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诊是高级学问

1985年,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务部工作的陈晓红，把经手的死亡报告单，画“正”字计数。究竟经手过多少份误诊的病历报告？71岁的陈晓红记不清具体的数字了，“大约30万份吧。”

　　中国泌尿外科先驱者、两院院士吴阶平曾毫不掩饰地向陈晓红坦承他犯过的错误：他曾建议一个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尝试热水坐浴，没多久病人反馈，不起效果，他追问坐浴的方式，病人回答，“不就是洗洗屁股吗？”“这不是怪我吗，没有说清楚。”此后，吴阶平总会叮嘱每个细节，希望不要延误病人的治疗。

　　中国现代耳鼻咽喉科创始人之一姜泗长，在从医的第55年，回忆起他做过成百上千例耳硬化症手术，牢牢记得唯一失败的一例：1970年左右，手术即将结束时，病人头部突然移动，他拿着镊子的手没来得及避开，将一块组织推进前庭。病人听不见了。姜泗长在回忆文章里袒露了若干个医疗失误。这些血淋淋的教训，推动他关注、支持误诊研究。

　　如今，计算机帮助陈晓红找出了许多误诊规律。各级医院的医生都可能误诊：年轻医生误诊，大多因为经验不足，想不到是另一种病；老医生误诊大多因为经验太丰富，想当然。

　　更麻烦的是，今天留给医生作出诊断的时间变少了。送到急诊的病人，有时还没来得及被诊断，就已经断气。医生必须争分夺秒地与疾病竞争，学会果断地给出诊断，且必须诊断正确，否则容易招来官司。

　　一个60多岁的牙科病人，多次补牙，依然牙疼，最后一横心，非要医生把坏牙拔了。医生在拔牙前给他做了心电图，结果发现，他的牙疼不关坏牙的事，是陈旧性心肌梗死。

　　西南地区某大医院看不好的病人，到了甘肃一家县医院里，马上确诊为黑热病，那是当地的地方性疾病。某些三甲医院诊断流行性出血热，误诊率高于一级医院，因为一级医院的医生更常接触被老鼠咬的农民。

　　30多年过去了，现代医学在精进，但误诊依然每天在临床上发生。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科医生何权瀛认为，要解决误诊，是系统性工程。医学专科越分越细，许多医生只专注研究一个专科的其中一种病，当患者有多种疾病，就容易漏诊。

　　医患互相不信任，也是导致误诊的原因之一。有的未婚女性肚子疼，故意向医生隐瞒了个人性史，导致医生找错病因，没想到是宫外孕。

　　30多年来，误诊的概念逐渐变大，对医生的要求更严格了。过去，医生诊断错了疾病才算误诊，如今即使诊断正确，但是治疗用药不恰当，或是初诊判断错误，也算误诊。

　　世界卫生组织曾公布，临床医学的平均误诊率为30%，其中80%医疗失误是由于思维和认识错误导致的。

　　对于常见的疾病，医生需要根据对应的诊疗指南用药、治疗，但指南里的标准，并不能完全匹配每个病人。比如，按指南规定，煤气中毒病人要输液200毫克烟酸，《临床误诊误治》杂志的创刊人冯连元遇见过超出想象的经验：用2000毫克，是指南的10倍烟酸，才救回病人。

　　还有个上海的病人，头疼一个月，希望降血压，但他的高压115，低压75，属于正常范围。多家医院拒绝为他开降压药。冯连元询问发现，这个病人的血压常年比普通人的正常血压低，于是突破指南，开了降压药。病人头疼的症状慢慢缓解了。

　　即便到了现在，医学界依然在“误诊有没有学”方面有争议。有的医生坚持误诊无学，只是医生零散的临床经验总结。但急诊医学家孟庆义却认为，误诊的规律是复杂高深的，教科书写不出来，一些专科医生也无法提炼，必须用物理、化学、心理等其他学科的思维去思考误诊。“误诊是高级学问。”孟庆义说，它应该成为医学研究那颗皇冠上的明珠。