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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视角看隋朝之亡:忽视了老百姓的肚子问题,再强的王朝也得完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覆灭,虽然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大多是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弊端日渐累积、尾大不掉所致,基本上都有一个缓慢的过程。

但隋朝是一个另类。在公元604年隋文帝杨坚去世时,隋王朝的文治武功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新顶峰:对内仅用23年就实现了人口翻番,开创了农耕时代的奇迹;对外软硬兼施,令强悍的突厥俯首贴耳、尊称杨坚为“圣人可汗”。甚至隋炀帝在位的609年,在经过挖运河、修长城、经营西域等浩大工程后,隋王朝看似并未伤筋动骨,甚至再创新辉煌,史书称“隋氏之盛,极于此矣。”(《资治通鉴·隋纪五》)

然而仅仅两年后,杨广的王朝就开始“群盗蜂起,不可胜数......莫能禁止”;其后泱泱大隋更是狼烟四起、日渐分崩离析。公元618年,杨广在江都被部下所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盛极而崩、千古罕见,关于隋王朝为何会昙花一现,史学界从各方面给出了真知灼见。“民以食为天”,今天,笔者从粮食问题出发,对隋末大乱进行另一种解读。

因筹备粮草而引发的连锁事件

早在公元598年,隋文帝就曾派出三十万大军讨伐不听话的藩国高句丽。然而由于后勤、多雨、瘟疫以及海风灾害等问题,还未交战,隋军就已损兵折将、不得不撤回;但高句丽王高元也被这阵势吓得不轻,上表自称“粪土”、请求宽恕。杨坚则见好就收,双方重归于好。

而到了公元611年,为了惩罚高句丽多年来的阳奉阴违,隋炀帝杨广决定再度付诸于武力。本着宣扬国威、杀鸡儆猴的目的,他计划组织百万大军、如泰山压顶般碾碎这个蕞尔小国。

同年春,大隋的国家机器从各个方面同时启动:在东莱海口造船300艘;下令各地府兵向涿郡开拔,号称“四远奔赴如流”;征发黄河一线的民夫运送军车、器械、衣甲;调集数十万 江、淮以南民夫,把黎阳仓、洛口仓的粮食运往涿郡。

然而正是以上轰轰烈烈的举动,给王朝带来了骚乱:

为了满足庞大的军需,朝廷征发了60余万农民运粮。但由于路途远、道难行,每两个人只能运三石米,待到涿郡时,这些粮食要么早已变质,要么已被民夫在路上吃的七七八八。官府责令赔偿,但很少有人赔得起,为啥?大量壮丁被征集,造成农耕失时、田地荒废,偏偏又逢多地大发洪水,两种因素交织,一时间米价暴涨。

而在任何时候,都不缺发国难财之人,一些官员趁督运粮食的机会,肆意搜刮,百姓走投无路,只得落草为寇(《资治通鉴·隋纪五》):

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

甚至很多府兵也被逼走上了这条路。贝州漳南(河北故城县)人孙安祖向来骁勇善战,被选中出征高句丽。然而此时他家遭受了水灾,如果自己一走了之,家里的妻儿老小只有被活活被饿死;他以此推辞,却被县令毒打。为了活命,在另一位府兵窦建德头领的帮助下,孙安祖纠集起数百人,开始了落草生涯。而前者,正是在后来称雄河北、建立夏国的一代枭雄。

就这样,崤山以东、黄淮之间,大量百姓蜂拥而起,为了填饱肚子四处攻陷城邑、掠夺粮食。而隋炀帝不问青红皂白,一方面派人抓捕“盗贼”,一方面如期御驾亲征,誓要立下不世之战功。

因粮食问题,百万隋军惨遭失利

公元612年,隋炀帝的左右各十二军召集完毕,共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而负责运送粮草的壮丁则更恐怖—“其馈运者倍之”,即超过200万人。这是真正的百万雄师,杨广临行前得意洋洋、信心百倍:“高丽之众不能当我一郡,今朕以此众伐之。”

杨广确实有资本自信,此次隋军在规模上如其所愿,创造了历史的新高度:“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在质量方面,上承南北朝百年战乱建立起的军制,近经北平匈奴、南灭陈朝的战火淬炼,隋军堪称百胜雄师。

事实确实如此,随行的工部尚书宇文恺开山搭桥,隋军兵锋所向,高句丽军难以抵挡、死者万计,大军顺利越过鸭绿江,直奔平壤城。然而杨广却忽视了一个他父亲曾遭遇过的老问题:后勤保障。

高句丽地处如今的东北地区,以千年前的生产力条件而言,称得上山高路远、穷山恶水,远离中原产粮区,加之恶劣的运输条件,后勤保障是个大问题。为了避免再度出现粮草还不够民夫食用的尴尬,各军不得不让将士自己背着粮食行军。但这个重量却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史书记录如下(《资治通鉴·隋纪五》):

人马皆给百日粮,又给排甲、枪槊并衣资、戎具、火幕,人别三石已上,重莫能胜致

防具、武器、器械及其他物资,每人共计将要身负三石的重量(隋唐1石约等于53公斤)!为了避免将士偷偷扔掉粮食减重,军中还立下严令:“士卒有遗弃米粟者斩!”

