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蒙古伴当分别与欧洲骑士及日本武士的较量
一.西征
蒙古铁骑向外扩张时，举行过多次西征。第一次西征发生在1219年春天，蒙军在成吉思汗亲自指挥之下从草原出发，占领河中地区、并消灭了区域性大国花剌子模。其后，成吉思汗率领主力返回蒙古地区。其中，哲别、速不台等勇将带着部分偏师越过高加索山脉、挺进至俄罗斯南部的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流域，先后击败了阿速、钦察、俄罗斯（古称斡罗斯）各部军队，然后，经里海、咸海一带回师，再与主力会合。这是蒙军有史以来首次来到欧洲，但是却没有留在当地，而是仅仅进行了一次战略性侦察便撤军了，因而尚未有机会直驱直入与西欧骑士较量。
此后，蒙古健儿又数次进军东欧，都没有深入欧洲内陆。真正出动规模宏大的精锐部队与西欧骑士打得昏天暗地的是第二次西征。第二次西征是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窝阔台策划的，他在1234年与诸王举行的大会中拍板决定挥军西进，再次征讨钦察、俄罗斯未服诸国。
西征军之中有大批从各支宗室中抽调的军队，其中包括窝阔台大汗的长子贵由与其弟合丹；术赤的儿子拔都、翰儿答、昔班、唐兀惕；察合台诸子中的不里、拜答儿；拖雷的长子蒙哥与其弟拨绰等，此外连窝阔台的兄弟阔列坚也参战。成吉思汗的伴当——年过六十的速不台因曾在俄罗斯南部作过战而被大汗从中原前线召回随军行动，成为了全军事实上的参谋长。
这次西征的将领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诸王以及万户以下的各级封建主大多数都派遣长子出征，所以又称“长子西征”。而术赤在钦察草原东部的汗国是西征的必经之地，所以这支部队的统帅由术赤的儿子拔都担任。拔都虽然是次子，但他因做事果断老练，一向被别人当作长子来看待。
蒙军在第二次西征中大约出动了五万多人，连同沿途收编的突厥等部附庸军队，共有十二万人左右。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在扩张的过程中注意组建新的部队，装备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除了传统的冷兵器之外，还有各类先进的火药武器。例如在进入中原之后广泛招收各行业的工匠充当炮手军，以便在战时抛射火炮（会爆炸的火球）。此外军中还有靠火药燃烧而飞行的火箭，等等。
蒙古诸王与速不台率军于1236年秋天到达伏尔加河上游的阿里不尔，与先期到达该地的拔都兄弟会师。速不台带领先锋部队迅速攻克阿里不尔都城，并将其焚掠一空。同年冬天，蒙哥进攻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人，斩获甚众。有一位叫做八赤蛮的钦察首领以森林为根据地打起了游击战，时不时出来骚扰一下蒙军。蒙哥在速不台的支援下以主力进入森林之内搜索，逼使八赤蛮退率领余部退入里海的岛中。追击的蒙军渡海登岛，捕杀八赤蛮，歼灭了残敌。
与阿里不尔毗邻的是正处于割据状态下的俄罗斯封建政权，具体有莫尔多瓦、也烈赞、费拉基米尔等国，各路诸侯似乎没有察觉到大祸临头，未能及时做好充分的准备。
蒙军以最快的速度征服了莫尔多瓦这个小国，并在同年冬季进入也烈赞境内。也烈赞在费拉基米尔国的拒绝援助之下，苦苦抵挡了六天。蒙军作战不利，拔都当即派遣速不台到前线督战。速不台从宗王哈必赤的部队中选出部分精锐将士，再配以善战的怯怜口（蒙古封建贵族的私属人口），组成五十多人的突击队作为先头部队，一举夺取也烈赞。
费拉基米尔国的统治者很快为自己的短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1238年初被汹涌而入境内的蒙军搞了个天翻地覆，到处风声鹤唳，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就让分兵四掠的蒙军拿下了莫斯科（当时莫斯科并非俄罗斯的主要城市）、罗思托夫等十多座城镇。蒙古宗王阔列坚在攻打奥卡河畔的亦客城时死亡。
同年二月，费拉基米尔国的首府费拉基米尔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蒙军裹胁了大量俄罗斯人用了六天时间强攻这座城市，并在破城之后大肆烧杀抢掠。而费拉基米尔大公在三月份撤退到昔迪河畔时战死。
这时，向诺伏哥罗德进军的大路虽然已经为蒙军敞开，蒙军统帅部眼见前路有密林沼泽，地形不利，而且春季已近，河流即将解冻，遂暂时放弃继续西进，转而南下，一路连克斯摩棱斯克等地。其中，科泽里斯哥城守军拒绝投降，顽强地抵抗了七个星期之久，杀死攻城之敌五千余人，最后全军战死。
南下的蒙军席卷了钦察草原西部以及北高加索地区，大批钦察人、阿速人与俄罗斯人向西逃往匈牙利（又称马札儿）境内避难，这就为蒙军继续西进制造了借口。不过，蒙军在1239年并未有采取大的军事行动，而是花了一些时间进行休整。
乞瓦军民杀掉了前来劝降的蒙古使者，负隅顽抗。蒙古大军不断将主力集结在该城的周围，动用各种攻城器械攻击城墙，终于1240年的十一月十九日，占领了乞瓦。蒙古人以风卷残云之势向西跃进，用武力征服了伽里赤等国。而聂伯河以西的乌克兰地区，很多王侯都沦为蒙古军队的附庸。
