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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十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只有五十一年国运的西晋，只能算作一个短命王朝。在传统印象里，西晋王朝充满混乱、阴谋和无穷尽的杀伐，是数百年南北朝分裂的始作俑者。
事实果真如此吗？
从公元301年赵王司马伦称帝，点燃内战导火索，到公元316年西晋灭亡，西晋王朝下半场的表现确实如此。但从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取代曹魏，到公元300年这段时间，西晋王朝的上半场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赵王司马伦
很多人说西晋之所以短命，是因为其“得国不正”。这话有一定的道理，通过下克上建立起来的王朝，总是会保留许多前朝遗留的弊端。但这些问题并不起决定作用，赵匡胤同样是通过军事政变取代后周，而北宋享国长达一百六十多年。
公元266年，年仅二十岁的司马炎登上了皇位。不同于司马家前两代杀伐果断的性格，司马炎的性格非常仁慈。
这一点，史书记载的两件事可以很好证明。
晋朝平定吴国后，将吴主孙皓接到洛阳，司马炎在皇宫中接见。他指着旁边的座位对孙皓说道：“我在这里设这个位子等你很久了。”孙皓却说道：“臣在南方，也设下了这个座位等待陛下。”司马炎听后哈哈大笑。
司马炎在一次典礼上，得意洋洋地问司隶校尉刘毅：“我可以比作汉朝的哪位皇帝？”刘毅说道：“汉桓帝和汉灵帝。”司马炎惊讶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也不会那么差吧。”刘毅道：“桓帝和灵帝卖官鬻爵，收到的钱都进了国库，而陛下却放进自己腰包。这样看来，还不如！”有大臣当场指责刘毅不敬，司马炎却释然道：“我有你这样的直臣，这一点桓灵就比不上我。”
晋武帝司马炎
因为司马炎宽厚的性格，魏蜀吴三国的亡国之君都得以善终，这在历史上极其罕见。单就对待前朝皇帝这一点而言，司马炎足够秒杀他百分之九十九的同行。
这位仁慈的帝王，在治理国家上，采取一种无为而治的方针，这一时期的史书上，并没有酷吏（聚敛之臣）的记载。这使得民间财富得到了积累，促进了社会发展。
平定东吴之后，晋朝实行了新的税赋改革。按照规定，一个家庭（一夫一妻）正常分得的土地是一百亩，其中需要上缴田租的是七十亩，加上每年还需上缴国家三匹绢和三斤绵，赋税约占总收获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虽然税赋很高，不过剩余的粮食已经足够养活一个家庭，并且还有不少富余。
这项改革促进了荒地的开垦，大量没有户籍的流民重新进入户籍。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到三年（公元282年），短短三年间，国家户籍上的户数从二百五十四万暴涨到了三百七十七万。
不可否认，还有相当一部分依附于地方豪族的佃农没有进入国家户籍。但这些佃农交给地主的田租赋税应该与国家规定的相当，或者更低。否则，他们会更倾向于进入国家户籍，开垦新的土地。
众多人口游离于国家财政之外，司马炎自然知晓这一前朝遗留下来的症结，但根除这一症结无疑要采取铁血手段。仁慈的晋武帝或许从来没想过解决上述问题，因为国家仓库里的储备已经够用了。
总而言之，西晋初期对士族豪强的羁縻政策和宽容的赋税制度，使民间财富得到了积累，人民生活变得富足。同时，由于国家规定上缴税收更倾向于使用价值更高、重量更轻的绢和绵，促进了商品交流，商业因此而蓬勃发展。
西晋官僚阶级的奢侈生活，是这个短命王朝的一大特色。或许是因为它短命，更加突出了奢侈。石崇就是这些人中的代表。
石崇，西晋大司马石苞之子。在西晋这个看祖宗吃饭的年代，石崇仕途上的平步青云，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二十多岁时担任县令，随后升任郡守，因参与伐吴有功，被调进京城担任天子近臣。
石崇
公元290年，晋惠帝继位，石崇外调担任荆州刺史。当时的荆州是连通中原与江南的重要通道，往来商旅众多。根据史书记载，石崇在荆州刺史任上，派人抢劫往来的商旅，因此而得到巨额财富。
依靠这种杀鸡取卵的手段，石崇能够做到富甲天下，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我们有理由猜测，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干掉他的竞争对手，实现对荆州贸易线路垄断。
不管真实情况如何，石崇惊人的财富都来自商品的流通。这位西晋首富的成功之路，证明了当时商业的繁荣。
在西晋官僚们纸醉金迷的元康年间（公元290年到公元300年），一位叫做鲁褒的隐士写下了一篇被载入史册的文章，名字叫做《钱神论》。
这篇千古名作叫人过目难忘，将当时世人唯钱是论的风气揭露无疑。其中种种语言，放之当下，也可以说有形有影。
