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系列】一部关注民生的宝典 转载

​老子在继承上古先哲“道”学说基础上，发扬开拓创新精神，不但阐释了“道”是社会发展所必须遵循和不可抗拒的自然运动规律，而且还在所著述的《老子》文章中，提出“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关注民生的政治主张，明确表示他所总结出的这一套理论，目的是为了辅佐统治者治理好天下，让社会稳定，使百姓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那么，他又是如何按照心中设计的理想蓝图制定一套深根固袛的治国宝典呢？

《老子》一开头就指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这是一段逻辑性非常强的文字，对整篇文章来讲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其中心意思就是根据上古典籍的记载描述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应当如何理解这文中的几个“德”字。二千多年来所有学者，因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都把这里的“德”字作为个人的行为来解释，在篡改而成的《道德经》里更是如此，因而就得出了一个唯独道家没有社会理想追求的结论。实际上这里的“德”字指的就是由客观现实自然反映出来的社会面貌，而不是由主观修养才能得以保持的那个所谓君子之德。这里的“上”与“下”就是对社会状态的评判。“上德”指的就是理想的社会境界，“下德”则是指不理想的社会境界。所以“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这句话意思就是，理想的有“德”境界社会，不必再以“德”来规范，所以是“有德”的社会；不理想的没有“德”境界的社会，必须以“德”来规范才会“不失德”，所以是“无德”的社会。接下来的“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就是对理想社会状态的描述，是说“有德”社会是不必要强化管理的，即使有管理机构，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干；想以爱心善意去感化人家，也是找不到被感化的对象；想以行侠仗义去帮助别人，那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想以最好的礼物去求人办亊，那是没有人会接受的，他们都会挥臂把你送去的礼物扔掉。这就是老子所梦寐以求的处处自觉呈现出社会公德的理想社会。从老子所勾画出的理想社会蓝图中可以想像到，这样的社会应当是个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都能够满足社会全体成员共同需求的以自然资源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统治者与老百姓之间虽有阶级关系的存在，而各阶层之间却没有特别深刻的敌对矛盾，是个以民生为重的阶级共和社会。老子曾担任过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的职务，负责掌管历朝历代留存下来的国家档案资料。他对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社会风尚是相当了解的；所以在他的心目中，对曾经有过的“上德”社会，也就是人们公认在上古时期曾经存在过的原始共和社会的政治状况与社会风气，是十分欣赏的。相传华夏文明始于伏羲氏的“一画开天”，也就是伏羲画八卦。八卦的乾卦三画之第一画，故曰“一画开天”。这一画就是伏羲画八卦时用来表示“阳”气初生的那第一横，意味着乾为天。伏羲画卦标志着上古文明已开启了从靠简单的肢体动作、语音示意，飞跃跨入以图文形式抽象表达思想意识的进程。从此以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有了来自于自然的天与地、阳与阴、乾与坤的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概念和赖以传播的载体。成为文字诞生之肇端。《易经》是我国先哲最早的文明载体。其中就载有《伏羲八卦》、《神农八卦》、《文王八卦》与《河图》、《洛书》等文献。这些都是先哲们在文字尚未产生之前与自然作斗争中所创造和使用的文化典籍遗存。《易经系辞》中就有“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的表述，据说此乃周文王姬发所作，准确一点应当是周文王以文字形式将先哲的遗存进行了明确的表述。应当说《易经》所传达的“道”学说乃是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的源头。《老子》再接下来的一段：“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其意思是说，当社会失道的时候，就需要社会道德规范；当道德规范失去作用时，就需要社会爱心；当社会缺乏爱心时，那要靠行侠仗义来解决问题；当行侠仗义的人都找不到时，只好靠请客送礼来求拜了。这段话是老聃对社会演变过程所进行的客观分析；是说随着私有制封建帝国的出现和发展，应当由人类共享的自然资源逐渐被统治者按权力大小给私有化了，于是社会就开始了演变，原始阶段共和的“上德”社会，也就随之而解体了。因此在统治者私欲膨胀而“失道”的情况下，社会也就失去了来自共同劳动创造的自然之德，沦为成果被私欲占有的无德社会。