俄罗斯诸国相继败亡，越来越多的王公贵族向西逃窜，被波兰（又称孛烈儿）、匈牙利等国收容。蒙军统帅拔都首先致书匈牙利国王提出抗议，接着准备大打出手。
来势汹汹的蒙军于1241年初兵分数路，拔都与速不台带领一路部队侵入匈牙利。合丹带领另一路部队活动在匈牙利南部。还有一路在察合台的儿子拜答儿、速不台的长子兀良合台的带领之下先行侵入波兰，以掩护侧翼。
波兰当时也是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诸侯各自为政。蒙军翻过喀尔巴阡山，越过尚未解冻的维思图拉河，攻克多米尔等城，沿途大肆抢掠，威胁其首都克拉科夫。
然而，蒙军到达距离克拉科夫约十二公里之外的地方时，突然后撤了。波兰守军不知是计，误认为敌人怯战而逃，竟然放弃了守城这个正确的战术布置，转而蜂拥出城外追击。守军离开克拉科夫，沿路不断夺回蒙军故意弃在道旁的所掠之物，但当他们向前挺进约十八公里，来到锡德路时，便大祸临头了。早已埋伏在此地的蒙古弓箭手于三月十八日这一天纷纷射出雨点般的锥头箭（这种箭主要用于破甲），波兰官兵在突然袭击之下大多数阵亡。
逃回克拉科夫的波兰残部不敢坚守，弃城而逃。不久，该城便被尾随而至的蒙古人付之一炬。
大批波兰封建贵族西逃入西里西亚等国，西里西亚国因而不幸成为蒙军下一个目标。拜答儿率部迅猛地扑到西里西亚首都布雷斯劳，发现恐慌的居民已经将市区焚毁，并纷纷躲藏入城堡之中。
但是西里西亚的国王亨利并不想老是挨打不还手，他在距离首都数十公里之外的里格尼志（今累格尼察）附近的平原上集结了一支兵力达到三万的部队，准备应战。这支部队的成份众多，既有骑兵，又有步兵。其中包括西里西亚人以及波兰的残军，还有勇悍善战的法兰克十字军骑士以及来自德意志的条顿骑士。另外，数以万计的援军自从波希米亚赶来。
远道而来的蒙古伴当们就快要与西欧骑士碰面了，这场拉近东西方距离的大规模较量即将在两支作战风格不同的精英部队之中展开。真是万众瞩目。
出乎意料的是，这场让人期待已久的战斗并非势均力敌，而是呈现出一边倒的局势，因为蒙军在战前已经占了先机，他们在四月八日已经将分散劫掠的兵力集结在战场上。相反，来自波希米亚的援军距离西里西亚的军队还有一天路程，可望而不可及。
蒙军在野战开始后故技重施，首先派出先头部队挑战敌人，然后诈败而逃，成功将对手吸入了预先设好的埋伏圈中。穷追不舍的欧洲骑士发现中计时已太晚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倒在蒙军的锋镝之下，被迫中止了进攻。蒙古骑兵把握时机进行全线反击，一举击溃了乱作一团的骑士，并不停地用弓箭射杀西里西亚的步兵。西里西亚军队兵败如山倒，国王亨利被长矛刺下马来，死于非命。蒙古人将阵亡者的右耳割下缴功，据说整整装了九大袋子的耳朵。
波希米亚的援军得知西里西亚军队惨败的消息后，慌忙向多瑙河西岸撤退。蒙军乘势旋风般地扫荡了摩拉维亚地区，攻击了俄尔迷资城等地的守军，然后回过头来向东南进军，与匈牙利的拔都、速不台等统帅会合在一起。
匈牙利位于欧亚草原的最西端，北边是斯洛伐克，南面是亚得里亚海，东接特兰西瓦尼亚，成为游牧军队挺进中欧的良好基地。这时，拔都、速不台率领的军队已经分作三部分越过喀尔巴阡山脉，进入匈牙利境内。
大量逃难的钦察、俄罗斯与波兰人被蒙军驱逐到匈牙利之后，使当地的治安恶化，社会秩序陷入一片混乱。临危抱佛脚的钦察首领忽滩汗为了融入当地社会，改信了基督教，但仍缓和不了各方的紧张关系，最后竟被匈牙利军民捕杀。于是，钦察残军与匈牙利人互相仇杀，局势越发不可收拾。
在此前后，分进合击的蒙军已经顺利地抵达多瑙河畔，夺取了东岸的瓦茨等地，并于三月逼近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并击败了阔罗察地方总主教的军队。
匈牙利人虽然遭受挫折，但各地援兵陆续来到，致使集结在布达佩斯准备应战的军人达到六万之众。然而这支军队内部不稳，自行其是的封建贵族们并不受国王别剌四世的约束。
蒙军统治部根本不打算强攻布达佩斯，而是在四月初指挥部队又一次主动退却了。城里的匈牙利将士转忧为喜，争相涌出城外追击。看出来，自我感觉良好的匈牙利将领们，重复犯下了与欧洲骑士在里格尼志的同样错误，因而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当蒙军撤到布达佩斯东南的撒岳河，便停止了撤军，开始策划反击。匈牙利军队在河的西岸安营扎寨，他们为了防范蒙军杀个回马枪，以一千军人扼守桥梁。四月十日，拔都亲自命令部属使用弩炮夺桥，然而在对手的拼命抵抗之下一时未能得手，共有三十名勇士战死，其中包括拔都的爱将八哈秃。正面突击的蒙军虽然暂时遭遇挫折，但却吸引了对手的注意力，掩护了从下游秘密结筏（用竹、木等物编扎成的水上交通工具）渡河的速不台部队。
速不台抢渡成功后，正欲出其不意地袭击匈牙利军队的侧翼。不料随军而行的一些王公贵族误认为敌军人多势众，要求停止进军，撤回东岸，以保存实力。关键时刻，速不台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坚决表态道：谁要撤退就自己撤退，我不打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决不回来！大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慨。