那不让你看到不就行了?于是大家纷纷挖坑埋粮。重量是减轻了,然而还未到平壤,大部分人的口粮已空。

而高句丽近年来之所以敢上蹿下跳、挑衅隋朝,其底气有二:一是自家多依山建成,易守难攻;其二地处偏远,敌人补给困难。因此,在隋军推进之际,高句丽王高元派大臣乙支文德前往隋营,以商议投降为名,实际上是要一探究竟。

见到隋军将士个个面带饥色,乙支文德心里有数了。接下来的高句丽军采取了疲敌之计,每次一触即撤。就这样,隋军逐渐深入,但后勤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距离平壤仅30里时,高句丽再度派人诈降,而此时的隋军已“士卒疲弊,不可复战”,再加上前方的平壤城险固高大、一时间难以攻下,只得借驴下坡,班师而回。

高句丽军则一路袭扰,起初隋军方能结阵而退、有条不紊;到了萨水(清川江),隋军半渡时高句丽发起猛攻,大将辛世雄战死,饥疲难耐的隋军终于崩溃。最终,当初渡过辽水的30.5万将士中,仅有2700人得以返回;物资的损失更是骇人听闻:“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

隋军此次失利,并非因战而败,完全是由于粮食问题。结果虽惨烈,但以隋朝的强盛国力,还不至于伤筋动骨;然而隋炀帝接下来的举动,却将国内的饥民问题再度放大,直至不可挽回。

坐拥充裕的粮食,杨广却一意孤行、走向绝路

这里我们先搞清楚一个情况:当时的隋朝并非没有存粮。

南北朝时期以来,由于灾害频繁、人口密度逐渐加大,关中、黄河流域时常遭受饥荒。为了缓解统治中心的粮食问题,隋王朝沿着水路,先后设立了黎阳仓、河阳仓、常平仓、广通仓等几大粮仓。此外,全国各州也都设立了'义仓'。由于时常检查核算,隋朝各地粮食储备常年充裕。

因此,杨坚在位的开皇年间,各地虽灾害频繁,但通过放粮、贱卖、就食等措施,每次都能有序应对。

而杨广在位时,进一步强化了隋王朝的粮食储备与运输能力。公元605-610年,他先后组织百万民丁,开挖通济渠、邗沟、永济渠,连接京口与余杭,打通南北水路;公元606年,在洛阳以东设置了洛口仓,这一巨无霸共包含3000个粮窖,每窖储粮8000石;同年底,在洛阳北修建了回洛仓,其容量为洛口仓的1/10。

至此,隋朝的运河与粮仓系统日臻成熟,从理论上而言将毫无“口腹之忧”。按理说,此时的饥民,完全可以用赈济来解决。然而,杨广眼中,这些饥民都是暴民,况且还没危及到政权稳定,怎么可能为了安抚一撮刁民而破坏王朝的法度、损害自己的权威?赈济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个字:打。

公元613年,杨广一边派兵镇压各股起义军,一边继续往新修的辽东古城募兵、运粮,筹划新的远征。可想而知,饥民暴动随之愈演愈烈,成气候的力量包括济阴孟海公、齐郡王薄/孟让、北海郭方预、清河张金称、平原郝孝德、河间格谦、勃海孙宣雅,这些势力多者十余万,少者数万人,中原大地饱受战火袭扰。

而当吸取了教训的杨广在高句丽前线战斗正酣之际,礼部尚书杨玄感也造反了,他的口号是:“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今与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在得知他攻下洛阳后,杨广紧急回军。在屈突通、宇文述等将领的应对下,没过多久杨玄感被平定。

但是,经过内部叛乱的杨广仍未醒悟,他甚至做出了如下指示:

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仅洛阳一城被杀、流放者就接近四万人;当初杨玄感攻下洛阳后曾开仓救济百姓;而此时,这些接受过粮食的无辜百姓,全部被坑杀于城南

公元614年,杨广策划第三次远征;国内的乱局也随之进一步恶化。《隋书·食货》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

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皆盗武马,始作长枪,攻陷城邑。

咱们的隋炀帝也是相当硬气:捕贼、继续远征高句丽。

公元616年,由于局势动荡,长安甚至难以与一些郡县保持信息联络。然而杨广向身边的大臣了解各地的情况时,老臣苏威如实汇报,被贬;宇文述声称减少,被赞。七月,隋炀帝开启了他的最后一次巡游,目的地是江都,然而这次终于有去无回。

而此时的隋王朝百姓如何呢?《隋书·食货》:

时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稿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

饥民的食物是这样变化的:树皮→树叶→土→人...