这时候统治者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就会在“德”字上大做文章，掺进了大量的私货，“德”也就失去了原有的自然之义，变成了人为的要求。这就标志着公有制经济基础已经解体，反映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亦随之逐渐演变，进入了私有制社会。在私有制社会里，国家一切权力都掌握在私人手里，成为私人争夺权利的工具。随着私人占有欲的膨胀，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乃至劳力资源等等，就成为统治者掠夺的对象而不断沦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于是就有了文中所说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现象发生。因此这里面提到的德、仁、义、礼，实际上都是私有制度下社会上层主观意识的产物，都只是强加于社会底层的主观手段而已。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就是利用这些美丽的词藻构建了一整套维护自身利益的封建礼制，以达到压迫、奴役、剥削百姓的统治目的。所以老子对这些违背自然规律充满人为色彩的封建礼制一直是持批评的态度，特别是对在封建礼制遮羞布掩盖下的请客送礼，更是深恶痛绝；因而斥之曰：“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老子认为这是当人际关系到了缺乏忠心和信义时所使用的拙劣办法，也是造成社会混乱的罪魁祸首。很明显，在《老子》这部著作里，老子是把上德社会的构想作为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并以此来衡量当今社会统治者的“不道”行为，从而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围绕着上德社会的构想，他又采取了哪些步骤来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的呢？老子认为，要使社会走上正轨，首先统治者必须奉行“以下为基”的正确治国之道。然而在当时那个“王纲坠”的年代，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有许多“尚游说”的“声人”（所谓传播圣贤思想的讲学老师）为了讨好统治者就纷至沓来献计献策，他们有的被统治者接纳充当了“为道者”。由于他们不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说话，所发表的主观言论往往是脱离实际的。所以老子接着指出：“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泊，居其实而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意思是说，自以为有先见之明的人，实际上他所讲的“道”，都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而恰恰是使他变成傻瓜的起步。所以大丈夫要选择走厚实的正道,不要去走浅薄的歪门邪道；要讲实事求是,不要搞浮夸虚假。因此，必须去掉那些不好的，坚持这些好的。老子把这些由主观想象出来的“道”，斥之为“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因为这些所谓的“道”，往往都是些不了解客观实际情况的人为了讨得统治者欢心而投其所好想出来的。他们没能让统治者明白治国的道理，相反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以现代哲学术语这就叫“先验论”。老子对这种人的品质是不屑一顾的，认为这不是“大丈夫”的行为，因而表明态度说，“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泊，居其实而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这就等于是明确表态自己在这方面要以“大丈夫”的气魄，敢于针砭时弊，拿出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治国之道来，使侯王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老子认为，正确的治国之道关键还在于侯王是否有以民为本、以下为基的决心，彻底摒弃穷兵黩武“以兵强天下”的野心和为满足私欲与贪婪不顾人间疾苦与百姓死活的所谓“有为”做派。因此他把通过教育手段，改变统治者的指导思想，统一社会上层认识，放到了首要的位置。他以自然规律做例子指出：“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至之也。天毋已清将恐裂；谓地毋已宁将恐发；谓神毋已灵将恐歇；谓谷毋已盈将恐渴；谓侯王毋已贵以高将恐蹶。故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矣而以下为基。夫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其以贱之本与？非也。故致数与无与。是故不欲禄禄若玉，珞珞若石。”意思是说，以往能够按自身规律运作的“得一”经验告诉我们：天就是因为“得一”才能够清净；地就是因为“得一”才能够安宁；精神就是因为“得一”才能够活灵；容纳精神的深谷，就是因为“得一”才能够保持充盈；侯王就是因为“得一”才能够成为天下人的首脑。