速不台率领部属如离弦之箭杀了过来。腹背受敌的匈牙利军队放弃了守桥的意图，全部撤回大营死守。两路蒙军在河西岸会师之后迅速围攻匈牙利军队的大营，不断地发射弩炮与火箭，雷霆般的袭击正在慢慢摧毁敌人的斗志。但是蒙军统治部始终避免进行伤亡巨大的攻坚战，而是故意在包围圈中放开一个缺口，以便在追击中歼灭敌人。惊惶不安的匈牙利军队即使明知前路是一个陷阱，也管不得那么多了，所有人都争先恐后从缺口中逃命。蒙古骑兵利用蒙古马耐力更佳的优势，紧紧地咬住溃军不放，并不停地发射弓箭。就这样，从撒岳河西岸到布达佩斯的数十公里的道路上，遍布着数万匈牙利官兵的尸体。
匈牙利首都佩斯惨被蒙军屠戮。国王别剌四世为了拾回了一条命，慌不择路地从山区逃入奥地利。
蒙军大获全胜。但是，不明真相的拔都，却在战后公开责怪速不台从下游渡河出击的速度太慢，致使在正面强攻的爱将八哈秃与敌硬拼，不幸战死。
速不台从容回应道：王爷只知道上游水浅而且有桥，因而抢先发起攻势。不知道那时候我在下游尚未结筏，怎能渡河呢？如今责备我迟到，应该想一想我为什么迟到的原因。
拔都听了这番解释之后，恍然大悟。很多年以后，这位统帅一边饮着马乳与葡萄酒，一边回忆起当年在匈牙利艰苦旅程，犹在众人面前公正地评论道：当时能够获胜，全赖速不台立下的大功。
当拔都等人将匈牙利腹地搞个天翻地覆时，配合作战的另一支蒙军在合丹的率领下经脱兰西维尼亚的森林来到罗丹城，一举而攻克之，俘虏了当地的一位伯爵与六百名日耳曼守军。其后，阔端一路连克瓦拉丁、圣拖买斯、配尔格等城，并强迫钦察、俄罗斯与匈牙利等国的战俘打头阵，最后回到匈牙利与拔都会师。
同年夏、秋，滞留于匈牙利境内多瑙河以东的蒙军，主要以休整为主，同时分散四处掳掠，甚至有部分蒙古将士突入了奥地利的维也纳附近，与当地王公贵族的军队对峙，不久又兜了一个大圈子返回来。冬季来到时，蒙军渡过冰封的多瑙河，攻克了格兰城，但未能攻陷西门伯爵守御的卫城。次年，冰雪融化，河流解冻，蒙军及时班师。
大汗窝阔台于1241年十二月十一日在蒙古逝世。当他的死讯由驿骑从遥远的蒙古带到了欧洲时，西征蒙军正在攻击圣马丁要塞。拔都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撤军东还。可以说，正是窝阔台的死拯救了欧洲，使它摆脱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
但是，蒙军统帅部仍然在1242年初派出一股蒙军追击逃入奥地利的匈牙利国王别剌四世。别剌四世绕道克罗地亚跑进了亚得里亚海的一个小岛上。而蒙军一直追到海边，劫掠了沿路的一些城镇，然后从塞尔维亚地区返回，与主力会合。
西征蒙军撤出匈牙利，取道保加利亚，沿着黑海经瓦拉几亚与摩尔达维亚等地返回到伏尔加河下游的营地。至此，蒙古第二次西征结束。这次西征历时六年左右，蒙军从亚洲的蒙古草原打到欧洲的维也纳地区，直接距离长达五千公里，征服了数十个国家以及部落。这样的战绩在古代历史上是出类拔萃的。
蒙古第二次西征期间，欧洲各国的天主教统治者以及罗马教皇似乎对俄罗斯等东正教国家的败亡无动于衷，但他们对信奉天主教的匈牙利等国家即将面临蒙军的入侵却深感忧虑。而匈牙利国王别剌四世、波兰、波希米亚的统治者都先后派出使者向教皇及西方各国的国王求救。然而，教皇格列高利九世与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二世矛盾重重，使西方各国难以协调一致，组织新的十字军支援匈牙利。
蒙军撤军后，忠于教皇的条顿骑士团不顾刚刚在里格尼志受到的挫败，协助里窝尼亚人反攻蒙古人控制之下的俄罗斯，并入侵钦察汗国的附庸诺夫哥罗德公国。然而，欧洲骑士最终在1242年四月五日在楚德湖的冰上被诺夫哥罗德大公亚历山大.聂夫斯基领导的俄罗斯军队打得大败，停止了东进。
欧洲骑士连一个向蒙古称臣的俄罗斯附庸国都征服不了，当然不具备直接向蒙古大军叫板的实力。
蒙古人的成功绝非偶然，他们席卷东欧的原因有很多，仅仅就武器而言，在第二次西征的某些战斗中亮相的先进火器，就极大地震撼了对火器比较陌生的欧洲人。例如蒙军在攻打俄罗斯的乞瓦时使用过铁火炮，而在里格尼志与匈牙利境内作战时也使用了火炮与火箭，致使当时的观念相对落后的欧洲人误认为来自草原的游牧军队使用了会散播烟雾的妖术。波兰与西亚的历史学家认定蒙古军队旗帜上绘画的怪兽能吞云吐雾，而波兰军失败是因为看不见在烟雾的掩护之下冲锋陷阵的入侵者。
不过，来自草原的蒙古健儿与欧洲骑士一样，都格外重视骑兵，而不是火器。所以，谁的骑兵表现更佳，成了引人注目的焦点。下面详细分析一下：
中世纪的欧洲流行使用重型骑兵。所谓重型骑兵，一般是指身穿盔甲，携带着盾牌与枪矛等武器的战士，作战时以近身搏斗为主。他们重视冲锋陷阵，所以马匹要披上厚厚的铠甲，因而机动能力较差。例如，与蒙古人交手的俄罗斯非常依赖重型骑兵和重型步兵，而波兰人与法兰克十字军、条顿骑士团等主要依靠的也是重型骑兵。
按照西方人的标准，蒙古军队只有五分之二是重型骑兵，而另外的五分之三是轻型骑兵。所谓轻型骑兵，通常是指装备弓箭、标枪等武器的战士，战时以投射性兵器进行远距离射击为主。轻型骑兵特别重视机动能力，所以马匹披挂的是皮甲，甚至根本不披甲。
蒙古的轻型骑兵与欧洲的重型骑兵战斗时，其作战原则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你打我，我让你打不着；我打你，就要把你打死！”因为他们的马匹较少披挂护甲，所以速度比较快，因而能够充分利用机动能力强的特点大踏步进退，尽量避免进行贴身近战，使对手空有一身本领而毫无用武之地；同时，又不断使用弓箭等投射性兵器在有效的射程之内杀伤对手。
