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
不明心性，难明君子之道；空谈心性，也非君子之道。道德与仁义，皆须从所做之事中体现，不能只在纸上空谈。当“政治”从“正己正人以使国泰民阿”转变为“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现代汉语词典》语）之后，尤其是在清代“文字狱”、清末的“莫谈国事”、在“文革”之后，因为“政治”中的“正”被淡化，所以，很多人开始有意无意地远离“政治”，很多搞学术研究的学者尽力避免把“学术”与“政治”直接联系在一起，更反对使“文学”、“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尤其是在西方科学基础上产生的那种极力避免信仰和情感参与的“学术研究”成为中国的学术规范之后，即使对儒学也是把圣人君子之道当做“研究对象”而无信仰、无足够的尊敬，即使“研究”的是“心性”，也不是去用自己之心体悟圣人之心，不是去探起以自己本性贯通天地万物之性，遑论成圣绝不可能，就是要成为君子也不可能，甚至可能成为危害圣贤君子之道的伪君子。
“学”是学着去“行”，“行”是行其所“学”，“学”与“行”都是终生之事，也都是“以仁为己任”之事。王阳明说“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则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诗则必伸纸执笔，操觥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亦即是行矣。笃合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辨即明矣，思既慎矣，问既审矣，学既能矣，又从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谓笃行，非谓学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谓之学，以求解其惑而言谓之问，以求通脱其说而言谓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辨，以求发其实而言谓之行。”（《传习录》，第42页）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道外无事，事外无道”，“道在宇宙间，何尝有病，但人自有病。千古圣贤，只去得人病，如何增损得道？”（《象山语录》第1页）人当然要生存，每人之时、事、位的不同是必然的，弘道之举就在每人的时、事、位中体现，就在一言一行之中体现。学习礼乐之文，是要学习圣贤君子之道，学习射御书数以及一切技能，其最终目的都应该是贯彻道德仁义，因此，君子不拘泥于任何外在的礼乐形式，不固执于任何技能技艺，不计较自己所处的时、事、位，毕竟君子在任何时间、任何事情、任何地位上都可以行孝悌仁义。孔子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大戴礼记·憎子大孝》）
述：
至圣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周易·系辞上传》）
议：
言行善不善，在于其一发心一动念之时；发心动念善不善，在于“慎独”的修养。《大学》中说：“所谓诚其意合，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什么叫做“慎独”？《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可见“慎独”的重要。人人都应该注重“慎独”的修养，要学习君子之道更应该如此。君子的一言一行，国家每一个政令的决定，都应该从善心善念出发。君子以及从政者在处理任何事务的时候，也都应该从善心善念出发。比如，要解决廉政问题，要解决金融危机问题，都应该首先考虑是否符合仁义原则，具体说来，也就是要考虑是否符合百姓、国家、人类、万物、天地的利益，不应为了局部、短期的利益而造成对大局、长远的危害。
现在都在讲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在家庭与家庭之间，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要互相信任，互相尊重，这没有错，但是，信任由谁开始？由自己开始。孔子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从本心而论，“以怨报德”，虽然天下会出现，但却是人人所不齿的方式；“以德报德”，是人人都会赞同的。“以怨报怨”是经常可见的错误方式，因为它只能“怨怨相报”却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以直报怨”才是君子“报怨”的方式，因为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对其他国家能够“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必然赢得世人的尊重，从而使各国之间互相尊重。孔子说：“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莫或语。二人通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周易·系辞上传》）
述：
亚圣曰：“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仁不仁，唯在己心，何以为让？当其时，在其位，尽心尽力而已。《中庸》曰：“君子素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宗圣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
议：
君子行仁，不是要选择时间、空间去行，而是随时随地尽心尽力。外在事物是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面对任何事物时都由仁心去看待、对待；我们是出生在尧舜时代还是桀纣时代，不是由我们自己能决定的，但是，无论生活在什么时代，都需要由仁心去行；我们生活在中国还是外国，在城市还是农村，这都不是什么问题，在什么国家、地方都可以由仁心去行。不必怨恨自己生不逢时，不必埋怨所处的地位，不必抱怨他人仁不仁，因为仁在我们自己心中，因为“以仁为己任”不是对他人的要求而是担当起自己的责任。