这是自然的法则。天如果没有办法清净的话，将来恐怕会发生破裂；地如果没有办法得到安宁的话，将来恐怕会发生爆发；精神如果没有办法活灵的话，将来恐怕会失去知觉；容纳精神的深谷如果没有办法得到充盈，将来恐怕会枯竭；所以说侯王如果不注意保重自己，一味追求崇高地位，将来恐怕会摔大跟头。因此，要高贵就必须以卑贱为根本，要想爬高就必须以底下为基础。也就是这个道理，侯王自称“孤家”、“寡人”、“不谷”，这难道是以卑贱为根本吗？不是的！所以一心只想多得的人往往反而是没能够得到的。因此，不要贪图像宝玉一样好看，要平平淡淡得像一块石头才好。这段文字的前面一大部分是讲自然规律中的“得一”关系。所谓“得一”，也就是要懂得自律。老子认为自然界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而且处在按系统、有规律的不断运动之中；个体运动必须与总体运动规律相一致，这就叫做“得一”；个体运动如果不与总体运动规律相一致，就会遭受自然的惩罚。老子是以阐明自然法则来告诫侯王，千万不能高高在上趾高气扬地当什么孤家寡人，这样脱离人民群众最后是要吃苦头的。为此他还严厉警告说，“天下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自名也。勿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意思是说，天下人所厌恶的，就是称孤道寡自名不谷；而王公贵族们却要用这来标识自己的与众不同。不这样做有的人以为威严将受损，其实是获益；现在以为自己获益其实是受损。由此可见老子是把广大民众看成是国家的主体、社会稳定的基础，对统治阶级只求自己高贵不顾民众死活的生活作风，表现出极端痛恨。接着又说，“人所教，夕议而教人。故强良者不得死，我将以为学父。”意思是说，这是人家今天所给我的教益，我当晚就要想方设法再教给别人。所以那些横行霸道欺压老百姓的人不得好死，我准备用它作为讲学的内容。可见老子“以民为本”的信念和恪尽职守当好“声人”的决心是何等坚定！这也说明老子当时正在兴办私学，教材也都是自编的。他要把老百姓那里听到的反映和刚从社会上得到的昏君遭报应的事例，连夜编成教材作为讲课的主要内容，以此来教训那些为非作歹的王公贵族。当然这些内容也只能是在私学里才可以讲的也是老子的特殊身份才能做得到的。由于老子曾担任过“周守藏室之史”，又是个在社会上受到尊敬的大学者，因此只有他才有资格出来做这件事，说这种话。周王朝本是个由开明君主建立的礼乐之邦，可是到了春秋晚期当时的周王室已经是“王纲坠”形同虚设，照孔子的说法叫做“礼崩乐坏”，各诸侯国陷入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侯王们纷纷“逞干戈”扩张自己的势力。面对如此让百姓遭殃的社会惨景，老子感叹地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意思是说，天下如果有道，会让军马退役去运送肥料；天下如果无道，服役的军马也只好在郊外生小驹。这句话充分表明老子是始终坚持以“道”来作为衡量社会是否健康发展的标准。为此，老子极力反对侯王们以武力“取天下”，认为他们只是单纯为了谋私利才这样做，绝对不是好办法。因而提出：“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居，楚棘生之。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强焉。果而毋骄，果而毋矜，果而勿伐，果而勿得已居，是谓果而不强。物壮而老，是谓之不道，不道早已。”的政治主张。意思是，要用“道”来辅佐国王，不要凭武力手段在天下横行霸道。因为这种事容易遭到报应，军队长期占领的地方，田地荒芜荆棘丛生会给百姓的生产、生活都会带来严重危害，所以要以民生为重，打完仗就得收兵，不要以兵力来强行占领。打完胜仗更不要骄横，不要自大，不能乱抢乱伐，不能继续屯兵驻守。这就叫做达到了目的后不再逞强。因为物力壮大了就会因丧失继续生长能力而老化，这叫做“不道”，“不道”就会提早衰亡。由此可见，老子是极力反对以武力来扩张国家势力的。因为如果穷兵黩武，不关注民生，所有农用马匹和青壮劳力都要被应征入伍，加上军队长期驻守会造成良田荒废，对人民的生产、生活必将带来莫大的损害。当然国家的防务还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军队的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特别在弱肉强食的年代更是如此。所以老子并不反对用兵，而是主张兵要用在防卫上，不可滥用兵，不可把用兵作为实现扩张领土野心的工具。应当说这就是老子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为安定社会关注民生所制定的指导方针。老子除了寄希望于侯王能尊道行事外，还希望通过树立圣人的光辉形象来激励侯王的爱民之心。指出：“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也。圣人之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心；百姓皆属其耳目，圣人皆孩之。”意思是说，圣人是永远不能有私心的，要以老百姓的心思作为自己的心思。对意见相同的人要善待，对意见不同的人也要善待，这才是真正的与人为善。对信任自己的人要听，对不信任自己的人也要听，要做到兼听.。圣人在社会上生活，要十分谨慎过日子，为了天下要放弃清高保持关心社会的心态；老百姓都是你的耳目，圣人对于他们都要把自己当成不懂事的小孩子。