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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在海南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在海南

  有如铁与石相击的地方就迸出火花,奔流给磐石挡住了的地方那飞沫就现出虹采一样,两种的力一冲突,于是美丽的绚烂的人生的万花镜,生活的种种相就展开了。
  ——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
  苏轼去世前不久,好友李公麟给他画了一幅像。苏轼亲自在画上题了一首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诗人大概也预知大行之期不远,在为自己的一生做出总结吧。黄州惠州儋州都是贬谪之所,但在苏轼心中却成了他一生最绚烂的最有成就感的最难忘怀的福地。
  妄图用流放的手段置苏轼于死地的佞臣们没有料到,他们居心叵测设置的三座暗礁,不但没有遏住苏轼生命江流的奔涌,反而成就了他生命的激荡与辉煌。
  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遭遇到一生最恶毒的迫害——放逐儋州(即海南的昌化军)。
  迫害的原因很简单——写了一首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写于惠州的诗与政治无关,不过是写春日里坡翁睡一懒觉而已,这何以会招致又一轮的迫害呢?细心一想也不难理解,人家放逐你到岭南的惠州不是让你去睡安稳觉的,而是要收汝骨瘴江边。既然惠州治不了你,没关系,还有儋州。
  迫害的构想很荒诞——与偏旁部首有关。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章惇把苏轼流放到儋州,仿佛是在做一个文字游戏。“绍圣中贬元祐党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这不只是以文字为游戏,更是以当时最富才华最具正义感的名臣们的性命为游戏。真不愧为大手笔。
  迫害的目的很明确——整死你。苏轼名满天下,一篇文章万民传诵,一纸奏折天子动容。苏学士大腹便便,一肚子不合时宜,对改革事业颇有微词,东说西说,煽动朝野。为了改革大业,为了我大宋,必须让你闭上嘴。
  迫害的手段很卑鄙——无所不用其极。
  儋州是当时最边远、最险恶的蛮荒之地,此地就是制裁苏轼的极致之一。儋州,即今儋县,位于海南岛西北部。据《琼州府志》记载:“此地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其下,黎分生、熟。生黎居深山,性犷悍,不服王化”,“熟黎,性亦犷横,不问亲疏,一语不合,即持刀弓相问”。苏轼可以说是当时先进文化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好,把你放逐到原始部落里。
  儋州地处热带,毒蛇猛兽遍地皆是;最令人恐怖的还有瘴疠和疟疾时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儋州志》记载:“盖地极炎热,而海风甚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荫翳,燥湿之气郁不能达,蒸而为云,停而在水,莫不有毒”,“风之寒者,侵入肌窍;气之浊者,吸入口鼻;水之毒者,灌于胸腹肺腑,其不死者几稀矣”------苏轼时年六十二岁,头白齿豁,衰弱不堪;想不死都难啊!
  客观条件的恶劣或许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人。
  苏轼挂名“琼州别驾”,对不起,不发俸禄,一连三年不发,穷死你。苏轼是美食家,对不起,海风一起,粮食运不上岛,隔三差五断炊,饿死你。苏轼既为官应有官舍,对不起,因为你弟弟“有问题”,所以你被要逐出官舍,热死你;像猴子一样栖身在臭水塘边的桄榔林里,蚊虫叮死你,毒蛇咬死你,瘴气薰死你----------这还不够,哪个官员要是胆敢同情你帮助你,对不起,免职杀头,孤立死你。苏轼初到儋州,当地官员张中热情款待,常来常往,结果在朝廷使者的干涉下,被免官,性命不保。
  这些条件加在一起,按常理说,苏轼必死无疑。
  要考查一个人人格的高下,最简捷的方法莫过于看他在困厄中的表现。伟大与渺小,崇高与猥琐就在此分野。观左丘,须在目盲之后;感史迁,须在腐刑之余;体太白,须在放还之际;味子美,须在漂泊之中。
  海南,使苏轼陷入了一生最难忍受的绝境,也成就了他一生最耀眼的文采风流。
  按常理说令人必死无疑的绝境,并没有困住苏轼。
  原因很简单——他是苏轼。他有与众不同的生活情趣,他有世人无法企及的广阔胸怀,他有对这世间一切无限的热爱
  海南的生存境况无比艰难,没关系,苏轼是一位野外生存的专家。
  苏轼这个大美食家,一生走到哪“吃”到哪。只是当他被流放到儋州时,在“吃”上才遇到了麻烦——“北船不到米如珠”,连米都很稀有,生存成了问题;但这难不倒苏轼,他在海南“吃”出了野趣,很有野外生存训练的味道。有诗为证:“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初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蛤蟆缘习俗。”由此可见他吃过蛤蟆,也有可能吃过烧蝙蝠和“蜜唧”。何谓蜜唧?就是把刚出生的周身通红的小老鼠蘸点蜜,以筷夹着放到嘴里,听到“唧”的一声才算吃得正宗。在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里,可爱可敬的苏学士甚至还尝试过以“龟息法”来“食气辟谷”,即依靠吞咽阳光来排除饥饿,
  海南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没关系,苏轼是一位装点生活的大师.
