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军原班人马再创业：二十九军的崛起之路

01

1930年秋天，中原大战进入了尾声。

辽阔的中原大地，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囚笼，囚禁着冯玉祥军事集团。

几十万西北军，陷入了蒋军与东北军联合构成的巨大包围圈之中——津浦线上，蒋军占领了济南，陇海线上，蒋军主力推进到了郑州城下，蒋军杨虎城占领了洛阳附近的龙门，截断了西北军撤往陕甘根据地的退路，平汉线上，蒋军向北挺进，步步紧逼。

东、南、西三面受敌，北面，张学良东北军入关，占领了北平、天津、察哈尔以及河北。

冯玉祥见大势已去，带领卫队撤往山西，不久携手阎锡山，双双宣布下野。

与此同时，蒋介石通过电报和飞机撒传单的方式，向处于崩溃边缘的西北军发动猛烈心理攻势，利用早已倒向蒋军的韩复榘、石友三以及与西北军极有渊源的张钫、张之江、马福祥等人，对西北军将领进行分化瓦解。

一番操作下来，吉鸿昌、孙连仲、梁冠英等能征善战的一线将领倒向蒋介石，小股部队倒向蒋军阵营的不计其数，煊赫一时的西北军就此土崩瓦解。

当然，也有一部分不愿归顺蒋介石的西北军残部，从河南陆续退到了山西南部，他们只有万余人，分属宋哲元、孙良诚、刘汝明、张自忠、赵登禹等将领。

这批西北军残部的处境仍然十分险恶，于外，他们客居山西，寄人篱下，于内，他们互不统属，人心惶惶。时值隆冬，部队给养匮乏，饥寒交迫，像难民一样等待着命运的最后裁决。

心灰意冷的宋哲元，一度打算退出军界，学冯玉祥归隐田园。

宋哲元是西北军元老，前五虎上将（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鹿钟麟、刘郁芬）之一，当过陕西省主席和西北军第十路军总指挥，巅峰时期统兵十万人，然中原一战，西北军兵败如山倒，宋哲元带领几名警卫摇着小船渡过黄河，狼狈逃到山西，成了光杆司令。

宋哲元并不孤独，同样成为光杆司令的还有孙良诚。

孙良诚是西北军后五虎上将（韩复榘、孙良诚、孙连仲、石友三、刘汝明）之一，资历比宋哲元略低点，但也是西北军独当一面的大将，当过山东省主席和西北军第二路军总指挥。

两个光杆司令困在晋南一隅之地，都想利用各自的声望和人脉，拉拢建制比较完整的张自忠、赵登禹等将领，成为这批西北军残部的话事人。

西北军残部，以张自忠人马最多，约5000人，但他资历较浅，没有上层关系，不可能成为话事人。虽然自己没有当话事人的资格，但张自忠的实力可以决定谁来当话事人。

经过一番较量，宋哲元获得了张自忠的支持以及张学良的认可，顺利成为话事人。

宋哲元与孙良诚水平和段位差不多，为什么宋能在这场竞争中获胜？

无他，背后有高人指点罢了。

02

宋哲元背后的高人，是东北人萧振瀛。

六年前，萧振瀛因在东北混不下去，通过老乡门致中和石友三的关系，进入了冯玉祥的军队，几经辗转，成了宋哲元的幕僚，深受宋哲元信任，宋哲元当陕西省长时，萧振瀛是西安市长。

萧振瀛经过商，从过政，带过兵，有胆有识，慷慨直率，善言辞、巧思谋，办事干练，口气绝佳，什么事到他嘴里都可以说得天花乱坠，顽石点头。

此前，石友三与张自忠有嫌隙，张自忠成为冯玉祥总司令部副官长之后，石友三担心张自忠在老冯面前进谗言，托萧振瀛出面摆平这件事，萧振瀛轻松搞定了这件事，还和张自忠结为兄弟。