欧洲的重型骑兵要想与蒙古的轻型骑兵进行贴身肉搏，必须要把对方逼上绝路才行。例如，重型骑兵可以利用地形的优势将轻型骑兵逼到江河的岸边，然后进行自己所擅长的近战，一举歼敌。不过，欧洲人很难找到让对手背水一战的机会，因为蒙古大兵经常在冬季江河结冰时进行军事行动。
综上所述，欧洲的重型骑兵打不过蒙古的轻型骑兵，也就让人不难理解了。当欧洲的重型骑兵被蒙古的轻型骑兵重创时，蒙古的重型骑兵随后便会出现在战场上，收拾残局。
欧洲的重型骑兵要想与蒙古的轻型骑兵抗衡，需要步兵的配合，特别是要训练出一支装备着强弓劲弩的步兵部队。站在地上射箭的步兵不用分心驾驭马匹，必然比骑兵更方便操纵威力强大的各类弓弩，故此射得更远，速度也更快。
如果步兵部队能够在重型骑兵的掩护之下结成大型阵营，并射出铺天盖地的箭雨。那么，蒙古的轻型骑兵将很难占到便宜。
可惜，当时的西欧各国普遍重视骑兵，轻视步兵。就像恩格斯所指出的：
“在（中世纪的）西欧各国，决定这一时期内每次会战胜负的兵种则是由骑士组成的正规重骑兵。骑兵的这种优势主要不是由于它本身的长处……而是由于步兵的素质低劣……步兵的成员都是些没钱买马的人，主要是奴隶或农奴；步兵没有适当的组织，没有护身甲胄，仅有的武器是矛和剑，它依靠纵深较大的队形有时也能抵御住东方骑兵猛烈但是混乱的冲锋，但它不可避免地要遭受那些不怕攻击的西方重装骑士的践踏……”
后来，久已没落的步兵终于在欧洲慢慢复兴了，横行一时的英国长弓步兵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不过，这已经是蒙古入侵欧洲之后的事了。
在这里要指出，并非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是重型骑兵，他们也有轻型骑兵（例如匈牙利就有大批轻型骑兵），但仍然不是自幼“弓马娴熟”的游牧战士的对手。
可见，决定战争胜负的不仅仅是武器装备，人的素质也很重要。事实证明，身经百战的蒙古伴当比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更胜一筹。
蒙古在扩张的过程中一共举行过三次大规模的西征。而第三次西征发生于1251年，在拔都的大力支持下而成功登基的蒙哥，继续执行前任大汗窝阔台的扩张政策。他召集诸王及贵族召开会议，决定西征未服的阿拉伯、埃及、亚美尼亚等地区。这次西征动用了原驻伊朗及印度等部分地区的探马赤军队，而臣服蒙古的西亚各地封建主也派军参战。此外，蒙哥还下令从成吉思汗分封给诸子弟的全体军队中，每十人抽出两人，随军出征，并派遣自己的弟弟旭烈兀作为这支总数达到十二万的军队的统帅。
旭烈兀率领大军从蒙古出发，一路浩浩荡荡向前，歼灭波斯的亦思马因教派、征服了阿拉伯半岛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朝与叙利亚等地，在此期间，又一次与欧洲的骑士发生了接触。
《元史.郭侃传》记载西征将领郭侃与来自欧洲的十字军打交道的事迹。郭侃是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后裔，他的爷爷郭宝玉在金朝末年受封为汾阳郡公，引军驻屯于定州时归附了伐金的蒙古大军，后来经木华黎的推荐而深受成吉思汗的赏识。而他的父亲郭德海也功勋卓著，曾经跟随拖雷参加过著名的三峰山之战，为灭金立下了汗马之劳。名将之家声誉日隆，到了郭侃这一代，更是如虎添翼。他自幼便被慧眼识才的丞相史天泽留于家而悉心教育，刻意培养。长大后出任百户、千户等职，并参加过讨伐金国残部的战斗，积累了一定的军事经验。当他追随旭烈兀西征时，亲自指挥一支由弩炮手、火箭手等装备先进火器的汉人千人队伍，负责攻坚，一路势如破竹，在波斯、报达与天房（即沙特）等地攻陷很多城镇与堡寨。正史记载旭烈兀命令郭侃带兵向西渡海，收降富浪。富浪的首领兀都算滩（算滩就是汉语“王”的意思）经郭侃喻以祸福之后决定归附，并叹服道：“我昨夜梦见一个神人，看来正是将军。”关于富浪的所在地，有人认为是塞浦路斯，有人认为是拜占庭帝国辖下的的黑海地区，还有人认为它的意思并非地名，而是泛指法兰克人，在这里特指叙利亚的欧洲十字军。
十字军东征期间，叙利亚成了为基督教势力与伊斯兰教势力长时间互相拉锯的地方，从提尔到雅法的沿海地带被十字军所控制（叙利亚部分北部地区属于十字军国家安条克公国，而提尔、雅法等地属于另一个名存实亡的耶路撒冷王国的领地）。蒙军在1260年初攻击了叙利亚的伊斯兰教势力，依次控制了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自然会与十字军发生联系。前文已经提到，西征的蒙军中有很多基督教景教派徒，而旭烈兀本人由于家庭的关系（母亲与妻子都是景教徒）也是基督教的同情者，因而乐意与东方的十字军联手对付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