我说这些并非为了批判某些不良习气，而是因为《钱神论》反映了当时社会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用于交换的货币，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认可。
在历史上，操纵货币贬值，是统治阶级榨取民间财富的重要手段，历史上有名的能吏（聚敛之臣）都深谙此道。尽管政府大力推广，民间的热情始终不高，许多地区仍旧保持以物易物的习惯。
钱币的广泛流通，无疑是西晋商业兴盛的另一写照。西晋中央无为而治的管理理念，对市场没有过多的干预，让商业变得十分活跃。而商业的活跃，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石崇站在商业发展的风口，因此而富甲天下。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随之而来的必定文化艺术的发展。石崇耗费巨资在洛阳城东修建了占地数十里的别墅，号称金谷园，遍邀天下名士，饮酒赋诗。其中逸事，时至今日，还时常被人提起。
汉末天下大乱，使得西汉董仲舒结合儒家、法家、阴阳家等多家学说，标榜君权神授的“天人合一”理论受到了严重冲击。士族阶层的年轻人开始重新审视世界，试图探寻其中真理，形成了以老庄学说为基础的“玄学”。
宽袍大袖，衣袂翩翩，吟啸山莽，醉卧竹林，是晋朝名士们的标配。这些人平时都无所事事，天天聚在一起，讨论着高深莫名的哲学问题。他们拥有着大批拥趸，无论在庙堂还是江湖，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们一举一动，都会被人争相模仿。但当你问他们一亩地能产多少斛粮食时，他们可能会一时语塞。
魏晋风流
除了不会御剑和道法，需要按时吃饭上厕所，他们的生活与修仙题材电视剧里的人物没多大区别。
西晋盛产风流名士，同时也盛产花样美男。中国古代四大美男，宋玉、潘安、卫玠和兰陵王。西晋独占两席。
大家可能不知道潘安是何许人，但必定知晓他的大名。史书记载这位人气偶像每次出门，都会引来众多女性，她们向潘安的车厢扔水果，所以潘安每次出门都是满载而归。在他出任河阳县令时，遍植桃花，由于潘安美貌，时人便以“花县”代指潘安。
潘安
这位花样美男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与当时的名士们时常聚集在石崇的金谷园中，饮宴作诗，号称“金谷二十四友”。数十年后，一位叫做王羲之的东晋官员，模仿金谷园盛况，汇聚文人与会稽山阴之兰亭，书成《兰亭集序》。
西晋在文化艺术上的造诣，能够轻松秒杀它的先辈。除开思想的开放，无疑也得益于整个国家的富裕程度。能够养活这一帮子不事生产，只知道吟风咏月的闲人。
但是需要注意，这种看上去不甚刚健的社会风气，并没有影响晋朝军队的战力。
如何与北方的游牧民族邻居互怼，是历代中原王朝的必修课。
晋朝之前的东汉，其亡国一大因素，即是长期无法结束与西北地区羌族的战争，导致国家财政崩溃。为此东汉末代几位帝王，不得已卖官鬻爵筹措军费，因此背上昏君的骂名。
西晋面临着东汉同样的问题。公元278年，西晋凉州镇将与胡族失和，兵败身死，凉州重镇武威失陷，让正踌躇满志准备灭吴的司马炎宵衣旰食。
这时，一名叫做马隆的中级武官站了出来，请缨平叛，只要求募兵三千。司马炎欣赏马隆的胆气，命他统兵出征。
马隆
马隆针对胡族擅长运动战，设计了一种用于防御的扁厢车，这种车在开阔地形上能够组成壁垒，在狭窄的地方就在车上搭设木屋，搭配强弓硬弩，大破数倍于己的胡族军队，斩首叛军首领。
西北之忧解除，公元279年末，西晋二十余万大军，分五路并进，目标直指吴国国都建康。尽管晋军总帅贾充是坚定反对伐吴派，吴国沿江诸镇拼死抵挡，即便如此，吴国也仅仅抵挡了两个月。
以杜预、王濬为代表的晋军一线将领，在信息通讯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完成了一场教科书式的协同作战。
平定东吴之后，晋朝威势大增，北方边疆地区偶有叛乱发生，都很快平息。边疆胡族纷纷内附，渐渐占据了凉州和关中地区人口的半数之多。
公元299年，一位叫做江统的官员，作《徒戎轮》一文上书朝廷，请求将众多定居内陆的胡族迁出晋朝疆域。但朝廷没有同意，或许是当时晋军屡战屡胜，让当政者以为，这并不是什么大事。
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军事强大。尽管它存在许多缺点，但不能否认，西晋王朝上半场的表现，足以比肩历史上任何伟大的王朝。假如它能够保持下去，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个延续数百年的强大帝国。
叫人扼腕的是，司马炎精心设计了一套相互制衡的管理机制，却把皇位传给了他的傻儿子。
加上所托非人，西晋王朝迅速从内部分崩离析。正如开篇所说，西晋与北宋同样“得国不正”，在开国之君的治理下，国力日渐强盛。但两者结局却相差悬远，症结就在王朝权利的接班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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