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之所以有卓越的成就，是因为许多作者能够在艺术上推陈出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唐代诗人能学古更能变古。精熟《文选》是唐代诗人普遍的文学修养，但他们的作品很少是“诗选”的翻版，不象后代诗人常常产生一些唐诗的仿制品。这是唐诗艺术的一项宝贵经验。
整个唐诗的发展过程就是推陈出新的过程，不过在那二百八十多年间“因”和“变”的程度时有升降。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八个阶段，这里试着就各阶段的变化特征作间括的说明。
初唐
一
唐初三四十年，诗坛沉浸在“梁陈宫掖之风”里。一代“英主”李世民也要做做宫体诗。其他宫廷诗人如杨师道、李义府、上官仪等无不追随梁、陈，风格轻靡。只有个别作者，如王绩，诗风平易率真，能自拔俗流，成为例外。
开元盛世前
二
开元前的五六十年间，以四杰、沈、宋、陈子昂、杜审言等为代表的诗风，变化渐多。一方面由于律诗绝句的规范化已经完成，音调圆美和谐；另一方面由于歌行的组织辞赋化，篇幅加大，气势稍见壮阔。更重要的是诗歌题材从宫廷扩展到比较广阔的社会现实，内容充实。虽然还带着六朝的色彩，气象却显然不同了。陈子昂有意打着复古的旗号作革新的事业，要拿汉魏风骨来矫正六朝的“采丽竞繁”，以《感遇》三十八章为标志的新变，开创了唐代五言古诗的新面貌。
开元盛世
三
从开元之初到安史之乱的前夕，约四十年间，诗歌发展成跃进的形势。最显著的变化表现在七言歌行，高适、岑参、李白等作家都能突破初唐歌行的形式，以纵肆的笔调，多变的章法，写壮伟宏利的题材，表现豪迈的气概。尤其是李白，以高度创造的精神，淋漓尽致的笔墨作乐府诗，许多乐府旧题在他的笔下获得新生命。他的歌行打破初唐整齐骈偶的拘束，杂用古文和《楚辞》的句法，比汉魏乐府和鲍照的杂言更加解放，确是一种崭新的诗体。他的五言古诗具备汉魏六朝的多种格调，变古的程度不如七言歌行，但是仍然具有飘逸豪放的特色。大致说来，唐代诗人的古诗比前人写的放，写的尽。明钟惺曾批评唐代五言古诗“不能”或“不肯”减省字句，这虽然带着偏见，却说中了唐代古诗较放较尽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不能或不肯减少文字的问题。唐代诗人把许多原来只用散文写的内容写进诗，自然会把一些散文的特点带到诗里；而在李白个人，由于意气豪迈，才思横溢，为了表现胸襟，逞足笔力，写的放写的尽也是自然的结果。七言绝句也是唐代乐府歌词常用的形式，李白、王昌龄、王维、王之涣、高适、岑参等都擅长此体，他们的作品是唐代七绝的代表作。
唐代的田园、山水诗在艺术上发展了陶渊明和二谢的传统。这时期的王维、孟浩然都能融陶、谢而自成一家。王维尤其突出，常常用含蓄简省的文字描绘出一幅画境而绝去雕琢的痕迹。
这时期的诗歌，无论古体、近体都不能再以组织辞藻为贵，齐、梁以来靡丽之体到此已经基本扫尽，“六朝锦云”纵有残余，已经不足为病，反倒是一种点缀了。
安史之乱
四
从安史之乱前夕到大历初十几年间的诗坛为杜甫的光芒所笼罩。杜甫论诗既承认传统必须继承，又指出历代各有创造，所谓“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偶题》）。他主张广泛地同时有批判有选择地学习古人，“转益多师”而又“别裁伪体”（《戏为六绝句》）。他的创作实践表明他确实能多方面地学习前人的优点，更能创造性地加以发展。推陈出新的成绩超过了同时代的一切作家。
杜甫一生把许多国家变故、民间疾苦，自己的经历、所思所想，都写在诗里。诗歌题材在他手里又大大扩展。杜诗形式多创新，首先由于内容的新。他的许多乐府诗直接写当时实事，不但没有“依傍”古题的必要，而且非摆脱古题的限制不可，所以才有“即事名篇”的创举。
在杜甫的五言诗里，汉、魏、晋、宋诗歌的影响有些还有迹可寻。他从汉乐府和建安诗所吸收的似乎更多些。有时全用古调而青出于蓝，更多的是融古于今，自成杜体。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壮游》等篇，沉郁顿挫，包容博大，夹叙夹议，诗中有文，确是有诗以来未有的奇观。唯有这样的形式才能诗史似的表现那个时代的重大题材，抒写作者胸中如山河般的郁积，展现作者碧海掣鲸的笔力，因而最能见出他的特色。
杜甫和李白的七古同样代表唐代这一诗体的最高成就。杜甫能用七古表现多样题材，有时叙写生活里的平凡情事也能寄寓深沉的感慨，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甚至象《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这样的题材也写成七古，议论滔滔，生发无穷。
杜甫把律诗发展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杜诗今存一千四百首，律诗近九百首。在这么多的律诗里，内容和语言都极少重复，可以想见其丰富多彩和善于变化。尤其在秦州时期，五言律诗数量多，变化大，悲壮的特色最显著。晚年在夔州更多律诗，许多著名的七律组诗和长律都集中在这时期。杜甫自谓“晚节渐于诗律细”，往往“不烦绳削而自合”。象《登高》全篇对仗，《秋兴八首》色泽极浓，但读起来会忘了它是讲究对偶和修饰词藻的，原因在于感情的激越，内容的动人。这是杜律一大特点。他的有些七律参用古诗的音调和句法，间有标明为“吴体”的，都是所谓拗体。这些拗体并非率意为之，而是为了追求别一种声律，有心创造出来的。读者对于杜诗声律的“细”处，也可以从他的拗体去体会。