因为圣人的形象是国家所尊奉的精神榜样，是上至君王下至百姓人人所景仰的，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对侯王的行为能起到一定的效法作用。这也是教育侯王的一个招数。他希望能激发侯王以道治国的亲民作风，通过侯王的作风转变，从而形成一个君民共和的社会新局面。这种共和局面指的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经济利益分配方面较为均衡矛盾关系趋向缓和的共和政治，是社会上层与社会底层的共和，而不是现代社会所流行的统治集团内部或社会上层利益集团之间在争权夺利上表现暂时妥协的所谓共和。可见关于共和思想不是近代的舶来品，它在我国已经有了近三千年的历史；我国有文字依据的编年史就是从公元前841年的共和元年开始写起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部纪年史书。不过我国先民的共和思想指的是社会阶级之间也就是君臣与民众之间的共和，而不是君臣或利益集团之间的共和，更不是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共和。老子讲学的目的是要求侯王守道，放弃心中为私利谋算的“小九九”，为天下百姓谋福祉。因此指出：“道恒无名。朴唯小，而天下弗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渝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俾道之在天下也，犹小谷之于江海也。”这就是实现共和社会的关键。在老子看来，侯王在实现理想社会的进程中固然占主导地位，然而百姓的民心涣散与官场的腐败作风也是当前社会的最大问题；如果不加强教育统一认识，要实现上德社会的理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他责无旁贷地提出说，“使我介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解。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食而赉财有余。是谓盗夸。盗夸，非道也。”意思是，我要通过学习取得相关知识，去做弘扬“大道”的事情，只把做好这件事当成我必须恭敬小心执行的任务。我所奉行的“大道”是可以解决很多很多问题的，老百姓也是很容易理解接受的。朝政已经很长时间设有治理了，田地都严重荒芜了，仓库也非常空虚了。当官的还是穿着漂亮的衣服，佩带着锋利的宝剑，过分地吃喝都感到厌腻乏味了，而且得到赏赐的钱财也越来越多余。这是强盗的行径。强盗的行径，不是我们社会所应该倡导的正道。可见老子的思想非常明确，没有百姓的理解和官场的清廉做保证，要想实现理想社会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他明白自己的职责是要向社会民众和国家官员，宣传“大道”的理论，使社会民众能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对国家前途抱有希望，使国家官员能革除弊政把握好努力方向。可以说老子对自己的工作是充满信心的。这种信心来自于他所创立的“道”学说，也来自于他所一贯坚持以民为本的群众基础。然而在他决心要“行于大道”的实际工作中，碰到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族观念和迷信思想。为此，老子指出，“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绝。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博。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兹？以此。”意思说，坚持改革创新的人是不会动摇的，愿意墨守成规的人也是十分固执的。他们的子孙也都遵守祖训，通过祭祀形式世代相传绵绵不绝。都要从实际出发进行自身修养，这样修出的德行才会是真切的。如果全家人都这样做了，这样修出的德行就自用有余了；如果全乡人都这样做了，这样的德行就可以得到大家拥护；如果全邦人都这样做了这样的德行就丰满厚实了；如果全天下的人都这样做了，这样的德行就显得广博无垠了。在有了自身修养的基础上再进行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的思想交流，这样就能够相互了解统一看法。我所以能够知道天下大事的变化原因，就是采取这种办法。从这段文字中页反映出，当时的社会上层已经出现了以宗族为基础的革新派与保守派两大对立势力，在对社会的看法上是各持己见无法统一的。面对这种情况，老子提出了他的政治解决办法，而不要诉诸于现有的制度和武力。他认为只有采取政治解决的办法才是取得一致的最好办法，那就是要以“德”为标准，也就是要以实际社会效果为标准，从自身做起，逐步扩展到家、乡、邦乃至天下，实事求是地自行检讨，然后再与人家进行对照，从实际效果的对比中得出最后结论以统一认识。在老子提出的解决办法里，值得重视的是“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这句话，这里所采取的是一种前后对比的方式，也就是以现在的情况与过去的情况作对比，以自己的情况与人家的情况作对比，最后让社会效果来说话。这意思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完全一致的。一位二千五百多年前生活在宗族观念与迷信思想起主导作用的封建社会时代的学者，竟然提出如此前卫的解决办法，能说不是一个奇迹吗？老子说，“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兹？