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小太宗”之称的唐宣宗派人单骑劝降山中“乱民”，能否让他们纳头便拜，重新安居乐业？
852年，有“小太宗”之称的唐宣宗接到报告：“巴南乱民落草为寇，言语中对您非常傲慢无礼！”一听这些老百姓如此“嚣张”，唐宣宗气炸了肺，恨不得将这些人千刀万剐。见皇帝要发狠，宰相崔铉急忙劝谏说：“这些人也是陛下的子民，只是因饥饿、寒冷所迫，在溪谷里偷了陛下的兵器耍弄一番罢了，根本无需出动大军讨伐，只要派一名使者安抚一下就能平息事端了。”正如崔铉所说，这些“乱民”都是大巴山以南的蓬州、果州一带的贫苦百姓。在艰苦环境的影响和当地官吏的压迫下，他们落草为寇，以鸡山为根据地做起了打家劫舍的营生。然而，他们四处劫掠，把剑南道西川、东川和山南西道都抢了个遍，不仅成了当地节度使的眼中钉肉中刺，连身在长安的唐宣宗都被惊动了。于是在去年，唐宣宗任命果州刺史王贽弘为三川行营都知兵马使，出兵讨伐。此刻宰相崔铉的一番劝谏言辞恳切，也有一定可行性，唐宣宗表示接受，展现出了“明君纳谏，体恤百姓”的高风亮节。他派京兆少尹刘潼担任使者，前去果州安抚“乱民”的情绪。
刘潼是一位进士及第“学历”的文官，与出身士族的宰相崔铉态度相仿，也反对派出大军讨伐这些“乱民”。不过，他除了认为安抚百姓、使他们服从朝廷之策可行之外，还有着更多的思考。在给唐宣宗的奏章中，刘潼不无忧虑地表示：“现在用日月一般的光明照亮愚昧、迷惑的民众，让他们俯首归降，是很容易的事。我最担心的，是武将耻于接受兵不血刃的战功，而发表议论者又要求尽快见成效。”奏章递上去并没有什么反应，刘潼就这样来到了“乱民”的根据地鸡山。结果，他受到了“热烈欢迎”，当地人弯弓搭箭，全副武装地摆开了阵势。刘潼毫不畏惧，屏退左右，一个人径直走到了他们的面前。随后，刘潼光明磊落地表示：“我来传达天子诏令，赦免你们的罪名，让你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听说你们的木弓射程有200步，现在我离你们只有10步之遥，要是你们真是反叛之徒，那就尽管向我射箭！”这些所谓的“乱民”大都只是迫于饥寒和压榨，无奈之下才进山做了盗匪，哪有几个真心想要揭竿而起做反贼的？他们此刻一看朝廷的使者带来了皇帝的赦免诏令，有了一条活路，自然不会顽抗，纷纷扔下弓箭纳头便拜，请求归降。见事态平息，刘潼舒了口气，与他们约定到果州的驿馆接受投降。随后，他便带着随从们离开鸡山，返回了果州的驿馆。然而，正如他此前所忧虑的那样，他最不愿意看到的那一幕还是发生了。
此前受命讨伐这些“乱民”的三川行营都知兵马使王贽弘已经率领大军抵达了鸡山的山脚下，同行的还有唐宣宗派来监军的钦差宦官似先义逸。他们无视了刘潼的努力，竟然对已经投降的人们发动突然袭击，将他们消灭殆尽。于是，史书上便留下了一句“春二月，王贽弘讨鸡山贼，平之。”刘潼不畏艰险的努力以及一番苦心白费了，而被刘潼的坦诚感动、同意归降的“乱民”们也遭遇了悲惨的命运。由此看来，刘潼事先的忧虑绝非杞人忧天。贫苦百姓沦为山匪，除了天灾便是人祸，与官府压迫不无关系，而从崔铉、刘潼等人的态度上看来，朝中舆论也认为他们罪不及死。但若是让一介文官动动嘴皮子就说得他们俯首归降，混得活命，那哪里还有武将们论功行赏的机会呢？至于当地的大唐官吏们，自然也不愿意放着这么一群榨不出油水，反而还需要救济和安抚的“火药桶”在身边，对于这些人的态度恐怕也是“欲除之而后快”。更为关键的是，唐宣宗的态度也非常暧昧。他在派出刘潼前去劝降的同时，并没有撤销让王贽弘“讨贼”的命令，而他派出的宦官也在推波助澜。再联系到他事先的“暴怒”表现，恐怕这位“小太宗”早已不把那些挑战自己权威的人当作自己的“子民”来看待了。
除此之外，“乱民”产生的根源没有引起反思和处理。这一事件仅仅只是武将们请赏的功勋、地方官府甩脱麻烦的喜事以及帝王尊严和安全的满足。至于唐宣宗治下的大唐，仍是积重难返、乱象不断，虽有“治世”之名，但仍免不了“唐亡，诸盗皆生于大中之朝”的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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