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之间，文法吏是官僚行政的承担者和代表者；汉武帝以后，“儒生经明行修”不断步入仕途，与文吏并立朝廷。汉廷上的政治力量，还有军功集团、外戚集团、宦官集团等等。
进而在东汉，一个新的官僚势力，士族门阀，在逐渐崛起，并在魏晋以下造成了政治形态的重大变化。历经几个世纪，士族长盛不衰、干涉权政，成为魏晋南最鲜明的政治特色之一。
士族门阀
中古士族门阀是一种贵族化的官僚，所谓“贵族化”，是就其高贵身份、家族特权和政治自主性而言的。中古时期皇帝神圣性的下降及其权势的弱化，与“中古士族门阀”是密切相关的。
魏晋以前的国家分裂、政治动荡，倒为士族提供了发展空间。东汉后期，帝国大厦出现了深刻的裂痕。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政、争权夺利，造成了无益的政治损耗；士大夫清流和浊流的党争，导致了朝野的离心。
官僚世家，成为朝廷上盘根错节的势力，无形削弱了君主予取予夺的权威；豪右大姓的武断乡曲，侵蚀着朝廷的地方控制能力。世入建安，军阀割据而国家四分五裂。中古时期是土地开发的时代，坞堡组织和庄园经济是中古经济的代表，其对应的家族制度是魏晋至唐代的世家大族制。
世族以家族形式继承财产干预政治，形成世族垄断政治权力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世族不仅垄断了政治权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文化的优势。魏晋以来士族门阀蒸蒸日上。
社会动荡
昔日疆土分为南北两系。因为随官僚权势的扩展，官僚将出现身份化、特权化、阶层化、封闭化、自主化，甚至贵族化，那就将分割君主权势了。所以中古门阀与皇权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门阀强了，皇权就弱了；皇权强了，门阀就弱了。
那不一定是某皇帝与某人某族发生了个别冲突，而是指一种总体上的权益分配格局。北方少数族的发展轨迹，与士族的发展轨迹发生了交叉。北来的琅邪王氏等百余家士人，在江左拥戴宗室疏属司马睿为帝。江左微弱的小朝廷，随即成为南渡士大夫发展家族权势的沃土。
他们构成了五朝侨姓门阀的基本阵容。东晋由此出现了门阀政治。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是“皇帝垂拱”“士族当权”和“流民御边”。东晋的建立，全靠琅邪名族王导、王敦兄弟，二人一主政、一掌兵，成为江左的军政支柱。
中国的王朝更迭，也可以看成另起炉灶的一种自我更新机制。西晋的刘颂，就把改朝换代看成一个“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纲之会”。然而刘颂随即指出，由于魏晋更迭用“禅让”，未能“洗心整纲”；晋廷所依靠的仍是“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即曹魏的高官及子弟。
禅让图
这样，前朝积淀的腐朽就直接进入了新王朝，王朝只能纵容他们以换效忠。对他们来说，由于缺乏战争洗礼所产生的新的统治集团，西晋的腐败尤其迅速。 “禅让”所造成的官家权力的延续，是推动士族发展的催化剂。
什么是士族呢？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经下过这样的定义：“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是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就是说士族的地位并不仰赖于官爵的高下，而是凭借家学和礼法受到士大夫阶层的尊重。
士人拥有古典文化知识和儒家政治理想，为帝国统治提供维持运转的各种知识，维系着正统的，并且古典的思想方式；他们还通过谏诤限制皇权、通过教化整合社会，这些特殊功能使帝国体制更加有活力。这就是中古政治的特色。
中古士族社会各家族无不有其门规家训，士族子孙，无论男女，皆须严格遵守。不仅如此，为实施女性教育，一些士族女性人物将士族社会普遍的礼法与女性教养结合，特别制定了家族内部女性的训诫或规则，有的则成为士族社会女性普遍使用的教育读本。中古士族社会女子教育，特别重视礼法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
祭祀礼法
在朝廷之上，儒学仍是帝国的正统思想，依然体现于诏令奏议之中，以及事功派官僚的政治论说里面，从而为此一时期衰败的官僚政治提供着文化支持。中古士族所推崇的道家无为思想，销蚀着君权的神圣和法制的威严；儒学低落，玄学抬头，淡化了皇权的神圣性。