杜甫还写了一百首以上的绝句。如果以平仄谐调的歌体绝句为正格，杜甫有大量的绝句可以称为“变体”或“别调”，它们的音调往往象古乐府或竹枝词，可能受了民歌的影响。
元结和他所选《筪中集》的作者孟云卿等，专尚质朴，是当时诗歌主流以外的一小股支流。元结诗的生硬处似乎预示着韩愈、孟郊诗风的特点。
中唐
五
从大历初到贞元中二十余年是唐诗发展停滞的时期。这时期除韦应物之外没有杰出诗家。刘长卿的古体近体诗都近似王维，韩翃的七律近似李欣，顾况、李益有些作品象李白，他们都不能越出开元时诗人的范围，也不能达到开元时诗人的水平。韦应物的古体近体诗都可观，白居易说他“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与元九书》）。大历诗人中只有他较为突出。
贞元到大和
六
从贞元中到大和初约三十年间诗坛又出现大活跃的景象。白居易曾说“诗到元和体变新”，所谓“变新”实际上包括题材、形式、风格等等方面的发展。例如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的古题和新题的乐府比李、杜反映了更多方面的现实问题，扩大了社会诗的内容。同时，白居易的新乐府为了明白易晓和便于合乐，有意写得“质而径”“顺而肆”，就在歌行中增加一种新形式、新风格。又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的《连昌宫词》等故事歌行使人耳目一新，韩愈的《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大写火神请客的故事，更是新异。用诗来写故事显然是这时期的新风气，可能受当时传奇小说发达的影响。唐代的故事歌行发展了《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一类的乐府诗，既开创了新的体裁，也扩展了诗歌的题材。此外，刘禹锡、白居易等仿民歌的《竹枝》、《杨柳枝》、《浪淘沙》等词，在绝句中平添一格，同时也丰富了文人诗的内容。
从语言风格来说，元、白尚坦易，代表一种倾向；韩愈、孟郊尚奇险，代表另一种倾向。韩、孟号称善于学古，远则汉魏，近则杜甫，对他们都有影响，但是他们各具特色，都有显著的创造性。在语言上刻苦推敲，追求奇异，是当时的风气，不仅韩、孟如此，卢仝、刘叉、贾岛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这种倾向。柳宗元在山水描写中比王、孟、储、韦更多着意刻画，多少也和这种风气有关。李贺诗的奇诡瑰丽、新词异彩，妙思怪想，固然也受韩、孟诗风的影响，但他却在韩、白之外自创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不同凡响，别有天地。
这时期诗体有进一步散文文化的倾向，这在韩愈的诗里最为显著。如果说李、杜诗中有文，韩愈却简直是以文为诗。白居易的古诗一般都写得铺放详尽，滔滔如话，“连用叠调”。主张诗贵含蓄的人，可能对韩、白这类诗不很满意，但不能否认它们各为诗中一格，它们不但丰富了“唐音”，而且影响了后代。
大和到大中
七
从大和初到大中初约二十年间唐诗的艺术还在发展。这时期的作者以李商隐、杜牧最为杰出，不论古体、近体，都有成就。他们的长篇五古，继承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篇的精神和创作手法，叙事明晰，气势宏伟，题材重大。但尤以李商隐的七律和杜牧的七律最有特色。李商隐的七律在前人已多方开拓、几乎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他对语言、对仗、声律和典故，无不经过精心的选择和组织，开阖顿挫，变化万千，造成一种精丽和富于暗示的诗风，成为唐诗灿烂的晚霞。当然，这个特点同时包含着它的长处和短处：诗意隽永、耐人吟咏，但又因堆砌多、跳跃大而晦涩难懂。这对后世发生过好坏不同的影响。杜牧的七绝以清新俊逸的风格见长，在王昌龄、李白等人之后，犹能自成一家。温庭筠旧称与李商隐齐名，他的浓艳虽为唐诗增添一种色彩，但思想和格调是不高的。
唐朝末年
八
从大中以后到唐末约六十年，不曾再出现大的作家和新的变革。这时期作者虽多，只是贞元以来各大家的学步者，例如杜荀鹤之于张籍、白居易，方干、李频之于贾岛、姚合，吴融、韩偓之于李商隐、温庭筠。这时期的诗，篇幅狭小，内容虽有感愤时事现实性强的特点，艺术表现力和创造力都不如以上几个阶段，只能算是唐音的“余响”了。
结语
唐诗的重大变革和主要的成就都产生于陈子昂时代和李商隐时代之间。其间以李、杜时代最为突出，其次是韩、白的时代。每一时期的艺术成就都和自觉的革新要求密不可分，也和继承旧有的优良传统息息相关（“风雅比兴”、“汉魏风骨”都在唐诗的发展中起作用）。从唐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可以看到“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批判继承和“陈言务去”、“词必己出”的创造精神相结合。如果说唐诗在艺术上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首先就是这种感觉推陈出新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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