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成荫
不少人一直认为20世经70年代，农村搞起了割资本主义尾巴，并说农民养鸡只能两只，超过了就得批，割得农民唉声叹气。事实又是怎样呢？也许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人最有发言权。
前段时间，晚辈们回来，喜欢听爷爷“说古”。他们问：那个年代不让养鸡，说是资本主义尾巴，都割光了。唉，是谁在误导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让他们对爷爷那个年代有“偏见”呢？
七十年代宣传画
那个年代，宣传的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支持农民发展家庭富业（文中结尾有论证），并非农民养几只鸡下蛋吃，就是养的资本主义的鸡；并非是门前栽上几棵果树，就是资本主义的果树；也并非是圈里养几头猪，就是养的资本主义的猪……
我们生产队位于苏中平原，那时和全国一样，农民上工挣工分，靠在大集体里种田为生。但是，家家户户养鸡，鸡下的蛋拎到公社食品站去换钱，用来购买油盐酱醋。少的人家养十多只，多的人家养四五十只，甚至上百只，从来没有谁说那是资本主义的鸡下的资本主义蛋，当然没被割过“鸡尾巴”。
开了春，捉几十只苗鸡回来，精心饲养，公鸡长到两斤左右时，杀了给孩子吃。等到苗鸡成了老母鸡时，开始下蛋了，餐桌上就有了炖蛋、炒蛋、涨蛋、煮蛋，孩子上学时，煮两只鸡蛋放他们口袋里，让他们带到学校里吃。记得有一年，我狠了一下心，捉回来整整一百只苗鸡，最后养成五十多只老母鸡，每天下四五十只鸡蛋，三两天就拎一筐鸡蛋到公社食堂站去卖，一个月也能卖五六十块钱，那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没有谁找上门，不让我养鸡，也没有谁告诉我是资本主义尾巴。
七十年代宣传养猪的年画
再说农民养猪，也没有被割过“猪尾巴”。那时宣传的是“猪多、肥多、粮多、钱多”，鼓励农民养猪，记得我家老宅子的后墙上有一条宣传标语，是用白石灰水书写的，内容就是“大力发展养猪事业”。那个年代，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养猪还能挣工分，猪粪归生产队所有，三五天就组织一次“过缸”，根据养猪的多少给工分，猪养得越多，工分就越多，这是在鼓励农民多养猪，多积肥。
那时，唯有公社食品站可以收购生猪，猪长大了，卖到食品站，顺手割一块肋条肉回来儆圈神菩萨。正常的人家养两三头，多的人家一张圈关五六头，山芋藤、芋头荷子、山芋筋、南瓜藤都是用来喂猪的。农民还在家前屋后种上胡萝卜、甜菜、白苋菜、灰灰条，专门用来喂猪。也有人会说，猪卖给食品站不算“资本主义尾巴”，那自己杀猪卖肉算不算？肯定的回答是：不算！逢年过节，少的人家杀一头猪，多的人家杀三四头，猪肉卖给生产队社员，没有税收、没有检疫。有一年，我养了一头母猪，不能怀孕，便阉割了，育得膘肥体壮后，于七月半那天杀了，猪肉往后门一放，没两个钟头就卖光了。
现在呢？农民养了一头猪，杀了过年，肉太多吃不完，便卖了部分，结果被市场管理局罚款10万。那个年代没人干预你的，只要猪肉卖得出去就行。
至于说农民种了几株果树，被当资本主义尾巴砍了，那更是无稽之谈，谁家门前不种几株杏树、枣树、桃树、杮树？谁家的树被砍了？记得1981年上映了一部影片叫《月亮湾的笑声》，影片中的主角江冒富种了些果树，被打成“资产阶级暴发户”，害得儿子贵根找不到对象。老百姓看过这部影片后，大骂胡编乱造。
《月亮湾的笑声》剧照
当然割资本主义尾确实存在，历史上共有两次。以第二次为例。一九六四年（且并非七十年代），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出现了控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破坏集体经济的罪行的热潮。1957年11月28日的《人民日报》载文：“富裕中农走哪条路？走资本主义个人发财的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回答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富裕中农这个阶层的人数，占全国农村人口的２０％至３０％。他们的动向，往往足以影响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割资本主义尾”其目的就是为了“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防止资产阶级复辟。
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实质上就是农村坚持走集体化、机械化的社会主义集体道路还是走个人发家致富的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绝非是对农民合理、正当的农副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进行限制。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由毛泽东主席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强调了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保持按劳分配原则、社员的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小副业”等原则和政策。
此《决例》从政策上“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小富业”，那就不存在不让社员养鸡、养猪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或许是歪曲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真实含义。
六十年初期，在不少地方出现“三自一包”，包，即包产到户。很快，这“三自一包”遭到了批判，中央认为社会主义的农业应该是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统一分配，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所以在思想认识上认为包产到户、家庭承包就是与集体经济相对立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得“割”掉。
故，那个年代割资本主义尾巴是割的包产到户、家庭承包的，资本主义尾巴，与农民养鸡养猪养鸭并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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