有了萧振瀛这层关系，宋哲元能拉拢张自忠也就不奇怪了。

张自忠的支持必不可少，但光有这个支持也不够，宋哲元要当稳话事人还需要上层的认可。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忙于对江西用兵，无暇收拾北方残局，他将这任务交给了副统帅张学良，这与其说是任务，不如说是酬谢，酬谢张学良在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出兵助蒋。

这意味着西北军残部名义上得听张学良的，是给编制还是就地遣散，都是张学良一句话的事。

萧振瀛前往北平，利用在东北军中的人脉，见到了张学良手下的传达人，送了1000大洋，要求尽快安排他面见张学良，同时让传达人尽可能挡住孙良诚派来的人。

就这样，萧振瀛抢先见到了张学良，利用三寸不烂之舌从张学良那里要了东北边防军第三军的编制，还让宋哲元得到了张学良的认可。等到孙良诚的人见到张学良时，宋哲元当军长的命令早下达了。

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军部设在山西阳泉，下设两个师，张自忠人马最多，拥戴有功，自然要分一个师长，另一个师长，张自忠提议冯治安来当。

冯治安与张自忠关系很好，又是宋哲元的嫡系，虽然手里没有一兵一卒，但他是张自忠和宋哲元都认可的人物。

兵力方面，赵登禹手下还有些人马，把赵登禹划给冯治安，再添了些杂七杂八的人马，勉强组成一个师的架子。

至于刘汝明，地位很尴尬，他虽然也是后五虎上将之一，资历很老，但人马不多，又没有别的出路，只能暂时依附于宋哲元。后来经张学良允许，获得了一个暂编师的编制。

1931年6月，国民政府对全国军队进行整编，东北边防军第三军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参谋长张维藩，总参议萧振瀛，下辖冯治安第三十七师，张自忠第三十八师，刘汝明暂编第二师。

至此，二十九军创业的草台班子搭建完毕。

二十九军虽然只是一个军，但它汇聚了原西北军的高级军官和骨干，传承了西北军的衣钵，从心理上讲，它仍有雄踞一方的野心与气魄。

03

与西北军一样，二十九军不缺能征善战的猛将，缺运筹帷幄的谋士，尤其是缺像萧振瀛这样能驾驭复杂局面并能从中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谋士。

二十九军星火不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萧振瀛的谋划和奔走，因此他的话语权越来越大——萧振瀛不仅是宋哲元的心腹和军师，也和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结成了兄弟，对内对外的大事往往由萧振瀛拿主意。

在萧振瀛的主导下，二十九军头头脑脑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大家永远一致拥护宋哲元当头儿，张自忠当二头儿，依次以下为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

如果以后发展了，除了宋哲元是永远的首领之外，一律按照张、冯、赵、刘的座次，依次升官，绝不变更。

军队人事搞成了类似水浒传和天地会的排座次，是不是很江湖？

没办法，江湖符合人情世故国情，没有这个东西，没有凝聚力和稳定性。

二十九军虽然成立了，但每月从张学良那里领来的5万大洋军饷远远不够，军火和给养奇缺，而且它在山西仍属于寄人篱下，没有自己的专属地盘，经常被晋军欺负。

显然，二十九军想要更大的发展，必须找棵大树，获得天使投资。

找谁？怎么找？这些问题都落在了“军师”萧振瀛的肩上。

找谁？当然是找蒋介石，怎么找？必须找能在蒋介石面前说得上话，同时又与西北军有渊源的人当说客，选来选去，萧振瀛把公关的目标放在了孔祥熙身上。

孔祥熙曾奉孙中山之命，前往北方联络冯玉祥，反对直系军阀，双方建立良好的关系，北伐战争期间，孔祥熙和冯玉祥来往更密切，与西北军将领比较熟。

萧振瀛从二十九军官兵的牙缝里挤出2万银元，置办见面礼，见到了孔祥熙，请求孔在蒋介石面前为二十九军美言。

孔祥熙很给面子，他对蒋介石说，宋哲元是老冯的手下，过去老冯让他和政府作对，他必须服从，但这不是宋哲元的本意，现在可以把他争取过来。蒋介石听完，给二十九军特批了几万元补助费。

