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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王文娟:我与道临的“十八相送'

   1962年夏天,当越剧电影《红楼梦》的拍摄进入尾声时,我也完成了人生中的另一件大事:与电影演员孙道临结婚。

        那年他41岁,我36岁,是名副其实的大龄青年,要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标准的“剩男剩女”。

        从总政回到上海后的几年内,团里的姐妹们纷纷结婚成家,两个弟弟也如愿考上了大学。也许,在舞台上演绎了那么多才子佳人、海誓山盟之后,我也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此时,黄宗江这个“大媒”出现了,他与道临是总角之交,多年同窗,也是我在总政时期的同事,可以说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1958年春,黄宗江来到上海,在他住的作协招待所里,玉兰大姐陪着我,黄宗英陪着孙道临,黄宗江很正式地替我们做了介绍。

        那天道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列宁装,看起来书生气十足。房间很小,放了四张凳子便已转不开身,道临让我们先坐,自己则站在我身后靠窗的地方。

  大家都是熟人和老相识,很快三个“媒人”就聊得热火朝天。我本来就内向少言,意外的是,道临也很少插话。

       在我印象中,电影界人士大多性格活跃,能说会道,身后的这位似乎是个例外。

       从招待所出来,道临送我回家,我们沿着淮海路慢慢地走着。很快,他先打破了沉默:“我看过你演的《梁祝》和《西厢记》...”

        交流艺术是最好的开场白,能让我们彼此都不觉得拘谨,我随口问:“哦,你觉得戏怎么样?给我们提提意见。”

  他倒也不客气,马上滔滔不绝:“...你的祝英台,活泼热烈的感情,我觉得表现得还不够,表演上不够放开。另外,化蝶的舞蹈身段设计得有些简单.....”

       一席话让我有些吃惊,他对祝英台的分析,完全符合我心中的设想,而提出的意见,也正是我一直觉得不够满意的地方。

       重要的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眼前的这位居然没有丝毫客套,开门见山有话直说,倒让我觉得他十分坦率诚恳,没有那些让人厌烦的圆滑世故。

       “其实,我第一次遇见你,还要更早,是在卡尔登一起演出……”

  这下我愣住了,他笑着解释说:“那时,我演下午场话剧,你们演夜场,我在后台就看见过你。”

       接着,他又谈了对《追鱼》和刚上演不久的《红楼梦》的观感,我越听越觉得惊讶,没想到他竟是做足功课,有备而来,更没想到他对艺术对表演的见解,常常与我心中想的不谋而合。

  我停下了脚步,认真看着眼前这个不算陌生的人,突然觉得好像重新认识了他,这种异常熟悉的感觉,莫非就是平时所唱的“眼前分明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友”?

       我也谈了一些对他电影表演的看法,我们不知不觉沿着淮海路走了很远……

        那次见面后,道临开始给我写信。

  我俩工作十分繁忙,不是他去外地拍片,就是我离开上海巡回演出,通信成了主要交流方式。道临的信写得多而勤,常常是我的回信还没寄出,他新的一封又到了。每次看完我的演出,他都会写下观后感寄给我。

       书信往来如此频繁,我母亲很快察觉了端倪。母亲喜欢看道临主演的《渡江侦察记》,心里先默默相中了这个“未来女婿”。

        碰到两个人都在上海的日子,如果晚上我没有演出,他便会约我一起散步。

       他说起自己的家世和年轻时的坎坷经历,我也讲述了自己的家庭以及学戏的经历,少年时为家庭分忧的心境,青年时在乱世中为生计奔忙.....

  这一切彼此都觉得熟悉而亲切。

       双方都是演艺界的公众人物,一旦恋情曝光,必然成为别人口中的话题。因为白天见面容易被人认出,我们大多时候只能晚上在僻静的马路散散步,公众场合也不可能去,像逛街、看电影、吃饭这样的安排便很少有。

        每次两人一直走到深夜,他送我回家,到了门口却又不走,我说,那我送你,于是两人折回到武康路。到了“密丹”门口,他说,还是我送你吧。就这样绕着武康路、华山路、湖南路、淮海路兜兜转转,最终还是他送我回到“枕流”。

  这样的“十八相送”,是我们恋爱时最常见的“保留节目”。

       就在我们的恋爱关系日益公开,即将水到渠成时,意想不到的阻力出现了。双方单位政审时,他的经历成为绕不过去的问题。

  领导找我谈话,严肃地问我:“孙道临过去的事,你知不知道?”

  我说:“我知道,交往不久,他就告诉我了。”

  “你是党员,不知道那是严重的历史问题吗?”

  我连忙解释:“他跟组织汇报过的,再说那不是他的错呀,又没有给组织造成损失.....”

        领导显然非常不满意我的表态:“我看你们感情蛮深了,你话里话外都在维护他... 你是新党员,在政治上一定要站稳立场。”

        那年,我在演出《则天皇帝》时,可能是因为过于疲劳,声带小结问题日益严重,声音变得喑哑,几乎完全不能演唱高音。

  去华东医院检查后发现,声带两侧都长了小结,严重闭合不拢。医生说,我的状况很严重,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手术,做好了会改善嗓音,但如果手术失败,有可能从此再也不能唱戏。

  医生让我好好考虑,回去商量了再做决定,我直接说:“不用,我做这个手术。”

  对我而言,一方面是声带小结已经严重影响了演出,另一方面,潜意识里有这样一种念头,既然感情和事业正面临左右为难的局面,不妨就把命运交付给上天,即使真的开坏了,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起码做那个决定不会再如此艰难。

       手术前,领导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让医生在给我开刀时一定要谨慎小心。医生再次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坚决表示,一定要做。幸运的是,手术最终十分成功。

       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道临,他在外拍片,打电话到家里才知道我住院,回到上海后他立刻来看我,因为术后暂时不能说话,我只能用纸笔跟他交流。

  他怪我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告诉他,万一开坏了怎么办?

