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笔墨作为手段的时期。笔墨产生初期并不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它只是作为一种绘画手段存在着。东晋时期，人们对书法笔墨的精湛把握深深的影响了同样以笔、墨、纸为工具的中国画，绘画的“笔墨”不仅成为一种艺术语言，也使得笔墨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
笔墨的自觉阶段。据画史记载，关于绘画用笔的记述最早出现于东晋南朝。南朝谢赫在他的“六法论”中将“骨法用笔”置于仅次于“气韵生动”的地位，肯定了用笔的多样性之美。东晋顾恺之首创的“游丝描”细腻柔和、精绝无伦，开创了中国绘画完美成熟的线性笔墨。中国绘画中对笔墨的真正重视始于唐朝。唐代王维认为绘画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拓宽了笔墨的艺术表现空间。
元代生纸的普遍使用，则使得笔墨的表现效果更加丰富多彩，中国画开始了从色彩到墨色的重大转折。笔墨的复杂变化为明清画坛笔墨程式的规范和研究奠定了基础，笔墨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笔墨表现走向了笔墨自觉、一统天下的历史阶段，至此笔墨登上了至高无上的艺术宝，笔墨作为独立于作品题材之外的艺术语言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线条是中国画笔墨形式的造型手段和重要表现形式，是自然物象形式化的载体。以线造型既是用笔的主要表现方式，也是中国画笔墨语言的基本法则。 中国画讲究以线条来表现物象的基本结构，这就是谢赫在“六法论”中提出的“骨法用笔”，这既是中国传统笔墨技巧的最高标准，也是中国画笔墨语言的基本表现手法。
画家的绘画手段是通过笔墨运用来体现的，线条作为一种抽象的笔墨语言符号，既能反映出画家作画时的心理感受和审美情趣，也能体现出画面的立意和用笔变化。从中西绘画的早期特征来看，以线勾形是最基本的表现形式。进入文明时期之后，西方绘画走向理性，中国绘画则在以线勾形的基础上引入书法的线条意识走向写意，从顾恺之提出的“以形写神”、姚最的“心师造化”到宗炳的“透视原理”都没有摆脱“以形媚道”的审美意识，抽象化的线条形式成为“心化”自然的主要表现手段。
中国画寥寥数笔，以抽象的线条对自然物象进行提炼概括，表现物象的特征和质感，传达画家的情感和意念，体现画家的品格和风格，从而使画面摆脱了自然时空的约束。可以说，中国画中线条的运用是画家对天地、自然、宇宙万物领悟的结果，是画家主客观审美理念高度统一的体现。
中国画用笔以虚实变化的墨色来体现墨色本身及笔墨结合产生的无穷变化。墨法以笔法为主体，笔法以墨法来呈现，二者是中国画的魂魄。水是笔墨运用的核心，水的巧妙运用不仅能使墨色苍润不苦涩死板，笔法表现的秀润圆转，还能使画面表现的更加神趣出奇、多姿多彩，表现墨色的神韵意境。笔墨原为表现自然物象，自然物象都是浑然一体的，因而，笔墨必须与自然形象紧密结合，如若脱离表现物象，笔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墨的变化是微妙的，恰当的浓淡变化会带给人新颖独特之感，但如果浓淡变化过于频繁，则会造成画面花、乱之感，破坏画面的整体性效果。用墨的关键在于“墨则雨润，彩则露鲜”、“元气淋漓幛犹湿”。水的运用实非易事，全在于心领神会，“笔非生活不神，墨非蒙养不灵”，笔内含水分过少行笔涩重，墨色干枯细碎；笔内含水分过多，行笔无痕，墨色萧索寡淡，水分适宜，笔墨无起止痕迹，画面才能产生水墨淋漓的效果。
中国画笔墨的微妙变化需要以造型的规律和基本原则为依据。自然物象的具体结构是形成“骨法用笔”的主要因素，不同的形体体现出不同的形神特征，需要以不同的笔法、墨法、线法和皴擦法来表现其形神和质感，如行笔主要用来勾勒线条、概括形象，具体形象结构则需要以抽象的线条来表现。至于笔墨的虚实、浓淡、轻重变化也应根据客观物象行迹表现的需要适当的进行取舍，不能主次不分、结构不明、主观臆造。不明确用笔之道就无法参透墨法之精妙。墨法不具，无法烘托形象，墨之法犹如笔法之能起造型的骨干作用一样，一笔一墨紧密结合客观物象的形神，才能充分发挥笔墨的妙用。
笔墨作为中国画的重要形式语言体现了画家的审美观、艺术修养和创作风格，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和外来文化的渗透，中国画的笔墨艺术手法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笔墨作为中国古代画家表达思想、观念、情感最自然的方式，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审美背景和文化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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