  生活,不只是要“生”——生存,还要“活”——精彩。无论处于怎样的境地,栖栖遑遑窝窝囊囊索然无味的活着的人,一定不是苏东坡。苏轼可以说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独到的研究、卓越的建树。在海南,苏轼因地制宜地创建了他的养生理论“三适”: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这样的生活情趣比起他在惠州的“春睡美”,也不相上下。在海南,没有好墨,他就自己动手,差点把房子都烧了,最终制出了好墨。在海南,他还潜心研究医药,天天把采自岛上的草药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至今当地一些疾病的治疗方法还相传是出自苏轼之手。在海南,苏轼精研茶道,他喜欢用活水煎茶,活水指的是江水,茶指的是海南当地的植物嫩芽,茶汤细白,茶叶翠绿,清香四溢。在海南,苏轼活得最精彩之处,还得说是他和黎族百姓和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比毒蛇瘴疠还可怕的是人,比热带阳光还要炽热的也是人。
  海南的土著居民落后凶残,没关系,苏轼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官员”。
  当时的黎族类似于原始部落,落后凶残。——这是岛外人的看法. 其实,走到他们中间去,你才会发现,所谓的落后,实际上是淳朴;所谓的凶残,实际上是对敌人的,对朋友,黎人那可是古道热肠。苏轼初到岛上,倍受排挤被哄出官舍。这时伸出热情的援助之手的,是黎族百姓,他们帮他盖起了五间房舍——桄榔庵。在黎人眼里,苏轼不是应避而远之的罪臣,而是一位知识丰富生活窘迫的老人。他们给苏轼送来花猪肉送来贝吉布送来自酿的浊酒。
  面对淳朴热情的黎族百姓,苏轼那颗已灰的赤子之心,再次慢慢地复燃起来。虽然是一位被闲置的官员,但他爱民如子。
  黎人疏于耕种,以打猎为生,苏轼就劝他们积极垦荒,种植稻麦菽粟等粮食作物。他还帮助人们改进农具,选择作物的种子,在一定程度上使当地百姓的养成了耕作的习惯,改善了生活。
  当地百姓常年饮用咸滩积水,容易患病。为解除民众疾苦,苏轼亲自带领乡民挖井取水饮用。一时挖井成风,改变了当地乡民的饮水习惯。乡民们亲切地把那口井称为“东坡井”。
  当然,作为大诗人、大文学家,苏轼在海南最大的作为是为当地培养人才。他为当地黎汉百姓创办学堂,讲学明道,教化日兴。史载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中举人的姜唐佐,就是苏轼精心培养的得意弟子。  
  海南的地理位置与世隔绝,没关系,苏轼可以把这块孤悬海外之地转化为天堂。
  海南的与世隔绝孤悬海外是客观条件,但“天堂”是一种主观感受。何谓“天堂”?人们能够自由地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没有忧愁,没有算计,天天沉醉在一种陶然的幸福中,不就是天堂吗?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这首七绝写于苏轼六十四岁时。作品中老诗人与黎族友人畅饮之后,醉眼朦胧,差点迷失了回家的路,只好循着牛粪的印迹走,因为他的家在牛栏的西面。这是何等的洒脱何等的陶然啊。
  苏轼与儋州黎子云兄弟结成亲密的朋友,每次去他们家中拜访,都是乐而忘返:“城东两黎子,室迩人自远。呼我钓其池,人鱼两忘返。” (《和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像以前在黄州一样,苏轼喜欢与各种身份的人——默默无名的读书人、猎户、农夫、田野里的老婆婆、村里的小顽童等等——交往。和他们在一起,他可以抛开朝廷带给他的压迫与烦恼,他可以轻松无比,完全自由。
  他家里每天都有客人,要是哪一天没人去看他,他会出去看邻居,随意游逛。他常常和村民们在槟榔树下拉话家常。有如此真挚的情谊,难怪苏轼要说“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愿意“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二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和陶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了。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驾崩,徽宗即位。朝廷按例大赦天下。这年五月,六十五岁的老诗人终于熬到了离开海南岛的日子!他的心情是十分愉悦的。但是,真的就要离开这些共同生活了三年的海南百姓,老诗人又是恋恋不 舍的。在海南生活三年, 苏轼毫不悔恨,他把这当成了他一生最奇绝的最难以割舍的生命历程。在六月二十日离开海南时,他写下著名的《六月二十日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 苦雨终日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 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 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 兹游奇绝冠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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