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早年对自我期许不小，在作太子时就向儒士学人和朋友抒发抱负，表示要以汉文帝的治国行事为楷模，他为自己确立了不错的人生目标，理想是极其美好的。而作了皇帝的曹丕在现实生活中究竟表现如何呢，《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及其引注与《资治通鉴﹒魏纪一》记述了曹丕受禅帝位、初徙洛阳时的许多政治行为，从中能够看到魏国新皇帝的一系列积极作为。
（一）向民众广施恩德。传统典籍一直强调“民为邦本” 的政治理念，稍有学识的人对此应该非常熟悉，考验高层政治人物的关键点仅仅在于是否真正认可并愿意遵照实施。曹丕曾多次表达过对全国民众苦难生活的同情，爱民的心境似乎是真实的，刚获权力后他确有不少措施：①在刚继位魏王月余时就发令说：“关津本来就是通商旅，池苑是防御灾荒的，设禁区收重税，不能方便百姓。现在解除在这些地方所设的禁区，减轻关津之税，都恢复到十分之一。”他还派遣使者到各郡国进行巡查，有不遵守规定而暴虐百姓的，要求检举其罪。②在禅让的大戏紧张上演期间，他发布王令说：“在战场上死亡的士卒，有的没有得到收敛，我内心非常不安，现在通知各郡国备好棺材给予殡敛，送到家中，官方为其设祭。”③受禅为帝后，他立即宣布给成年男子每人升爵一级，作了父亲的男子如能遵循孝悌之道并勤奋耕种的升爵二级，这些升爵背后都系带着物质利益的实惠。不排斥这些措施有配合他上位称帝的意向，但他把培养自己社会根基的关注点放置在广大基层百姓和军队士卒身上，对下层兵民的生活困苦给予了首先关照，这一治政思路无疑是正确的。
曹丕践位后对颍川郡给予了特别照顾，他发诏说：“颍川是先帝当年起兵之地，官渡之战时其他地方观望和叛离，而该郡坚守道义，丁壮年都拿起武器，老弱之人背送粮食。过去汉高祖以关中作为立国根本，光武帝依靠河内为王业之基，现在我又在此郡登坛受禅，上天以颍川来辅助大魏。”为此免去了颍川郡一年田租。他对当年颍川民众的模范助战活动作了高度评价，进而把魏国的昌盛命运和颍川联系起来，给了当地民众颇高的荣誉和实际利益，强化了他们对大魏的国家认同。
（二）确立与汉室的关系。禅位大典之后，刘协及其代表的汉室退出了天下政治舞台，曹丕宣布给予其诸侯王之上的政治地位和生活保障，这应该出自背后的承诺，代表了许多同情汉室的臣民内心的期望，对曹丕而言当时也许仅仅是一种为保证事情顺利推进的策略。在曹丕称帝之后，魏国群臣中出现了颂扬魏德，同时抑损汉朝的倾向，曹丕对此并没有予以重视，大概觉得理所应当吧。而朝中散骑常侍卫臻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魏国受禅于汉，存在“火生土”之义，所以必须颂扬汉朝的美好。曹丕觉得卫臻说的很对，马上表示说：“以后凡天下送来的珍品，我与山阳公共同拥有。”尚书陈群也强调曹魏以圣德应运受命，应当在创业立制方面为后世作出良好样板。汉室虽然退出了政治舞台，但其历史影响以及人们的关念眷恋尚还存在，各层人士会从曹魏对汉室的态度中观察判断前者的德性优劣。即使抛开他们双方间的亲眷关系，刘协仍是汉室政治遗存的当然代表，他的个人生命及其某些待遇必须得到应有的保证。既然是千年不遇的“禅位”，那当然就需要千年才有的开新模式。
当年蜀国成都传闻献帝刘协已被曹丕杀害，刘备诸葛亮等蜀中百官披麻戴孝，为刘协举办丧礼，他们按照惯常思维和历史前例去想象许都的事态结果，殊不知刘协当时正在山阳封地过着他并不苦痛的生活。可以说，曹丕称帝后是真正想通了汉魏间的这一关系，他并没有如历史上许多篡国者一样对前朝失国皇帝加以迫害，而是履行了承诺，坚守了应有的政治信用，开创了一种国政交替的良好模式。221年正月，曹丕郊祀天地与明堂，接着打猎到了原陵（今河南孟津西），还派遣使者用最高的太牢礼仪祭祀了东汉光武帝刘秀的陵墓，以表示对汉朝的尊崇。
（三）对吴蜀两国的非战态度。曹丕因为推崇汉文帝刘恒那种不用武力、和平处理国内政治问题的治国方式，因而对蜀中刘备集团一直采取分化利诱的方针。蜀道艰难，但他安排老臣王朗给蜀中担任司徒的故旧朋友许靖不断信函联系进行拉拢策反，后来又安排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等年纪老迈的大臣分别写信给执政人诸葛亮，向他陈述天命和人事，劝说诸葛亮向魏举国称藩。曹丕大概相信，以曹魏的宏雄气魄和自己的真诚之情一定能够说服偏居西南的蜀汉归顺大统，认为只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就可以。
在曹丕代汉立魏之际，吴蜀两国此前刚发生了荆州争夺战不久，东吴袭取荆州并杀害了关羽，稍后刘备在蜀中称帝后整顿军队，他拒绝孙权的求和，准备伐吴复仇。当时曹丕召集群臣分析吴蜀双方可能出现的动向，侍中刘晔认为，刘备要依靠威武显示自己的强势，又与关羽情义深重，必然要出兵报仇。及到221年八月，孙权派使者向魏称臣，所上奏章言辞谦卑，刘晔提议说：“如今天下三分，魏国占有全国土地十分之八，吴和蜀各自仅有一州地域，他们阻山依水，有急相救；现在双方结仇相攻，这是消灭他们的大好机会。应该整顿大军，直接渡江攻打吴国。因为蜀国在外面牵引，魏国军队攻其中心，不过十多天吴国就会灭亡，剩下蜀国就孤立单薄了。”但曹丕说：“有人投降称臣，我们却讨伐他，这会让天下愿意归附的人们产生疑心，不如接受东吴的归降而袭击蜀国的后方。”刘晔坚持说：“我们距蜀路途远，而与东吴靠近，如果蜀国知道我们来攻，便会退军回守，我们难以阻止。现在刘备发怒攻击吴国，听说我军伐吴，知道东吴必亡，会很高兴地迅速向吴进军，同我们争割东吴疆土，也决不会改变计划去救援东吴。”但曹丕并未听从刘晔的意见，他接受了吴国的投降。
其后，在222年初，孙权上书说：“刘备领着四万人马及骑兵二三千，军队已经出了秭归，请求前来扫灭，迅速获取克敌之胜。”这是孙权向魏求救，希望出兵前来援助。而曹丕写信回复说：“当年隗嚣的失败，灾祸起于占领栒邑（今陕西旬邑东北）；公孙述被俘获，转变在于夺得了扞关（今重庆奉节东长江岸边的关隘）。只要将军的部队奋发威武，一定能够成就奇功，实现我的心愿。”曹丕向孙权列举了东汉初的两则特定战例，表明抢先行动的军队未必有好的结果，这里只送给了孙权几句没有实际作用的空话，而并未派军队援救之意。他在蜀吴争战中坚持自家的非战原则，只是坐山观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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