旭烈兀征战叙利亚时，获得了十字军国家安条克公国与提尔、雅法等地欧洲封建主的支持。蒙军与十字军以及臣属蒙古帝国的亚美尼亚军队于1260年首次合作攻打阿勒颇城。以蒙古人为主的联军，使用了二十门弩炮攻城，并于一月二十四日占领了除了主堡以外的阿勒颇城的所有地方，而主堡一直坚持到二月二十五日才失守。旭烈兀随即将这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分给了安条克公国与亚美尼亚。
但是，当蒙古控制了整个叙利亚后，却传来了蒙哥大汗驾崩的消息。旭烈兀停止了西征而率主力撤回，仅仅留下怯的不花带领万余军队驻守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前线地区。
遗憾的是，尽管怯的不花是基督教景教徒，而且得到安条克公国的支持，但是，控制叙利亚南部提尔、雅法等地的欧洲阿迦男爵们却把蒙古人视为野蛮人，他们宁愿与埃及的穆斯林合作，也不愿意蒙军继续留在在叙利亚地区。西顿地区的儒连伯爵带着十字军无缘无故地攻击蒙古巡逻队，抢掠物资。接着又杀死前来质问的怯的不花的侄儿。蒙军马上报复，洗劫了西顿，并毁坏其部分城墙。十字军与蒙古人之间的联盟，至此破裂了。
远在后方的旭烈兀知道情况后，下令驱逐叙利亚境内的法兰克人。叙利亚境内的一些十字军城市已经清除城外的园圃，进行备战，他们还派使者回西欧求救。当时有谣言称叙利亚地区很多欧洲人的据点已被蒙军攻陷。故英、法等国王均召开会议，并为十字军的命运进行祈祷。而罗马教皇甚至派遣使者到各国，鼓吹组组新的十字军，以抵抗蒙古人，但是最后因为蒙古人在叙利亚的迅速失败而不了了之。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十字军与蒙古人的联盟破裂后，得到最大利益的是埃及。埃及的马木留克军队开始反扑，他们在十字军的允许之下顺利通过了法兰克人控制的叙利亚海岸地区，并在阿迦城下补充粮草。孤单力薄的蒙军最终在穆斯林的反攻下惨败，怯的不花殉难。十字军借助穆斯林军队来打击蒙古人，这种做法只能是饮鸩止渴。多年以后，马木留克军队经过不懈的努力陆续将十字军驱逐出东方，使埃及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的中心。
再说叙利亚失守后，在伊朗与西亚等地建立伊儿汗国的旭烈兀虽然多次反攻，但一直未能收复失地，而且因为蒙古大帝国的分裂与内讧，实际已经停止了在西方的扩张。
综观蒙古在第三次西征的整个过程中，涉及到与欧洲军队的战事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双方合作攻打阿勒颇城，另一次是双方反目成仇时蒙军洗劫西顿。这两次战事都与攻坚有关，而且蒙军在这两次攻坚中都有不俗的表现。在攻打阿勒颇城时出动弩炮的部队很可能是善于攻坚的郭侃所部。而蒙军猛攻西顿时，十字军几乎没有还手之力。看来，欧洲骑士在蒙古伴当之前又一次落了下风。
蒙古帝国在开始筹划西征时已经并非是单纯的封建国家，而具有显著的中央集权制的特征。虽然统治阶级在草原采用的是分封制，但是，大汗却直接管辖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很多农耕地区，因而汗权比较强大，能够集中调动优势的人力物力等资源为战争服务。从蒙古帝国所掌控的领土面积、人口与经济实力可以看出来，当时四分五裂的欧洲没有一个封建政权能够与之抗衡，这为蒙古伴当在历次西征中战胜欧洲骑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蒙军在二次西征欧洲时使用过火器，但那时火器尚未引起欧洲人的重视。到了蒙军第三次西征时，其工匠与士兵，将火器的制造及使用新技术带到了阿拉伯地区，促使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的阿拉伯于十三世纪晚期开始自制与使用火器。后来，阿拉伯人把火器带到西班牙与基督徒作战。火器便又一次在西欧的土地上扬威耀武，并且吸引了各阶层人物的注意力。各国没有失去这一次的历史机遇，都争先恐后地进行研制。在往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欧洲各种新式火器层出不穷，为新生的资产阶级淘汰过时的封建阶级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骑士也不可避免地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即将成为明日黄花。
二.东征
蒙古伴当与日本武士决一雌雄是在忽必烈建立元朝的时候。忽必烈于1260年登基，他在位三十五年，多次发动了对海外的大规模远征，其中先后两次出兵东征日本。
元军第一次出征日本是在1274年，战争的起因忽必烈想招喻日本，他让元朝的附属国高丽派遣使者到日本传递诏书。统治日本的镰仓幕府与朝廷的公卿们经过商议后决定不作回复，拒绝与元朝交往。元朝此后又数次派人出使日本，但日本统治者的态度始终如一，顽固地拒绝与元朝进行官方的往来。忽必烈终于按捺不住，他于1270年在高丽设立屯田，为进军日本做准备。三年之后，元军便踏上了早有预谋的征程。由于这次战争发生于日本的文永十一年，所以日本史书称为“文永之役”。
元军第一次东征时以忻都为征东都元帅，洪茶丘、刘复亨为副。
忻都是蒙古人（又叫忽敦），他于1270年五月以凤州经略使的身份驻军金洲，在高丽屯田，所部四千五百人乃是朝廷的嫡系蒙古军队。
