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剿灭韩王信的叛乱，自度非刘邦对手的韩信于是与匈奴相勾结，企图攻打山西太原一带。而在建国之后首次独立领军作战的刘邦在连战皆捷的背景下，一路追击，中了匈奴人的“诱敌深入”之计。被围困在平城的白登山上。而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或“平城之围”。但在七天之后，军士数量数十倍于汉军的冒顿单于却“网开一面”主动“撤围而去”。而关于这场攸关国运气数、天下存亡的大包围为何就此草率收场的原因，在目前所能接触到的史料中只能依稀找到“美人计”的影子。而在太史公所著的“当代史”《史记》中也只留下了“陈平行其秘计，世莫得闻”寥寥数字而已。
话说，在权谋的世界里，哪有温情侧身其中的余地?无论是血腥上位的冒顿，还是崛起垄亩的刘邦，毫无疑问两人都是当世并举的枭雄政客。在血淋淋的权力追逐战中，鸣镝弑父、杀母除弟的冒顿单于又岂会是如此心慈手软、宅心仁厚之人？所以，我始终觉得，冒顿绝不可能因为阏氏寥寥数语而主动撤军，在这所谓的“美人计”背后，必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促使他不得不在唾手可得之际纵马离去。
一：血雨腥风的崛起之路——鸣镝弑父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冒顿是匈奴单于头曼的太子，后来由于头曼所爱阏氏生下小儿子，导致“爱屋及乌”的头曼一心想着废长立幼。于是便将冒顿送往大月氏做人质，随后又马上起兵攻打大月氏，希望能借大月氏之手铲除冒顿，进而也免去自己无故杀子的恶名。但生性机狡的冒顿不仅没被杀掉，反而趁隙逃回了匈奴本部。
一心想着对他杀之而后快的头曼仿佛全然忘了要铲除冒顿的事情，竟然出于对其“勇气”的激赏而将一支万人之众的骑兵交由冒顿统领。心怀怨愤却面貌如常、恭顺依旧的冒顿为了能顺利登上单于宝座。开始“作鸣镝以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当“士卒颇习其令”时。心狠手辣的冒顿就把自己的妻子当做猎物。鸣镝示众，所有因为恐惧、疑虑而没能万箭齐发的军士皆被他残忍杀害，一时间，全军震动。再无敢违命者。不久，在一次会猎之时，冒顿鸣镝射头曼，而所将步卒亦万箭俱发。迫于冒顿的凶悍和残忍，匈奴所部大小贵人氏族只能掩抑心内的恐惧而不满，装出一副甘心情愿、主动归附的姿态，共同推奉智计出群且野心勃勃的冒顿为匈奴单于，统帅匈奴本部。
当此之际，后来雄强天下的匈奴还只是草原上任人压榨的小弟，这使刚毅果敢、骁勇剽悍的冒顿深以为耻，于是，在他苦心孤诣的筹谋策划下，匈奴先后击灭东胡、大月氏、楼烦、白羊河南王等少数民族政权，将匈奴的势力延展至整个广袤无垠的草原大地，而趁着中原疲于用兵的契机，冒顿又趁势南侵，悉数收复曾为蒙恬所占的匈奴故地。至此，匈奴已俨然为北方第一大国，正虎视眈眈的窥视者中原大地。
（冒顿）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
试问，就这样一个心狠手辣、杀妻弑父、心如铁石而又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的人，又怎么会在形势大好、唾手可得的档口，因为区区所谓“阏氏之言”而轻易纵虎归山、解围而去呢？
二：激烈残酷的“白登之围”主战场
就史书记载来看，名声赫赫的“白登之围”更像是一场遭遇战，并不是后人所想象的是匈奴人有备而来的结果。不然，事情的发展必然不至于如此戏剧化。根据太史公的记载，是役，刘邦的战略目的在于剿灭“已经叛变”的韩王韩信，而冒顿的战略目的则在于接应有心归降的韩王韩信。并在此基础上与韩信来一次里应外合的突袭战，以此掳掠部分物资来填补军需的不足。所以说，刘邦被围平城实属突然事件，是汉朝和匈奴都没有预料到的。
但即便如此，在面对已经到口的肥肉时，谁又愿意就此撒手呢？为此，冒顿组织了多次强有力的进攻，甚至还创造性的发明了“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这种张扬武力、震慑敌军，试图从心理上瓦解敌方士气的作战方法。但很显然，对于有着长时间扼守孤城的丰富经验和教训的刘邦而言，冒顿的战略无非是多了些观赏性而已。并不能对久经沙场的汉军形式实质性的打击。
就这样，在你来我往，你攻我守的拉锯战中，匈奴军队始终没能突破汉军防线，一举拿下白登。再加上彼时正值隆冬季节，朔风凛冽、气候严寒。这对坐困愁城的汉军和劳师远征、粮草难以为继的匈奴军而言，都是巨大的考验和严峻的威胁。更何况，原本越好协同作战的韩王信的王黄、赵利期又迟迟没能赶到。当此之际，蠢蠢欲动想要吃掉刘邦的冒顿自然也就悔意渐生。可迫于单于的脸面尊严和侥幸的心理，冒顿又迟迟不能下定退兵的决心。
而此时正坐困愁城的刘邦在发现匈奴军正由猛烈的进攻而转变为围而不攻时，也就对冒顿的心思有了些许明悟，再加上他也对汉匈双方的军事实力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深知如此下去，一旦冒顿“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话，汉军终究不是匈奴的对手。再加上此时正式汉室初建，百废待兴的时候，决不是大兴兵戈、征战天下的档口。
更何况，此时宗室子弟又大多幼弱、功臣良将有多骄悍，而且以韩信、彭越、英布等人为首的异姓诸侯王又皆是实力强劲、剽悍难治之辈，终究是江山社稷的巨大隐患。所谓“智者审时度势，然后有所举措”。时势如此，无论从什么角度而言，与匈奴大举兴兵终究不是明智之举。