以此。”这说明他自己就是持这种态度来对待世界的进步与发展的。这也一语道破了他所以不主张以武力“取天下”的真正原因。虽然有了好的领导和好的政策，还得有一套能够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器才能保证政令畅通、上情下达；否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随你上头讲的多么好听也是白搭。所以广开言路、了解实情、任用贤能以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是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老子指出，“知者弗言，言者弗知。塞其闷，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坐其锐而解其纷，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浅。故为天下贵。”意思是，知道情况的不肯说话，肯说话的又不知道情况。这就像是堵塞了体内器官连接的通道，封闭了体内出入的门户，减弱了智光，模糊了意识，磨平了锐气而消除了对问题的思考，就像陷入了黑暗一般。因此要得到能信用的人，不可以太亲密，也不可以太疏远；不可以太有利益的关系，也不可太有危害的关系；不可来自太高贵，也不可来自太浅薄。所以这是天下最宝贵的用人之道。老子是曾经在周景帝身边当过“守藏室之史”职务的人，所以对用人之道也是深有感触的。他以人体器官的协调配合作比喻，充分体现了对国家用人之道的深刻理解。老子还注意到，统治者的心术是社会的风向标，也是一些奸佞小人所属意窥测与伺机利用的着眼点。特别是在多事之秋的战争年代，端正统治者的心术对安定民众情绪、提高民众信心显得尤其重要。为此老子指出，“以正之邦，以畸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哉？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人多知，而奇物滋起；法物滋章，而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意思是，以弘扬正理处理国家事务，以奇谋邪招运用于攻防作战，以社会太平来赢得天下。我是怎么知道这些道理的呢？这是因为天下各种限制民众的禁忌与避讳太多，而老百姓生活普遍越来越贫困；老百姓手里已经拥有很多武器，而统治阶级又都昏庸无能；人们对抗统治的办法层出不穷，而且不同寻常的事件已频频发生；尽管治安法令与措施日趋严苛，而盗贼却还是多得随处可见。所以我们所景仰的圣贤是这样说的：我本身不去为谋取更多私利而加倍欺压百姓，老百姓就会自动化解对抗统治的尖锐矛盾。我本身喜欢安定，老百姓自然会走正路；我本身不去骚扰老百姓，老百姓就会富裕起来；我本身的私欲里没有了贪婪，而老百姓自然也会民风纯朴。老子认为，在安定民心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要为百姓多办好事，而且还要少用刑罚。为此老子提出，“治人事天，莫若啬。夫惟啬，是以早服。早服是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也。”意思是，治理人民的事要看成是伺奉上天一样，要谨慎小心显得“小气”才行。也只有做到“小气”，被治理的人民就能很早表示服从。要使人民能很早表示服从，就必须重在积德上做文章。能够重在积德上办实事，任何事情都没有不成功的了。办事没有不成功的就不会走向极端。不会走向极端而出事故，就能保持国家安定；有了国家这个生养的母亲，老百姓的安定生活就有了依靠可以得到永久。这就是根深蒂固、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对百姓宽厚是统治者亲近民众远离小人的一项重要措施。老子认为，在治理国家方面，特别是大国，由于人口众多、事务繁杂，意见也很不统一，这就必须依照以人为本的“道”原则办事。为此老子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人也。非其申不伤人也，圣人亦弗伤也。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意思是说，治理大的国家就像烹调一锅小鱼一样，要用“道”来直接面对那些具体而繁杂的天下事务。特别是那些代表地方局部利益的“鬼”不听代表国家利益的“神”的指挥，不是那些“鬼”不听从“神”的指挥，而是代表国家利益的“神”不欲因此伤害到人。不是当今的主张不欲伤害到人，历代圣贤的思想同样都反对伤害到人。这两方面的因素都相互不伤害人，这样对逐步改变人的思想观念最后达到和谐统一可以起到双倍的效果。“不伤人”这是老子“道”学说的宗旨，从今天来讲也就是要尊重人权的问题。西方人自以为他们才是人权的提出者与捍卫者，老是打着人权的旗号对别国指指点点甚至粗暴地出兵干涉。老子的人权口号是以“不伤人”为原则，他们却是以“伤人”为宗旨。他们所要的只是自己的所谓人权而从来不去考虑别人应当享受的最基本人权。与老子相比，他们所提出的所谓人权，不但在时间上已经晚了二千多年，而且对人权的认识上也相差十万八千里。由于春秋时期是个战事频仍、兼并不断的年代，大国与小国之间围绕着生存问题存在许多利害关系，往往成为引发战争的事端。因此，在提到如何处理这些邻邦的关系时，老子说，“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也。天下之交也，牝恒以靓胜牡。为其靓也，故宜为下。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大邦者不过欲兼畜人，小邦者不过欲入事人。