我”、“子赣”、“冉有□”、“子路”、“子□”、“□□”，在孔子身后，可辨析出11人，有学者指出：“除紧随其后的左丘明外，其他10人正是所谓‘四科十哲’，排序与《论语·先进》别无二致。”[28]
而由本论题出发，这样的一种图像排列给我们传递了两方面的重要信息，一是“四科”作为孔门弟子图像的核心，在汉代得到重视；二是这种“四科”人物图像，可以根据需要调整添加人物。既然平阴画像石中可以添加左丘明，与此相类的是，孔子衣镜中增加澹台灭明，也就不奇怪了。这种增添固然可以说别有情怀，但不可否定的是，汉代在对孔门弟子进行图文编排时，“四科十哲”作为思维内核和原初模板，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海昏侯墓“孔子衣镜”在这方面提供了又一个典型例证。
五、结论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获得如下几点认识：
一、在衣镜介绍孔子的文字中，这样论道：“孔子弟子颜回、子赣之徒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其中，“颜回、子赣之徒”的理念，由“四科十哲”中抽绎而出的。它与“渊、骞之徒”等表述一样，是汉代对于“七十子”的称谓通则。
二、“颜回、子赣之徒”的称谓，是依据着今本《论语》“四科”的顺序：“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而定出来的，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的先“政事”后“言语”的序列不同。但这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今本《论语》文字上有改窜，恰恰相反的是，这是《论语》文本的原貌。汉儒所谓的先“政事”后“言语”，主要不是由于文本使用之异，而是因行文上的考量和习惯所导致。
三、《衣镜赋》中的“□□之徒颜回、卜商”，“□□”应为“七十”二字，并以合文形式出现，它也与“四科十哲”及“七十子”关系密切。但出于诗赋的创作需要，称名而不称字，并不符合一般通例，并由此可能影响到了衣镜文的书写。此外，衣镜中与孔子相配的五大弟子，应该也深受“四科”思维的影响。他们虽有五人，但应该是在“四科”系统上的一种调整，这符合汉代的文化习惯，并反映着撰作者的内在旨趣。
总之，在汉代论及“七十子”之时，无论是在传世文献中，还是在出土图像中，“四科十哲”的序列都颇为重要与核心。海昏侯墓“孔子衣镜”图文也遵从这一传统，对它的研讨，为相关问题的深化，提供了新的思考。
原刊于《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简介：王刚，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古文献与学术史，先秦两汉史的教学与研究，已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三部。
[1]杨爱国：《山东汉画像石上孔门弟子图的启示》，中国汉画学会、四川博物院编：《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论文集》，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142页。
[2]参看王意乐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第63、64页。以下所引衣镜中的文字，未加特别注明者，皆引自于此。
[3]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第417页。
[4]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第222页。
[5]它们分见于《史记》之《十二诸侯年表》、《伯夷列传》、《仲尼弟子列传》、《货殖列传》；《汉书》之《货殖传》。
[6]《史记》卷67《仲尼弟子列传》，第2206页。
[7]王意乐等在《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第66页）中认为：“（衣镜中的有关文字）为子羽和子我（宰我）传记。”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宰我是作为反面陪衬而出现的，所以在衣镜的相关文字之后，很明白地写道：“右堂骀子羽（澹台灭明）”，虽然录入了宰我的言行，但并不将其作为传主之一，由此，图像中也仅有澹台，而无宰我。
[8]马勇：《中国儒学》第一卷，东方出版社中心，1997年，第47页。
[9]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后世亦有将“文学”置于“言语”及“政事”之前的说法，但一则这主要是唐宋以来的说法；二则很有一些是文人之辞，具有一定随意性。具体例子，可参看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742页。在汉代，由严谨的经学规范出发，主要就是“言语”与“政事”的前后次序问题，没有后世的那些状况，故而文中不再论之。
[10]《史记》卷67《仲尼弟子列传》，第2185页。
[11]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第441页。
[12]金德建：《〈仲尼弟子列传〉孔门“四科”先“政事”后“言语”辨》，《史林》1991年第2期，第80页。
[1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49页。
[14]石光瑛校释，陈新整理：《新序校释》，中华书局，2001年，第328页。
[15]何晏《论语集解》序云：“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杨伯峻则在《论语译注》的《导言》中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
[16]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拙文：《从定州简本避讳问题看汉代〈论语〉的文本状况——兼谈海昏侯墓〈论语〉简的价值》，《许昌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17]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拙文：《孔子评价与文本生成：海昏侯墓“孔子衣镜”文与〈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之比较研究》，《地方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
[18]在《法言·问明》及《君子》篇中，有“颜氏之子，冉氏之孙”，“回、牛之行德”的讨论，将颜回与冉伯牛并论，但细绎文本可以发现，不仅它们所使用的习惯用词不同，更重要的是，颜回与冉耕并论的理由，是因为他们都德行高尚，但皆早死。故而，文中讨论的是“命”与“寿”的问题，它与指代及概述“四科”、“七十子”的问题无关。
[19]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拙文：《文本与政治：熹平石经〈论语〉研究发微》，《华中国学》2018年春之卷
[20]王意乐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第63页。
[21]冯友兰以“独尊儒术”为分水岭，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分出了“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大阶段，他指出，在经学时代，“其立说无论如何新奇，皆须于经学中求有根据，方可为一般人所信受。”（氏著：《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5、296页）
[2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47、194页。
[23]如在《论语》中，孔子对弟子们称名，但文本中一般皆称字，同门之间出于相互间敬意，按规矩也称字。如在《子张》篇，“子张曰：‘子夏云何？’”“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曾子曰：‘堂堂乎张也。’”皆是如此。在此需要稍加说明是，在孔子面前时，出于对师长的尊重，弟子间应相互称名而不能称字，如在《公冶长》篇，子贡在孔子面前，回答自己和颜回之间的比较问题时，以“赐也何敢望回”云云作答；同样的，在《先进》篇，子贡在讨论子张与子夏时，以“师与商也孰贤”发问。
[24]丁度等编：《集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1—226页。
[25]其字形变化的具体情形，可参看李玲璞主编：《古文字诂林》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89—695页；第885—892页。
[26]李玲璞主编：《古文字诂林》第十册，第887页。
[27]邵鸿：《海昏侯墓孔子屏风试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5期，第18页。
[28]杨爱国：《山东汉画像石上孔门弟子图的启示》，《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论文集》，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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