中古时代的士族门阀。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传统对传统政治制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那些挑选和录用士人的制度就是由此出现的，尤其是科举制度。他们的文化理念也影响着制度的样式。王莽的“复古改制”就是一个好例子。总之，“士大夫政治”是传统中国最富特征性的现象之一。
战乱摧残了社会文化，皇帝都是军阀出身，往往缺乏教养，即便他们有培养和提升自身文化品质的意识，短命王朝也难以养成贵族的风雅和文化积累。只有少数官僚家族保存着文化，出现了“教育的家族化”；那些保存了文化的家族成员及其子弟，当然是朝廷珍视的政治资源了。
进而是“统治集团的封闭化”。因政局凶险莫测，皇帝要尽量从看上去较为可靠的心腹家族中选官用人，统治集团就趋于封闭化了。因此，由士族主导的魏晋南朝，尽管产生了灿烂的文化，但其实是一个缺乏流动的时代。在此背景下，这一精致的文化也走向了形式化，变得空洞。
士族阶层奢华生活
不光在魏国、吴国，就连偏居一隅的蜀国也是如此。尽管诸葛亮治蜀，后人盛赞其“选贤任能”；然而功臣子弟们居官执政的趋势，在蜀国同样昭然可见。
中古时期最大的社会变革是士大夫阶层日益成为文化的承担者，凭借文化资本进入仕途，指导着社会的文化主流士族地位的上升同样也是与文化继续下移的趋势相应的，如果我们姑且忽略外来宗教在文化生成和传播中所起的若干作用的话。
虽然六朝门阀世族占据着政治权力和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但寒素之士还是能依靠自己的学术和文化资本谋取进身之途，只不过无望显达而已。无论如何，从汉魏荐举、两晋南朝策试到隋唐科举，士大夫阶层在中古时期的急剧壮大，确实是社会发展最明显的趋势。
科举考试
宦官、外戚、太后、宗室专权的现象，在东晋却偃旗息鼓了。宦官、外戚、太后、宗室都是皇权的附属物，靠着皇帝才能作威作福；在皇权自身难保的时候，他们也无权可弄了。晋成帝时庾太后一度临朝，不过此时权归庾亮、庾翼兄弟，与其说是外戚擅权，不如说是门阀专政。
晋穆帝、哀帝及废帝海西公时，褚太后曾四次临朝称制，那只是权臣擅权时的装饰物。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门阀政治下，动乱通常并不来自宦官、外戚或宗室的专政。软弱的皇权下这种人无所凭依，难以兴风作浪。
东汉的士族现象发展到东晋，终于因“门阀政治”而达到了顶点。此期的士族权势之大，人们用与皇帝“共天下”来形容。有人把这种政治状态，定性为“贵族联合专政”或“寡头政治”。也可以看作，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一种“畸形”。就是说它并没在皇权政治之外，另行造成一种贵族政体。
经过了东晋南朝对江南腹地的经营和开发，到了隋唐帝国重建统一的时候，形势已大不一样。秦汉时期，北方聚集了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重心，问题比较简单。当到了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的时候，北方只有军事、政治重心，经济重心却迁移到南方去了。
人口南迁高潮
这一从“东西”到“南北”的变化，直到现在仍影响着中国，而这无疑也是魏晋大变局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魏晋南北朝尽管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乱世，但是正因为经历了这段乱世的曲折发展，到了隋唐时代，统一才真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主流。
而经过东晋南朝的苦心经营，南方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经济与文化上与北方并驾齐驱，甚至逐步超过。我们今天观察到中国南北的不同，最初便奠基于此。
权臣擅政，一人得势而家族得力的现象，其实在很多朝代都能看到。西汉的霍光、西汉末的王莽、东汉的梁冀，都是这样。又如明末清初的若干南明政权中，也存在着权臣专政的情况。东晋权臣现象更突出，跟“乱世”有关，跟那个偏安的小朝廷风雨飘摇有关。
东晋形成了一个相对特殊的阶段。但说到底，虽然士族并没有变成完全意义的贵族，也没有造成政体的根本性转型，这场魏晋大变局却给后世的制度和社会形态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参考文献：
《后汉书》
《三国志》
《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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