夫皆得其欲，则大者宜为下。”意思是，大的邻邦，在与小邻邦的交往中，应当把自己放在“处下”的地位，因为她担负着天下母性的角色。在自然界中所有的交配行为，母性都是以安详靓丽的姿态等待雄性的挑战，而最后战胜雄性的。因为她安详靓丽，所以要处于被动的下位。大的邻邦以被动的下位对待小邻邦，就很容易把小邻邦接纳进来。小邻邦如果以被动的下位对待大邻邦，就会从大的邻邦那里得到利益。所以说，有的是处于下位是为了兼并对方；有的处于下位是为了得到利益；因此，大的邻邦不过是想把小邻邦的人心拉过来，以达到“兼畜人”的目的；小邻邦不过是想“入事人”抱住大的邻邦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大家都想得到自己想要的利益，但是大的一方应当始终处于下位。在这里老子是用雌雄两性来形容大小国之间差别的，相互之间只能是夫妻关系而不是母子关系。可见在老子眼里国家无论大小，国力虽有强弱，但政治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而且在交往中大国要表现出更多的宽容与大方才是。在众多小国中，有些小国的遭遇是十分悲惨的，他们虽然也曾经有过好日子，但好景并不长，无休止的战争剥夺了他们的发展权利。老子对之表示极大的同情指出，“小邦，寡民，使十百人之器毋用，使民重死而远徙，有车周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意思是说，小邻邦，由于战乱老百姓已经非常稀少，使得原来由十人、百人一起使用的器物没办法继续使用；使得老百姓面临死亡的威胁不得不远走他乡；有车辆做交通工具也没有事情能派上用场；有武装兵器也无法调兵列阵；使得老百姓重新采用结绳记事的办法来传递信息。要让他们休养生息，能吃上甜美的食物，穿上漂亮的服装，高兴地开展风俗活动，安心地过起居家生话。不要再去骚扰他们了，要做到邻邦互相看得见，鸡狗的声音互相听得见，老百姓都能平静地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一直到老死也不要相互干扰。老子用非常朴实的语言描述了饱受战乱之苦的小国人民悲惨生活，对他们的遭遇表示深切同情，希望他们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表现出了社会学者以人为本的高尚情操与人文关怀。在治理国家方面老子还十分强调发挥“道”的育人作用。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注也；善人之葆也，不善人之所葆也。美言，可以市；奠行，可以贺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卿，虽有共之璧以先四马，不善坐而进此。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与？故为天下贵。”意思是，“道”这个东西，是给万物注入能量的；使善人能坚持美德，也使不善人努力学会美德。美好的语言，可以吸引大众从善；典范的行为可以激励人进步。人有不善的行为，有什么理由要将他放弃呢？所以在举行拥立天子、置设三卿的礼仪时，虽然都有用拱璧来表示对他们品质与身份的赞美，还得用四匹高头大马在前面拉车开路。不善的人见此情景，应当会产生震撼心灵的效果，从而增强上进心。古代所以看重以这种方式来宣示“道”的作用是什么缘故呢？对不善的人来说，不说要求他能得到什么，不就是为了他能改恶从善有罪过得以免除吗？。因此这种办法为天下所贵重。老子认为，在当前社会已经病入膏肓的情势下，不应当只是空谈理论做表面文章，燃眉之急迫切需要解决的应当是让老百姓有饭吃这种实际问题。因为不顾百姓死活的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享乐和支付大量军费，无休止地过度向百姓征收赋税，已经把百姓逼上了绝路，结果给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严重后果。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百姓就会失去生活信心，一切也就无从说起。所以老子指出，“人之饥也，以其取食税之多也，是以饥。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有以为也，是以不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贵生。”意思是说，老百姓所以闹饥荒，是由于上头的税抽取得太多了，才闹饥荒。老百姓所以不服从统治，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者都在千方百计为自己谋私利，所以老百姓才不服从统治。老百姓所以对拼死的威胁感到不在乎，是因为祈望以此求得生存的人实在太多，所以对自己的死觉得无所谓。要知道，只有不用为生计担忧的生活，才算是文明幸福的生活。老子认为，社会所以不安定无法走上正轨，问题就在于统治阶级的纵欲与贪婪，不能把握好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关系，以达到“取天下恒无事”的共和效果。老子指出，“天下之道，犹张弓者也，高者印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之道，损有余而益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孰能有余而有以取奉于天者，此有道者乎？是以圣人为而弗又，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见贤也。”