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母亲去世后，一次父亲说大姨早就知道母亲有心脏病，但我们所有的人都那么粗心而没有发现。我想起来，母亲有一次送我去大姐家读书，她挑了一些米，一路上气喘吁吁的，特别是上坡，几步就得歇脚。大姐家缺粮食，那两年都是我家接济她，虽说我在那里读书，可我能够吃多少呢？母亲走累了，对我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得有出息。”我最终还是没有出息，到现在还活得浑浑噩噩，这也是我在她去世后很多年不敢去给她上坟的原因。
我家那个小院落，父亲说风水不好，人多病，就拆了重建。那时候母亲的病很明显了，她不能做重活，最累的就是在双抢季节煮煮茶饭，晒晒稻谷。这个季节的日头火辣辣的，毒得很，母亲做一下活就要躲着太阳，她说心里就像一根棍子顶着，喘不过气来。
从此，母亲得常常去医院。病急的时候真的吓人，而往往又是在晚上，睡着就呼呼地只有出气没有入气，和就要大去的人没有两样。我们还小，这个时候都是父亲和二姐手忙脚乱的，是倒水还是拿药，他们全然没有主张。也幸亏那些兄弟叔伯们总是在危急时刻出手相救，每次都是他们帮忙搭手把母亲送到医院。母亲常常用竹睡椅抬到孔田去搭车，每次都经过外婆家，父亲怕外婆看见，都催促他们快点。
母亲成了人民医院和中医院的常客，病重了去，病缓了回，她很多次无奈地说:“我这是三进山城。”她又常说:“我要死，却不得断气。”就是她去世后，有人生气气不过来，还学着母亲的口吻说:“满娣说的要死不得断气。”母亲这话，我每每想起，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的痛。
我想起母亲，最多的是在冬日暖暖的阳光下，她裹着头巾，把着一个火笼，坐在椅子上晒着太阳。她看见我从学校归来，就说:“饭菜还暖着，赶紧吃吧，别饿坏了。”相比她在医院进进出出，每一次都和我们分离，这情景多么的奢侈呀！我实在不能记得母亲断断续续地住了几年的医院了。
母亲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没有一个人支持她:她把二姐嫁在本村。二姐夫给大家的印象是一个好吃懒做的逛鬼，和王满银一样的人。那天从学校回来，看见家里杯盘狼藉，我一下子懵了，怎么没有听说家里办宴席的消息啊。我根本没有去想，二姐要嫁人了，是二姐夫家来煮“见面酒”的。晚上，二姐夫来了，母亲叫我喊“姐夫”。我就是一个孩子而已，母亲说什么我听什么。二姐夫问二姐去买什么礼物，二姐没好气地说:“随你家买金山还是银山。”她满心的不欢喜。
二姐嫁过去的几年里，没少挨姐夫的打骂。但村里的人没有一个不夸二姐的，一个女人撑起一个家，同时供到两个孩子到高中毕业。一直以来，二姐还帮着我们这个家，后来我才明白，母亲为什么固执己见把二姐嫁到本村，她知道她活不久了，她牺牲女儿才能成全我们的成长。我曾经有多憎恨二姐夫，但前几年他一去世，一切都了了。那天在家里接外甥的电话，我是听到他说“我爸没有抢救过来”，但我怀疑下雨天的信号不好，是听错了。再说，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病是要命的。我跑到外面，我是听得没错，我的二姐夫没了。我仰天长哭，我却不知道哭谁，哭二姐夫吗？哭二姐吗？还是哭我的母亲呢？那几天，我不知道二姐是怎样从云南转道湖南，再转广州回家的。父亲说过，二姐是母亲害的。我不语，也许只有我理解，母亲临死给了我们一个姐娘。所幸的是，外甥继承了二姐一身的优秀品格。
母亲的病，也遇过贵人，我必须永远记得他，他就是当年地区中院的王登云副院长。王副院长曾经下放到定南，原来是法医出身，但他学习基础医学的时候擅长心外科。当时王副院长给父亲一些特效药，但从来不收钱，父亲给他一些香菇，玉兰片（笋干），他倒是非常乐意接受。每次母亲病危的时候，把特效药往她鼻子上一闻，她就慢慢醒过来了，气也顺了。
父亲打算插完秧，过了立夏节就带母亲去赣州治病。一天晚上，我看见父亲坐在母亲的床前，母亲问他:“家里还有多少钱？”父亲说:“还有五百多。你不用担心钱，我会想办法。”母亲说:“够了。够了。”谁知道三月初六早上，母亲就去世了，王副院长的特效药这次再也没有让母亲缓过来。父亲的那些钱，刚刚够埋葬母亲，也许，即将离世的人，她的话都是懺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