几万元补助费远远不能解决二十九军的实际问题，但萧振瀛从中敏锐嗅到了他想要的信息——蒋介石对二十九军没有敌意，有点兴趣。

萧振瀛要做的是，如何把二十九军这个项目进行包装，在汇报时打动蒋介石，获得更多投资：一支残破的军队，能有多大投资价值？

萧振瀛告诉蒋介石，西北军与阎锡山是世仇，在阎锡山的经营下，山西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二十九军驻扎阳泉，愿意听从中央命令，监视山西。

蒋介石眼睛一亮：确实是潜力股，有投资价值。于是又给二十九军批了50万元，指示按照二十九军的实有人数增发军费。

收到巨款之后，二十九军购买军火，招兵买马，士气一振。

萧振瀛凭借耀眼的业绩，成了二十九军事实上的掌舵者。

04

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个人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一支军队的命运，亦然。

二十九军刚刚解决了钱的问题，九一八事变爆发了，随着东北沦陷，张学良受到全国舆论的指责痛骂，地位岌岌可危，面对危局，他必须争取华北各方势力的支持，才能维持局面。

在这一背景下，张学良建议调宋哲元任察哈尔省主席，团结杂牌将领，蒋介石担心二十九军走了，没人监视阎锡山，宋哲元表示可以派四个团进驻察哈尔省，大部队仍留在阳泉。

1932年8月，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主席。察哈尔人口少，经济落后，历来是安置无固定地盘军阀的场所。但是宋哲元很满意，二十九军终于有了一块自己的地盘。

然而，宋哲元没高兴多久。

躲在泰山读书的冯玉祥，听说宋哲元主政察哈尔之后，扔下书就飞奔到了张家口（察哈尔省首府），想拉拢旧部东山再起，这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蒋介石要求宋哲元把冯玉祥赶走。

一边是老长官，一边是新长官，宋哲元左右为难，申请辞职，但蒋介石不同意。

冯玉祥的事还没解决，日本人又来搞事了。

日军占领热河后，向长城各关口发动进攻，进逼北平、天津，华北危急！

国民政府调各路军队北上，组织长城抗战，二十九军主力离开阳泉赶赴前线，在喜峰口和罗文峪，二十九军力挫日军，大刀队一战成名。

二十九军及宋哲元以抗日英雄的形象出现了全国人民面前，为表彰二十九军的功绩，国民政府为喜峰口战役的功臣赵登禹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又给二十九军增加了一个师的编制——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刘汝明暂编二师升格为一四三师。

至此，二十九军成为拥有四个正规师的劲旅。

长城抗战刚一结束，冯玉祥在张家口竖起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旗帜，这让二十九军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

蒋介石要宋哲元把冯玉祥搞走，宋哲元不愿动手，蒋介石让庞炳勋去撵冯，宋哲元担心庞炳勋趁机抢地盘，警告庞炳勋：你敢对冯动手，我就打你。局面形成了一个死套。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内部存在很大问题，老冯没折腾多久就折腾不动了，被迫解散部队，黯然离开张家口，最棘手的问题自动解决了，岂非天助？

不仅如此，老冯这么一折腾，还给二十九军带来了意外之喜，被解散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自然成了二十九军收编的对象，二十九军从中挑选了6个团的精兵，收缴了大批武器弹药以及二十几门山炮，首次成立了山炮营。

1935年初，二十九军下辖50几个团，总兵力超过4万人。人马越来越多，经费越来越吃紧，二十九军从中央要不来更多军费，于是将目光转向了鸦片贸易，把绥远、察哈尔等地的鸦片运到平津贩卖，赚钱养军。