洪茶丘的原名叫做俊奇，茶丘只是小名（他还有一个蒙古名字叫做忽察）。因为元世祖忽必烈曾经当众叫其小名，故茶丘之名因而广为人知。洪茶丘的出身比较复杂，其祖先从中国移居高丽，父亲洪福源在蒙古入侵时归附，不久迁回辽阳、沈阳之间，奉命为管领归附高丽军民长官，并多次跟随蒙军征战，后来因为政敌故意进谗言竟然被朝廷误杀。洪茶丘自幼从军，以骁勇善战而被忽必烈所赏识，故得以袭承父职。他于1274年正月奉命前往高丽监造战船，筹备粮食等相关事宜。同年三月，他被授为昭勇大将军、安抚使，高丽军民总管等职，率领先期进入高丽屯田的二千旧部属，参与经略日本。
刘复亨出自将门之家，其父刘通在木华黎经略金国时归降。刘复亨在父亲死后袭承为行军千户，并因战功一路官运亨通，前后升为万户、武卫军副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等职。1272年，奉命为昭勇大将军、凤州等处经略使，策划东征。
前线的元军包含蒙汉等族，连同增援部队在内，参战的人数达到二万多人。同时，统帅部出动千料舟（料是古代的载重单位，一料相当于九十二斤左右）、拔都鲁轻疾舟（拔都鲁的意思是“勇敢”）、汲水小舟各三百艘，共九百艘船只。此外，高丽五千六百人参战，以都督使金方庆为首，另外还有梢工、水手等七千六百余名后勤人员的配合。
元军于1274年十月三日从朝鲜半岛出发，两天之后到达对马岛。驻扎对马岛的将领（守护）马充宗助国使翻译真继男与元军交涉，然而元军不作任何答复。
六日，数以千计的元军在弓箭的掩护之下开始登陆。马充宗助国携同儿子宗马次郎与义子宗马弥次郎、八郎等人率领八十多名骑兵冒着箭雨迎击。马充宗助国亲手射杀了数名来犯之敌，而宗马弥次郎更是射死了一位骑马的元军将领，但无奈寡不敌众，全军无一生还。日本武士第一次与蒙军交手，便出师不利。不过，这种小规模的战斗，没有太大意义。
十四日，元军攻击了对马岛旁边的一歧岛，登陆之后树起了赤色旗帜。守军只有一百余人，在野外迎战不利。将领代右卫门平经高退回城内固守，并于次日城陷时自杀身亡。
入侵的元军没费多大力气便争取了两个小岛，并在岛上四处掳掠，接着杀向九州，并在十五、十六日这两天对九州的沿海群邑进行了试探性攻击。
此前，拒绝与蒙古交往的镰仓幕府的实际统治者北条时宗已察觉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并抢先在面向朝鲜的九州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调遣直属幕府的武士参与协防等等。例如他在1267年发给御家人（直属的大小领主及武士）的一份文书中提到：
兹有蒙古人可能侵袭我国的消息，故差遣汝等御家人往九州，以资防御。诸御家人应亲自带领守护人立即速往肥后国所领之封土，作好一切防御外国侵袭事件，并有权镇压其领地内的一切匪徒。
幕府为了抵挡蒙古的入侵，还专门设置了值勤兵轮流警备。当日本统治者得知前线守将的告急消息，马上四处调兵增援，动员的人数达到十万二千余人。
十九日，各路元军进行大规模的出击。其中，蒙汉军在今津、博多、箱崎登陆，而高丽军在百道原登陆。武藤觉惠与武藤景资两父子连同菊池康成、大友康赖等将领，统率各路日军在整个九州西部迎战。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二十日，日本武士与舍舟登陆的元军骑兵交锋。武藤景资的一个儿子年仅十二三岁，他不甘示弱地发射弓箭，但因为弓小而射程不足，反而引起对阵元军的哄笑。在元军的喧天震地的鼓声中，日军战骑为之狂躁不安。
元军骑兵身披轻甲，所用的箭虽短，但却有毒，当万箭齐发时，中者皆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蒙古人还使用了铁制的球形抛射火器——铁炮，日本史书《八幢愚童训》记载这种新式武器爆炸时火光四溢、震声如雷，令人目昏耳鸣，胆战心惊。类似的弹丸一次可射二三个，它好像古代人玩鞠蹴这种游戏时用的皮球一样大，抛射后如车轮一般从山坡上滚下，并发出大量浓烟，很多日本军人被烧死，而城镇里的房屋仓库被击中后亦着火焚烧。
元军的武器与日军相比，似乎略胜一筹。而战术也不赖，元将居高临下观察敌情，凭着鼓声指挥部下有节奏地进攻，给对手施加强大的压力。
忻都带领总属进至今津、佐属等地，分别在赤坂与百道源两地战胜日将菊池康成与武藤觉惠所部。而一路跟从忻都从今津转战至百道原的大将刘复亨，因为身披赤甲的缘故，在战场上格外引人注目，竟然被日军统帅武藤觉惠之子武藤景资一箭射中，坠于马下而伤势不轻。然而，元军仍旧保持强劲的张势，接着又在郊外的松林中大破大友康赖的军队，还到处燃烧民居，大火漫延至箱崎的神祠，烟焰涨天。
日军作战不利，援军一时未能赶到，被迫退守水城。
战斗了一天的元军亦疲惫不堪，又因弓箭用尽，最后全部撤回战船休整。这时，元军统帅忻都感到兵力不足，已经准备班师。刘复亨因伤势过重，首先引兵退回。当天晚上，忽然括起大风雨，元军舰队很多船只触礁而毁，一些将士坠水而亡，于是元军诸将干脆率领全军撤回朝鲜半岛。一艘战船滞留于志贺岛而来不及撤走，被追击的日军战船包围。船上的元军纷纷合掌乞降，但日军不解其意，未能及时做出反应，致使元军误认为日军拒降，竟然绝望地投海自尽。其实投降可能也难逃一死，日军追兵不久之后即在其它地方把俘获的一百二十名元军全部处斩。
