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之二：阮籍

阮籍

阮籍4岁丧父，家境清苦，勤学而成才。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魏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

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阮籍有个特点，就是会做“青白眼”。注意，不是青光眼，意思是说，阮籍如果遇到不喜欢的人，他不和你答话还不算，而且将眼一翻，只露出白眼球对着你，阮籍这一手也不得了，给我们留下一个成语叫“青眼有加”，意思就是对你特别看重。阮籍做青白眼的原则是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阮籍母亲死后守丧期间，嵇康的哥哥嵇喜去吊丧，虽然嵇喜和嵇康是兄弟，但性格不一样，阮籍不待见他，就白眼看他，看得嵇喜满身不自在，就匆匆回去了。

而嵇康听说后，不像嵇喜一样拿着花圈——那时没花圏，可能是纸钱烧纸一类吧，而是挟着琴拿着美酒烧鸡去，阮籍大喜，马上黑眼珠转过来了。像阮籍这样的作为，当时的礼教人士非议他的人也很多，“疾之若仇”，有人向皇帝提议要治他的罪，至少将他发配到偏远之地，以免损害所谓“礼俗”，但司马昭很袒护他。说来阮籍的狂放之举比之嵇康的更加厉害，不过阮籍有个特点，虽然狂放，但并不针对某个人，《晋书》云：“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有句话叫“宁说玄话，不说闲话”，所谓玄话，就是不着边际的话，比如你可以骂布什也可以骂萨达姆，但如果你骂老板，那后果可就不大一样。阮籍“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意思就是虽然他说的话惊世骇俗，但是却不对身边的人物加以评论，因此他没有像嵇康得罪钟会那样树起明显的仇人。

阮籍对道家“韬光养晦”的功夫学得不错。所以阮籍一遇到难题，装醉（也许是真正把自己灌醉）就成了他得心应手的法宝。这有点类似于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上的那个刘罗锅的老丈人，经常半醉装全醉，皇帝问到敏感话题时，就插科打诨，皇上问：“这人是杀还是留？”他就说：“皇上，臣最爱喝二锅头……”阮籍也与此类似，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想娶阮籍的女儿，派人去提亲，我们知道司马炎后来成了晋朝第一个皇帝，要是一般人高兴还来不及。但阮籍心里却不愿意，但不好直接开口拒绝，于是就大醉六十日，提亲的人每次登门，阮籍就醉倒在床上打呼噜，根本说不上话，于是亲事只好作罢。      他喜欢驾车出游，但又不循道路。等到走不通时，便大哭而回。他的邻家有一爿酒店，老板娘长得漂亮，当垆卖酒。阮籍常去喝酒，喝醉了便睡在老板娘身旁，害得那当丈夫的顿起疑云，因为那时男女之大防甚严，又没有发明什么三陪四陪。他的邻居中还有一位少女很俊，可惜红颜薄命，年纪轻轻就病故了。阮籍同人家无亲无故，素不相识，却直入其家，大哭了一场，弄得人家不知所措。

有一次阮籍恰遭母丧，但在司马昭的宴会上，依旧喝酒吃肉。司隶何曾当场指责，说现在正倡导以孝治天下，阮籍身有重丧，却在大将军的宴会上饮洒吃肉，应当流放海外，以正风教。如果比照曹操之杀孔融和司马昭之杀嵇康、吕安，何曾的指责并不为过，岂但流放，杀也杀得了。但司马昭却帮阮籍说话，反怪何曾不能同阮籍共忧患。这种回护，显然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司马昭利用阮籍，阮籍也利用着司马昭。

《阮籍集》

阮籍的所作所为虽然像个酒疯子，但阮籍是有才华的，决非寻常醉鬼。他的内心中明白着呢。阮籍常自己一人驾车出游，他出游并不走大路，而是随意钻入山林间的偏僻小道，有时转来转去就走到死胡同里去了，这时阮籍就号啕大哭一场，然后才悻悻地回去。王勃的《滕王阁序》中有“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就是用的这个典故。      说来阮籍这种行为，看起来似乎可笑，其实也是在发泄心中有志不能伸的苦闷罢了。小学语文课里，讲到鲁迅先生写的《给颜黎民的信》一文，老师读到“古人看见月缺花残，黯然泪下”课堂就一片哄笑，现在想想，古人看见“月缺花残”而下泪，并非是完全为花为月，而是由花残月缺勾起自己内心中的很多悲凉之意罢了，比如梦一样的浮生，雾一般难以看透的爱情……阮籍也是借实际中的“走投无路”，来表达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走投无路吧。

阮籍的文字其实也非常犀利，他写过一篇《大人先生传》，把那些“手执圭璧，足履绳墨”满脸假正经，一身儒臭气的家伙们比喻成裤裆里的虱子，他们躲在肮脏的地方，自认为是能安乐无忧，然而，一场政治上的大火来后，必定要连破裤子和他们一起烧掉。确实历来的奸党和小人集团都是得势时猖狂一时，一旦覆灭，又是全部完蛋，枉作小人，成为历史上的笑谈。

阮籍对《庄》、《老》的研究同样非常精深，他写有一本《通老论》，专门解释讲述《道德经》中的经义。可惜现在已经残缺不全，《达庄论》则通过虚构的一则故事，假托一群儒家“愤青”（缙绅好事之徒）来和一位得道高人辩论。开始这群家伙气焰汹汹，质问道家“齐死生，一万物”的道理是否正确。文章中阮籍借这位得道高人之口极言道家之宏大，儒家之渺小；道家养性修真之妙，儒家沉湎世俗之苦，为庄周作了有力的辩护，说得这些儒家“愤青”们“丧气而惭愧于衰僻”，灰溜溜地逃了。

又有一个叫伏义的人，写信给阮籍，用儒家的观点来批评教训阮籍。阮籍当即写了《答伏义书》，给予了回击。看来把阮籍算做是道家的人物，大致是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