意思是说，引导着天下事物运行之“道”，就好比是拉开弦正在瞄准目标的弓箭。偏高了压低点，稍下了举高些；用力过头了减弱点，力量不足的加强些。所以自然的“道”是，减掉有余的而补给不足的；但是人为的“道”则不然，是把不足的减掉反而给有余的奉上。有谁愿意把自己有余的东西拿出来奉送给天下的老百姓，这样做不正是有“道”的的人吗？所以圣人只想干好事情而没有另外的物欲要求，有了成就又不会居功。能够这样做的人，他那不贪无欲的思想就是十分贤德的。在这里老子把“天之道”与“人之道”进行了对比。“天之道”是没有私心的自然之道，所以是“损有余而益不足”；而“人之道”是有私心的人为之道，所以是“损不足而奉有余”。两者的对立与统一就是客观现实中存在的社会矛盾问题。在矛盾中如何寻找到一个可以同一的平衡点，这就需要有类似于“天之道”的偶像圣人出现，对“人之道”施加影响，充当两者之间的调和剂，以达到“得一”的效果，社会也就有了“生之道”。老子的这段话揭示了社会矛盾的本质问题，体现了老子解决社会矛盾问题的核心思想，也就是说人有私欲，社会有阶级，是自然本性所赋予的；至于私欲的多少、阶级差别的大小，是可以人为控制的。对社会来讲，以公私关系为本质的社会矛盾包括阶级矛盾在内都是普遍而且永远存在的，斗争也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这些矛盾斗争的变化关系，也就体现在老子所阐释的自然辩证法之中；这是中华文化的结晶。因此每个时代都应当树立具有时代特点的“天之道”偶像，作为对“人之道”施加影响的榜样力量，使之起到调和公私矛盾的作用，以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老子强调，政府在百姓中不可以人为地制造各种矛盾，不但要保证百姓的身心健康，还要创造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指出：“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声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乎知不敢，弗为而己。则无不治矣。”意思是，不要任意抬高“贤人”的待遇，使老百姓不会为了名利而争夺；不要特别贵重难以得到的货物，使老百姓不会因受诱惑而走上偷盗的犯罪道路；不要让人看到可以产生邪心欲念的东西，使老百姓的思想纯朴不致混乱。所以传播圣贤思想的讲学老师所提倡的治理社会办法是：不要让老百姓为生计操心，要让他们吃饱肚子，要削弱他们巧诈的心思，要让他们强身健体。要使老百姓始终保持心思平静、没有私欲邪念的状态；还要让他们知道不敢胡作非为，不会去做伤天害理、伤风败俗的事。这样，社会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了。他还告诫人们，社会环境是复杂多变的，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四处传播的各种言论，他们有的根本是不考虑老百姓利益的，因此每个人在看问题时都应当要有自己的主见。指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声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与？虚而不淈，踵而俞出。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意思是说，当天地没了仁慈的爱心时，会把万物都当成“刍狗”（用稻草扎成的祭祀用品，完了就会被扔进火中烧掉）。当讲学的老师没了仁慈爱心的时候，也会把老百姓当成“刍狗”。天与地之间就像个冶炼用的风箱一样，中间虽然是虚空的，但风却源源不断地吹出来，接连拉的越快，风也出得越多。意见听得太多了，反而没了应对的招数，还不如坚信自己心中已成熟的意见。老子严肃指出，由于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指导舆论工作的人千万不能为社会上层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要看底层广大群众的吃饭问题是否得到解决。指出：“五色使人目明，驰骋田腊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方，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是以声人之治也，为腹而不为目。故去罢耳此。”意思是说，五彩缤纷使人眼花缭乱，骑着骏马奔驰围猎使人心情发狂，难以得到的东西使人心生邪念行为不轨，五味杂陈使人口味败坏，五音嘈杂使人耳聋心慌。所以讲学老师的治国观点应当是，实实在在地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而不能为上层社会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所以要拚弃上层社会的胡涂意识，听到社会底层的真正呼声。 老子认为，统治者不应当高高在上，要脚踏实地深入基层，指导工作，只有掌握到真实情况才能最后下结论。指出：“大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下母之。信不足,案有不信。犹呵！其贵言也。成功遂事，而百省谓我自然。”国王处于最高的位置，首先对他下属办事情况要有所了解；其次有些问题还得要亲自过问；再次要晓以利害使下属敬畏能认真工作；最后还得关怀下属，努力提高办事人员素质。专门相信有关材料是不够的，所提供的材料有些是不可信的。在下结论之前要三思而后行啊！这时说出来的话是决定性的一定要慎重。事情办理成功了结，而且经得起百般审查后才会说我是实事求是的。