日本史书认为元军在首次入侵时损失了一万三千五百余人，是一次惨败。但《元史》记载此战的结果时不承认元军败于日军之手，只是简单地叙述：“官军不整，又矢尽。惟掳掠四境而归。”而忽必烈在战后并没有处分回归的忻都、洪茶丘、刘复亨等人，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元军首次东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占领日本，只是一次试探性攻击（类似的试探性攻击，蒙古人过去在别的地方多次使用过，例如前文提过，蒙军在第二次西征之前曾经派遣哲别、速不台等勇将率部分兵力进入欧洲，转战至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流域，然后回撤），这支人数仅有二三万的军队根本不具备征服日本的实力，他们应该是为下一轮更大规模进攻预先做好准备功夫。
日本幕府在元军仓促离开之后，不敢松懈，命令九州、本州等地的武士加强戒备，而且以博多湾为中心，动员人力物力修建了一条横跨九州与本州南部的万里长城一般的边墙，以防范元军再次登陆。
此后，幕府统治者北条时宗分别于1275与1279年处死了前来日本招喻的元朝使者，表示了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而在此期间，元朝的统一战争取得重大进展，横扫了大江南北，占领南宋首都临安，并在 1279年全歼退却到广东沿海的残余宋军。丞相陆秀夫背负幼帝赵昺投海自尽，南宋灭亡。忽必烈始终没有放弃再次出征日本的意图，他在灭宋之战中，收编了大批南宋归降官兵，号称“新附军”，打算由降将范文虎率领出征日本。
此外，元朝还让高丽加紧造船，同时在国内的扬州、湖南、赣州、泉州等地制造六百多艘战船，第二次东征的序幕已经揭开了。
1281年，元朝设立了“征东行中书省”这个经略日本的最高指挥机构，以阿拉罕为左丞相，范文虎、忻都、洪茶丘为右丞相。而李庭与张禧则为参知政事。次年，北方的一万五千余蒙汉军陆续开进朝鲜半岛，与参加征日的一万余高丽军队在合浦会师，连同水手等后勤人员，人数达到四万之众，号称东路军，仍旧以曾经参以过首次东征的忻都、洪茶丘、金方庆等人为首。而由南宋新附军以及在江南地区签军组成十万人马，号称江南军，在范文虎、李庭、张禧的率领下由水路直接从宁波前往日本。
五月二十一日，东路军乘坐九百艘战船从高丽合浦出发，袭击了对马与一歧岛，杀掠三百余人，大批居民躲避于山中。日军守将少贰资时与龙造寺季时等人率兵拼命抵抗。元将康彦、康师子战死。元军统帅部指挥水师在船楼上发射炮火，以掩护登陆的官兵，因而击溃日军，打死少贰资时等人，控制了对马、一歧两岛。
元军于六月五日到达志贺岛。志贺岛有陆路通往九州，因而成了两军激烈争夺的地点。在箱崎、今津等沿海地区镇守边墙的日军纷纷赶来前线，挫败了元军迅速夺取该岛的企图。登陆的洪茶丘作战不利，在战乱之中几乎被日军俘获。幸亏部属王万户从旁伸以援手，横击来犯之敌，杀死五十余人，洪茶丘才得以脱身而回。
元军于六日再度登陆发起进攻，但举步维艰，进展不大，而且军中爆发疫病，死者三千余人，不得不放弃志贺岛，转往肥前鹰岛，并计划从博多登陆。日本统治者事先在沿岸地带以沙石修筑了高达丈余的边墙，在关键时刻起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用，武士们在上面居高临下发射弓箭，使敌人难以攀登。元军整个登陆过程并不顺利，只能退回舟师。
徘徊在海边的元军舰队，长达十余里，与日军对峙。
幕府对元军的第二次入侵并不意外，北条时宗派遣秋田城次郎、盛宗等高级将领来前线督战。武藤景资、大友藏人贞亲、菊池武房等九国、山阳、南海诸将聚于九州的太宰府之内，共谋御敌之策，丝毫不敢大意。一场硬碰硬的大仗，按照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可避免。日将草野次郎发起了一次夜间突袭，烧毁元军战船一艘，并阵斩二十一人。此后，日军频繁发起夜袭。元将为了自保，下令将各条战船用锁联在一起。而来袭的日军因船小，往往被元军用巨舰上面装备的石弩打退。其后，元朝东路军舰队转战于对马、一歧，长门等处，等待与江南军会师。
然而，江南军迟迟不见踪影。东路军统帅忻都、洪茶丘两人经过商议后认为部队经过几次激战之后，受到一定的损失，因而产生退兵的念头。不过，金方庆以军中还剩一月余粮为由，反对撤军。在金方庆的坚持下，忻都、洪茶丘只得继续留在战场等待援军。
十多万江南军按照原定计划以左丞相阿拉罕为首。可是阿拉罕到达宁波时突然病卒，朝廷改任左丞相阿塔海代管军事。军情紧迫，范文虎、李庭等人在阿塔海未能及时赶来军中履职的情况下只得率部出发，援助陷入困境的东路军。
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于六月十八日由宁波乘坐三千五百艘战船启航，在六月下旬抵达日本平户岛一带与东路军会师。
二十九日，日军在武藤景资、岛津久经等人的率领下以数万之众反攻，试图驱逐元军。但双方僵持不下，武藤景资在战斗中受伤。
元军主力全部到齐后，分别驻于平户岛与鹰岛，但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兵分数路直取九州太宰府，这显然是因为对手的严阵以待，令到军队内部出现了顾虑畏惧的情绪。
元军内部的矛盾公开化了，洪茶丘与金方庆因政见不合，势如水火，而范文虎作为新降之将，难免被别人歧视。诸将彼此猜疑，互相观望，致使全军在肥前鹰岛等地逗留了一个月之久而无所作为。