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亡国”与“亡天下”不同，身为君臣，就应当担当起“保国”的责任；身为匹夫匹妇而学君子之道，就应当担当起“保天下”的责任。何以“保国”？用“仁德”。《周易》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系辞下传》）何以“保天下”？用“仁德”。仁行于己则心安，仁行于家则家和，仁行于国则国宁，仁行于天下则天下平。
述：
《大学》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君子可以为君，可以为臣，可以为子，可以为父，可以为友；君子可以为士，可以为农，可以为工，可以为商。其职其位可变，其仁心不可变。
议：
君、臣、父、子、友，虽然都是从相互关系而来，但是，在道德仁义方面，都不是从相互关系上来说，而是从个人所在之位来说。推而广之，男、女、夫、妇、兄、弟、姐、妹无不如此。每人有每人之职之位，其人守其位分、尽其职责则为天下添一分正气；其人失其位分、渎其职责则为天下添一分邪气。士农工商，所行不违仁义则仁义在其中。学君子之道者，士能守仁义而行则为儒士，农能守仁义而行则为儒农，工能守仁义而行则为儒工，商能守仁义而行则为儒商，学之与兵能守仁义而行则为儒生、儒兵，因此，不必单列出一个儒商的名目。君假仁而谋利，不可谓之行仁政；臣以权谋私而不仁民，不可谓之敬其责；子以个人好恶利害加之于父母，不可谓之孝；父母为个人好恶利害待子女，不可谓之慈；友囿于个人好恶利害而待人，不可谓之信。
士农工商，四者以士为首，国泰民安，儒教复兴，无士不办。然而，现在以“工农兵学商”取代了“士农工商”的提法，“士”完全被否定了；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实际上是把“士农工商”的顺序颠倒为“商工农学”了。工商在前，意味着“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化”，由此又造成了“形而下”的“器”取代“形而上”的“道”，再进一步造成信仰的迷失、道德的滑坡、教育的方向错误。因此，“士道”是极为重要之事。蒋庆先生说：“依儒家，人民通过圣贤教化可以提高道德而成为道德的主体，但人民永远不能成为政治的主体。儒家主张的理想政治是‘圣贤政治’，‘圣贤’是政治的主体，理想的‘圣贤政治’落实到历史现实中形成‘士人政治’，‘士人’是政治主体。故儒家不主张‘所有人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因而不主张统治权向所有人开放。而是主张统治权只向‘圣贤’与‘士人’开放，因‘圣贤’在历史现实中属理想形态可遇而不可求，故统治权在历史现实中具体制度化后只向‘士人’开放。此‘士人’当然是具有儒家神圣信仰与治国才能的‘士大夫’，而不是现在有学历有文凭的世俗知识分子。”（《儒家社会与道统复兴》，第5页）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论语·子张》）“士”从哪几个方面去修养自己？第一是“见危致命”。“见危”不能不救，否则便是背离仁义之心。在见到国家和他人危难之际，士的心中所存的只是救人于危难之中，而不是考虑是否会因此而失去生命。执政者不能以“勇于献身”、“不怕死”相号召，更不能为了保全某个团体或个人的利益而以此相号召，因为这是个人道德修养的问题，而不是行政命令问题。第二是“见得思义”。见得之时，如果没有道义作为前提，就会像禽兽一样；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不顾礼义廉耻，更没有道德修养。第三是“祭思敬”。祭祀，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否则便是自欺欺人。祭祀，不是为了求得祖先和神灵的保佑，而是为了表达对祖先和神灵的敬意。祭祀，不是向祖先和神灵献媚，而是要使自己的心态和言行更加谨慎。如果我们参加祭祀，却没有恭敬之心，是要欺骗谁呢？尤其是执政者，一旦在祭祀时无诚敬之心，那么，就是在率领天下走向虚伪欺诈。第四是“丧思哀”。失去亲人，哀痛发自内心，是自然而然，不需要用心去想。当参加别人的丧礼或者遇到别人有丧礼的时候，推己及人，就要想一想自己应该怎么对待了。
述：
君子修身以正己，言行以正人。故曰“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大学》曰：“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书·周书·君陈》）至圣曰“是亦为政”。（《论语·为政》）君子终生，无非为政。
议：
有“士人”之志，无论是否入仕，都要以仁自守，以礼自节，以义而行，如此方可“为政”。“正”是“政”的前提，“正”是“修身”的结果。所以，《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中的“正心”如何达成？《中庸》开端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便是其所以然。自己修道而成“教”，成“教”必须明“道”，明“道”必须知“性”，知“性”来自“正心”。能“正心”，才能不为情感、得失、生死所动。不为情感、得失、生死所动，才能在“为政”之时不为外事外物而放弃其“正”。因此，孔子说：“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论语·子路》）士君子不因违背道义的取悦而违背道义，进一步说，也必然会因为道义而不以得失生死为患。要使君子之风行于天下，就要培养君子，就要任贤、敬贤。若以个人私利、群体私利而用贤，则不仅贤者不会甘于为其所用，而且无异于倡导虚伪、私利，终将害己害人。
述：
至圣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生于尧舜之世，抑或生于桀纣之世，非我可得以择也，而志道据德依仁无可改易。
议：
邦有道，则民可安；邦无道，则民遭涂炭。因此，君子守道，所以安民。君子，在国家昏乱之时，致力于使国家重新安定下来；在六亲不和之时，致力于使六亲复归于和睦；在大伪已出之时，致力于使人间恢复真诚；在大道已裂之时，致力于使天下再从真诚的仁义回归于大道。士君子所守的是道义，因此，如果君长所行符合道义，士君子为道义而“致命”；如果君长所行不符合道义，“三谏”而君长不从则士君子“去之”。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君主所行违背道义却要求他人为之殉身，是无道昏君，甚至是独夫民贼。有所不同的是，《孟子》记载：“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万章下》）