可是,此时的隋朝官方粮仓仍然充裕:

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爨,吏皆惧法,莫肯赈救,由是益困。

即,由于没得到朝廷的命令,官员们不愿意背责任,所以没有开仓赈灾。在《隋书·诚节》中的纪录也证实了这一点:齐郡张须陀在准备开仓救济百姓时,身旁的官员都劝他:'须待诏敕,不可擅与。'而血性的张须陀坚持放粮,大批百姓得救。

然而像这样有胆色的官员太少,甚至守卫长安的代王杨侑,也只是坐视附近的百姓饿死。

最终,执行赈济饥民的动作的,反而是那些有格局的“义军”

粮食——各路豪强手中的最强大“武器”

公元616年,曾陪伴杨玄感起事的贵族后裔李密往东潜逃后,选定了颇有实力的瓦岗军作为自己事业的的下一站。为了帮助队伍实现质的飞跃,他针对当时隋王朝百姓最为关切的粮食问题,提出了他一生中拟定的最英明战略(《资治通鉴·隋纪七》):

今百姓饥馑,洛口仓多积粟...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

公元617年,瓦岗军击败隋军,夺取了上文提到的洛口仓,期后大肆开仓放粮。得此消息,南到江淮、北至燕赵,各股起义军纷纷前来投靠,史称“道路降者不绝如流,众至数十万”。李密就地建立洛口城,四处攻城略地,横行中原。

无独有偶,同一年,北方马邑(山西朔州)的府兵头领刘武周也揭竿而起,他的套路与李密出奇的一致:先是声称“今百姓饥馑,僵尸满道,王府君闭仓不赈恤,岂为民父母之意乎?”在以此煽动民众后,刘武周杀掉太守,开仓放粮,传书境内,开启了自己的一方豪杰之路。

而在西边的金城(甘肃兰州),薛举仅仅带着十三个同党,依靠抓获地方官员后开仓赈济饥民,就迅速占领陇西之地,众至十三万。其后他自称西秦霸王,成为了后来李世民父子的一大劲敌。

同年六月,镇守北方的隋王朝贵族李渊也正式起兵造反,他孤注一掷,率领全部家当—3万兵马直奔杨广的老巢长安。在到达西河郡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赈赡穷乏”;十一月占领长安后,更是大开永丰仓以赈灾,由此迅速稳定了民心、站稳了关中。

而李密、刘武周、薛举、李渊,加上之前的窦建德,正是接下来逐鹿天下的几位主角。所以说,617年,是奠定隋末争雄格局的关键一年;而这些枭雄起家的最有力武器则出奇的一致:粮食。

而这些能够扭转形势的资源,原本都在隋炀帝手中,并且自611年起,他本来有起码6年的时间拨乱反正。

那么此时我们的杨广在干什么呢?同一年,李渊攻下长安之前,得知山东(崤山以东)、河南(黄河以南)大水肆虐、饿殍满地,杨广终于下令官员就近打开黎阳仓赈灾,但此时他的话已经没人听了:'吏不时给。'

而这一粮仓迅速被李密派徐世勣(即后来的李世勣)拿下,其后大开仓门赈灾,并由此征集了20多万青壮年从军。

结语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中,二世而亡的隋王朝最令人扼腕叹息。

第一位君主在位时,这个王朝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南北割裂,使中华再度归为一统;对内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藏富于民,在没有新农作物产生的情况下,短短二十余年就实现人口倍增,社会之稳定、国民之乐居,由此可见一斑;对外软硬兼施、刚柔并济,无需穷兵黩武,以高超的智慧、强硬的实力,快速拓宽了生存空间;在制度上,更是厉行创新,三省六部制、科举制都诞生于此时,西方学者甚至因此将隋文帝誉为千古一帝。

而极端聪明的第二位君主接位后,仅用了十多年,这个创造了无数辉煌的王朝就迅速走向了末路。究其原因,有人说是其穷奢极欲、大兴土木;也归咎为好大喜功,同时开展多个浩大工程;更可以在他着魔般的对外战争中找到缘由;还有观点认为是因为他们父子的改革触动了贵族的利益。

但抛开这些复杂的方方面面,根本上而言,是杨广忽视了百姓的最基本诉求:生活,即生存、活下去。当肚子都填不饱、甚至饿到要吃人的时候,这个王朝还有什么让人留念的?

精通三道九流、学富五车、下笔成章的杨广,固然是个绝顶聪明之人,甚至可以角逐中国历史智商最高帝王之头衔。但光靠聪明是当不好皇帝的。他父亲在位时,为了避免被官员误导,时常亲临一线赈灾,见到百姓吃糠咽菜时自责得痛哭流涕;而轮到他自己时,却讳疾忌医、听不见任何刺耳的意见,却又不愿意亲自体察民情,甚至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大肆屠戮无辜的百姓。

存粮最多的隋王朝,却败在了粮食上,还有比这更讽刺的事情吗?无关乎制度改革、无需讲贵族博弈,“得民心者的天下”,广大老百姓最在意的粮食都没得到保障的话,再辉煌的王朝也走不远。

参考资料:《资治通鉴》《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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