  我心里纵有苦衷,也难明言。

       事业上的“乌云”散开了,恋爱的阻力却越来越强。多位领导轮番找我谈话,语气也越来越重,话语中暗示,在目前的状况下,如果坚持结婚,我可能要考虑tui党。

  我一下子懵了,对于政治,我一直十分幼稚,但在那个年代,“tui党”意味着什么,还是明白的。那一晚,我约道临出来,他有些惊讶,因为之前我从来没有主动约过他。

       或许是有了预感,当我把一包信还给他时,他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默默接过信,靠在街边的梧桐树上,仰头流泪.....

  这个场面一下子击溃了我,满心酸痛噎住了咽喉,想好的话,竟然一句也说不出口。  

     此后,道临没有再来找我。

  一次在大光明电影院开会出来,门口停着上影的厂车,秦怡热心地招呼我搭车,我刚上车,就听见秦怡喊:“道临,你怎么不上来,快上车啊!”

  “不,你们坐吧。”

  循声望去,只见他的身影一闪而过。

       怡嘀咕了一句:“这个孙道临,为啥有车不坐偏要走路,真怪!”只有我明白其中的缘故,刚才开会时没见到他,看来他在刻意躲我,想到这点,心中不由刺痛了一下。

        心意既明,又何需犹豫。我决定到“密丹”去看他。道临的母亲说道临有事出去,很快就回来。这时道临回来了,看见是我,顿时愣在那里,一时有点手足无措:“你来啦?我... 我去给你买蛋糕.....”

  他飞快地转身冲了出去。我在书桌前坐下,一眼看到桌上放着一叠以前我写的信,有些他觉得重要的句子下面,还仔细地用红笔划了线。“真是个书呆子……”我的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

       从此,我们又恢复了交往。

  夜晚我们重新在一起散步,清冷的空气中弥漫着烟花爆竹的味道,他突然感叹:“一年过去了,我们还在这里走来走去.....”

        结合既不能,分开又不忍,我们选择了等。

  那年,他已经40岁,我35岁,在一般人认为等不起的年纪,我们决定要继续等待那个似乎遥不可及的一线希望。

        我和道临的痛苦纠结,关心我们的好友都看在眼里,张瑞芳大姐趁到北京的机会,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周总理和邓大姐。

  秋天,我随剧团出访朝鲜回北京,邓大姐专门打电话邀我去西花厅,问了我和道临的事。

       邓大姐听完后说:“道临的问题,组织上都了解。解放后他各方面表现都很不错。你回去后跟道临说,不要有顾虑,继续好好为人民工作。”

  我除了点头,一下子竟反应不过来这些话意味着什么。

  看我呆呆地愣在那里,邓大姐拍拍我,笑着说:“道临是个好同志,我和恩来觉得你们两个挺合适的。”

  我这才猛然醒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北京回来,我迫不及待地去找道临,他当时的反应竟有些不敢相信。再三确认后,他兴奋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半晌才冒出一句话:“那是不是说我们可以.....”我笑着点头。

  由于周总理出面过问,道临终于卸下了所谓的“历史问题”包袱,我们之间的结合不再有任何阻碍。

  回到上海后没多久,越剧电影《红楼梦》在海燕厂开拍,道临时常来探班。一面忙着拍电影,我们一面着手准备婚事。

  道临住的“密丹”面积狭小,临时申请房子又来不及,我们把婚房设在了“枕流”,一直等到女儿出生后,才将两处房子并在一起,置换到武康大楼。

        1962年7月,我们登记结婚。

  结婚照是在家里请道临的同事陈述帮忙拍的。我选了一件水红色的中式袄裙,道临穿了中山装。

       生怕应付不来婚礼喧闹的场面,我们早早计划好去杭州旅行结婚,在文艺会堂摆了两桌酒,只邀请了一些亲友邻居,由我小弟担任司仪。

  等到开席之后,来宾们才发现新郎新娘竟然缺席,而我们已登上了开往杭州的列车。

        那年中秋,考虑到我和道临婚后一直没有时间度蜜月,越剧院与上影厂同时给我们放了长假,这才有了庐山的蜜月之行。

        庐山回来,我们又开始各忙各的,只是心境与以前不同了,彼此多了一份牵挂。尤其是去外地演出或拍片,总是格外惦记着上海的家,还有家里的那个人。

        有时我在离上海不远的地方演出,道临如果不拍片,就专程赶过来看望我。

        新婚的第一年春节,他在北京拍片,我在南京演出,他在信中感慨地写道:“年轻时听那首'可爱的家庭',美好温暖却遥不可及,岁月动荡,山河破碎,何以为家?感觉自己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从不敢奢望爱情和婚姻,现在终于有人牵住了我的缰绳.....”

        2005年盛夏,道临重病住进华东医院。我连日在家与医院之间来回奔波,发起高烧持续不退,也只能住院治疗,我在十楼,道临在九楼。我本来瞒着道临,但他两天没有见到我,就知道我一定出事了.....

        那时他身体十分虚弱,还是抱了一只西瓜颤颤巍巍地上楼,蹒跚着来到我的病房,坚持要喂我吃西瓜。

       人生如旅,终究还是难免一场送别,恋爱时那一次次“十八相送”,每次都是他最后送我回家,在人生这条漫长的路上,最终,是我送别了道临。

         这一路上,我见识了许多风景,但最重要最不可替代的,永远还是那一个能够并肩同行......

(源自知茗堂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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