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省区划
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有纷争的地方就需要划界。
从小学生同桌之间的“三八线”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勘界，从部落冲突到村与村、宗族与宗族之间为争夺土地械斗，划定势力空间的大小，明确界限的走向，是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行为之一。
从部落和国家的角度来看，影响其疆域的因素有两点，一是自然障碍，另一个是人为障碍。这两点很好理解，举个例子：一个部落向四周大肆扩张的过程中，突然遇到了山脉、河流、湖泊、沙漠、海洋等难以逾越的障碍，那么这些自然障碍便成了自然界限；如果没有遇到自然障碍，而是遇到了另一个扩张的部落，且势均力敌，那么交战区域附近便成了双方的界限。
九州地图
确定疆域的目的是为了明确生存空间，占有更多的资源。西周以前，中华大地地广人稀，人们主要集中在城市城郊，呈岛状分布，除此之外到处都是原生态的荒地，人地矛盾不明显，疆域的意义不是很大。进入春秋战国之后，各国混战不休，为了提升国力，各国都鼓励人口繁衍，开垦荒地，于是人口从岛状城邦向四周扩散，各国之间的荒地逐渐被开垦，界限逐渐明朗，城邦国家完成了向领土国家的过渡，这时，疆域才变得有意义。
春秋末期各国疆域
各诸侯国的疆域也受自然障碍和人为障碍的影响，自然障碍还是高山大河阻挡，人为障碍是敌对国的阻挡，国力强大，军队打到哪儿国境线就在哪儿，国力弱小，被人灭国疆域归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原先的各国变成了36郡，影响各郡疆界的人为障碍不复存在，因此各郡的划界基本依自然障碍而定——专有名词叫“随山川形便”。
秦朝三十六郡
“随山川形便”，是指依凭山脉、河流、湖泊等自然地物作为行政区边界，使行政区与自然地理区保持一致的划界方式。比如秦朝汉中郡的行政区划就是汉中盆地，汉中盆地位于秦岭和大巴山之间，是一个狭长的槽形山间陷落盆地，将这个完整、独立的地理单元划为一个行政区，是“随山川形便”原则的典型体现。又比如庐江郡，东有武夷山，西为罗霄山，南横南岭，北阻长江，山川江湖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也是“随山川形便”原则的体现。
罗霄山，湖南和江西的自然分界线
“随山川形便”是中国古代王朝划界的最基本原则之一，从秦朝到宋朝，行政区的划分大多遵从这一原则，例如汉朝的各州、唐朝的各道、宋朝的各路，《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太宗元年，使命各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意思就是唐太宗元年，朝廷根据山川形便原则，将天下分为十道（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宋朝初期，分天下为十五路（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西川、陕西、广南东、广南西路），也是因山川形便原则划分。“宋始分为十五路·····皆因山川形便设为藩服以分统天下”。
唐初十道
宋朝行政区划
从统治者的角度而言，“随山川形便”原则划分行政区划，可以减少管理成本，便于统治。一个地理单元内，生活都是同样风俗的人，大家习惯一样、语言一样、民风一样、生产生活方式一样，这种天然的一致性非常便于沟通和管理，不会存在文化差异引起的族群矛盾。
但是凡事有利也有弊，“随山川形便”划界虽然便于管理，但容易造成地方势力割据，形成独立王国。山川形便，说白了就是山川地利，在冷兵器时代，地形对战争的影响极大，地方势力坐拥险要地势，一旦野心家据险自守，进可以逐鹿天下，退可以割据一方，历史上类似的故事无数次上演，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中、川蜀、河东（山西）。
李世民父子晋阳起兵
关中与川蜀，四面都是山，中间是平原，河东则被黄河、雁北山地和太行山包围，表里山河，三者都是易守难攻之地，而且都有平原做依托，“形胜之区，四塞之国”，堪称野心家的摇篮。区别在于，川蜀、河东的依托平原太小，在这里割据能成事，但难成大事；关中不同，平原大，开发早，经济发达，在这里割据易成王霸之业，历史上因之以成帝业的猛人一抓一大把。
关中平原
“随山川形便”有这么大的弊端，如何划界才能克服这些弊端呢？
简单，把一个单独的地理单元分割几块，设置几个平行的行政区，使其相互牵制，或者把地形险要的地方，划在行政区之内而不是划在边界上，使其没有山川之险，这样可以有效的预防野心家割据。举个例子：川蜀容易割据，那么把川蜀一分为二，设两个州相互牵制，或者把川北拿一块出来，与汉中合成一个州，这样就很难割据了。这一划分原则也有个专有名词——“犬牙交错”划界原则，意思就是像狗的牙齿那样相互咬合，你总有我，我中有你。
四川盆地及其北面的汉中盆地