05

1935年，日本在华北策划实施了一系列事件，旨在将华北分离出来，成为中国与伪“满洲国”之间的缓冲地带。

这年6月，日本利用“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逼迫中国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欲将河北、察哈尔以及平津的国民党势力全部挤走。把国民党势力赶走是第一步，接下来，日本将扶持傀儡政权，从事实上控制华北。

宋哲元因“张北事件”丢掉了察哈尔省主席一职（秦德纯代理），根据《秦土协定》，察哈尔北部、东部都被设置为非武装区，不准中国军队驻扎，二十九军被迫南撤，几万人马拥挤在察南，生存空间日益逼仄。

面对巨大危机，二十九军高层商议后决定，改变对日强硬态度，托人与日军疏通关系，同时向中央倾述冤屈，寻求补偿。

《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签订，使得华北逐渐成为权力真空，汉奸们的好时候来了，粉墨登场。

6月28日，汉奸白坚武组织了便衣队，计划煽动丰台兵变，控制北平，建立亲日反蒋政权。

汉奸终究是乌合之众，这起事件很快就被军警平息了，然树欲静而风不止。

事情发生后，萧振瀛第一时间调冯治安三十七师进城戡乱，很快控制了北平各战略要地。事后，军统密告南京方面，这是一次有预谋的军事行动——冯治安师早做好了进入北平的准备，而日本方面声称这是中国内政。

显然，二十九军和日本达成默契后，萧振瀛策划了这起行动。

事实上，此时日本还不具备在华北组织统一傀儡政权的条件，作为过渡，日本希望二十九军控制华北，组建华北亲日政权。

二十九军为了生存，为了更大发展，为了拿下华北，有选择地和日军进行了合作。

可以这么理解，日本方面想利用二十九军控制华北，二十九军则利用日本势力把仍滞留在华北的商震、万福麟、王树常等势力赶走，同时挟日自重，与南京政府讨价还价。

有了日本人的配合，宋哲元、萧振瀛越来越强势，二十九军源源不断南下，接防了撤退的中央军、东北军的防区，很快控制了河北省以及天津市。

军队推进的同时，萧振瀛代表二十九军向蒋介石摊牌：要求任命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萧振瀛为北平市长。

蒋介石很不爽，这算什么，要挟？有种你过来和我面谈。

萧振瀛一会儿说飞机坏了，一会儿事多走不开，就是不去。

蒋介石：不管什么事，等你来了再谈。

就这样，双方陷入了僵局。

这一耗，就耗到了11月。鉴于二十九军控制华北已是既成事实，加之日本方面正在加速推进华北自治，蒋介石考虑若再不给二十九军名分，二十九军可能倒向日本人。

最终，蒋介石同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处理河北省、察哈尔省、北平市、天津市一切政务。

06

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南京政府，实际上是半独立王国。

蛋糕做大了，当然得分蛋糕。

秦德纯当上了北平市长，萧振瀛当上了天津市长，张自忠当上了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任委员长兼二十九军军长、河北省主席，是永远的头儿。

为保住来之不易的地盘，宋哲元等人截留中央税收，极力扩充军备，掌握天津出海口之后，又开始从海外进口军火。

卢沟桥事变前夕，二十九军已发展到十万人左右，势力到达顶峰。

如何看待二十九军和日本合作的事？

有人向萧振瀛问过类似的问题，萧振瀛回答：“我们的目的是名利双收，有了地盘，大家就有官可做，有财可发，这就是利；如果日本人压迫过重，走投无路时就起来抗战，这就是名。”

其实，二十九军的路，当年张作霖也走过，他们的选择不谋而合。

很多事情，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纯粹，那样非黑即白，二十九军抗日是真的，亲日也是真的，爱国是真的，谋利也是真的，正因为它多面，才更显真实。

作业：你如何看待二十九军？留言区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