而就在这种双方都有和谈之意，却又谁都不愿主动张嘴的档口（毕竟堂堂帝王至尊，谁也不愿落了下乘）。心思机警、善于察言观色的陈平焉能无所察觉？所以，在他提出以宝货玉帛贿赂阏氏以求和谈之际，无论是刘邦还是冒顿，自然是求之不得的顺水推舟。而像陈平这种主动为主背锅的仗义行为，自然是不能被记录在史册之中的，不然，背锅的意义何在？
三：来自战场外的较量——汉匈的自身问题
“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就阏氏说服冒顿的言辞来看，这绝不是雄才大略的冒顿轻易放弃刘邦这块大肥肉的关键。但如果我们仔细考究当时的具体情形的话，我们或许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冒顿之所以放弃刘邦，除了上述苍白无力的原因之外，大概还有以下因素：
（一）匈奴方面
1、自冒顿弑父篡位以来，匈奴本部一直不甚安靖，虽然在他有意识的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的战略下有所缓解。但因为匈奴王朝独特的类似于“联邦构成形式”的组建模式，使其始终不能像汉朝一样完成“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转变，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匈奴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的根本所在。虽说自冒顿统一匈奴各部之后，仿照秦朝官制体系创立来更加适合匈奴的朝廷建制。但终究还是没能实现“尽夺其尊长，收纳其百姓”的战略目标，而这也就成了匈奴王朝的天然缺陷，并直接导致在冒顿去世之后，匈奴随即陷入分崩离析的可悲境地。
所以说，是役之中，冒顿本人绝不能有任何闪失，不然貌似强大的匈奴将随之灰飞烟灭，一反而重新回到那个时大时小、别三分离、任人欺凌宰割的悲惨时代。
2、冒顿虽然号称40万大军合围平城，困刘邦于白登之上。但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言，40万大军应该已经是匈奴兵力的极限了，抑或者说，这已经是冒顿所能动员、指挥的兵力极限了，一旦这40万之众折损太过，势必会导致自身实力的削弱，进而影响到匈奴内的势力平衡，此消彼长之下，他又凭什么来威慑蠢蠢欲动的匈奴各部？更何况，大战之余、百叶凋敝的中原相比于水草丰美的草原，不过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而已。素来精明的冒顿岂能犯下这种低级的错误？再说，习惯了纵横驰骋、翱翔天际的草原健儿，又哪里受得了沟壑纵横、规规矩矩的中原生活？
3、除此之外，能在诸侯林立的秦末强势崛起，凭借区区布衣之身问鼎中原，坐拥四海的刘邦又岂是易与之辈？根据史料记载，此次讨伐韩王信，刘邦也是带了32万军队来的。虽然此时被困平城的只有万余人，但就在左近的三十万人难道是泥塑的木偶？面对堂堂大汉天子被围、性命垂危的奇耻大辱。同样身经百战的樊哙、灌婴、曹参等人岂能坐视不理？所以，在屡次强攻皆告失败后，冒顿就已失去来最佳的时机，之所以还围而不走，无非就是还想弄点钱花花儿。再说，三十万汉军，在刘邦看来，不过只是九牛一毛而已，一旦整个大汉朝的国家机器运作起来，十个百个三十万也是轻而易举的，而一旦到了那时，骁悍如冒顿怕也得吃不了兜着走吧。
（二）汉朝方面
1、对于刘邦而言，当年的“荥阳之围”远比眼下的“平城之围”更加凶险。在我看来，“白登之围”虽然凶险异常，但却还不足以使他“忧虑焦躁、寝食难安”。最让他辗转反侧、难以释怀的应该是在失去自己的压制后，异姓诸侯王们会趁机作乱的可能性。自从天下大定之后，一心想着做秦始皇的刘邦就开始有意识的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这就是为何他在“垓下之战”刚刚结束就迫不及待的将齐王韩信迁离地势险要、繁华富庶的三齐之地，置之于地势平旷、俗称蛮荆的楚地的原因。也是他为何始终不愿让韩信、彭越等人负责平叛的原因；更是他一意孤行要亲率大军剿灭韩王韩信的原因。所谓“杀鸡儆猴”，他要借此立威，向天下人彰显他刘某人的实力和能力。由此亦可看出他对异姓诸侯王的忌惮和猜疑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2、“攘外必先安内”，即便刘邦确信只要自己能够再坚守下去，必然会等到附近的三十万大军的驰援，甚至于来自遥远的长安城的勤王军的驰援，但出于对内部结构的不稳定性的怀疑，刘邦和冒顿一样，并没有勇气去冒险一拼。因为稍有不慎，整个刘氏家族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灭顶之灾中。所以，在他了然冒顿的心意之后，自然也就希望能够尽快和谈，一次来换取时间上的优势，毕竟国内的诸侯王们才是他的心腹之患。而事实也正如此，在汉匈何谈结束当日，刘邦所率领的三十万大军也恰好赶到来。由此也就更加能够证明，持续不断的汉匈战争并不是此时此刻的刘邦所希望见到的。
综上，出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因素，要说冒顿是因为阏氏的几句话就撤围而去，那未免也太小瞧一世豪雄的冒顿了。古来争天下者不顾家，倘若冒顿真是这样一个温柔可人、情意绵绵的多情男子，怕是早就死在“只讲拳头，不讲情谊”的草原大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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