面对着复杂的社会现象，老子认为由于人为因素的干扰现实社会中往往会出现黑白颠倒的问题，所以特别指出：“故大道废，案有仁义。知情出，案有大伪。六亲不和，案有孝兹。邦家昏乱，案有贞臣。”意思是说，所以“大道”没能遵循而被抛弃，原因在于在处理事务中出现了所谓的“仁义”而不再讲究实事求是了。对社会有不同认识的出现，原因在于所依据的事实大部分是虚假伪造的东西。六亲所以发生争吵不和睦，原因在于有人以所谓“孝顺”的名义在这里面作怪。诸侯的“邦家”所以出现昏乱，原因在于有了忠于侯王的那些所谓的“贞臣”。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在社会上会出现各种损害百姓利益的奇谈怪论和损害公共利益的道德标准以及扰乱社会治安的偷盗活动。老子认为，老百姓应当要有自我保护意识，对这些危害群众利益的社会不良倾向必须予以坚决抵制。他指出，“绝声弃知，民利百负。绝仁弃义，民复畜兹。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言也，以为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绝对不要去相信那些传播所谓“圣贤”思想的讲学老师的话，要弃置他们的奇谈怪论，老百姓的利益必须都能全部得到。不要让所谓的“仁”和“义”掩盖了事物的真相，要使老百姓恢复自然的生活环境。要断绝耍弄巧诈贪图私利的坏风气，使得社会安定不会再有偷盗事件发生。这三句话，就作为没有讲到的补充，所以要引起注意。要是做到外貌清清白白、内心简单纯朴，人们都没有私心杂念，即使都不去学习他们讲的那一套，也不用担心会发生什么问题的。老子告诫侯王说，“道恒无名。朴唯小，而天下弗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渝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俾道之在天下也，犹小谷之于江海也。”意思是说，“道”是永恒的无名英雄。它虽然质朴不虚华、本份不夸张，天下之大亦不敢以“臣”待之。侯王若能遵守，万物将自行如“宾”。天与地就会相互配合，普降人间所期盼的甘露；老百姓也不必下命令，而自己会做到社会均衡和谐。开始的制度就已经排定了名份；名份既然有了，也将会知道不该干哪些事。因为知道不该干哪些事，所以就不会因失败而遭殃。从老子的描述里可以看出，这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和谐的景象。他是要求侯王不要局限于本国的利益，要站在为天下人谋福祉的“道”立场上看问题。因此他说，你想把自己侯国的“小道”拿去管理天下，这就像是用小水谷来盛大江海的水一样。这就是老子的政治主张。同时在对待老百姓中所存在的群体性问题方面他认为要注意策略，因为，这是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采取怀柔政策要比强硬措施能收到更好的效果。老子指出，“将欲拾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去之，必故与之。将欲夺之，必故予之。是谓微明。友弱胜强。鱼不可脱于渊，邦利器不可以视人。”意思是说，将要收拾起来，必须故意铺张开来；准备削弱它，必须故意增强它；要想去掉它，必须故意再要它；准备夺回它，必须故意给予它。这叫着耍弄小聪明。采取“友弱”的花招胜过直接强行的手段。鱼不可以脱离渊里的水，护邦的利器不可以用来对付自己的人民。这充分体现了老子处处以人民利益为重的决策精神。老子做为中华文化的奠基人，他不但是位研究自然规律的科学家，而且是十分关注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的社会学家。他所以致力于“道”的探索，最终目的不只是在于进行自然科学理论方面的研究，而是为了付诸行动，进一步用理论来统一思想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他所创立的“道”学说，就是一部把生命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学说。正像他所一再宣称的那样，他是要把“以道佐人主”作为自己所应尽的责任；目的是要向当时最有权势的侯王宣明驾驭社会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的科学道理，以此理顺社会关系，为实现“有德”社会而共同努力。《老子》篇末最后的一段话就把他的这种意图表达的一清二楚。他说：“道恒无名，侯王若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阗之以无名之朴。阗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辱。不辱以情，天地将自正。”意思是，“道”既是永恒的又是没有自己名份的，也就是说为人民谋福祉是侯王天经地义的本分，是不需要夸耀的，侯王如果能够依“道”行事，万物将会自行顺从归化；顺从归化如果出现不稳定，而当私欲再有发作时，我将以不争名利的朴实精神来规范它。以不争名利的朴实精神来规范它，是为了将来不会受到惩罚；不受到惩罚就能顺利地按自然规律发展，天地将会在正轨上运行。这就是做为“声人”的老子所积极奉行的神圣职责，也是他对社会所作出的庄严承诺。为此，他在文章一开头就首先把心中所构想的理想王国蓝图开宗明义地摆到了读者的面前，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么一大段话。然后又在文章末尾把自己的意图和盘托出作进一步说明，起到了首尾呼应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