“犬牙交错”划界原则，是指将山川之险融入行政区域之内，形成各行政区相互牵制的地理态势，进而消融割据者拥险自守的屏障。如果说“随山川形便”原则是历代划分行政区的最基本原则，那么“犬牙交错”则是最重要的补充原则，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主导了中国古代各行政区的划分。
“犬牙交错”原则早在西汉文帝时期就出现了，此后，随着历代中央与地方矛盾始终得不到完美解决，中央为防范地方势力割据，不断加强“犬牙交错”原则的运用力度。
隋朝大运河
比如隋朝开通大运河后，江都郡（扬州）拥有了大运河和长江之险，加之此地富庶，容易关起门来搞事情，为以防万一，朝廷将江都郡辖区进行了调整，使其横跨长江南北，长江天险被消弭于无形。又比如唐朝时期安史之乱后，设置的昭义节度使辖泽、潞、邢、洺、磁五州之地，泽、潞即今晋城和长治，在山西境内，邢、洺即今邢台，磁州即今邯郸，均在河北境内，而山西和河北隔着太行山，这意味着昭义节度使无法利用太行之险搞事情，除非下狠心放弃某一边的地盘。
到了元朝时，“犬牙交错”的原则被用到了极致。蒙元为防范汉人反抗，将中国原有的“随山川形便”划分的行政区全部打乱，其设置的十一个行省，疆域几乎全部都是按“犬牙交错”原则划分的。
比如中书省包括今天整个山西、河北、山东、内蒙东部，太行山、燕山等天险全被囊括在中书省之内。河南江北行省把整个淮河包括在内，使得南宋时期极为重要的江淮防线成了摆设。陕西行省则包括陕北、关中、汉中等地域，将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地理单元划进了一个行省。
元朝行政区划
这种完全按照“犬牙交错”原则划分行政区的做法，固然有效避免了地方势力凭险割据，但副作用也不小——各行省都没有没法依托地形设防，地方易攻难守，一旦天下大乱，地方几乎毫无抵御能力。清代储大文这样评价蒙元的“犬牙交错”划界：
“元代分省建置惟务奢阔，尽废《禹贡》分州，唐宋分道之旧。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和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故元、明二季流贼之起也，来无所堵，去无所侦，破一县，一府震；破一府，一省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
意思就是，元朝建立的行省很大，合并了很多地理单元，导致各地天险尽失，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起义军进攻没法阻挡，逃走不知去向，一旦攻占了某地，这一片都要震动，因为无险可守。元朝也很快土崩瓦解了。
还是那句话，凡事都有利有弊。用“犬牙交错”原则界线，可以防止地方割据，但不利于地方自卫，用“随山川形便”原则划界，则相反。想要尽量发挥这两个原则的优点，避免其缺点，需对二者进行辩证分析，并根据国情灵活运用。
明清时期，各省割据的隐患几乎被一扫而尽，地方很难对中央构成威胁，因此各省行政区划也随之改变。统治者不再单一地用某一项原则进行划界，而是综合考虑，因地制宜，除了军事、政治方面的原因之外，经济发展、文化融合也成了划界考虑的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因素在行政区划分的过程中，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
皖南皖北
比如平原地区和相邻山区，富裕地区和相邻的不富裕地区，常常被划在一个行政区划中，目的就是协调二者之间资源禀赋带导致的经济差距，让平原带动山区，富裕地区带动不富裕地区，通过帮扶缩小差距。比如安徽的皖南、皖北，江苏的苏南、苏北，河北省的燕山南北，都有经济因素在内。
今天中国各省行政区划，大体继承了明清时期各省行政区划。其中山西、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青海等省，基本位于完整的地理单元之内，体现了“随山川形便”的原则；陕西、河北、河南、江苏、安徽等省，几乎都跨地理单元，体现了“犬牙交错”的原则。
交通条件的改善，逐渐弱化界线的意义
宋朝的郑樵曾说过：“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意思就是州县的设置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只有山川是千古不变的，以此强调“随山川形便”划界的稳定性，其实，无论是“随山川形便”还是“犬牙交错”都是历史的产物，迟早会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未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的改善、文化的融合，经济上的差异、地理上的阻隔、文化上的畛域逐渐消弭，省际界线的意义也将越来越弱化。
【参考资料】
《空间的政治——行政区划界原则与历史渊源》韩茂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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