道是否可行于国家天下，非自己所能决定。四时有阴阳消长之实，月有阴晴圆缺，国家有盛衰乱兴。“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周易·坤·文言传》）仅从阳的角度来说，所谓阴阳消长也是阳的生息循环，春夏阳气发舒而起作用，草木因此生长繁茂，秋冬阳气敛藏而休息，草木因此休歇以待再生。因此，在邦有道之时，好比春夏，君子当有所作为以安民平天下；在邦无道之时，好比秋冬，君子退居修养而待时。君子“用之则行”是行其道，“舍之则藏”是守其道。若邦无道而不守道，好比冬季不留根与种，将使生机永远断绝；若邦有道而不行道，好比虽有根与种而不耕种生长，将使秋冬受饥饿寒冷之患。如今是华夏文化复兴之初春，正是耕田播种之时。修养君子之道，以期内圣；画出王道政治蓝图，以期外王。若急于求成，好比春行夏秋之令；若无所作为，好比春夏行秋冬之事。
述：
至圣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此谓君子非无磨难挫折，遇磨难挫折而不改其志、不弃其礼者也。亚圣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议：
君子必须“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能“独醒”才能“不及乱”而且仍能明辨是非，才能使“皆醉”的众人不至于危及生命。君子不会因为有德就事事顺利，也会像其他人一样有穷通寿夭，君子与众人不同的是，无论穷通寿夭都能“不改其乐”，都能坚守道义。《书·舜典》说，因为舜能“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于是“乃命以位”；因为能“慎徽五典，五典克从”，于是“纳于百揆”；因为能“百揆时叙”，于是“宾于四门”；因为“四门穆穆”，于是“纳于大麓”；因为“烈风雷雨弗迷”，于是三载而“陟帝位”；之后能行教化、惩罪人，于是“天下咸服”。若无仁德，难以“天下咸服”；若不能字大麓的烈风雷雨中迷失自己，亦不能“天下咸服”。
何以对士君子的要求如此之高？因为士君子是道德的表率，是家庭、国家、人类的希望，因此，其责任关系到天下的正义，家国民族的安危。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这是“大丈夫”的修养过程。“大丈夫”是顶天立地的人，犹如《周易》中所说的“大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乾·文言传》）所以，大丈夫虽生于天地之间，但贯通天地人之道，在人间行道义。
述：
《孟子》首言义利之辨。君子之于己也，不以生害义，而舍生取义。至圣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暴虎冯河，死而不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诗经·大雅·烝民》）君子之于国也，不以利为利，而以义为利也。
议：
马一浮先生说：“儒者立志，须是令天下无一物不得其所，方为圆成。”（《默然不说声如雷》，第8页）君子立身于天下，为道义而立身。因此，无论是个人之事，还是国家社会之事，都需要先有道义。“义利之辨”要区别的是“义利”以何为先的问题。有义必然有利在其中，因此，君子不言利而利在义中。一旦“尚利”，即使满口仁义，恐怕也会是假仁假义。因此，义利之辨不可不明。固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都是“经”，但是，君子又须仁智两全，仁以行义，智以成义。所以，君子在仁义面前不惧死，但也不送死，此即“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明为仁，哲为智，有仁则可以守经，有智则可以行权。“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九月）
历史与现实总是难以完美，百年历史，造成许多混乱、颠倒、错误，但是，遂事难谏，现实可望。孟子说：“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孟子·公孙丑下》）华夏文化上下五千年，继往圣之绝学的责任在我们肩上，如果坚持百年的错误而不知改，还要“从为之辞”，是文过饰非，错上加错。如此，何如更之而使“民皆仰之”。朱子说：“过而能改，饿复于无过。惟不改则其过遂成，而将不及矣。”（《四书章句集注》，第167页）
述：
游于艺，必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至圣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见也。”（《论语·里仁》）“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中庸》）“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
议：
君子有道德仁而后言艺，则道德仁在艺中。若因善小而不为，而因恶小而为之，则无由成仁。学习圣贤君子之道很难，一念不仁即违背圣贤君子之道；学习圣贤君子之道很容易，一念之仁即近圣贤君子之道一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最怕的是人自己画地为牢而不思进取。自暴自弃者，一暴十寒者，必然难承大任。能“志于仁”、“志于道”，则能渐进于君子圣贤；君子渐多，君子之风遍行天下之时，也是华夏文化复兴之时，是国家民族、人类社会、天地万物的希望之所在。君子之志在于行仁合道，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而听天命。
《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十八章）圣贤君子之道在于使国家避免昏乱，“忠”必求诚心而合礼；使六亲能和睦，孝慈必求真诚而无伪；不避智慧，但所倡导的是仁以行智，不炫耀智慧；虽倡导仁义，但必求发于真诚，志在复归于道。大道行于天下之时，也就是王道仁政实现之日，是达致人的身心和谐、人与人和谐、家与家和谐、国与国和谐、人与天地万物和谐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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