八月一日，刮起了台风。元军的很多战船是原南宋水师的沿江战船，这类战船吃水浅，在海浪中容易倾覆。因而官兵把大多数的战船用锁联在一起。没想到当台风来临的时候，战船与战船之间由于距离过近，在风浪中发生激烈碰撞，损毁严重。溺死者不计其数，其中包括左副都元帅阿剌贴木儿等将领。浮在海面的尸体随着潮汐在沿岸漂流，慢慢地积如丘陵。另外，有数千官兵随着破船在海里浮沉，当他们在风平浪静之后，泊于鹰岛修理七八艘坏船，企图回撤。武藤景资亲自指军数百艘战船反击，消灭了大部分的元朝残军，斩杀了千余名俘虏。
范文虎、李庭所在船中亦遭到风浪的袭击。很多人落入水中时都拼命挽着那些支离破碎的船体，作为救命稻草。失足掉入海里的范文虎、李庭正是因为抱着船板，才能游回岸上，幸免于难。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范文虎的部将楚鼎就是依靠一快破船板在海中漂流了三日三夜才获得救援。
江南军中只有张禧这员将领布置得当，事前让部下登上平户岛安营扎寨逃过一劫，而留在海边的所属舰只都互相拉开五十步的距离，所以在风暴中安然无恙。
台风一过，范文虎立即要求退兵。张禧却认为虽然将士们溺死大半，但有能力逃出险境的都是壮士，可以采取因粮于敌的办法再决一死战。不想再战的范文虎在否决张禧的意见时说道：回国之后若被朝廷问罪，由我承担好了。
最后，范文虎乘坐张禧所部的船只撤走了。而忻都、洪茶丘等人也各自率领少数人撤回了朝鲜半岛。由于船只不够用，很多战马都被抛弃。尽管这样，能够挤上船的人仍然是少数。
有十多万幸存者被抛弃在平户岛五龙山。官兵们在主要将领都跑光的情况下推举一位名叫张百户的下级军官为主，计划伐木造船以回国，但是因为缺粮与饥饿，最终在日军的大举反攻之下一败涂地，除了战死者之外还有两三万人被俘。《元史.日本传》记载一些蒙古军、汉军与高丽的俘虏被日军杀于八角岛（博多的对音），而来自江南的新附军可能因为会种水稻等原因而保得性命，沦为奴隶。这次战事发生于日本的弘安年间，日本史书又称弘安之役
总计十四万的元军，在这场忽如其来的天灾人祸中损失惨重，一去不复返的有十多万人，高丽兵亦死亡了七千多人。
撤返朝鲜半岛的元军诸将在合浦等地收容残部，然后回国。忻都、范文虎回到大都之后还想推卸失败的责任，向朝廷辩称因下属不听指挥才被迫撤回。不久，范文虎在败卒的指证之下终于被忽必烈治以应得之罪。惟有张禧一人独免。
元朝舰队先后两次征日，均遭到大风的袭击而损失惨重，实在是一件非常蹊跷的事。元军第一次征日时受到风灾是在十月二十日的晚间，然而十月下旬并非是台风季节。在不应该出现台风的时候竟然出现了台风，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元军第二次出征时，偏偏选择了刮台风的季节进行军事行动，或者是想出奇制胜，企图打得日本人措手不及。结果又一次惨败而回。
战后，日本人将两次袭击元军的台风称为“神风”。从此，神风这个词里面就隐喻有“天助我也”的意思，成了日本武士的“武运长久”的一个象征。
事实上，日本武士的成功的确侥幸，他们并不是全靠自身的实力击退元军，尤其是未有机会与全盛时期的蒙古铁骑打一场真正的硬仗。因为元军第二次东征以新附军为主，这支良莠不齐的杂牌部队，其实力与全盛时期席卷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军相比，自然大打折扣。
众所周知，东征元军中派系众多。其中蒙古军是元朝统治者的嫡系部队。而汉军统帅多数出自将门之后，他们的祖先是在木华黎平定华北时归附的，因而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征服者的伴当，并享受相应的权利。而新附军由刚刚投降的南宋军队组成，普遍被同僚看不起，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士气肯定不会高。
史载，忽必烈平宋之后，召集降元的南宋诸将问道：你们为什么这样轻易投降呢？
降将们纷纷回答：南宋权臣贾似道独断专行，优待文人而轻视武官。我们长期心怀不满，所以王师一来便望风归附。
忽必烈命董文忠批评诸降将。董文忠侃侃而谈：贾似道处事不当那只是他一人之错而已。不过宋主可没有辜负你们这些人呀。如果情况真的像你们所说的那样，贾似道看不起你们也是有道理的。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董文忠是汉军将领董俊的第八子，而董俊是在木华黎经略华北时归附的，与蒙古统治者有良久的历史渊源。董文忠早在忽必烈尚未登基时已经进入王府服侍这位未来的皇帝了，一向被别人视为皇帝的亲信。此刻他奉旨抨击南宋降将，当然不会无的放矢。回顾历史，早在蒙古崛起之初，成吉思汗曾经谴责那些在战争中背弃自己主人的伴当，认为这类人不值得信任。而忽必烈在看待南宋降将的问题上与昔日成吉思汗的态度差不多，显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蒙古统治者重视忠诚的价值观一直没有改变。
总之，元军两次征日都惨淡收场，真正在战场上击败过日本武士的是取代元朝的明朝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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